自1885年成立至1905年，是国大党的早期历史时期。在这20年中，国大党只局限于局部改良。直到1906年，国大党才提出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型自治（司瓦拉吉）的目标。在这20年中，国大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很有限。
一、早期代表人物
在国大党早期代表人物中，达·瑙罗吉、马·伦纳德、苏·班纳吉、戈·郭克雷是最为重要的4位，他们实际上处在国大党内的最高决策地位。这4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是国大党早期活动的指针和缩影。
1.达达拜·瑙罗吉
达·瑙罗吉
达达拜·瑙罗吉（1825—1917）是印度民族运动早期最著名的活动家，国大党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不倦地为争取印度的自由和权利而斗争，在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被誉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元勋”。
达·瑙罗吉1825年9月4日诞生在孟买一个祆教士家庭。在艾尔芬斯顿学院念书时，就因才华出众、思想敏锐而被称为“印度的未来”。大学毕业不久，他被任命为这个学院的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是最早在大学里任教授职务的少数印度人之一。
19世纪30年代，当西印度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开始发展时，达·瑙罗吉就是主要活动家之一。他建立的社会改革和文化教育团体达30多个，影响遍及孟买管区。他还主办《真理之声》杂志，宣传进步思想，号召和组织人民向陈腐的社会习俗宣战，争取印度社会的进步和发展。19世纪40年代起，他把注意力转向政治改革。到19世纪50年代，他成为孟买民族主义者公认的领袖。185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建立了孟买协会，其目标是要求殖民政权实行改进国家状况和社会福利的措施。这是这个管区最早出现的较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组织。1855—1859年，他作为卡马公司的合资经营人和代表常驻伦敦。1865年，他建立了“伦敦印度协会”，不久和另一个叫东印度协会的组织合并，他担任主席。19世纪80年代印度民族运动出现了建立全印统一政治组织的趋向，他是这一趋向的积极推动者之一。当国大党首次会议1885年在孟买举行时，他是会议核心领导人之一。第二年国大党举行年会，他就当选为年会主席。1893年和1906年又先后两次当选年会主席。
除了直接组织运动外，达·瑙罗吉对印度民族运动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是早期资产阶级活动家中第一个深入剖析英国对印度殖民剥削政策的人。他提出的“财富外流论”深刻地揭露了英印关系的实质，成了国大党确定自己政治经济要求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他被誉为“财富外流论的教主”。“1867年5月，他提出了英国正在压榨和抽干印度的概念。从那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他发起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来反对外流，通过一切大众传播方式抨击财富外流”。[10]
总的来说，从国大党成立后至20世纪初，达·瑙罗吉的立场只是要求局部改良。他在英国广泛开展活动，要求改革现行统治制度的某些最坏的方面，特别是改变政府高级职位由英人垄断的现象。他甚至认为印度财富外流，根源就是国家管理由英国人垄断。为了使印度人有更多机会参加国家管理，他要求文官考试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还要求改革立法会议，扩大印度人名额，以民选代替政府任命。在经济方面，他积极主张降低税收，减少殖民贡赋和行政、军事花费，发展印度民族工业，实行保护关税，要求英国殖民政府对印度资本家一视同仁。
1905年起，印度民族运动迎来了**。这时印度的政治局面已经大大不同于20年前。国大党内出现了激进派，国大党外出现了秘密革命组织。他们不满国大党的局部改良要求，提出司瓦拉吉作为斗争目标。国大党温和派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故步自封，继续走局部改良路线，从而成了运动进一步发展的阻力。1906年当激进派提名提拉克为国大党年会主席候选人时，温和派感到控制不住局势，便提议请达·瑙罗吉来担任主席。瑙罗吉这时远在英国，已有82岁高龄，但他仍然答应了国大党这个要求。
达·瑙罗吉的立场属温和派，但他的思想在1905年前后已多少顺应客观形势，与时俱进。在1906年国大党年会的主席致词中，他强调印度人民的要求整个来说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自治或司瓦拉吉。就在这次年会上，国大党第一次通过了要求印度自治的决议，并通过了司瓦德西（自产）、抵制和民族教育等项决议，对孟加拉和全印的方兴未艾的运动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然而，达·瑙罗吉思想的变化是不彻底的。他赞同争取司瓦拉吉的目标，但在斗争方式上依然主张使用政宪鼓动的旧方法，不赞成消极抵抗策略，更是反对暴力革命。但是，他对主张暴力革命的活动家如奥罗宾多·高士、达尔·哈雅尔等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示非常钦佩。1906年国大党年会后，达·瑙罗吉回到英国，但由于健康原因，1907年10月又重返印度，此后就再没有离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瑙罗吉积极支持贝桑特夫人和提拉克组织“自治同盟”，要求印度自治，还答应担任“自治同盟”孟买分部秘书。他一直关注民族运动的发展，直到1917年6月30日去世为止。
