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孟加拉分割法的斗争，是引发1905—1908年革命运动的导火索。国大党内各派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斗争，国大党外也出现了一批秘密革命组织，为争取印度民族独立密谋组织着斗争。运动初期，国大党内温和派与激进派齐心协力、共同斗争，使得运动很快推向**，但温和派后来止步不前，激进派却勇往直前。两派在观点目标上的分歧导致了1907年国大党的分裂，英国殖民当局趁势通过了《印度议会法》，企图加速分裂印度。
一、孟加拉分治阴谋
寇松为印度作出的“贡献”远非前面所能概括，想必最为杰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孟加拉分割法的颁布。
为了巩固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削弱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遏制民族工业的发展，阻碍孟加拉民族的形成和挑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冲突，寇松承袭了传统的“分而自治”的殖民政策，于1905年公布了一项法令，法令规定将孟加拉省划分为两个行政管理区。当时的孟加拉省是英属印度最大的省，包括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拥有18.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和7850万人口，其政治、经济、文化处于较为发达的状态，是印度最先出现民族知识分子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孟加拉人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
对于这一法令的颁布，寇松的解释是：首先，孟加拉省太大，边境居民太苦，省会设在海岸城市加尔各答，不便管理，分省将使情况得到改善；其次，东孟加拉居民多为伊斯兰教徒，但该省的许多重要公职却是由印度教徒充任，分省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为穆斯林提供更多担任公职的机会；再者，阿萨姆没有出海口，若将东孟加拉并入在内，可以获得吉大港作为出海口岸。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只是借口而已。寇松分割孟加拉的真实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目的在于分裂印度民族力量，肢解民族运动最发达的孟加拉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大党在印度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党内出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即革命民主派，他们不满于国大党仅仅提出改良的要求，主张印度应以自主或独立为斗争目标，并应开展群众运动来争取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的宣传鼓动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这使英国当局感到十分不安。寇松认为印度人民日益增长的反英情绪主要来自于激进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又主要存在于孟加拉地区的革命者中。正如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所指出的：“在印度政治发展中，孟加拉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革命运动的温床，对印度政府的态度是不友好的。”[5]于是，寇松以此为理由，企图通过新的地区调整，减少孟加拉省的土地面积及人口数量，将他认为危险的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分割，以利于英国的统治。第二个目的是企图制造宗教对立的两个省，使之互相水火不容。当时的孟加拉省有人口7850万，印度教徒占2/3，穆斯林占1/3，孟加拉东部是印度穆斯林居住较集中的地区之一。而穆斯林在上层政治上比较落后，愿意与英国当局合作。如此一来，英国官僚们便把获得穆斯林的全力支持作为分割的最高价值。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将孟加拉一分为二，将东孟加拉和阿萨姆省合并成为新成立的省，因穆斯林居住集中，人口占多数，将会成为由穆斯林起支配作用的省；西孟加拉是印度教徒占多数；两个省因居民主要的宗教不同必会产生矛盾，甚至对立。就这样，通过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割在两个地区，从中挑拨，制造两个宗教的裂痕和对抗，破坏7850万孟加拉人的团结，转移民族斗争的大方向。
孟加拉分治阴谋引起了印度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反对，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运动。
二、温和派的反抗
孟加拉分割法令的实施无疑会给印度人民带来沉重的打击，将严重地损害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经济、政治利益，也必将削弱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人民的政治力量。
