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除了秘密革命组织策划起义之外，印度民族力量也在发展壮大，并且进行了重组与合作。自治运动的兴起、国大党的统一、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合作等，清晰地显示出印度正在蓄积力量，迎接战后民族运动**的到来。
一、自治运动的兴起
自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提拉克和安妮·贝桑特，他们彼此呼应，相互配合，掀起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浪潮，打破了沉寂多年的政治局面。
1914年6月16日，在监狱服刑6年的提拉克获释出狱。服刑期间，他大部分时间被拘禁在缅甸的曼德勒。此时的提拉克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提拉克，他放弃了抵制策略，以司瓦拉吉为目标恢复政治鼓动。提拉克向媒体公开宣布：“我谨此声明，就像爱尔兰自治运动者们在爱尔兰所做的那样，我们在印度正在做的是要改革行政制度，而不是要推翻政府；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印度各地所发生的暴力活动不仅令我厌恶，而且在我看来很不幸的是，它们也极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政治发展的步伐。”[16]他还向政府保证忠于英国王室，并敦促所有印度人支持危难时刻的英国政府。
由于先前联结全国极端派的纽带已经断绝，提拉克无法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自治运动，于是就首先从孟买省和中印度范围内发动。为了推广自治运动，提拉克在马哈拉施特拉做了巡回演讲。通过演讲阐明建立自治同盟的重要性，并把这个概念普及到各个地方。他大声疾呼：印度如同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监护人或父亲是该把责任交给他的时候了。因此，印度人民必须担负起这个责任，这是他们的义务。
提拉克以爱尔兰自治同盟为榜样、在印度建立争取自治同盟的设想，最先得到了他的主要助手的赞同。在一次民族主义者会议上，由孟买极端派领导人巴布蒂斯塔出面提出这个建议，受到热烈欢迎。1915年12月，在浦那召开了孟买省、中央省和比拉尔民族主义者会议，由提拉克主持，正式讨论建立自治同盟，开展自治鼓动的可能性，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意。
经过这一系列的充分准备，1916年4月28日，在贝尔高姆举行的孟买省会议上，自治同盟正式成立。提拉克虽然因当时处于警察监视之下，没有正式担任职务，但是他是自治同盟的灵魂。巴布蒂斯塔任自治同盟主席，克尔卡尔任秘书。自治同盟出版了6本马拉特语小册子、2本英文小册子，这些小册子相继被翻译成古吉拉特语和坎纳达语出版。同时，自治同盟在马哈拉施特拉、孟买、卡纳塔克、中央省、比拉尔建立了6个支部。
随着自治运动的高涨，当局选了一个“良辰吉日”开始反击。1916年7月23日是提拉克60岁生日，根据习俗，要举办一个隆重的生日宴会。生日当天，他收到了10万卢比。同一天，殖民当局也送来了他们的“厚礼”——一则告示。内容是要求提拉克说明在一年内行为不良的原因，并且要求提拉克交6万卢比的保证金。对提拉克来说，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他表示，自治运动正像野火一样燃遍全国，当局的压制必然煽起更猛烈的反抗火苗。
殖民当局以叛逆罪对提拉克提起诉讼，穆罕默德·阿里·真纳领导的律师团为提拉克辩护。此案在地方法院败诉后，11月上诉最高法院，提拉克被无罪开释。提拉克胜诉的消息传遍全国，所有人都为之欢呼。甘地在《青年印度》中表达了民众的情绪：就这样，自治同盟事业赢得了一场伟大的胜利，自治同盟挣脱了殖民者试图套在它身上的枷锁。提拉克也趁机立即发表一系列演讲，声明自治同盟已经获得当局的认可，他和其他成员正竭力扩大自治运动的宣传。截至1917年4月，自治同盟会员达到1.4万人。[17]
与此同时，安妮·贝桑特也在从事建立自治同盟的活动。贝桑特夫人是一位英国革命者，1893年来到印度，创建了“神智学会”。1914年，66岁的贝桑特夫人决定扩大活动范围，仿效爱尔兰自治同盟路线，发动一场自治运动。1915年初，贝桑特夫人正式发起了自治运动，创办《新印度报》和《公益报》，并组织公众会议和集会，要求按照战后白人殖民地路线，准许印度自治。从1915年4月开始，她的立场变得更加坚定。
1916年9月，贝桑特夫人在马德拉斯正式宣布成立“自治同盟”。她的同盟组织相较于提拉克的来说，比较松散。不同于提拉克的同盟，6个支部都各自有明确的活动范围，贝桑特夫人的同盟的每3个成员就可以建立一个支部。因此，贝桑特夫人的同盟总共有200个支部，其中有些支部是由一个城镇和几个村庄组成的。虽然7人执行委员会由34个“创始支部”选举产生，任期3年，但许多工作都是由贝桑特夫人及其助手们阿伦戴尔、拉姆斯瓦米·埃亚尔和瓦迪艾在总部阿迪亚尔完成。同盟成员的增长速度比提拉克同盟成员的增长速度慢，截至1917年3月，同盟有7000名成员。除了以前神智学会的成员，其他成员有来自阿拉哈巴德的贾·尼赫鲁，加尔各答的查克拉瓦提、班纳吉等。
