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1922年2月，甘地发动了第一次全国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将印度民族运动推向了新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巨大的战斗力，使群众运动在客观上服从国大党的政治领导，成为民族资产阶级向殖民者施加压力的威慑力量，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新时期。
一、哈里发运动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合作到战后的不合作的代表人物甘地，在《自传》中真实地叙述了这个转变过程，《罗拉特法》特别是阿姆利则惨案是他转变的关键。阿姆利则惨案后，甘地明确表达了与英国政府不合作的思想，他说：“当英国政府拿起武器对准它的手无寸铁的人民，那么它就丧失了自己的统治权力。这件事足以表明它已经不能用和平和正义的方式进行统治，所以除了推翻英国统治，实行完全自治以外，已不能使受到伤害的印度感到满意。”[10]
如果说阿姆利则惨案使甘地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那么哈里发运动则为甘地正式提出不合作思想提供了契机。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德国一边的奥斯曼土耳其沦为战败国，遭到英法等协约国的瓜分。奥斯曼土耳其遭遇瓜分，引起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愤慨。同年，印度著名伊斯兰活动家和国大党人阿里兄弟成立了哈里发委员会，领导了印度穆斯林反对英法等帝国主义瓜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保卫帝国素丹的哈里发运动（又称基拉法运动）。1919年，英国侵略伊斯兰国家，印度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开展离开印度运动，支持阿富汗的斗争。在印度国内，受英国殖民统治者压迫最甚的穆斯林手工业者和农民向往建立一个自由的哈里发国家，以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和伊斯兰教代表人物也参加了哈里发运动。
1919年11月14日，甘地应伊斯兰教代表邀请，参加了在德里召开的第一次全印哈里发会议（基拉法会议）。甘地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问题，并且第一次用“不合作”来表达他的反帝思想。他郑重声明，如果政府在像哈里发这么重大的问题上竟然背弃了我们，那么我们除了不合作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在我们遭受背弃的时候，我们有权利不和政府合作，进行不合作是人民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他提出，如果英国当局拒不考虑穆斯林的要求，就号召穆斯林完全撤销与政府的合作。会上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具体考虑在必要时采取不合作的步骤，甘地是主要成员。[11]
1920年1月和3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领袖组成的代表团分别会见了总督和英国首相，但都无果而终。这引起了穆斯林的普遍不满，于3月19日举行抗议日，绝食、祈祷和总罢业。在孟买召开的哈里发会议上，甘地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提议，主张哈里发委员会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政府。6月9日，新成立不久的中央哈里发委员会在阿拉哈巴德一致通过了甘地的提议，决定从8月1日起开展不合作运动，并提出让甘地来领导这一运动，其内容包括放弃荣誉称号、抵制立法会议、抵制法庭和公立学校等。
不合作运动于1920年8月1日正式开始。是日凌晨，为印度民族独立事业奉献一生的提拉克与世长辞，这既是悼念提拉克的一天，也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开始的一天。人们联合起来举行总罢业和游行，许多人在这天绝食和祷告。8月，协约国强迫土耳其签订了《色佛尔条约》，促进了哈里发运动的加强。甘地号召印度教徒也积极参加哈里发运动，并要求国大党也考虑开展不合作运动。甘地带头退回英国勋章，其他人也都放弃了英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头衔。在甘地的发起和领导下，哈里发运动成为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共同事业。
实际上，甘地发动不合作运动，最初是以哈里发运动为基本阵地，以穆斯林中一些激进的政治家为主要依靠力量，包括阿扎德和阿里兄弟。最早表示拥护不合作运动的还有甘地早期开展坚持真理运动的比哈尔和古吉拉特的民族主义者，包括拉金德拉·普拉萨德、萨达尔·帕特尔等。但是，国大党大多数人最初对不合作政策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包括真纳、莫·尼赫鲁、提拉克、奇·达斯、贝桑特夫人、马拉维亚、拉·拉伊等一批国大党领导人。真纳由于反对不合作，于1920年退出了国大党。他们认为，不合作运动只不过是一种敌不过帝国主义的癫狂的梦呓。形势的发展迫使国大党领导机构必须作出明确抉择，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开展不合作运动问题。
二、国大党那格浦尔年会
1920年9月，在拉·拉伊主持下，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5800多人，包括几乎所有国大党著名领导人。甘地在会上提出了非暴力不合作决议案，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最终以多数票获得通过。决议案陈述了英国政府在印度犯下的“错误”，提出发动“渐进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直到这些错误得到纠正为止，并确定司瓦拉吉为不合作运动的目标。决议案详细阐述了非暴力不合作计划：（1）放弃政府授予的头衔和荣誉职位，辞去地方机构中的职务。（2）拒绝参加政府官员或以他们的名义举办的官方和非官方活动。（3）在各省建立民族学校和大学。（4）抵制英国法庭，通过建立自己的仲裁法庭解决私人争端。（5）拒绝参加立法会议选举。（6）抵制洋货。（7）从事手工纺织，为民众提供土布。（8）拒绝参军赴美索不达米亚服役。[12]加尔各答特别会议通过把不合作运动作为争取和满足哈里发运动的手段，这样，国大党和哈里发运动组成了反帝统一战线。