在国大党中，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温和派在国大党成立前期一直处于领导地位，这使得温和派的政策影响着整个国大党的政策。在温和派的领导下，国大党在其成立的20年中一直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坚持以“三P政策”（乞求、讨好、抗议）为特点的改良路线。他们就自己的政策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在政治上，改组立法机构，增加各级立法会议中印度成员的名额，扩大立法会议的权限，改革文官考试制度，扩大参政权；在经济上，要求降低税收，国家金融信贷系统向印度工商业提供贷款，保护关税等。在实现上述主张的过程中，温和派将自己的斗争目标和斗争方式严格限制在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扮演的角色一直是英国殖民者的绝对效忠服从者。
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的到来，把一直坚持改良主义的温和派推进了日益高涨的革命局势中。在这种形势下，温和派不得不考虑调整长期坚持的改良主义政策。1903年12月，分割孟加拉的提议被公诸于众，一场自发的抗议随即爆发。仅在最初的2个月间就有500多场抗议集会在东孟加拉举行，主要集中在达卡、迈门辛、吉大港。国大党领导人数次派代表团与寇松会晤，说服当局取消孟加拉分治，但毫无收获。国大党人逐渐对宗主国失去了信任，并郑重表明强烈反对分割孟加拉的建议，而这也仅限于取消孟加拉分治而已，并未表达出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反分治活动的意愿。1903年到1905年是一个请愿、照会、演讲、集会、宣传等温和手段全力发挥作用的阶段。
然而，殖民当局丝毫不为民众温和的抗议活动所动，依旧我行我素。1905年7月19日，孟加拉分割提案获英国议会通过。9月1日，政府宣布，孟加拉分割方案将于10月16日付诸实施。英国殖民政府的举措激怒了一向温和的国大党。国大党温和派领袖戈·郭克雷义愤地说：“残酷的不幸被施加在我们的孟加拉兄弟身上，为了民众的利益，我所要说的是，一切同这种官僚制度合作的愿望，再见吧！”抵制英货成为运动初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孟加拉周刊《复兴》以《我们的决心》为题发表社论，首次提出抵制英货，作为促使殖民当局取消分割法令的手段。分裂孟加拉的决议刚宣布通过，不计其数的自发抗议集会就在印度各地的城镇乡村举行，这些集会首次发出了抵制英货的誓言。
国大党温和派领导层站到了抵制英货运动的前列。8月7日，国大党孟加拉领导人苏·班纳吉、阿·马宗达等在加尔各答市政大厅组织了孟加拉各地区各阶层1.2万人参加的大会，史称加尔各答“八七”大会。阿·马宗达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说，随着分割孟加拉，印度政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一直使用的鼓动方式表明没有效果，现在我们必须转变想法，从思想领域到行动领域，必须实现自尊，以便使那些惯于鄙视我们的人尊重我们。大会通过了著名的《抵制英货决议》，正式宣布发起司瓦德西运动，即使用国货运动。苏·班纳吉提议在每次群众集会上举行抵制英货宣誓，得到广泛推广。“自此，这场零星和自发的运动变成了有中心、有领导、集中的抗议运动”[6]。
三、激进派的斗争
在这一新的局势发展下，国大党内出现了一股新兴力量，即小资产阶级激进派，亦称革命民主派或极端派，他们主张采用新的策略广泛发动民众，对殖民统治进行坚决斗争。
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对印度人民明火执仗的剥削欺压程度一再加深，使得全印人民与殖民者的矛盾日益激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印度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现象是城乡小资产阶级队伍像吹气球般地急剧膨胀。这里所指的小资产阶级不仅仅指日益增多的小地主、小工厂主、小商人，还包括了大量集中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一贯接受着欧式教育，比如各式各样的自由职业者、小公务员以及青年学生。仅在20世纪初，光是高等院校和高中学生人数就有75万到100万。当时，小资产阶级的地位与下层劳动人民很接近。据一材料显示，在加尔各答，有3054名高等学校和中学教师，其中2100位教师的月薪不超过30卢比，这只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物价日益上涨，他们的状况却每况愈下。
小资产阶级在英帝国主义的不断压迫下，政治上备受歧视，经济上无法发展，如同铐上了沉重的枷锁，无法自由行走。他们对英国殖民统治越来越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他们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国大党温和派的改良路线也越来越感到不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处境尴尬，但他们的思想决定了他们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因此在反对国大党温和的改良路线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更为坚定。这样，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印度民族运动的大潮中就应运而生了，这一革命派既形成于国大党之内，也形成于国大党之外。在国大党之内的就是激进派；在国大党之外的，就是秘密革命组织。