达达拜·瑙罗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就是印度民族运动早期发展阶段的缩影。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站在历史的前列，不倦地斗争，对推动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对历届领导人有很大影响。
2.马哈底瓦·戈文达·伦纳德
马·伦纳德（1842—1901）被称为“西印度复兴之父”[11]，在孟买管区其声望仅次于达·瑙罗吉。他是在殖民政权中供职而又积极参加民族运动的早期活动家。由于受官方身份限制，他不能正式参加国大党，但一直是它的幕后决策人之一。
马·伦纳德1842年诞生于孟买管区那西克城附近一个婆罗门家庭。伦纳德中学毕业后，进入爱尔芬斯顿学院学习，以优异成绩结业，取得文学和法学硕士学位。不久，进入了文官系统，先后担任法官、治安长官、孟买管区立法会议成员、孟买管区高等法院法官，直到逝世为止，在他眼里，担任公职是为祖国的复兴服务的途径之一。
1871年，马·伦纳德来浦那担任法官，参加了浦那人民协会，并很快成了它的实际领导人。1874年他通过这个组织向英国协会、政府和报界递交了一份关于在印度建立宪政制度的陈情书。19世纪70年代后期，马·伦纳德又领导开展了反对降低文官考试最高年龄标准的鼓动。19世纪80年代初，马·伦纳德积极促进建立全印统一组织。在英国殖民当局禁止文官参加国大党会议前，他一直以来宾身份参加国大党成立大会和以后的年会，后来他虽然不在国大党正式会议上露面，然而国大党所有重大问题决策他都是参与者。他的官方身份并没有限制他尽公民义务，他对国大党领导人的工作给予许多指导、建议和鼓励。
马·伦纳德的早期活动对民族运动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他在政治上一直持温和立场。即使到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国大党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更激进的政治主张后，他仍然坚持这种立场。这使他在群众中的威望有所降低。
马·伦纳德还是个杰出的经济理论家。他研究了著名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吸收其部分内容，结合印度国情，提出了一整套经济理论。这套理论和达·瑙罗吉的财富外流论一起，成为国大党制定纲领路线的理论依据。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他和浦那人民协会领导人之一加·瓦·卓施在西印度首先倡导使用国货，1872—1873年领导开展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司瓦德西运动。1890年建立了西印度工业协会，积极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1896年又积极赞助在加尔各答举办的第一次司瓦德西展览会。他还在浦那德干学院作了论印度政治经济学的演讲，轰动了舆论界。他的演说被称为印度经济思想发展的新里程碑。
马·伦纳德还是社会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家。他参加了1870年在浦那成立的宗教改革组织祈祷社。他认为，印度复兴应当是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工业和社会多方面的复兴，应当坚持争取印度民族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发展。只有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得到改进，印度才能跨入文明民族的行列。他强调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是密不可分的，这是社会本身的自然法则。1870—1890年间，他建立了不少社会改革组织，如寡妇婚姻协会、寡妇之家等。他大力广泛开展宣传活动，主张允许寡妇再嫁，打破种姓界限，允许种姓间通婚、共餐等。他曾是《印度教之光》报编辑，后来又办过《浦那人民协会季刊》。这两个刊物都以很大篇幅宣传社会改革的必要性。
国大党成立后，有官方身份的他不能直接参加国大党活动，便投入大量精力到社会改革运动中。例如一年一度召开全印国民社会会议就是他发起的，目的在促进全印的社会改革。这个会议每年在国大党年会之后举行。关于社会改革的方法，他提出了4点，即诉诸传统的方法、诉诸良知的方法、诉诸立法的方法和诉诸反叛的方法。他赞成前3种而反对第4种，认为反叛的方法完全破坏历史的联系，会在群众中引起混乱。前3种中，他又主要是依靠头2种，即依据某个经典或依靠理性主义来变革陋习，如说寡妇改嫁在吠陀经典中是允许的。当这两种方法仍然不足以推动实现改革时，可采取第3种方法，即要求政府以立法手段来推动改革，但有两个前提，即必须是印度人自己的要求并经过动员舆论，赞助拟议的改革，必须有利于印度社会的复兴。马·伦纳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十分突出，被公认为全印度社会改革运动的泰斗”[12]。
3.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
苏·班纳吉雕像
在印度民族运动早期活动家中，苏伦德拉纳特·班纳吉（1848—1925）的经历特别引人注目。这是由于：第一，早期他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的贡献非常突出；第二，在他的晚年，他对运动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也十分突出。
苏·班纳吉1848年出生在孟加拉一个婆罗门家庭里。念完大学后，他就被送到英国参加文官考试，并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1871年被任命为孟加拉西尔赫特县的副治安长官。但他的文官生涯坎坷，不到一年便因为一个技术性小过错被除名。回到加尔各答后，他应邀在民族主义者创办的首府学院任英语教授，后改在自由教会学院教英国文学。