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建立的两个自治同盟之所以没有合并，贝桑特夫人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他的一些追随者不喜欢我，而我的一些追随者不喜欢他，但是我们两人之间没有冲突。”[18]两个自治同盟管辖不同的地区，这样可以避免产生摩擦。提拉克的管辖区在马哈拉施拉特（孟买除外）、卡纳塔克、中央省和比拉尔，贝桑特夫人则管辖南印度、东印度和北印度其他地方。由于两个自治同盟参加者的主体同为原来的极端派，因而在行动上能够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提拉克继续以《狮报》和《马拉特人报》为宣传阵地，而贝桑特夫人则以《新印度报》和《公益报》为宣传阵地。两个组织都要求英国当局定下年限，在战后实现印度自治。
1916年12月举行的国大党勒克瑙会议为自治同盟提供了一个展示实力的机会。提拉克的自治同盟创建了一个传统，这个传统后来成为国大党年会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个传统是指每年开会的时候，都要开通专列，这列火车命名为“国大党专列”或“自治同盟专列”，其路线从印度西部到勒克瑙，是会议代表团的专属火车。阿尔戴伦提出，自治同盟的每位成员要被选为勒克瑙会议代表，结果，国大党勒克瑙年会上几乎都是自治同盟的成员。
国大党勒克瑙会议后，两个自治同盟召开了联席会议，有1000名代表参加。贝桑特夫人和提拉克都发表了演讲，欢呼《勒克瑙协定》的通过。在返回总部的路上，途经印度北部、中部和东部的时候，两位领导者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场面非常壮观。
自治运动的影响持续扩大，很快激怒了殖民当局。其中，马德拉斯政府最为愤怒，首先提出禁令，禁止学生参加政治会议。这个禁令受到广大群众的谴责。提拉克也对此作出了评论：当局已充分意识到学生是引起爱国情绪日益高涨的主力军，如果一个国家要繁荣，必须要靠精力充沛的年轻一代。
1917年6月，马德拉斯政府下令逮捕贝桑特夫人及其助手瓦迪艾和乔治·阿奎恩达雷。这成为自治运动发展的转折点，引起了举国抗议。萨布拉马尼·艾亚尔公爵明确表示，放弃他的爵位头衔。有很多以前避不参加自治运动的温和派领导人，包括甘地、马丹·莫汉·马拉维亚、苏·班纳吉、真纳，现在都加入自治同盟，以示对拘禁者的支持和对当局镇压行为的抗议。
1917年6月28日，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召开会议。提拉克提议，如果当局拒绝释放被拘禁者，将拿起消极抵抗或文明不服从武器进行斗争。采用消极抵抗方式的提议发给各省国大党委员会，征求意见。贝拉尔和马德拉斯同意立刻采取消极抵抗行动，大多数省国大党委员会则持观望态度。在甘地的提议下，香克拉尔·班克和詹姆纳达斯·瓦尔卡达斯征集到1000人签名，志愿反抗软禁令，向贝桑特夫人的软禁地进军。他们也开始征集100万农民和工人签名，呼吁实现印度自治。他们频频造访古吉拉特的城镇和村庄，帮助建立自治同盟支部。
总之，镇压措施只是强化了自治运动者的态度，坚定了他们反抗政府的决心。蒙太古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湿婆把他的妻子砍成52块，不料发现他又多了52个妻子，这就是印度政府软禁贝桑特夫人后所面临的境遇。”
二、国大党的统一
国大党的重新统一是极端派和温和派的共同呼声，也是自治同盟的共同呼声，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以及其他民族运动领袖都对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大党在1907年苏拉特年会上的分裂、殖民当局对司瓦德西运动积极分子的打压以及1909年温和派宪法改革梦想的破灭，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国大党的发展一直在走下坡路。因此，国大党必须实现统一，振作起来。
统一国大党的呼声首先源于极端派的提拉克和自治同盟的贝桑特夫人。从一开始，提拉克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到重新回到国大党中，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其他极端派的成员。他清楚地知道，国大党是印度唯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是组织任何政治活动的强大后盾，因此一贯主张把国大党变成一个全民反殖统一战线组织。当初极端派由于不能接受温和派制定的新信条，而被迫离开了国大党。如今，提拉克领导的极端派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立场上，与温和派的分歧越来越小，没有理由再滞留在国大党之外，任由温和派把持国大党。此外，提拉克不满温和派领导人思想僵化，将国大党变成了一潭死水，渴望彻底扭转这个局面。