1920年12月，国大党在那格浦尔举行年会。那格浦尔年会是甘地和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里程碑。
首先，年会顺利通过了甘地拟定的“渐进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出席年会的代表达到14582人，创有史以来最高纪录。年会肯定了国大党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决议案，通过了甘地拟定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这个计划主要包括3个步骤：第一步，所有印度人放弃政府授予的头衔和荣誉职位；第二步，对立法机关、法院和学校等实行普遍抵制，并辅以家家户户手工纺织活动，每个国大党党员从主席到普通党员都要亲自手工纺织，以抵制英货；第三步：抗税。这样，甘地的不合作策略便被国大党年会批准，成为指导国大党行动的总路线。
其次，年会提出了“用一切和平与合法的手段实现司瓦拉吉”的新纲领。年会通过了甘地主持起草的国大党新章程，提出了“用一切和平与合法的手段实现司瓦拉吉”的新纲领，取代了用“宪法手段”“实现殖民地式自治”的旧纲领。甘地指出，“司瓦拉吉”的含义具有伸缩性和弹性：如果可能，就实行不列颠帝国范围内的自治；如果必要，就实行脱离不列颠帝国的自治。前者指自治领地位，后者指完全独立。可见，新纲领具有明显的实质性变化，它第一次向国大党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领导人民砸碎殖民枷锁的历史使命。
第三，年会改组健全了国大党各级组织机构。国大党新章程对国大党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建立了一个由15人组成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作为中央常设机构和执行机构，领导日常工作。（2）按民族语言划分省份（共21个省），各省建立国大党省委员会，这样就能使用当地方言保持联系。（3）每个县建立国大党县委员会。（4）每个区建立国大党区委员会，甚至村支部。（5）国大党年会代表和国大党全印委员会成员由各省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6）大量吸收工农入党，在群众中发展党员，计划成为1000万人的党。（7）党员要注册，要缴党费，为了使穷人能加入国大党组织，会费减少到每年4安娜。（8）成立15万人的国民志愿队和义勇团，其成员主要是大学生、青年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骨干都是相信非暴力原则的爱国青年，负责在全国宣传和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经过这样的改革，使得具有35年历史的国大党第一次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第一次成为一个领导广大群众反对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现代政党，成为一个包括广泛爱国阶层的反帝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原来很少为国大党上层注意的普通群众和政治上落后地区的群众被吸收到党内来，使各省在党内决策上具有同等地位，打破了原来由孟加拉和孟买等少数省少数头面人物把持国大党决策的局面。国大党内形成了新的领导层和以工农为主体的新生力量，殖民者惊呼，国大党被一群半开化的人包围了。
年会最后通过《关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议》，授权甘地正式以国大党的名义在全印范围内领导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从加尔各答特别会议到那格浦尔年会，甘地的不合作策略终于在国大党内得到确认，这个过程也就是甘地在国大党内领导权和领袖地位确立的过程。《孟买纪事报》把那格浦尔年会称为“甘地的大会”。从1920年起，甘地成为国大党的“太上皇”和“无冕之王”，也成为印度民族运动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和力量源泉。印度现代史上的“甘地时代”开始了。
三、不合作运动迅猛发展
国大党对不合作策略的采纳，给不合作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早期的不合作运动主要由哈里发委员会领导，现在由国大党和哈里发委员会共同领导，不合作运动与哈里发运动结合起来，形成了蓬勃发展的势头。自1921年1月起，不合作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开展起来，正如1921年国大党年会主席H·A·汗所描绘的那样：“每个真正的印度人心中都充满了为争取自治而愉快地吃苦受难的**。”[13]不合作运动成就显著，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大党最高领袖甘地和哈里发运动最高领袖阿里兄弟一起，开展全国性的巡回演说，鼓舞群众的斗志。他们号召人们丢掉恐惧心理，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甘地在数百场集会上发表演讲，并接见了大批政治工作者。他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口号：“一年内实现司瓦拉吉”，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他认为，不合作运动既是同政府的战争，也是旨在净化印度的腐败、欺诈、恐怖和白人霸权压迫的政治生活的宗教运动。他把实现手工纺织、印穆团结、消除不可接触制等建设性工作作为实现政治独立即司瓦拉吉的前提条件，只要他的非暴力不合作计划和建设性工作能得到实现，印度在一年内就可以获得司瓦拉吉。国大党和哈里发委员会的各级组织也层层贯彻不合作决议和开展建设性工作决议，号召人们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各种适合自己的不合作形式投入斗争。全国民众热血沸腾，情绪激昂，投入战斗。如贾·尼赫鲁所描述的：大家有一种如释重负、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感觉；压迫人们低头的恐惧心理减退了，人们挺起腰抬起头进行斗争。