以提拉克和奥罗宾多·高士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最早意识到国大党温和派“三P政策”的穷途末路，于是提出了与温和派针锋相对的“消极抵抗”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不同英国政府合作。提拉克精辟地解释说：“掌握在一小撮英国人手中的行政机构是在我们的帮助下运转的，我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如果你没有积极的抵抗力量，难道还无力克制、约束自己不去帮助外国政府来统治你自己吗？这就是抵制；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其政治意义就在于此，这就是民族进步的途径，发展民族精神的途径。”
消极抵抗思想的核心是把抵制作为一种反抗手段，不仅用于抵制英货的经济斗争中，而且用于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斗争中。这种思想理论上的新高度，是民主派为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奥罗宾多·高士又提出对殖民统治实行“全面抵制”，使消极抵抗的思想纲领更臻完善。抵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有组织地拒绝合作，使外国统治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很清楚，消极抵抗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是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由“全面抵制”达到“完全自治”。
1905年前，各地的激进派自主地积极开展活动，努力为自己打开局面，开展的活动主要是提出司瓦拉吉政治纲领、积极主张实现经济独立、主张发动工农群众参加民族运动以及主张“不要乞讨，要战斗”。活动中心有3个，分布在马哈拉施特拉、孟加拉和旁遮普，其中以马哈拉施特拉最为活跃，其领导人是后来成为全印激进派领袖的提拉克。马哈拉施特拉的马拉特人曾经与英国人顽强抗争，斗争已成为马拉特人的传统，至今仍有许多英雄事迹流传在民间。
1905年，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年会。提拉克的发言着重强调争取司瓦拉吉的必要性，但当时还没有条件通过这样的决议。年会期间，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第一次召开了自己的会议，交换观点，统一策略，正式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即“四点纲领”（司瓦拉吉、司瓦德西、抵制、民族教育），并决定开展积极的宣传活动，争取国大党下届年会能接受“四点纲领”。“从这时起，全国各地的激进派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成为国大党内一个正式的派别，即极端派。国大党领导层及其拥护者则被称为温和派”[7]。
激进派已发展成为了一支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这股新鲜血液的注入，对日后国大党的发展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印度通史》所言，激进派的政治纲领不仅代表了印度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治要求，同时也代表了20世纪初觉醒了的印度人民追求新生活、向往新时代的愿望，激进派的纲领是国大党成立以来最具进步性、战斗性和革命性的路线，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大党内革命力量的增长。
四、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大党内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形成的同时，国大党外的革命者便悄然地建立了秘密革命组织。因此，不论是从秘密组织的产生还是发展看来，它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是同源同流的，两者都是从人民群众爱国主义热情中汲取营养，推动印度民族独立的运动，两者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之所以会成为这一大流的两个分支，是因为两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分歧之一在于秘密革命组织不信任国大党，主张另建秘密组织，而激进派则主张在国大党内进行活动；分歧之二在于秘密组织主张即刻准备武装斗争活动，而激进派则认为当务之急并非武装斗争，而应发动群众进行合法的斗争。
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在马哈拉施特拉发起了纪念马拉特民族英雄西瓦杰的活动，在活动中提出了争取司瓦拉吉的响亮口号。若把这一口号与西瓦杰争取独立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就很容易想到旨意是在争取印度独立。活动虽然反响热烈，许多青年积极响应，但仍有少部分青年不肯投身于这次活动当中，他们虽受到提拉克宣传的影响，却仍觉得国大党的温和改良路线如同背诵西瓦杰的故事一样，光说不练，不能为印度争取独立。他们主张应该作出实际行动来，投入到真正的斗争中去，因此他们决心另外单独建立秘密革命组织。这样，秘密革命组织在印度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如早期建立的“印度教维护会”（浦那）、“友谊社”（那西克）、“雅利安兄弟社”（瓦尔哈德）、“进步社”（加尔各答），以及1905—1908年民族革命运动期间建立的“朱甘达尔”集团（孟加拉）、“新印度社”（马哈拉施特拉）等。