贝桑特夫人虽然加入国大党的时间不长，但她热衷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在印度民族主义者中颇具声望。当时，贝桑特夫人正在致力于发动自治同盟运动。建立自治同盟需要得到国大党的支持，同时也要与极端派密切合作。因此，她对国大党温和派施加压力，竭尽全力说服温和派的领导人为提拉克及其同伴打开国大党的大门。然而，在1914年9月的国大党年会上，以梅塔为首的孟买温和派说服了以戈·郭克雷为首的孟加拉温和派，一起把极端派拒之门外。这一结果令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感到失望。因此，他们决定自己开展自治运动，对国大党施加更大的压力，希望极端派重新回到国大党。
国大党重新统一的呼声在温和派中也不乏回应。其实，温和派的许多成员都不满意1907年苏拉特年会上作出的分裂决定。鉴于国大党几乎沦为一潭死水，他们非常赞同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的主张。在国大党年会上、在报刊上，越来越多的温和派人士表达了他们的心愿。他们认为，极端派开展的自治运动温和派没有理由不赞成，况且极端派已经放弃抵制策略，国大党分裂的理由不复存在。当贝桑特夫人出面就国大党重新统一问题在两派中进行斡旋时，得到了温和派多数人的支持。此外，1915年温和派资深领袖梅塔和郭克雷相继去世，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消失了。国大党也对章程作了相应的修改，为极端派重新进入国大党廓清了道路。
1916年12月，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年会，极端派和温和派终于实现统一。出席这次年会的代表达到2310人，当提拉克出现在主席台上时，雷鸣般的掌声伴随欢呼声响彻会议厅，经久不息。国大党温和派主席阿姆比卡·马宗达声情并茂地致辞，热烈欢迎提拉克及其极端派成员重新回到国大党：“经历了将近10年的痛苦分离和游离，将近10年的误解和困惑，将近10年的不愉快争议和迷茫，如今，印度民族主义政党的两翼终于认识到‘合则立，分则垮’，兄弟最终携手相聚。”[19]
在勒克瑙年会上，提拉克提出一个重要提议，希望成立一个小而有凝聚力的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国大党日常事务，同时也负责执行年会上通过的议案。通过这个提议，提拉克希望能把国大党由一个只具有审议作用的团体转变为一个有能力领导一场持续革命运动的政治团体。然而很不幸，这个提案被温和派否决了。4年后的1920年，圣雄甘地对国大党进行了改革，实现了提拉克的愿望。
从国大党勒克瑙年会起，提拉克成了国大党最孚众望的领袖。国大党宣布完全赞同自治同盟的活动，这促进了自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提拉克的主张被国大党接受，极端派与温和派的区分也就消失了。提拉克领导国大党直到他1920年去世为止，这段时期的国大党被称之为“提拉克时代”。
国大党的统一对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统一后的国大党重新振作起来，重新获得了力量，重新成为领导全国运动的中心，为战后民族运动**的到来准备了组织领导条件。
三、国大党与穆盟的合作
1916年是印度民族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年头，它不仅见证国大党两派的重新统一，而且实现了国大党与穆盟的第一次合作。
国大党与穆盟两大组织合作的建立，是双方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印度民族运动发展的需要。
首先，从1913年起，穆斯林联盟中的新势力占据优势和上风，穆盟的政策发生了明显转变。这一年通过的新章程中明确规定，穆盟的奋斗目标是通过宪政手段争取在印度建立适合于印度国情的自治。这标志着穆盟的政治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穆盟成为一个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政治目标的政党。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1）穆盟的视野已经超越了伊斯兰教的范围，开始从印度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民族利益优先于宗教利益。（2）穆盟的活动不再限于为穆斯林争取更多的席位和担任文官的机会，而是提出了印度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政治问题，整体利益优先于教派利益。（3）穆盟的矛头不再是与殖民当局合作对付国大党，而是转而与国大党站在一条线上，共同向殖民当局提出印度民族要求。