第二，抵制教育。大批学生退出殖民政府开办的公立学校，转入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民族学校。在甘地全国巡回演讲的第一个月，就有9万学生离开公立学校，转入800多所新建的民族学校和大学。教育抵制运动在孟加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加尔各答学生引发了一场全省性的罢课，目的是为了迫使这些学校的主管退出政府机构。奇·达斯和苏·鲍斯在推动教育抵制运动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苏·鲍斯出任孟加拉民族学院院长。旁遮普教育抵制运动规模仅次于孟加拉，拉·拉伊最初对这个运动持保留态度，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也成为运动的领军人物。在孟买、联合省、比哈尔、奥里萨、阿萨姆，教育抵制运动也很活跃。从下面的几组数字中，可以看出教育抵制运动的巨大成就。在1919—1920学年，公立文科大学150所，学生5.2万多，公立中学8708所，学生128万多；1920—1921学年，公立文科大学160所，学生4.8万多，公立中学8923所，学生125万多；1921—1922学年，公立文科大学167所，学生4.5万多，公立中学8987所，学生123万多。在两个学年中，公立大学和公立中学的数量在增加，然而学生数量却不增反降，分别减少6000多人和4万多人。此外，大批学生举行罢课，走出校门，穿戴起流行的土布做成的白衣白帽，投身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去。
第三，抵制法庭。相较而言，律师对法庭的抵制运动远不如教育抵制运动那么成功，但是它的影响和意义却十分深远。许多全国一流律师和地方著名律师响应不合作号召，放弃丰厚的甚至王宫般的收入，投身抵制法庭运动，其中有尼赫鲁父子、奇·达斯、拉金德拉·普拉萨德、瓦拉拜伊·帕特尔、拉贾戈帕拉查里等。尼赫鲁父子是出身婆罗门高等种姓、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富有的律师，是搬到阿拉哈巴德欧洲居民区的第一个印度人，住的是全市最豪华的第一座装上电灯的别墅，配有大花园和游泳池；他们随意举家游历世界各地，由最豪华的轿车接送，住最气派的饭店，社会上甚至流传说尼赫鲁家穿脏了的西装也要专程送往巴黎浆洗。他们放弃了利润丰厚的案子，投身抵制法庭运动，甚至为被捕入狱作准备，体验睡地板。[14]他们的牺牲精神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到3月初，参加抵制法庭的律师有180多人。有些富商（如巴加伊）每年捐出10万卢比给参加抵制运动的律师，使他们能够全身心投入不合作运动。参加抵制法庭运动的人数，孟加拉最多，其次是安得拉、联合省、卡纳塔克和旁遮普。此外，许多地区建立了民族仲裁法庭，人们纷纷撤回提交给政府法庭的诉讼案，转到民族仲裁法庭。
第四，抵制洋货。不合作运动中最成功的可能是抵制洋货运动，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焚烧洋货，特别是洋布。许多志愿者挨家挨户收集用外国布料做成的衣服，整个社区集中起来烧掉这些衣服。普拉布达斯·甘地曾陪同圣雄甘地在1921年初巡回演说，他回忆说每当火车经过一个小站，都要停留几分钟，甘地对拥挤在站台上欢迎他的成千上万群众演讲，劝他们现场丢掉那些洋布头饰和衣物。人们立刻把戴的洋布头巾，穿的洋布外衣脱下，很快堆成小山，当火车开动时，烈火已在熊熊燃烧跳跃。抵制和焚烧洋货席卷各个城市，到处是一堆堆篝火焚烧英国纺织品和西装的壮观场面。穿洋服的首先在民族主义者中绝迹了，在街道上也越来越少见。
另一种形式是纠察出售洋货的商店，劝阻人们不买洋货。志愿纠察队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据1921年8月官方统计，这样的志愿纠察队有345个，1.5万多人，另有社会服务组织404个，1.5万多人。他们来到出售洋货的商店，站在商店门口，劝阻人们不要购买洋货。抵制洋货运动使得外国布料进口减少了将近一半，从1920—1921年的1000多万卢比下降到1921—1922的570万卢比。纠察抵制洋酒的活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商店货架上的酒落满尘土，销售不出去。禁酒运动使旁遮普征收的消费税减少330万卢比，比哈尔减少100万卢比，孟买减少60万卢比。政府收入急剧下降，被迫大力宣传使人们相信好的饮料对人健康的重要性。比尔哈和奥里萨政府甚至编辑和发行小册子做广告，说历史上的一些伟人像摩西、亚历山大大帝、恺撒大帝、拿破仑、莎士比亚、格拉斯顿、坦尼森、俾斯麦都爱喝他们省产的酒，欢迎各界人士品尝。禁酒运动中广泛实行了社会排斥斗争手段，例如，继续卖酒的酒店店员死了，没人帮他办理丧事；丈夫不戒酒，女仆就拒绝侍候女主人；等等。
第五，抵制头衔和职位。在甘地等人的带头下，人们纷纷放弃英国政府授予的各种荣誉和头衔，并辞去殖民政府机构的职位。统计数据显示，1921年1月底，即有24人放弃头衔和职位，3月底达到87人。7月，穆罕默德·阿里在卡拉奇举行的全印哈里发会议上演讲，宣布穆斯林继续在英国军队里服役不符合伊斯兰教法，并号召把这一信息传达给每一位穆斯林士兵。结果，阿里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很快被捕。为了抗议当局逮捕，这个演讲在举国上下无数聚会上反复播出。10月4日，47名国大党要员（包括甘地在内）发表声明，支持阿里所言，并号召每个公民和每个军人都应该与这个残暴的政府断绝关系。第二天，国大党工作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相同的决议。10月16日，全国各地的国大党委员会纷纷召开会议，宣布采取同样的决议。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追究这件事情，政府的声望也大大受损。阿里被捕后，联合省37名穆斯林警察和孟加拉40名穆斯林警察辞职，孟买也有17人辞职。[15]
第六，募集资金。1921年3月，国大党全印委员会在维加亚瓦达举行会议，制定了接下来3个月国大党需要集中精力完成的3大任务，即募集资金、招募党员和推广手纺车。募集资金的目标是3个月内为“提拉克司瓦拉吉”基金募集1000万卢比，这项基金主要用来资助国大党的活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到6月30日，募集资金的任务超额完成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工厂主、知识分子、普通城市居民和农民都参加了捐献。孟加拉马尔瓦利商人1921年1月捐了10万卢比，艾洛尔一个黄麻厂主捐了一大笔钱，联合省费扎巴德佃农也参与捐款。相较而言，招募党员的任务截止到30日未达到原订目标，只完成了一半，约500万人。到年底，国大党党员已接近1000万人。