19世纪70年代孟加拉正处在建立民族主义政治组织阶段。1875年，苏·班纳吉积极参加了阿南达·摩罕·高士建立的大学生联合会，在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鼓舞青年们学习马志尼高尚的爱国理想和献身精神，并用宪政鼓动的方法，争取印度人应有的权利。他的演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青年，在他们心中激起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1876年，当时机成熟时，阿南达·摩罕·高士和他共同建立了印度协会。
为了促进各地区组织之间的联系，他认为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使全印在共同的政治要求下团结起来。1877年，英国当局决定降低文官考试的年龄标准。苏·班纳吉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发动一场全印规模的政治鼓动，用反对降低文官考试年龄标准这个共同要求来促进印度运动的统一。1877年和1878年他作为印度协会的特使先后访问北印度和西南印度，进行巡回演讲，反对新的年龄规定，要求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文官考试，让印度人有更多机会参加国家管理，征集各界人士在请愿书上签名。他在所到城市都受到热烈欢迎。这是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鼓动，它开创了在共同的要求下进行全印政治鼓动的先例，促进了各地区民族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
1878年，殖民当局又颁布了两项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法令：《武器法》和《印度语种报刊法》。苏·班纳吉立即领导印度协会开展反对这两项法令的新的政治鼓动。1883年艾尔伯特事件发生后，要求实现印度民族主义组织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苏·班纳吉顺应这个潮流，首先采取行动，他以印度协会名义于1883年12月在加尔各答召开了第一次印度国民会议。当1885年12月国大党在孟买召开成立大会时，印度协会等组织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印度国民会议也在加尔各答开幕。苏·班纳吉在加尔各答会议结束后立即宣布把自己的会议并入国大党。
苏·班纳吉虽未直接参加国大党筹建工作，但所有印度民族主义者都认同他的活动对全印统一组织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大党成立后，苏·班纳吉成了国大党讲坛上最活跃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13]。从第二次国大党年会到1918年他退出国大党为止，这32年中只有一次年会他没有参加。1895年和1902年他曾两次被选为国大党年会主席。
国大党成立后，苏·班纳吉不像原来那么重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了。他认为国大党既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由它通过决议或派代表团提出要求，是最好不过的宪政鼓动方式了。在国大党激进派19世纪末提出司瓦拉吉斗争纲领后，他也赞同把自治作为斗争目标，但一再强调这是遥远未来的事，说任何企图用革命手段或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争取很快达到自治目的的做法都将危害目的本身。
寇松担任总督后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分割孟加拉，使苏·班纳吉感到惊愕。他认为这是在侮辱印度人民，破坏孟加拉的政治发展。所以，当孟加拉人民起来进行反分割斗争时，他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带领群众宣誓抵制英货。1906年4月在巴瑞赛尔举行孟加拉省会议时，他带领会议代表游行而遭到拘留。这些行动又恢复了他在群众中的威望。
然而，当运动继续发展时，他就感到格格不入了。他参加反分割运动的目的就是反分割，并没想过把运动变成反英运动，所以他竭力劝说群众不要听信激进派的宣传。他公开要求停止运动，并于1907年3月亲率温和派代表团晋见总督，要求制止孟加拉的风暴，并在总督面前指责激进派“行为过激”。这年年底，温和派在国大党苏拉特年会上制造分裂，把激进派从国大党排除出去，他是积极参与策划者之一。他的威信从此一落千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班纳吉和其他国大党领袖们一样支持英国作战，希望借此感动英国，换取在印度建立责任政府的让步。然而，战争结束后，英国统治者并不打算马上允许印度自治，而是抛出了《蒙太古—蔡姆斯福改革方案》。国大党内关于如何对待这个改革方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提拉克和国大党大多数人都认为改革方案令人失望，而苏·班纳吉和原来温和派中的极少数人则完全接受这个方案。当国大党决定于1918年8月在孟买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这个方案的正式态度时，苏·班纳吉和与他观点一致的少数人拒绝参与会议，并于1918年11月在孟买另外召开会议，立了一个新党“印度国民自由同盟”。苏·班纳吉正式退出了他一生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大党，并固守宪政改革的传统斗争方式，反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虽然苏·班纳吉晚年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但综观其一生，他的功大于过。孟加拉极端派领导人比·帕尔在评价他时说，无论他一生的经历多么曲折，他毕生都在为印度的自由而斗争，他是“现代印度的复兴者之一”。