秘密革命组织在印度国内的蓬勃发展势头，势必影响到了国外的印度侨民。1905年后，印度侨民革命者组织和报刊相继出现在伦敦、巴黎、旧金山。还有印度革命家在伦敦建立了“印度自治社”，并创办了《印度社会学家》报，以此来宣传革命思想，后来这里也出现了印侨革命者的秘密组织；在巴黎，也出现了印侨革命组织，该组织还参加了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在国际讲台上发出要求印度独立的呼声；在美国，由印度革命者创办的《自由印度斯坦报》在侨民间广泛进行革命宣传，为尔后的革命活动开辟了道路。在国外，所有革命者都与国内的秘密革命组织保持着接触，不断秘密运送革命宣传品来印度。
虽然与激进派在革命的观点策略上都有所分歧，但从总体上来看，两者革命的目的大都一致，因而在那个紧张的时期，两者都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互相呼应，共同战斗。孟加拉革命者卡农格的回忆录谈到了这点，还谈到加尔各答的秘密组织成立了大学生司瓦德西合作商店，在米德那浦尔建立了分店。其目的一方面是扩大司瓦德西的宣传效果，另一方面是利用这些合法组织与各种群众性的司瓦德西和抵制运动的组织联系，吸引他们的领导人站到革命秘密组织的观点上来，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建立秘密革命组织的分支。
秘密组织是以印度解放为明确目标，以武装起义为道路的革命组织。加入组织要举行宣誓。有一个组织的誓词说：“为了把印度从外国奴役下解放出来，我要贡献自己的一切。”由于处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他们建立了极严格的组织规则。1909年警察在加尔各答发现的一个叫作《总原则》的文件，对秘密组织的组织原则作了以下概括：（1）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以保证集中使用力量于最需要的地方。（2）在组织内部划分不同部门（例如，有的组织下设宣传部、武装行动部、财务部、调查部等），不同部门的活动相互间不许打听。（3）实行严格的纪律。（4）严守组织秘密。（5）使用暗号、密语。这些规定是为了防备敌人的破坏，是进行秘密活动必须遵循的起码条件。关于秘密组织的形式，有的如“进步社”，从总部到基层，共有4级组织，自上而下，实行严格的集中制。有的如“朱甘达尔”集团，基层组织叫“达尔”，每个“达尔”的领导人叫“达达”（大哥），不同的“达尔”之间再实行联合。[8]
秘密组织主要从事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经费、搜集武器等工作，以便为日后的起义作准备。其中重头戏还数宣传鼓动群众，对象波及广泛，有不识字的农民，有达拉格（印度警长），还有副税务官。巴·高士曾提到他们甚至还在地主阶级中进行鼓动，但可惜收效甚微。当然，鼓动群众仅靠宣讲的方式是无法达到效果的，秘密组织还有效地利用报刊对群众进行鼓动宣传，如利用《划时代报》、《向祖国致敬报》、《晚报》、《时代报》以及《司瓦拉吉报》等。这些报刊所刊登的文章语言犀利，观点明确，对人民群众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宣传活动方面，秘密组织较激进派而言，有几个方面做得比较突出：
第一，秘密组织公开明确宣传民族独立思想。虽说激进派提出了司瓦拉吉的纲领，但内容伸缩性大，并未明确公开要求独立，而秘密组织则直截了当地要求完全独立，这是它的一大功绩。并且秘密组织还告诫人们在坚持完全独立的要求时要不畏镇压，也不要被敌人的小恩小惠收买。
第二，秘密组织的主要功绩在于重点宣传武装起义思想。这点也是和激进派最大的区别所在。秘密组织不全寄希望于消极抵抗思想，革命家认为只有靠武装斗争方可赢得独立，而宣传武装起义的思想是撒播革命火种的工作。《划时代报》时刻都在公开宣传或暗示读者，武装斗争是印度人民独立的必经之路，每个印度人民都应担任起为解放祖国而战的神圣责任。秘密组织还抓住了1907年这个好势头（印度民族大起义50周年），向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传统的教育。
第三，秘密组织曾设想，未来的全民起义要用士兵起义来带动，可见做印籍士兵的策反工作也十分重要。革命者将鼓动士兵策反的宣传品秘密带入部队中散发，号召士兵反对英国统治者。另外还有革命者派人到国外的印度军队中去，号召印籍士兵站到印度人民和亚洲人民一边。
第四，用实际行动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秘密组织宣传活动中，许多革命者落入了殖民者的魔爪，生死关头视死如归，不向迫害低头。在这一期间，还出现了许多革命派的报刊编辑，他们英勇无畏的精神也给印度群众上了生动的一课。这些革命者用自己的生命对广大群众进行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因而受到了广大民众的尊敬。有许多爱国主义行动和勇敢精神被编成了故事，在民间成为佳话，广为流传。
综上看来，秘密组织的纲领较为明朗，更加激进，在1905—1908年印度民族革命运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对当时和后来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秘密组织的活动与激进派的活动领域各有侧重，起了相互补充的作用，是民族革命**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它的存在让殖民者感到不安，大大增强了革命运动对英帝国主义的打击力度。
五、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的感召下，围绕着孟加拉分治，印度民族革命运动由自发的抗议发展为有组织的斗争，运动范围不断扩大，步步深入，蓬勃发展。
泰戈尔（右）