第七，手纺土布。到6月30日，手纺车推广任务也基本达到预定目标，达到200万辆。甘地要求每个国大党领导人都带头手纺，他自己身体力行，天天纺纱，走到哪里把纺车带到哪里。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恢复手纺的意义，手纺车的每一次转动都纺织着自尊、自助、自爱和自强。如人人手纺，印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罗摩时代就会在印度重现。甘地在马杜赖给学生演讲时，有学生抱怨印度土布太贵，甘地回答说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少穿衣服。自从那天起，甘地便以苦行僧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削发光顶，上身**，不穿长裤，光着双脚，腰缠土布。这一装束虽然被丘吉尔讥讽为“半**的游方僧”，但在印度普通民众中赢得了威信。[16]为了促进手纺土布运动，他在《青年印度》上提出以画有纺车的三色旗为印度国旗。印度全国兴起了手纺手织土布运动，土布大量上市，土布衣服和甘地帽成了民族运动的制服。
第八，到农村去。在不合作运动期间，甘地和国大党提出了“到农村去”的口号。国民志愿队深入每一个村庄，发动农民参加不合作运动。许多国大党领袖积极响应号召，深入农村，贾·尼赫鲁即是其中之一。在运动中，贾·尼赫鲁一直担任联合省国大党委员会总书记，将全部精力和时间放在运动上。他以忘我的精神和热情投入运动，以致抛弃了其他社会关系，抛弃了老朋友，书和报纸也很少看，甚至忘掉了家庭，忘掉了妻子和女儿。他的个人和家庭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戒烟、素食、脱掉西服穿上土布制服，家庭生活开始变得简朴，削减佣人，变卖马和马车以及多余的家具。尤其重要的是，他发现了真正的印度，即贫穷的农村，这一经历成为他政治生涯和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在《自传》中写道：在此之前，他完全不了解工厂和田地里的劳动情况，政治见解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观点，自从亲历农村，耳闻农民的悲惨遭遇，目睹农村的穷苦景象之后，他所看到的景象不可磨灭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一想到印度，他心中就出现了这些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农民群众。这一经历使贾·尼赫鲁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对劳苦民众产生了深刻的同情，产生了一种新的责任感，即结束印度的贫困状态，这促使他开始转向马克思的学说，成为他信奉社会主义的契机之一。1920年10月，在贾·尼赫鲁等国大党人和农民运动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奥德地区建立了农民协会，下属有33个分支。这个农协既号召农民参加不合作运动，也号召农民拒耕地主夺佃的土地，拒绝无偿地为地主服役，农民运动与不合作运动交织在一起。贾·尼赫鲁积极向农民宣传司瓦拉吉的意义，他在1921年11月25日的阿拉哈巴德农民大会上说：“我们应该在印度努力实现司瓦拉吉，不是资本家的司瓦拉吉而是穷人和农民的司瓦拉吉。”[17]
第九，抗税运动。随着不合作运动在农村的深入和农民运动的发展，要求实行抗税的呼声越来越高。1921年11月4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和全印委员会决定授权各省开展包括抗税在内的不服从运动。年底，国大党阿迈达巴德年会根据甘地建议，宣布准备开展文明不服从运动即实行抗税，同时授权甘地为领导这一运动的唯一权威。甘地选择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县的巴多利区作为试点，巴多利国大党组织征集了300人在不服从誓约上签名。1922年2月1日，甘地向总督提出最后通牒，如果当局一周内不答应释放政治犯，取消对不合作运动的镇压，就在巴多利开始不合作运动的最后阶段，即抗税。然而，乔里乔拉暴力事件的发生，打断了这一进程。
第十，抵制威尔士亲王。1921年11月17日，英国王位继承人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在亲王访问前夕，总督试图与甘地和国大党达成协议，让国大党不要发动抵制活动。甘地以释放阿里兄弟为先决条件，殖民政府不同意，结果未能达成协议。于是，甘地和国大党号召全国各界人民抵制与亲王访问相关的一切庆祝仪式，并在亲王抵达孟买当天实行全国总罢业。在阿拉哈巴德和加尔各答，威尔士亲王所到之处，门窗紧闭，街道空空，无人迎接。在孟买，甘地在埃尔芬斯通厂举行了大型演讲，并焚烧外国布料。少数参加欢迎威尔士亲王活动的群众与参加甘地演讲的群众发生了冲突。骚乱接踵而至，拜火教徒、基督教徒和英裔印度人极易辨认，三者成了攻击的主要对象，3天中有59人死亡。甘地绝食3天后，暴力才得以停止。事后，甘地立即要求工作委员会收回对各省开展不服从运动的授权，11月23日，工作委员会通过决议，并指示各省委员会必须保证“绝对非暴力的气氛”。
四、不合作运动的中止
莫·尼赫鲁（中）
殖民当局就国大党抵制威尔士亲王实行镇压，并实施大逮捕。12月，国大党志愿服务队在全印被宣布为非法。国大党和哈里发委员会的著名活动家被逮捕，包括尼赫鲁父子、奇·达斯、拉·拉伊、苏·鲍斯等人。奇·达斯是第一个被捕的，他在被捕前的演讲中说：“我感到了手铐和脚镣的沉重，这是束缚的苦痛，整个印度是个监狱，国大党的工作必须进行下去，我是否被捕没有关系，我个人生死算不得什么！”莫·尼赫鲁被捕后抱着年仅4岁的孙女英迪拉在法庭上受审，他自豪地宣布：“和我唯一的儿子一起坐牢为祖国服务是我最高的殊荣。”[18]群众也响应甘地的号召，掀起“入狱运动”，自愿进监狱，抗议当局的迫害。从1921年12月到1922年1月，被捕人数超过3万，监狱人满为患。当局禁止公共集会，在加尔各答向群众开枪，在达卡和阿里加武力驱散集会，在拉哈尔等地杀害志愿服务队人员和群众，抢夺并焚烧属于国大党的土布和纸张，搜查国大党和哈里发委员会办公室，封闭许多报刊，对出版物实行严格管制。虽然大部分著名的国大党领袖和工作人员被关进监狱，但运动的领导人甘地仍在外边自由活动。政府一直没有动甘地，原因是害怕逮捕甘地会引起印度军队和警察的反应。民族运动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大批被捕入狱，给不合作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成为不合作运动中止的潜在原因。
实行不合作和开展建设性工作，是甘地为这次运动规定的两大行动范围。不合作和建设性工作都涉及发动工农群众，而一旦工农群众发动起来，便会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斗争。工农运动有反对殖民统治和压迫的，也有反对地主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既与不合作运动相一致，又有自身的诉求。因此，工农运动与不合作运动既是平行的两个运动，同时又相互交错，难解难分。工农运动中有些逐渐脱离非暴力不合作的轨道，演化成暴动和起义，这既招致了殖民当局的镇压，也违反了甘地和国大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原则，成为不合作运动中止的直接原因。