4.戈·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
戈·郭克雷
戈·帕尔·克里希那·郭克雷（1866—1915），开始政治活动的时间比上述3位要晚。他是20世纪初国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担任国大党秘书。他也是甘地最崇拜的人，甘地从南非回印度后选择他作为政治导师。
戈·郭克雷出生在孟买管区的科哈浦尔，属婆罗门种姓。在大学学习时，他就受到达·瑙罗吉和马·伦纳德思想的影响。毕业后，参加了提拉克创办的德干教育协会，在其所属的一个学校任教，后任该校教授和院长。他受到有“浦那无冕之王”之称的马·伦纳德的器重，加入了浦那全民大会，并任秘书。
这个时候，以提拉克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开始出现。1895年，提拉克提出司瓦拉吉纲领，并主张发动群众参加政治斗争。1896年，以提拉克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了浦那全民大会的领导权。戈·郭克雷和马·伦纳德不赞成提拉克的主张，一同退出了浦那全民大会，另外建立了德干协会。
这时，马·伦纳德因当局禁止有官方身份的人参加国大党活动而只能隐居幕后，达·瑙罗吉早已去英国，所以戈·郭克雷就成了国大党孟买地区的新领导人，并成为全国主要领导人之一。[14]1899年戈·郭克雷被任命为省立法会议成员，1902年又任帝国立法会议成员。他在立法会议上发表演讲，抨击时政，揭露英国殖民剥削对印度造成的巨大损害。
1905年，孟加拉人民开始掀起反分割斗争。戈·郭克雷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并受国大党委托，前往英国，向英国公众和自由党呼吁，要求他们支持印度人民的反分割要求。这年年底，国大党举行年会，他被选举为国大党年会主席。这次年会后，运动在深入发展，他却不愿意再前进。他反对激进派中部分人提出的争取独立的口号，也反对激进派提出的消极抵抗策略。
所以，在国大党1906年年会上，他所起的作用就是与温和派其他领导人一起，用折中的办法约束激进派。而1907年，他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来收缩运动了。他提出了“政治精神化”的观点，即主张政治斗争从目的到手段都要符合的原则。戈·郭克雷是印度近代政治家中第一个在印度斗争中提出这类观点的人，与当时在南非的甘地的思想正相吻合，这也是他特别吸引甘地的地方。
1906年后，英国殖民当局用越来越残酷的手段镇压运动。戈·郭克雷对此是反对的，但是他对英国当局打算用改革立法会议的办法来阻止运动的发展却乐于接受。1907年，在国大党举行年会之前，他和其他温和派领导人一起千方百计阻止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在年会上因选举问题发生裂痕后，他不是积极斡旋，解决冲突，而是同其他温和派领导人一起单独召开温和派的会议，制定国大党新章程，把激进派排除于国大党之外，从而造成了国大党的分裂，给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把激进派排除之后，国大党失去了活力，变成了一潭死水。这以后戈·郭克雷的活动也就主要集中于在会议厅发表演说，要求政府合作实现改革。这段时间，他所做的比较有意义的事，是1912年去南非支持甘地领导的反种族歧视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大党采取支持英国作战的政策。戈·郭克雷也认为，这是争取实现国大党要求的好机会。他起草了一份对战后实行改革的意见书，中心内容是要求逐步实现印度的自治，首先是实现省自治。这代表了他晚年的政治态度。他去世前处理的最后一件大事，是提拉克为首的激进派重新进入国大党的问题。他不希望激进派回来，害怕他们会取得国大党的领导权，从而把运动引向激进道路。
总之，戈·郭克雷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始终坚持了民族主义立场。但他的思想比较保守，在客观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20世纪初仍然坚持印度早期活动家所制定的斗争策略目标。戈·郭克雷代表了当时整个资产阶级的态度，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们并不希望国大党越出宪政鼓动的范围。
二、早期活动概况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严格说来，早期的国大党更像一个松散的群众团体。它既没有章程，也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只有一个常设的英国人秘书长。原有各地方组织，继续各行其是，缺乏相互联系。在它一年一度的年会上，各省民族组织的代表会协商制定出总的政治纲领，以协调民族运动的斗争。直到1899年，才制定了党的章程，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组织，成了一个健全的政党。
国大党早期活动的主要内容都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围绕着扩大公民权利，争取更多的印度人参职参政，在立法会议里增加印度人议员，以及地方自治等问题，在年会上通过决议，向殖民当局陈述要求，去英国议会请愿等。
早期国大党与殖民当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后来慢慢有所变化。虽然国大党的成立主要是印度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发展的结果，但换个角度看，它又是殖民政策的产物。因此，国大党的领袖们对殖民者总是感恩戴德。
每逢国大党召开年会，必设宴招待英国人，殖民总督也常接见或宴请国大党代表。历届年会主席致开幕词，都要对殖民者先颂扬一番以表忠诚。英国人不仅参加每届年会，有时还担任会议主席，如1888年和1889年的年会主席都是英国人。
会议参加者，除歌功颂德外，就是高谈阔论，议论时政，提出某些改革主张和要求，通过几项决议。在会议上，有时也会提出一些尖锐问题，发泄不满情绪，但与会者往往是知难而退，适可而止。