穆盟政治方向的转变，不仅对穆斯林运动本身，而且对整个印度民族运动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从1915年起，国大党同意穆斯林单独选举制，扫除了两大组织合作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国大党和穆盟之间的主要分歧是穆斯林单独选举制，国大党以往在这个问题上持强硬的反对立场，双方没有协商的余地。为了民族自治的全局利益，国大党放弃了以前的强硬立场，第一次同意穆斯林单独选举，并逐省拟定了穆斯林在立法会议中所占席位的比例。穆斯林占人口少数的省，其席位略高于人口比例；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省，其席位略低于人口比例。国大党对穆斯林单独选举制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两点：（1）接受穆斯林单独选举制，有利于争取穆斯林衷心支持自治运动，有利于团结穆斯林共同对英斗争。（2）这是第一次由国大党和穆盟自己通过协商解决内部分歧，排除了殖民当局插手和挑拨的可能性，为两大组织的合作铺垫了道路。
再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国大党和穆盟提供了合作的契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争取英国殖民统治者兑现其给予印度战后自治的许诺，国大党和穆盟持同一立场，都积极支持英国作战。两个组织进一步接近，双方约定以后两个组织的年会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城市举行，以便双方领导人互相列席，交换意见。
在上述背景下，国大党和穆盟在合作的道路上阔步前进。1915年12月，国大党和穆盟两个年会同时在孟买召开，双方领导人互相列席，“团结就是力量”的口号响彻两边会场。在穆盟年会上，国大党领导人苏·班纳吉、贝桑特夫人、奈杜夫人、甘地，同穆盟领导人真纳、玛兹哈尔·哈克一起坐在主席台上。这是自两大组织成立以来国大党领导人第一次参加穆盟年会，奈杜夫人为此盛赞真纳为“谋求团结的无畏战士”[20]。在真纳提议下，穆盟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与国大党商讨制定以实现印度自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方案。国大党也赞成相应地成立一个委员会，与穆盟委员会合作，共同制定方案，向殖民当局提出联合要求。
1916年12月，国大党和穆盟同时在勒克瑙召开年会。国大党年会主席是阿姆比卡·马宗达，穆盟年会主席是真纳。双方同时通过了共同拟定的行动纲领，即著名的《国大党—穆盟勒克瑙协定》，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在促成国大党和同盟协议中起了重大作用。协定规定：战争结束后，印度应取得英帝国自治领式的自治地位；各级立法会议中应有4/5的民选议员；各级政府官员应有半数由议会任命；中央立法会议不得干预中央政府在对外政策和领导武装力量方面的权限。国大党在协定中还第一次接受了穆盟坚持的穆斯林单独选举制的原则：中央立法会议民选议员的33%应为穆斯林；在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孟加拉和旁遮普，穆斯林选民可略小于人口比重；在穆斯林人口占少数的省，则可相应超过穆斯林在该省的人口比例。
《勒克瑙协定》的要求虽未被殖民当局理睬，但它标志着国大党和穆盟合作的开始，为战后初期甘地支持哈里发运动以及穆斯林群众积极参加不合作运动奠定了基础。真纳在年会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该协定，盛赞它象征着团结的印度的诞生，印度的未来、印度的团结和争取获得宪政自由的共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这个协定的实施。提拉克也称颂该协定，它融化和瓦解了有害于民族和社会的分歧，标志着民族意识的增长。既然印度团结一致的声音已经向英国殖民官僚们发出了走开的最后通牒，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国大党以承认穆斯林单独选举制为代价换取穆斯林联盟的合作，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然而却被某些伊斯兰教派思想严重的人用来作为鼓吹穆斯林政治实体的新依据。某些教派主义思想浓重的印度教徒也指责该协定对穆斯林作了过分的让步，是牺牲印度教徒利益讨好穆斯林，并为此责难提拉克和国大党。提拉克对此作出答复：“先生们，有人说我们印度教徒对我们穆斯林兄弟让步太多。但我敢肯定地说，我们并未作出让步。我这样说代表了全国各地印度教徒的心声。我不介意自治权利是否只赋予了穆斯林团体，也不介意是否赋予了拉其普特人。如果英国政府认为印度教徒最低层比印度受过教育的人们更适合享受这些权利，那我也不介意把自治权利赋予他们。我不介意将这些权利赋予印度社会任何阶层。当我们不得不与第三方战斗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政治信条，团结一心。”[21]面对提拉克如此强大的气场，那些原本就不占优势的反对声音渐渐地消失了。