在不合作运动期间，工会组织普遍建立起来，在1920年底举行的全印工会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国大党人拉·拉伊当选为主席。1921年1月，国大党建立了负责工人运动的专门机构。在国大党的号召下，工人们纷纷拿起不合作武器进行斗争，工人罢工与不合作运动结合在一起。罢工浪潮以前所未有的群众性和政治性席卷了印度所有工业中心，1921年共发生近400次罢工，共有60万人参加。罢工者积极抵制外货，参加国大党发动的各项斗争。1921年5月，阿萨姆茶叶种植园6000多名工人成群结队离开种植园，回到他们的比哈尔或联合省老家；种植园主对离开的工人开枪。孟加拉民族主义者立即发动轮船和铁路工人罢工，支持阿萨姆种植园工人不合作运动。罢工期间，暴力冲突时有发生。印度总督曾惊呼，国大党人在促进劳工骚乱方面，显示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引起了最广泛的动乱。
农民运动更是如火如荼，轰轰烈烈。在旁遮普，信奉锡克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发起了“阿卡利运动”（1920—1922），要求收回受到殖民当局公开支持的锡克教僧侣（马汉蒂）封建主霸占的庙宇土地，把它交给锡克教团支配。1921年2月，阿卡利党员试图和平占领南卡纳庙，遭到马汉蒂武装人员大屠杀，200多人被杀死，当局进而逮捕阿卡利党领导人。5月中旬，阿卡利党领导机构通过决议，决定对殖民当局实行不合作。1922年，一部分激进成员分化出来，另外成立“阿卡利雄狮”秘密组织，号召进行暴力斗争。
在马拉巴尔海岸地区，毛普拉农民掀起了自发斗争，演化为毛普拉起义（1921—1922）。毛普拉是阿拉伯人的后裔，信奉伊斯兰教。在不合作运动和哈里发运动双重鼓动下，毛普拉农民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佃农协会，一面要求当局立法，规定减轻地租，一面要求维护哈里发地位。1921年2月，当局颁布命令，禁止举行哈里发会议，并逮捕4名领导人，引起民众抗议集会。8月，警察开枪打死多名聚会群众，引发了农民起义。起义者袭击警察局、法院、政府机关，并宣布建立哈里发王国。殖民当局调来大批军队镇压，许多印度教地主帮助当局，起义带上了教派斗争的色彩。起义最终被镇压。据官方宣布，起义者死亡人数为2337人，非官方估计死亡人数为1万人，4万多人被捕或投降。
在联合省，农民建立了“农会”和“爱卡”（联合运动），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运动（1920—1922）。联合省是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的地区，1918年2月就建立了“联合省农会”，到1919年6月在全省173个区建立了450个分会。1920年10月，新的“奥德农会”成立，走上不合作斗争道路，吸引了330个草根农会加入。1921年1月，农民运动性质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参加国大党组织的反英集会游行的同时，开始袭击大地主的住宅，抢夺钱财。年底，在国大党和哈里发运动领导人的推动下，许多地方建立了“爱卡”（联合运动），掀起了爱卡运动。不久，爱卡运动的领导权落到草根农民手中，他们不接受国大党和哈里发运动领导人提倡的非暴力合作策略，而是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成立武装小分队，打击地主。[19]
尤其重要是，甘地本人领导的群众公民不服从运动也脱离了非暴力轨道，发生了暴力事件。1922年2月，甘地向总督发出最后通牒，但总督无动于衷。于是，甘地宣布在苏拉特区的巴多利开展群众文明不服从运动。甘地要求全国各地保持冷静，听从指挥，不要擅自行动，将运动的焦点放到巴多利。然而，一场暴力事件打断了刚刚开始的群众文明不服从运动。2月5日，在联合省戈拉克蒲尔区的乔里乔拉村，国大党与哈里发委员会领导了一场群众示威游行，遭到警察弹压，游行者数人被打死，导致游行队伍群起袭击警察。警察躲入警察局，群众放火焚烧，试图逃跑的警察被砍成肉块，扔进火里。最终，22个警察被烧死，警察局被烧毁。甘地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中止不合作运动。
1922年12月12日，甘地在巴多利召开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特别会议，通过《巴多利决议》，并宣布绝食5天。《巴多利决议》的要点是：由于印度没有非暴力行动的足够准备，因此立即停止群众性不合作运动；责成国大党地方组织让农民缴纳田赋及其他应向政府缴纳的捐税，保证不损害地主的合法权益；今后的任务是实施建设纲领，即手工纺织、消灭不可接触制、教派团结、国民教育等。巴多利决议激起了被关在监狱中的尼赫鲁父子、奇·达斯、拉·拉伊、苏·鲍斯等人的不满，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整个国家为一个偏远小村所作出的疯狂行为付出代价。英国殖民统治者随即进行疯狂镇压，172名国大党人被处绞刑。3月10日夜，甘地因煽动人民与政府为敌罪被逮捕，并处长期徒刑。接着，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又开始了自相残杀，哈里发运动和不合作运动联盟也随之瓦解。
五、贾·尼赫鲁与甘地的分歧和对话
甘地（右）与贾·尼赫鲁
20世纪20年代的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第一次**时期。在这个时期，甘地最终确立了他在国大党中的领导地位，以其独特的方式拉开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帷幕。如同当时的每一个印度民族主义者一样，贾·尼赫鲁被甘地的行动深深吸引，他放弃了丰裕的律师职业，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全身心地投入了甘地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成为甘地的忠实信徒。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贾·尼赫鲁对甘地的某些作法和主张深感苦恼和不安，甚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通过与甘地通信和会谈表达了他的不满和困惑。