然而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民族矛盾不断加深，印度民族主义者也在日益觉醒。歌颂之余，他们对殖民统治的黑暗，也敢于尖锐揭露。如警察的专横、森林法的不合理、关税的不平等诸问题等。这说明他们越来越明确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改革主张。
国大党这种不满情绪和要求，必然要触怒殖民统治者。最初积极赞同创建国大党的达弗林总督在离任前对国大党的态度大变。他对国大党人越来越多的要求表示十分不满，甚至辱骂他们只不过是显微镜下的少数，代表不了民意。他说，他会考虑“以怎样的方式让国大党自动解除”，因为“我们不能允许国大党继续存在”。[15]
1890年，殖民当局规定，不许英国官吏接受国大党邀请出席年会。这是英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同时也反映出国大党在日益壮大成熟。
三、与殖民统治者的关系
国大党成立头20年，对殖民统治者的态度是温和的，只限于发挥“英王陛下政府的合法反对派”的作用，目标还是要求改良，斗争方式还是限于合法范围。
国大党向殖民统治者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基本上还是原来各地政治组织提出的要求。主要包括：增加各级立法会议印度成员名额并扩大立法会议权限；提高文官考试最高年龄标准，在英国和印度同时举行考试；实行陪审员制度，反对司法上的种族歧视等。前两点突出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参与国家管理的心情，因而也最主要，成为国大党头20年的政治纲领。
印度国家机构重要职位由英国人垄断的现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没有多大改变，虽然有些印度人去英国通过了文官考试，1870年又在印度建立了低一级的印度文官系统，但担任中高级职务的印度人仍然寥寥无几。国大党领导人以大量统计材料揭露这个事实，并指出这种做法必然会造成的恶劣后果。例如，1895年戈·郭克雷在英国皇家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印度民政和军事等部门中年薪在1万卢比以上的官员有2388人，其中印度人只有60人。达·瑙罗吉从理论上概括了英国人垄断高官的危害。他说，这不仅加剧了印度的物质财富外流（英国官员工资特别高），而且造成了精神财富外流。
国大党向殖民统治者提出的经济要求，是以达·瑙罗吉和马·伦纳德的经济学说为基础的，要求实现这两位思想家提出来的目标。比如反对由印度承担在印度境外作战的费用，固定土地税，国家金融信贷系统向印度工商业提供贷款以及实行保护关税等。1894年国大党通过决议，强烈反对英当局在恢复英国纺织品进口税同时，对印度棉织品加征出厂税，并尖锐指出，这种举世罕见的措施很明显是为了“扼杀年轻的印度工业”，“牺牲印度的利益以讨好兰开夏的工业寡头”。[16]
国大党领导人是以极为温和的语言提出上述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并且还伴随对英国统治表示感激和效忠的言辞，也保证绝不使用和不支持武装斗争手段，希望以此换得殖民当局的理解和让步。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殖民当局竟对国大党抱起敌对态度来了。总督达弗林曾经协助这个组织的建立，现在却开始对国大党采取打击政策。
这是因为：第一，国大党宣布自己是“印度全民族”的代表，以印度民族的名义提出要求，这是英国殖民当局所不能容忍的。英国殖民当局一向标榜自己是印度全民利益的最高体现者，绝不容许国大党插进来，代表印度民族和自己对话。第二，尽管国大党对殖民当局态度温和，但它坚持提出一系列改革要求以及对达弗林的一些政策的批评，在全国产生相当影响。它的决议得到各地政治组织的赞同和支持，各民族主义报刊广为宣传，实际上为全国的运动提供了指导。第三，尽管国大党基本上是中上层阶级的组织，并没有发动群众，但不少年轻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国大党活动抱有热情。国大党年会旁听人数越来越多。国大党的影响开始渗入到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殖民当局害怕国大党和下层群众联结起来，从而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因此想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
从1888年起，殖民当局开始采用各种手段刁难和打击国大党。其手段之一是故意微词贬损，造成舆论对它的蔑视。国大党提出的所有要求，当局都置之不理，只是把文官考试最高年龄标准恢复到23岁。此外，还作出规定，不准有官方身份的人参加国大党活动，禁止王公支持国大党，威吓在财力上支持国大党的王公和有名望的地主。而且，还在开会的地点问题上百般设置障碍，破坏年会的筹备工作。但国大党没有屈服，没有在自己要求改革的立场上让步。
殖民当局见压制手段没用，又转而采取拉拢手段。主要表现在1892年所颁布的扩大立法会议的法令上。法令规定增加各级立法会议印度成员名额，部分由当局任命，部分由民族团体推荐，立法会议权限也适当扩大，例如可以对预算提出咨询。此后，许多国大党著名领袖如达·瑙罗吉、苏·班纳吉、马·伦纳德等都成了省立法会议或中央立法会议成员。这是国大党成立头20年里，唯一一次向英国殖民当局争取到的有实际意义的成功。国大党热烈欢呼这个法令的颁布，并把它说成是和平的陈请式的斗争方式的胜利。
此后，他们更坚持这种斗争方式，坚信靠这种方式能够取得所有期望的让步。为了争取英国舆论，1889年在英国建立了国大党委员会，创办了报刊《印度》，宣传国大党主张。国大党领导人还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英国自由党的支持，甚至还曾邀请格拉斯顿担任国大党年会主席（未成功）。达·瑙罗吉在英国参加议会竞选，1892年当选为下院议员，把印度人的要求直接带到议院中。国大党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态度和斗争方式，在头20年基本上就稳定在这个格调上。