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国大党与穆盟合作的基础比较脆弱，合作的意义也有限，在良好的合作愿望背后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印度不同宗教、政治和社会势力对勒克瑙协定的不同反应，为印度教派矛盾的加剧和殖民者挑拨宗教冲突、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印度历史学家马宗达曾说，国大党在1916年的行动，实实在在地为30年后巴基斯坦的出现奠定了基石，他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四、《蒙太古改革方案》
1917年，提拉克和贝桑特夫人发起的自治运动日益扩展，参加自治同盟的人越来越多，并逐渐从知识界和社会中上层扩展到下层群众之中。为了缓和印度人民的反英情绪，保证印度对英国作战的继续支持，英国政府决定在战略上稍作改变，采取一种和解的姿态。
印度自治旗
1917年8月20日，新任印度事务大臣蒙太古在英国下院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政策宣言。印度前总督蔡姆斯福参与了宣言的起草工作，因此又被称为《蒙太古—蔡姆斯福宣言》。宣言称：“英国国王陛下政府的政策就是要让印度人越来越多地参与一切政府管理部门，并逐步发展自治制度，以便在英帝国的组成部分印度实现责任政府。”[22]《蒙太古宣言》是对前印度事务大臣莫莱立场的修正，莫莱在1909年实行立法会议改革时断然宣称，他的改革与逐步实现印度自治毫不相关。《蒙太古宣言》的发表是印度民族斗争道路上取得的一个重要胜利，该宣言使自治运动的发展不再被看成是扰乱治安的行为。
当然，该宣言并不意味着英国准备很快承认印度自治。宣言连“自治”一词都没有使用，讲到目标是建立责任政府时，又规定为实现此目标要经过一系列宪政改革步骤，每一个步骤的内容及日程都要由英国政府规定。这无疑给英国政府足够的余地去防止权力真正回到印度人手上。虽然如此，《蒙太古宣言》毕竟是英国政府第一次宣布要在印度逐步实现责任政府，事实上是承认了要逐步给印度自治领地位。蒙太古宣言发表之后，当局对贝桑特夫人及其助手们的禁令也随之解除，贝桑特夫人的人气也随之高涨。她听取了提拉克的建议，在1917年国大党年会上竞选主席一职，并顺利当选。
1918年7月，蒙太古与蔡姆斯福联署公布改革方案，即《蒙太古—蔡姆斯福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在国大党内引起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把民族主义分子分成3派，削弱了自治运动。温和派主要人士对改革方案深表欢迎，希望立刻接受改革计划。当局对改革的承诺以及释放贝桑特夫人的举措，安抚了这些在贝桑特夫人被软禁后加入自治运动的温和派成员。他们纷纷退出自治运动，同时也退出国大党，1918年9月以后不再出席国大党会议，并组织了支持殖民统治的自由同盟。极端派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蒙太古改革方案》过于吝啬，没有接受的必要，甚至提出消极抵抗。提拉克深刻地指出，该方案带给印度的是一个没有太阳的黎明。第三派则主张，即使当局的改革计划不充分，也应尝试一下。
在《蒙太古改革方案》和消极抵抗问题上，贝桑特夫人陷入了犹豫不决、进退两难的困境。一开始，她和提拉克一样，反对英国政府提出改革方案而印度被动接受，但后来她则主张接受改革方案。同样，一方面她反对消极抵抗，另一方面在其年轻追随者的施压下又赞成消极抵抗。提拉克虽然坚持一贯立场，但贝桑特夫人的犹豫不决以及温和派立场的改变，使得他独木难支，无力继续开展自治运动。此外，在年底最关键的时候，他去了英国，以文字诽谤罪起诉《印度叛乱》的作者瓦伦丁·吉尔乐，并和他打了好几个月的官司。由于贝桑特夫人立场摇摆不定，再加上提拉克在英国，因此自治运动群龙无首，无法继续前进，慢慢停滞下来。
虽然自治运动停滞了，但是自治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一，它培养了一代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成为战后民族运动的脊梁，在圣雄甘地的领导下，民族运动进入了真正的群众运动阶段。其二，自治同盟建立了城乡之间的联系，这对往后几年革命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三，通过普及自治思想，使自治家喻户晓，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支持民族主义的氛围。
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政治意识不断提高，他们不满足于现状，积极探索新的政治斗争途径。自治同盟的领导者，曾经带领他们进行斗争，但现在不能继续领导斗争了。就在这时，甘地登上了印度政治舞台，掀起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民族运动新**。