不过，这些分歧尚处在初级状态，还没有公开化，没有演化为尖锐冲突。这一时期，贾·尼赫鲁与甘地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印度民族运动的目标。1920年底的国大党那格浦尔大会是国大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揭开了全印范围内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序幕，确立了甘地在国大党内的领袖地位，尤其重要的是，明确提出国大党的目标是“用一切和平与合法的手段实现司瓦拉吉”。但是，在对司瓦拉吉目标的理解上，贾·尼赫鲁与甘地存在着明显分歧。甘地指出，司瓦拉吉的含义是“如有可能就实行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如有必要则实行脱离帝国的自治”[20]。可见，甘地对印度民族斗争的目标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既意味着自治领地位也意味着完全独立，实际上在当时甘地更倾向于赞成自治领地位。在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更多的是强调斗争方式即非暴力手段，而对运动的目标漠不关心，含糊其辞。对此，贾·尼赫鲁感到不满。他指出，当时人们都在谈论“司瓦拉吉”，可是每个人对“司瓦拉吉”的解释并不相同，在这个问题上，甘地故意含糊其辞，不鼓励大家把问题搞清楚，从而使我们完全不注意理论问题，忽视了运动的指导理论以及我们应有的明确目标。贾·尼赫鲁认为，在民族自由斗争中，首要的是要让人民明确他们争取的目标，以焕发人民进行斗争的热情。在国大党领导人中，贾·尼赫鲁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争取完全独立目标的人。
第二，印度民族运动的方法。贾·尼赫鲁与甘地在印度民族运动方法上的分歧表现在两个方面：（1）宗教神秘主义。甘地将某种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方法应用于印度民族运动之中，贾·尼赫鲁对此感到不满和困惑，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甘地不仅在民族运动中经常使用宗教术语，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而且直接运用绝食、祈祷等宗教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在第一次全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期间，甘地将哈里发问题与不合作运动结合起来，使伊斯兰教领袖的宗教影响重新抬头，并且经常引用宗教词汇，一再提起神、罗摩等，强调运动在宗教方面的意义，从而使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复兴主义的性质，大多数国大党工作人员也拼命效仿甘地，甚至还转述他的那一套话。贾·尼赫鲁对政治活动中这种宗教因素的发展感到苦恼，对这种现象极为反感。在他看来，政治问题就应当从政治观点来考虑，不应与宗教扯在一起，伊斯兰教大毛拉和印度教斯瓦米之流在公开讲演中所说的许多话是错误的，他们对一切事物进行宗教歪曲，从而使人的头脑不清楚。甘地所用的一些宗教词语也使他感到困惑和震惊。二是甘地往往根据“内心声音”或“祈祷的回音（即直觉和本能）发动或中止运动。甘地做事往往凭借神秘的“内心声音”，而很少诉诸理性。甘地在《自传》中曾写道，他早就学会了使自己顺从内心声音并乐于顺从这种声音，如果背着这种声音做事，对他来说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痛苦的。在民族运动中，甘地不仅凭内心声音决定发动斗争的方式，而且凭内心声音随意中止运动，然后随意找一个荒诞的理由为他的行为辩解。1919年反《罗拉特法》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帷幕是以全国性的总罢业方式拉开的，而这一斗争形式则是在神秘的梦境中决定的。1922年甘地以乔里乔拉事件为由突然决定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2）非暴力主义。甘地将非暴力方法奉为信条，贾·尼赫鲁则将非暴力方法视为策略。贾·尼赫鲁认为，甘地向印度人民提出的非暴力抵抗方法是争取实现独立目标的正确的和最有效的方法，然而，这种方法并不是不可侵犯的宗教教条，而是能够产生某些结果并根据这些结果来判断的方针和方法。个人可以将它视为不容争辩的宗教信仰，然而，政治团体决不能这样做。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暴力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警察的挑衅和镇压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保持斯文和沉默。此外，打入运动中的暗探和内奸经常有意制造事端或煽动别人采取暴力行动，以此来破坏运动。如果由于不可避免的个别暴力事件就必须停止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那么，非暴力抵抗方法就永远不会成功。贾·尼赫鲁感到困惑不解，是非暴力方法本身有缺陷，还是甘地对这种方法的解释有毛病？他写信给甘地，表达了他心中的困惑和疑虑。甘地给贾·尼赫鲁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他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原因。他承认，从战略观点看这个决定“在政治上是不合理的和不明智的”，但他在思想上毫不怀疑，这个决定在宗教上是正确的。“我向你保证，如果事态（文明不服从）不被中止，我们领导的就不会是非暴力斗争，而是暴力斗争。运动不自觉地偏离了正确道路，我们必须回到系泊处，才能够再次笔直向前”。[21]