四、与地主阶级的关系
国大党对地主阶级，除自由派地主之外，采用“以之为友”的态度，即争取所有地主参加运动。为了极力拉拢地主，国大党尽量不去触犯他们的利益。国大党所提出的唯一与土地有关的要求是在全印实行固定土地税，而土地税的矛头又仅仅针对殖民者，无形中资产阶级极大地迁就了地主。
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已经相当尖锐。在孟加拉、奥德、中央省和马德拉斯部分地区，地主任意提高地租，多数农民没有永佃权，地主可随时夺佃。在旁遮普和马哈拉施特拉，农民土地被商人高利贷者大量兼并，失地者日益增多。四处可闻农民的抱怨声，迫使殖民统治当局必须颁布租佃法和土地转让法来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农民暴动。1885年颁布了《孟加拉租佃法》，规定非经法院许可，不得任意提高地租，并赋予部分长期佃耕统一土地的佃农以永佃权。1900年颁布了《旁遮普土地转让法》，1901年颁布了《孟买土地税典修正法》，两者对土地抵押和买卖都作了一些限制。尽管如此，国大党倾向于地主阶级的意图仍然明显。
国大党不顾农民的要求，反而纵容地主剥削行为的做法，使得原本就尖锐的矛盾更加严重。此时的国大党陷入了两面为难的境地。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作出一些维护农民利益的姿态，以缓和农民的不满。1898年，殖民当局应地主要求，在孟加拉立法会议上提出一项放宽对提高地租的限制的法案，国大党3位立法会议成员一致反对。1899年，在罗梅什·钱德拉·杜特主持下，国大党年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在实行固定土地税的同时，也实行固定地租，并希望当局以租佃立法来规定这一点。“这个举动得到农民拥护，却遭到地主阶级，包括国大党内的自由派地主大多数人的激烈反对”[17]，最终以失败告终。
国大党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却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争取地主，这其中必然存在复杂的原因：第一，党内自由派地主的要求。这个阶层和大多数地主利益共同点大于不同点，在决定国大党对地主阶级的政策上起重要作用。第二，国大党内许多商人、工厂主、知识分子兼有地主身份或和地主阶级有着紧密的社会联系。考虑到自身的利益，国大党对地主阶级有着特别亲密的感情。第三，国大党领导人急需地主阶级的社会支持和财力资助。他们认为地主阶级在殖民者眼里是有地位的，取得他们的支持就能扩大国大党的影响。所以，争取地主比争取农民要重要得多。
国大党以地主为友，然而地主阶级中只有少数自由派地主参加和支持国大党，其余地主一直持冷漠、不信任甚至敌视的态度。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除了历史根源外，还在于国大党和地主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就历史根源而言，国大党成立前，在孟加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及印度协会的一些成员，曾经揭露过柴明达尔的残酷剥削，并且帮助农民组织农会。在1883年讨论《孟加拉租佃法案》时，印度协会不但持支持态度，而且批评当局对柴明达尔妥协。这就使地主阶级中多数人对资产阶级政治运动怀有戒心。大起义后，英国殖民当局宣布维护封建主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地位，退回了一大批没收的土地，又对大起义中效劳有功者赐地封爵，使得地主阶级中的多数人对殖民统治者死心塌地。随着国大党势力的涌起，地主阶级中的多数人预感到，印度将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发生巨大变化，因此他们宁愿和殖民统治者站在一起，维护现存的殖民统治制度和封建制度，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就国大党和地主阶级之间在客观上存在的矛盾而言，最主要的矛盾是国大党主张的代议制和选举原则，以及国大党在群众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以前，地主是殖民者的主要依靠对象，不少人被任命为立法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的成员。但在实行国大党提出的选举原则后，他们因政治态度保守、思想陈旧，得不到群众支持而落选，取而代之的多为国大党人士。最初，地主阶级从选举失败中还只是感到政治地位的下降。后来，1898年，当涉及租佃问题的法案提到立法会议上讨论，国大党成员反对地主的要求时，地主阶级突然感到，国大党在立法会议中占多数会影响立法，从而危及他们的经济利益，因而对国大党的敌意急剧地膨胀起来。
英国殖民者趁机怂恿地主通过各种方式遏制国大党的影响。例如，阿拉哈巴德的大地主在英人怂恿下在19世纪80年代末组织了印度人爱国联合会。它宣称国大党提出的“民主商标”不适合印度国情，低等阶级的人和高等阶级的人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景“不可想象”。[18]他们也反对在英国和印度同时进行文官考试，认为印度贵族决不接受出身低等阶级的文官进行统治。除此之外，贝拿勒斯的许多大地主也卖力地攻击国大党。
可见，国大党虽把地主阶级当作朋友竭力争取，地主阶级的多数人却并不认为国大党是自己人。他们宁愿依靠殖民统治者而不愿接近国大党。这就是国大党成立头20年与地主关系的基本格局。
五、与土邦王公的关系
土邦王公是英国统治的支柱，绝大多数人对国大党抱不信任和敌视态度。这不仅因为他们不愿打乱现行的英国统治的秩序，还特别因为他们害怕国大党代表的新潮流波及土邦，会威胁他们自身的统治地位。
但是，有少数土邦王公同情国大党，积极提供财力帮助。如西印度的巴罗达、印多尔、朱纳格、冈达尔和南印度的迈索尔、特拉凡哥尔、柯钦等土邦王公，都向国大党和其他民族主义组织或活动家个人捐过款。巴罗达的盖克华1873年给在伦敦的达·瑙罗吉5万卢比作为活动经费。迈索尔王公1887年给国大党1000卢比。达弗林亲自警告过迈索尔王公的迪万（首相），今后不得再继续捐款。