[1] B.N.Pandey，The Ind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1885-1947：Select Documents，London：Macmillan，1979，p.37.
[2] S.N.Pandey，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India（1757 to 1947），New Delhi：Readworthy Publications Pvt.Ltd.，2008，p.190.
[3] R.K.Ray，Industrialization in India：Growth and Conflict in the Private Corporate Sector，1914-1947，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60.
[4] V.P.S.Raghuvanshi，Ind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Thought，Agra：L.N.Agarwal，1959，pp.129-130.
[5] V.P.S.Raghuvanshi，Ind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Thought，1959，p.130.
[6] Sohan Singh Josh，Baba Sohan Singh Bhakna：Life of the Founder of the Ghadar Party，New Delhi：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70，pp.30-31.
[7] Harish K.Puri，Ghadar Movement：Ideology，Organization and Strategy，Amritsa：Guru Nanak Dev University Press，1983，pp.73-74.
[8]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53.
[9] Lord Hardinge，My Indian Years 1910-1916，London：Butler and Tanner Ltd.，1948，p.79.
[10] Pascal Alan Nazareth，Gandhi's Outstanding Leadership，Bangalore：Sarvodaya International Trust，2011，p.10.
[11]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423页。
[12] Tilak Raj Sareen，Ind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broad，1905-1921，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1979，p.258.
[13]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54.
[14] Bipan Chandra，Amales Triathi，Barun De，Freedom Struggle，New Delhi：National Book Trust，India，1972，p.94.
[15] 林承节：《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第446～447页。
[16] Bal Gangadhar Tilak，his Writings and Speeches，Madras：Ganesh & Co.，1919，p.392.
[17]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162
[18] G.P.Pradhan and A.K Bhagwat，Lokamanya Tilak：A Biography，Bombay：JAICO，1959，pp.265-266.
[19]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165-166.
[20]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263页。
[21] Bal Gangadhar Tilak，his Writings and Speeches，Madras：Ganesh & Co.，1919，pp.202-203.
[22] S.R.Mehrotra，India and the Commonwealth，1885-1929，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65，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