这次对话对甘地产生了效果。若干年后，甘地清楚地说明，不应当因为发生个别的暴力行为就放弃非暴力抵抗运动。在他看来，非暴力方法是正确的方法，适合一切情况，就是在敌对的气氛中也可以有限度地运用。这种解释扩大了非暴力行动的范围，标志着甘地思想发生了变化，它也消除了贾·尼赫鲁心中长期存在的疑虑。贾·尼赫鲁后来对甘地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作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1922年2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中止有着深刻的原因，并不只是由于乔里乔拉事件，乔里乔拉事件只不过是最后爆发的导火线，是表面的理由。甘地做事往往凭本能，由于跟群众长久密切的联系，他像一般的伟大的群众领袖一样养成了一种新的感觉，使他能够了解群众的感情，群众做些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他根据这种本能的感觉，决定他的行动，然后为了安慰那些表示惊奇和愤愤不平的同事，他用各种理由说明他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决定。这种表面上的说明往往不够，乔里乔拉事件就是一个例证。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中止有其更深刻的原因：当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却快要解体了；那个时候只有模糊的司瓦拉吉想法和非暴力斗争方法，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优秀分子几乎全部在监狱里；群众一向很少受训练，不能自己坚持运动；许多不良分子，其中包括一些敌人派进来的破坏分子得了势，甚至控制了若干地方的国大党组织和哈里发组织，如果运动继续下去，只能招致政府的血腥镇压，建立恐怖统治。因此，贾·尼赫鲁认为，这些也许是当时甘地心里所考虑的理由和影响，如果承认了甘地这种推理方法，承认坚持非暴力方法的必要，那么甘地的决定是正确的。
甘地以乔里乔拉小村发生暴力事件为由中止不合作运动，这一决定引起的争议迄今在学术讨论会和历史著作中依然清晰可见。贾·尼赫鲁本人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既表达了人们对甘地决定的困惑，同时也澄清了甘地决定的合理性，从中可以看出贾·尼赫鲁与甘地在民族独立斗争方法上的分歧与对话，也可以看出贾·尼赫鲁与甘地政治风格的不同。德赛曾在《印度民族主义的社会背景》中写道：“在甘地的领导下，民族主义运动成为一个奇特的混合：勇猛前进随之以突然而任意的停止，挑战继之以擅自妥协，结果导致变幻无常，混乱慌惑和群众视野的模糊。”[22]这是对甘地的斗争方法的形象总结。
甘地是一位主张用宗教净化政治的圣徒式的政治家，贾·尼赫鲁是一位主张政教分离的现代政治家。甘地思想渗透着浓郁的宗教道德气息和传统的复古色彩，贾·尼赫鲁思想则具有明显的科学世俗色彩和开阔的现代气息。甘地与贾·尼赫鲁两人思想特征方面的分歧，导致两人政治风格上的明显不同。甘地强调手段，贾·尼赫鲁重视目的；甘地主张先个人后制度，贾·尼赫鲁主张先制度后个人；甘地重直觉，贾·尼赫鲁重理性。对甘地来说，直觉是灯塔，对贾·尼赫鲁来说，理性是向导。甘地感兴趣于该做什么而不是将做什么，贾·尼赫鲁则感兴趣于将做什么而不是该做什么。对于甘地来说，一个计划或行动因为它是对的所以是合理的，而对贾·尼赫鲁来说，因为它是合理的所以是对的。甘地奉行“一时一步”、“一步即够”的政治哲学，以在他看来植根于现实的眼前目标为满足。他不是用逻辑和缜密的计划看待未来，他只是对现在作出回答。对他来说，未来只是由一个尚未给他提出问题的现在构成。贾·尼赫鲁则依据将来的可能和需要判断现在，根据长期的行动计划思考。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往往在重要关头采取突然而难以预料的决定，贾·尼赫鲁认为这不是政治态度或科学态度，或许连伦理态度也不是，它完全不符合现代的心理经验和方法。贾·尼赫鲁通过内心斗争和痛苦思考，给甘地的决定以合理的解释，使其理性化，赋予甘地主观思想以客观色彩。
贾·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分歧与对话实质上是现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两种不同趋势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碰撞与汇流。现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期是新旧印度交替的时代，各种社会力量和思潮并存，既有现代新印度的呼声，又有传统旧印度的抗争。印度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化历史传统、宗教气氛浓厚的农业古国。印度教派繁多，庙宇林立，人人笃信宗教，特别是印度教在印度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印度教徒占全国人口的83%，印度教的传统习俗渗透到印度社会的各个方面，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些习俗则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英国殖民统治摧毁了印度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使农民和手工业者陷入破产和贫困，他们对英国的殖民统治深恶痛绝，具有强烈的反英情绪。然而，由于小生产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散漫窄狭，传统的宗教意识深深根植于他们的心理和观念之中，他们眼界狭隘、闭塞落后、墨守成规，在反英斗争中缺乏博大视野和明确目标，常常面向过去，在古老的传统中寻找精神依托和救赎之道。宗教的传统因素和宗教在印度广大社会阶层中的地位，以及建筑在农业社会生产基础上的小农文化的影响，是印度传统文化的最突出的特征。正因如此，从19 世纪以来，印度的许多爱国者（从莫罕·罗易到提拉克）在寻找救国之道时，总是求助于印度的宗教文化传统，从印度教中寻求真理，用以革新传统社会，以求复兴印度。甘地是19世纪以来在印度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救国救民之道的先驱们的继承者、发扬者和集大成者。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始终立足于印度历史文化传统，利用传统因素为政治斗争服务，他不仅将印度民族主义中宗教与政治相结合的传统发挥到了最高峰，而且始终将改革和复兴传统社会结构作为主要使命，他不仅以印度传统社会的主体农民等小生产者为主要的政治力量，而且以与现代西方文明针锋相对的、以印度古老文明为基础的真理和非暴力的社会为理想。