这些王公资助国大党原因有以下几种：（1）有的王公本身就是民族企业的投资者，或本人受过西方教育，思想开明，也希望在全印度和自己的土邦实行改革，因此支持国大党的活动。如巴罗达、迈索尔的王公都受过西方教育，在土邦内实行一些改革措施。（2）有的王公想通过资助国大党，取得国大党政治上的支持，来抗衡英国驻扎官的专横干涉。（3）有的王公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消除人民的不满。无论属于哪一种，对他们的财力援助，国大党都是极为欢迎的。
国大党对王公的态度一视同仁，并不因为是否提供援助而有根本区别。它的基本态度是，把土邦看作是还残留的印度自主地位的可贵象征，希望土邦王公能在英国统治者面前维护内政自主地位，并以良好的治理成绩向英国人显示，印度人在管理国家政权的能力方面并不比他们差。所以，每逢土邦王公与英国驻扎官发生纠纷，他们总是支持土邦王公，共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干涉。例如当英国驻扎官专断地干涉巴罗达、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内政时，他们提出抗议。1896—1898年国大党年会连续通过决议，谴责殖民当局废黜王公。
国大党并不准备把改良运动扩大到土邦，避免通过任何涉及土邦内政的决议，但真诚地希望土邦王公主动改革内政，发展经济，跟上时代潮流。巴罗达、迈索尔王公主动改革内政，发展经济，得到国大党的赞成。达·瑙罗吉、费·梅塔、奥罗宾多·高士等国大党著名活动家都曾在土邦任职，或担任迪万，或担任部长、大学校长，都曾为土邦的改革作出努力。国大党一些活动家（如提拉克）还设想未来的印度采取联邦政体，现有的土邦都将作为成员参加这个联邦。
国大党对土邦王公的期望，是过高估计了他们。事实上，绝大多数王公只是过时的封建制度的遗老遗少。他们只求维持现状，在英国人的庇护下过着安逸奢侈的寄生生活，对国家的前途不闻不问。他们很少能够接受政治经济改革这类新事物。有些比较开明的王公会模仿建立立法会议、兴办近代教育等，也不过是做表面文章。再说，英国驻扎官也不会允许他们实行真正的改革。
所以，无论国大党怎样想尽办法讨好王公，大多数王公还是对国大党抱有厌恶感。例如贝拿勒斯的王公指责国大党提出的民主要求是西方结构，不适合建立在种姓基础上的印度社会。他以讥讽的口吻问道：“你怎么能让下层种姓的人成为我们的统治者呢？”[19]瓜廖尔王公马德浩·拉奥·信地亚提供一艘医疗船随英军侵略中国、镇压义和团起义，他因而被授予骑士勋章和少将军衔。英国统治者经常拿土邦王公的忠顺态度向资产阶级改良活动家示威，并压制后者的改革要求。
六、组织系统的建立
建立国大党这个组织的直接目的，是使从事民族进步事业的工作者能密切联系，共同讨论和决定应该采取的政治行动，间接目的是构成民族议会的胚胎，并逐步使之成熟，以回击那种认为印度人不适合代议制的谰言。
在成立后一段时期内，国大党只是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一次集会，各社会政治团体都可派代表参加。会上选举一位主席主持会务，会议结束后他的任务也告终结。当时国大党没有自己的组织系统，在中央，没有领导机构，只有一名秘书长作为这个实体的象征和联系人存在。
这样的组织很快就显露出自身的缺陷，特别是在殖民当局发动进攻后更是如此，这就迫使国大党开始按政党模式改建和加强自身的组织性。1886年，国大党年会曾通过决议，要求重要城市建立国大党常设委员会，但只有少数城市执行。19世纪90年代要求加强组织建设的呼声增高。
为适应形势需要，1898—1899年国大党采取了2个重大改革：一是建立国大党的组织系统。1899年成立了中央机构——印度国大党委员会（1908年后称为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各省建立了国大党省委会，负责召开省政治会议，贯彻国大党年会决议，并向下届年会提出工作报告。组织系统就建立到省级为止，省以下仍保留原来各政治组织。二是于1899年制定了党的章程。这是国大党成立15年后制定出的第一个党章，党的奋斗目标是“用宪政手段促进印度帝国人民的利益和幸福”。
从此，国大党具有了政党雏形，为以后进一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政党打下了基础。
七、党内分歧的表面化
由于国大党组织的构成复杂，自成立那天起，其内部就存在着不同思想倾向。居于党的领导地位的是温和派，他们来自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上层，在政治上采取温和的改良主义态度；另一派是激进派，他们来自小地主、富裕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知识分子，有较强烈的民族情绪。
19世纪末，印度的田赋和其他税收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加重，甚至连小地主、富裕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也越来越恶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人民群众不断掀起反封建剥削和反殖民压榨的斗争。在这种形势下，民族主义阵营中的分歧明显化。党内出现了激进派和温和派，前者对后者推行的改良主义政策表示不满。
提拉克
最初几届年会上，分歧还没有表面化，到1895年召开第11届年会时，这种分歧才公开暴露出来。温和派以戈·郭克雷为代表，主张走宪政允许范围内的道路，即主要靠上层分子的活动，搞宣传，造舆论，与殖民当局讨价还价，以改革求发展，争取民族平等。在他们看来，英国统治印度是合理的，存在的问题通过改革就可以解决。激进派以提拉克和奥罗宾多·高士为代表，主张先独立，后改革。高士说，政治自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没有政治自由，社会改革就是空谈。