运动首先以反对孟加拉分割为目标，以抗议集会为形式，以抵制英货为内容，在孟加拉和全国各地开展起来。1905年10月16日，分割孟加拉法正式生效实施，孟加拉人民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并宣布这一天为“全民哀悼日”。悲伤笼罩了整个孟加拉，民众绝食，灶无烟火。根据泰戈尔的倡议，人们清早涌向恒河沐浴，举行传统的缠腕带活动，象征东、西孟加拉团结。泰戈尔还特意写了一首歌曲，歌词为：“所有孟加拉兄弟姐妹们，让我们永远心连着心，永不分离。”整个加尔各答举行“大罢业”，居民成群结队涌向街头，高呼“祖国万岁”口号，高唱《向祖国致敬》歌曲，举行游行示威。这天，还举行抗议孟加拉分割大会，通过了《人民宣言》，其中讲到要尽一切努力，反对肢解孟加拉，保持民族的团结一致。安·波斯和苏·班纳吉分别在两场大规模集会上发表演讲，参加人数达到了5万到7.5万人。“迄今为止，这可能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举行的最大规模的群众集会”[9]。
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的信息，迅速传播到整个印度。提拉克把运动带到了印度的其他许多地方，特别是浦那和孟买；阿吉特·辛格和拉·拉伊将这些消息传到了旁遮普等印度北部地区；赛义德·拉扎在德里领导着这场运动；拉瓦尔品第、康格拉、查谟、木尔坦、哈德瓦纷纷积极地参与到了抵制英货的运动中；奇·皮莱把它带到了马德拉斯管区。正如巴里萨尔会议主席阿卜杜勒·拉苏尔所说，由于分裂孟加拉的这场灾难，我们在半年间完成了原本用50年甚至100年也无法完成的任务，它的成果就是被称为司瓦德西运动的伟大民族运动。
随之，运动的目标和社会基础迅速扩大。1906年之后，激进派在孟加拉的抵制英货运动和司瓦德西运动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成为了主流力量。新的斗争方法和动员方式开始广泛出现，而乞讨般的请愿和抗议方式渐渐淡出视野。激进派民族主义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具有理论性、宣传性、纲领性的思想。他们提出扩大抵制英货运动，使其成为一场全面的不合作和消极抵抗运动，从而使目前这场轰轰烈烈的民族运动转变成为一场争取政治独立的群众运动。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两个全面，即“全面抵制”和“全面司瓦德西”。
“全面抵制”意味着除了抵制洋货外，对政府的学校、法庭、头衔、政府部门等都进行抵制。目的是有组织地拒绝为英国殖民者做任何事，包括不做配合英国利用印度发展本国经济的事；不做帮助英国管理印度的事，以使英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统治印度。换言之，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实行抵制。“全面司瓦德西”不仅指提倡国货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而且包括建立民族学校、民族法庭，使用民族语言，发扬民族文化，最后建立民族政权。
正如林承节先生所说：“全面抵制和全面司瓦德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全面抵制必然要求实现全面司瓦德西。前者指否定，后者指肯定；前者指破，后者指立。逐步实现两个‘全面’，就会把殖民统治者从四面八方围困起来，把它逼入死角。”[10]实际上，从1905年开始，全面抵制和全面司瓦德西运动就逐渐展开，蓬勃发展，1907—1907年发展到了高峰，取得了显著成就：
第一，在运动所采取的几种斗争方法中，无论是从实际效果还是从大众参与程度上看，抵制外国货的斗争成果是最为巨大而显著的。无论是在孟加拉的边远地区还是整个印度其他地区的重要城镇，抵制洋货、当众烧毁外国布匹、到销售洋货的商店纠察等斗争行为变得十分常见。妇女们不再佩戴外国手镯，不再使用外国厨具。洗衣工拒绝洗外国衣物，牧师甚至拒绝接受信徒送上的放了外国白糖的贡品。收入微薄的下层群众宁愿花钱买土布，也不要削价洋布。大学生不顾迫害，跃然街头，宣传抵制。一个5岁的女孩把亲戚送给她的一双英国鞋退回，另一个6岁的男孩在高烧中说不服外国药。在许多城市，堆积如山的英国纺织品和烟、酒、糖、盐被当众焚烧，熊熊烈焰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冲向天空。
第二，在动员方式上，运动也非常成功地引入各种新的群众动员形式。公众集会和游行成为了动员群众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成为群众的表达方式。从乡村到城镇，人们在区、县、村等各个层面组织了无数的集会和游行，足见这场运动中民众情绪之高涨。在下一阶段的民族运动中，这些动员方式依旧成效卓越。
第三，志愿者团（也叫“萨米提”）是另一种为司瓦德西运动所广泛运用的动员民众的重要方式。其中，由一位名叫阿什威尼·库马尔·杜特的教师在巴里萨尔建立的“司瓦德西兄弟萨米提”，是所有志愿者组织中最为出名的。该志愿者组织有159个分支，深入到巴里萨尔最边远的角落。通过该志愿者组织的活动，杜特竟能在这个以穆斯林农民为主体的地区动员了如此之多的民众，这是绝无仅有的。萨米提组织通过幻灯片演讲和传唱司瓦德西歌曲将司瓦德西运动的信息传播到乡村里，对组织成员进行心理和身体上双方面的培训，在饥荒和瘟疫爆发时积极开展社会工作，并进行抵制英货斗争和仲裁法庭事宜的培训。虽然萨米提组织深深扎根于巴里萨尔地区，但他们也扩展到了孟加拉的其他地方。他们的活动多样而广泛，在乡村地区越来越受欢迎，英国政府真的开始为此担忧了。
第四，司瓦德西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极力强调自主自立，即“阿特玛萨克提”，将其作为抵抗政府斗争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自主自立体现在各个层面，包括重树民族自豪感、民族荣誉感和民族自信心。它也包括在乡村开展自救自助的建设工作，以此来重振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而密切联系农村地区的人民大众。实际上，这意味着进行社会变革和不良社会风俗的革新运动，包括种姓压迫、嫁妆制、早婚、酗酒等等。