在民族民主运动中，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工人等深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的阶层，很少传统观念的羁绊，视野开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他们代表着新印度的呼声。在现代西方思潮，特别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以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影响下，民族民主运动内出现了一个与传统的民族主义相对的现代的民族主义趋势，主张完全独立，实行社会主义变革，建立一个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全新的印度。这个趋势由贾·尼赫鲁、苏·鲍斯、纳·德夫和贾·纳拉扬等人代表，而贾·尼赫鲁则是该趋势的最突出、最有远见的领袖。在民族民主运动中，贾·尼赫鲁不仅主张彻底摆脱英国殖民枷锁，争取完全独立，而且主张彻底变革传统的社会结构，不仅重视教育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重视与工人、青年、学生等先进阶层加强联系，不仅反对将传统的宗教因素引入民族民主运动之中，使民族民主运动神秘化，而且以现代西方科技为基础的高度工业化的印度为理想。
贾·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分歧与对话，正是民族主义内部现代与传统因素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的缩影。如有些研究者指出：“甘地和尼赫鲁之间关系的紧张化起因于印度农村群众和城市中产阶级之间关系的紧张化。这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深厚感情的建立，是由于他们两人发现，如果这两个有广泛差别的社会阶层不合作起来争取最低目标，印度的发展和进步就可能失衡和变缓。”[23]贾·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分歧与对话贯穿民族独立运动始终，20世纪20年代只是初露头角，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进一步发展。
[1] Satyapal and P.Chandra，Sixty Years of Congress：India Lost；India Regained，Lahore：Lion Press，1946，pp.217-218.
[2] 培伦主编：《印度通史》，第507～508页。
[3] 尚劝余：《圣雄甘地宗教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页。
[4] M.K.Gandhi，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Madras：S.Ganesan Publisher，1928，pp.15-30.
[5] [印度]甘地：《甘地自传》，杜危、吴耀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92页。
[6] 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41页。
[7] Louis Fisher，The Life of Mahatma Gandhi，New York：Harper & Row Publishers，1983，p.176.
[8] 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9] D.G.Tendulkar，Mahatma：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Vol.I，1869-1920，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I.，1961，p.267.
[10] 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第45页。
[11] 彭树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史》，第46页。
[12] A.P.Srinivasamurthy，history of India's Freedom Movement，1857-1947，New Delhi：S.Chand & Co.（Pvt.）Ltd.，1987，p.77.
[13] Satyapal and P.Chandra，Sixty Years of Congress：India Lost；India Regained，Lahore：Lion Press，1946，p.277.
[14] Tariq Ali，An Indian Dynasty：The Story of the Nehru-Gandhi Famil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85，pp.98-100.
[15] D.G.Tendulkar，Mahatma：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Vol.II，1921-1929，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I.，1969，pp.52-53.
[16] Satyanarayan Sinha，1921Movement：Reminiscences，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I.，1971，pp.86-87.
[17] Bimal Prasad，Gandhi，Nehru and J.P.：Studies in Leadership，Delhi：Chanakya Publications，1985，p.87.
[18] G.C.Martin，The Story of Jawaharlal Nehru-India's First Prime Minister，Bombay：Asia Publishing House，1965，p.37.
[19]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197-201.
[20] Paul Brass，The Indian Nationalist Movement，1885-1947：Select Documents，London：Macmillan，1979，p.51.
[21] B.R.Nanda，Gokale，Gandhi and the Nehrus：Studies in Indian Nationalism，London：Allen and Unwin，1974，p.112.
[22] A.R.Desai，Social Background of Indian Nationalism，Bombay：Popular Prakashan，1966，pp.363-372.
[23] Verinder Grover，Political Thinkers of Modern India，Vol.10，Jawaharlal Nehru，New Delhi：Deep & Deep Publications，1990，pp.52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