在对待下层群众，特别是对待农民群众的态度上，两派截然不同。温和派从不注意群众问题，激进派在一定程度上已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激进派同情农民的艰难处境，因而试图把农民吸引到民族运动中来。1896年孟买地区连年饥荒，提拉克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拒绝向殖民政府交纳田赋。提拉克知道，凡是想成为领导者，必须和人民接触，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宗教爱好，懂得怎样把他们吸引到对民族有益的轨道上来。不过提拉克虽然强调人民群众，发动他们起来反殖民主义，但并不想发动农民反封建主义。因此他发动群众的武器是“倡导复兴印度教，赞扬吠陀精神，试图以这种传统的社会道德为纽带，来作为团结全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旗帜”[20]。所以，他组织群众纪念象神节，召开群众大会悼念马拉特民族英雄西瓦杰，颇为群众接受和欢迎。
温和派同激进派，固然同属资产阶级民族运动中的派别，但思想体系差别很大。前者受宗主国文化思想影响较深，资产阶级民主色彩较浓。后者虽也接受了西方文化教育，但受民族传统文化影响更深。在民族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激进派观点更能适应形势，更富有斗争精神，而温和派却显得保守，无所作为，缺乏群众基础。
八、早期活动的意义
印度国大党的存在及其早期活动，具有深远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国大党早期活动，最主要的成就有以下3点：
第一，国大党的存在，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面团结奋斗的旗帜。在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条件下，它能够顶住殖民当局的巨大压力，使自己生存下来，并以适应当时形势的活动方式坚持下来，不断集聚发展自己的力量，使之成为印度民族的象征，代表了印度民族的希望和前途，反映印度民族的心声，维护了民族运动已取得的成果。保住了这面旗帜，这是最重要的意义。
第二，国大党在不断提出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要求以及批评殖民政策时，也就把资产阶级观念和主张传播到群众中。国大党的思想理论及其斗争实践，深深地教育着印度人民，不断唤起印度人民的觉醒。它的斗争纲领虽然比较温和，但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使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旁听国大党年会的人数也逐年增多，一年一度的国大党年会，既是政治会议，也是民族主义的讲习所。
第三，国大党老一辈活动家和领导人的宽阔胸怀与奋斗精神为后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如达·瑙罗吉、马·伦纳德和苏·班纳吉以及戈·郭克雷等，他们都为民族事业奔波各地，奋斗终生。尽管他们个人还存在着种种缺点，他们终究不愧为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都为印度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1]
[1]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130页。
[2]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72.
[3] [印度]贾·尼赫鲁：《尼赫鲁自传》，张宝芳译，北京：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426页。
[4]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164页。
[5]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第398页。
[6]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144页。
[7] 吴俊才：《印度史》，台北：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267页。
[8]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71.
[9]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170页。
[10]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97.
[11]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200页。
[12]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204页。
[13]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208页。
[14]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213页。
[15]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70.
[16] R.C.Majumdar，history of the Freedom Movement in India，Vol.1，Calcutta：Firma K.L.Mukhopadhyay，1961，pp.409-410.
[17]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175页。
[18]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176页。
[19]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177页。
[20]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第409～410页。
[21]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