第五，实行“民族教育”既是自主自立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司瓦德西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就。1906年到1907年间，出现了一股兴办民族教育的热潮，人们纷纷抵制公立学校，孟加拉地区带头行动起来。一些著名学者和革命家等号召抵制公立大学和大学考试，还有学生召开集会集体宣誓抵制公立大学。抵制公立大学的同时就是建立民族大学，因此，不少商业人士和自由派地主都慷慨解囊，在加尔各答、达卡、迪纳吉浦尔等市县建立了民族学校。不仅如此，1906年还成立了一个民族教育会议，主要负责规划和领导全省的教育运动。会议还决定建立一所民族大学，作为全省民族教育的中心和培育人才的基地。同年，以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建立的学校为参照，建立了一所“孟加拉民族学院”。[11]该学院是一所涵盖文、理、工科的民族学校，由奥罗宾多·高士担任院长，开辟了建立大学的先例。学院办得很有生气，到处都洋溢着浓厚的爱国主义气氛，虽然有限的经费导致教员的薪酬过低，但这并不影响学校广纳良才，仍有一批造诣高且有威望的老师前来任教。同年，一所民族技术学院在孟加拉落成，学校是由一个叫促进技术委员会的民族组织建立的，主要培养兴办实业的技术人才。除孟加拉外，民族教育运动开展较为成功的还有孟买省和马德拉斯省。
第六，自主自立也意味着建立民族企业，这也是司瓦德西运动另一重要成就。这一时期，印度本土的纺织厂、肥皂厂、火柴厂、皮革厂、银行、保险公司、各种作坊纷纷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然而，建立这些企业的人大部分是爱国热情有余而商业头脑不足，因此过不多久大部分都无法继续运转了。只有少数企业，例如雷氏孟加拉化学厂，生存了下来并成为了赫赫有名的成功企业。
第七，司瓦德西运动最显著的成就也许是在文化领域。那时由泰戈尔、拉扎尼·森、杜真扎拉·雷、穆昆达·达斯、赛·阿布·穆罕默德等人创作的歌曲激励了日后各派民族主义者，包括激进民族主义者、甘地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时至今日，这些歌曲在印度仍旧很受欢迎。泰戈尔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金色的孟加拉》有很大影响，1971年被选为孟加拉国国歌。在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为主的乡村里，孟加拉乡村音乐受欢迎之程度足见司瓦德西运动影响力之大。同时一系列的印度神话也应运而生，例如达克斯那然詹·马宗达所作的《祖母的故事》深受一代代印度儿童的喜爱，直至今日。在美术方面，泰戈尔的侄子阿巴宁德拉纳特·泰戈尔从丰富的本土的莫卧儿、拉其普特、阿旃陀等传统绘画中汲取灵感，并在这一时期打破了维多利亚自然主义流派在印度美术领域一枝独秀的局面。南达拉尔·鲍斯在印度美术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第一个获得印度东方美术协会（成立于1907年）奖项的人。在自然科学方面，贾格迪什·钱德拉·鲍斯，普拉富尔拉·钱德拉·罗伊等人领先进行的原创性研究享誉世界。
第八，印度工人阶级一开始就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他们把司瓦德西运动和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结合起来。在孟买、加尔各答、阿拉哈巴等城市都举行了罢工。1905年10月初，加尔各答的东印度铁路公司400名司机举行的罢工是最大的一次，最后发展到950人。在斗争过程中产生了“孟买工人协会”、“加尔各答印刷工人联合会”等工人组织。可见，激进派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鼓动取得了显著成效，相比而言，对农民组织的发动工作要稍微弱一些，但也对其作了不少的努力。一些激进派成员亲自到农村进行宣传，主要对农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农民们说现在他们穷困的生活是殖民者的统治造成的，只有通过司瓦拉吉来推翻殖民者的统治，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这样，激进派挨村挨户进行宣传，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被动员起来了，不久孟加拉抵制英货的运动已经深入扩展到乡村。工农组织的加入壮大了运动的左翼力量，他们将自己的阶级要求以及斗争方式带入运动中来，增加了新的内容，加强了运动的战斗性。
总之，“抵制英货运动和司瓦德西运动的策略和活动是丰富而多面的，它史无前例地动员了大批的民众积极地参与到现代民族主义政治中去，同时也向更多印度人民传播了现代政治思想。这场民族运动的社会基础现在扩展到了一部分印度地主阶级、城市和小镇中的下层中产阶级以及大批各个院校学生。印度妇女们第一次走出家门，加入到了游行和集体抗议的队伍中。在这一时期，印度工人阶级也同样第一次开始尝试通过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经济上的苦难”[12]。
六、国大党的分裂
国大党领导层虽然接受了激进派的“四点纲领”，但并没有在这场民族运动**中起到真正的领导作用。极端派不满足于这种“表面的部分的变化”，他们对国大党领导层在斗争手段上和斗争目标上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同时还积极扩大激进派在群众中的影响。运动不断深入地发展，这使得国大党领导层更加感到忐忑不安，因为这已超出了他们所能允许的范围，他们决定不再前进了。终于在殖民当局的拉拢挑拨下，他们决定阻拦运动的发展。
1906年，自由党在英国执政，宣布打算在印度实行立法会议改革。温和派趁势抓住这个伸过来的橄榄枝，谋求与当局妥协。1907年，苏·班纳吉亲率代表团晋见总督，要求当局控制运动的发展局势，并攻击激进派的行为过火。同年，郭克雷在英国与印度事务大臣莫莱达成默契，以答应与激进派分道扬镳为代价换取改革。殖民当局为了缓和矛盾和收买温和派，采取了他们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同年8月，公布了他们的部分改革方案，在印度事务委员会中任命两名印度人，一名是印度教徒，一名是穆斯林。在立法委员会中，绝大部分仍由殖民当局把持，另外吸收少量印度人参加，主要是穆斯林、基督徒等效忠殖民者的上层人物。这一举措无疑是在有意制造种族和宗教矛盾，很快就引起了激进派和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温和派虽对这一改革持有异议，但他们认为改革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对莫莱进行更深入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07年国大党苏拉特年会开幕了。会议上，温和派一再用党章的形式强调要用行政管理制度逐步地进行改革，通过立宪的手段实现“殖民地自治”。此时的温和派较一年前相比立场上虽大为退步，但会议上两派的矛盾斗争仍旧空前尖锐，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并由争执发展为互相叫喊、扭打、砸椅子。激进派坚决反对温和派放弃“四点纲领”、坚持宪法鼓动、反对一切反英斗争的主张。为了对付激进派，温和派招来警察，把激进派赶出会场，制造了国大党的分裂。国大党会议结束了，唯一获胜的是殖民统治者。国大党分裂之后，奥罗宾多·高士立即召开了国大党民族主义党会议，重申了坚持“四点纲领”的决心。
国大党分裂的原因，在于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温和派惧怕群众性反帝运动的进一步深入将影响立宪改革的进程。他们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英帝国主义的立宪改革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也就是说，国大党的分裂是由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有其客观历史必然性。
国大党的分裂严重影响了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激进派被排除出国大党，温和派随之退出运动。殖民当局便肆无忌惮地对激进派和秘密组织发动进攻。1907—1908年，孟加拉9位领导人被流放，南印度激进派领导人被判终身监禁和长期徒刑。当局还颁布报刊法和刑法补充条例，查封全部激进报刊，许多激进派编辑和出版家被逮捕，各地义务纠察队组织被取缔。这种疯狂的镇压导致秘密组织走上个人恐怖道路。1908年后暗杀成风，不少殖民政权官吏、法官和警察等被刺杀。1908年5月，当局对孟加拉秘密组织进行大逮捕，朱甘达尔集团被破坏，大批革命者被捕，奥罗宾多·高士也同时被捕。此后，进步社、新印度社也相继遭到破坏。尽管个人恐怖主义的斗争规模不大且最终失败了，但他们为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他们为我们夺回了作为人的尊严。”[13]1908年7月，当局以“煽动叛乱”的罪名逮捕了提拉克。至此，激进派和秘密组织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入狱。
七、孟买工人总罢工
国大党公开分裂后，激进派继续高举着民族主义的大旗，发动工农群众参加争取印度自治的斗争。孟买、加尔各答、阿拉格、卡拉奇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
在这些工人罢工中，1908年的孟买工人罢工影响最大。这次罢工一共经历了3次**：1月到4月的罢工；6月25日到7月22日为反对逮捕和审讯提拉克而举行的罢工和游行示威；7月23日到28日为抗议对提拉克判决而举行的总罢工和街垒战。
提拉克的被捕和审判引起了孟买乃至全国的强烈的抗议风暴，各大城市如孟买、浦那、阿迈达巴德和加尔各答到处举行抗议集会、示威游行，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
7月13日，孟买高等法院对提拉克进行开庭审讯，从这天开始，每天都有部分工人罢工，他们冲向法院附近举行集会游行。审讯期间，孟买有60多家工厂罢工，罢工人数总达6.5万人。尽管殖民当局采取了种种措施进行镇压，工人还是英勇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10天的大罢工期间，工人们手拿着提拉克编辑的《狮报》，高唱爱国歌曲《祖国万岁》，高呼“领袖提拉克万岁”的口号，以声援正在法庭做自我辩护的提拉克。
7月22日，英国当局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镇压措施，同时对罢工工人和提拉克进行开庭判决。有5名工人分别被判处短期监禁或鞭打，提拉克则被控告触犯了印度刑法的“煽动对英王陛下和印度合法政府的敌视和仇恨”罪，先是被判处在可怕的安达曼群岛服苦役终身，后来迫于人民的压力，被迫改判为服苦役6年。判决一出，罢工的领导者们随即决定举行6天的总罢工，并呼吁孟买全市人民进行总罢业。
在这6天中，政治罢工几乎席卷了孟买所有的工厂企业，总人数达到了10万以上，在工人的带动下，孟买的市场、商业机构、学校都举行罢市、罢业、罢课，全市陷于瘫痪中，孟买成了一座死城。
从总罢工的第二天开始，英国殖民当局就举起屠刀，对工人群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孟买工业区的大街上，英印军警向示威工人开枪，但工人毫不畏惧。尽管子弹如雨点呼啸而来，他们用冰雹般的石头瓦片进行反击。队伍边打边退，附近的罢工工人纷纷前来支援，队伍逐渐壮大到1.2万人。英印军队也派来了援军，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孟买大街上洒满了工人的鲜血。在孟买的卡里·罗德火车站附近，工人曾筑成街垒同英军进行战斗，但由于双方力量较为悬殊，工人才主动撤退。
6天中，参与罢工的有城市居民、农民、学生和工人。孟买吉尔古姆郊区的贫苦农民，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得异常勇敢。许多拥护提拉克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了罢工的指挥者和组织者。其中有一位25岁的古吉拉特商人，叫凯沙弗拉尔·库吉，表现出了杰出的领导才能，他始终走在斗争的最前线，指挥各个小组的斗争，多次指挥工人队伍打退军警的进攻，使英国军队不能前进一步，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在指挥岗位上。
从23日开始的6天的总罢工中，约有200多名工人牺牲，300多名工人被捕。直到29日，才按预定计划，自动停止罢工。
这场孟买工人大罢工的反帝斗争，可谓是1908年印度民族运动**中的最大一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也是1905年以来印度人民觉醒的集中表现。在这次总罢工中，孟买工人阶级突出了主力军的作用，罢工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定性、团结性和组织纪律性，给这次革命**刻上了深刻的烙印。同时，这场由孟买工人阶级举行的群众性政治大罢工的革命实践，表明了它在印度民族运动中具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这次大罢工是亚洲工人阶级斗争史上一次巨大的反帝斗争，有力地冲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八、立宪改革骗局
1906年8月，英印当局就成立了所谓的立宪改革委员会。1907年，当局提出了立宪改革草案，打算扩大印度各级立法会议的名额，同时还企图离间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关系。当局坦白了这一做法的目的：“我们的安全、出路和成功的希望要求我们把这两大教派分隔开来。实行单独选举制一定会是印度政治生活中一种甘美有效的抑制剂，从而使这两大教派彼此反目到十分严重的地步。”[14]
在这一邪恶动机的驱使下，殖民当局于1908年提出了《印度议会法》。次年3月，法案得以通过，5月开始实施。由于这一新的《印度议会法》是根据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莫莱和印度总督明托的提议制定的，这次改革也被称为“莫莱—明托改革”。这次改革规定：有资格的印度人应该在较大程度上同政府联合，参加决定公众事务。法案最显著的特点是对立法参事会的组成和职能作了重大的改革。中央立法参事会增设参事的名额，由16名增至最多60名，其中官员不得超过28名。总督有权推荐代表某些特殊社团的非官方参事3名，另外还有2名也可以由他推荐。其余27名由非官方的当选者担任，其中有些代表某些特殊的选民团体，如有7个省的地主协会、5个省的穆斯林派别及加尔各答和孟买的2个商会；剩下的13名则由9省立法参事会的非官方的参事中选出。这样，在中央立法参事会中官方参事保持了微弱多数的席位。莫莱勋爵也明确表明，各种参事会在组织上都应该如此，以便确保它稳定的和不间断的权力，完成它对英王政府和帝国会议所负和应负的宪法责任。
《印度议会法》授权总督可在立法会议任何会议中确认任何法令及其细则。立法议会只能就预算、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咨询。该法规定：在政府开支和税收问题上，议员不得行使否决权，不得讨论涉及伦敦当局和英印政府同外国和印度土邦关系的任何问题，同时也不得讨论未提交议会讨论的任何问题。尽管议员可提出议案，但总督和议长有权否决任何决议中的任何部分。
为了拉拢民族运动中的温和派并冲淡他们的反英情绪，议会法还采用了所谓的议会选举。莫莱在英国的发言，给《印度议会法》作了绝妙的脚注。他说，如果有人认为这次改革间接或直接导致了在印度建立议会制度的话，我所要说的只有一句话，我从来都没有一丝一毫这方面的打算。这个被英帝国主义炮制出来的《印度议会法》，显然会遭到绝大多数印度人民的强烈反对。
英国殖民当局在宪政改革的过程中，还充分利用印度的教派矛盾，实行穆斯林单独选举制，将穆斯林上层集团拉入了自己的怀抱，但并未给予他们好处。正是由于这一举止使得教派政治膨胀，最后肢解了印度。
与1861年和1892年的2个《印度议会法》相比，1909年的议会法还是多少有点进步的，起码在印度议员参加议会方面作了零的突破，议会上的印度资产阶级也可以就某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这些微小的进步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改变。首先，议员中的官方人数仍占多数，达到了总人数的53.6%，而总督直接任命的无党派人士和欧洲人商会的立场，毫无疑问会倾向殖民当局。此外，被选举中的14人，大都是穆斯林议员，他们也会偏向殖民当局。这么一来，议会成员无疑还是由官方人员掌控着。再者，印度政治家虽向当局提议印度人民直接参选议员，但当局并未满足这一要求。从人员结构看来，非官方人员人数比例虽然增加，但他们代表的都是上层人士以及拥护殖民统治的各种社会集团的利益，没有一名议员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实际上，当局只是换了一种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来继续欺骗印度人民罢了。
1911年，英国新即位国王乔治五世访问印度，这是历史上第一位英王访问印度。在古都德里举行了豪华的觐见大典，英王在会上加冕为印度皇帝。英王隆重宣布：撤销东、西孟加拉省建制，改为3个行省，即孟加拉省、比哈尔和奥里萨省、阿萨姆省；把英属印度的首都由加尔各答迁至德里。前者实际上是撤销分割孟加拉法令，是为了消除人民的不满，后者是为了给人造成一种继承印度传统的印象，以取得印度人特别是穆斯林的好感，并安抚对撤销分割孟加拉法可能不满的穆斯林。“英国当局在以强硬手段镇压运动的同时，终于不得不同时作出一定的让步。从这个意义上说，1905—1908年运动的反分割目标是达到了”[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