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自治期间，国大党发生了很大变化，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矛盾更趋激烈。与此同时，教派纷争加剧，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导致穆斯林联盟走上了分立主义道路。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大党省自治终于走到了尽头。
一、国大党内部冲突激化
在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实施前后和1937—1939年省自治期间，国大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左翼在国大党以及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纷争和矛盾也与日俱增。
1935年《印度政府组织法》颁布后，国大党内左翼和右翼即“社会主义派”和“甘地派”之间的争论和冲突日益加剧，国大党处于内部危机之中。甘地提议贾·尼赫鲁出任国大党主席，充当“社会主义派”和“甘地派”之间的桥梁。甘地认为，这是避免工作委员会的许多难题和今天的激烈争论的唯一办法。此外，甘地也承认，国大党政策已经失去活力，需要注入新的生命和新的思想，只有贾·尼赫鲁能够负此重任。此时，贾·尼赫鲁因妻子病重被殖民当局提前开释，正在欧洲陪妻子看病。得知当选国大党主席后，贾·尼赫鲁决定立即回国，主持国大党勒克瑙会议。就在他预定动身的那天，即1936年2月26日，他年仅36岁的妻子卡玛拉永别了人世。
贾·尼赫鲁当选主席唤起了青年左翼激进分子的期望。苏·鲍斯3月4日从欧洲写信给贾·尼赫鲁，希望他与甘地抗衡，用一切方法阻止国大党接受官职，将国大党引向新的方向。苏·鲍斯声明：“在当今主要领导人中，你是我们唯一能够期望的领导国大党进步的人。此外，你的地位很特别，我认为即使圣雄甘地也会对你比对其他人更为通融。我诚心希望你在做决定时充分利用你的有力的公众地位。请不要以为你的地位实际上较弱，甘地决不会采取疏远你的立场。”[10]
右翼保守派则对贾·尼赫鲁施加压力，不容许采取任何改变现状的激进行动。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写信给贾·尼赫鲁，信中说虽然贾·尼赫鲁的观点与帕特尔、拉贾及他本人的观点有分歧，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但只要不对他们的工作纲领和方法进行彻底变革，对大家来说，继续共事还是可能的。否则，他们就会和他决裂。
贾·尼赫鲁接受了右翼保守派的挑战，在1936年4月的国大党勒克瑙会议主席致辞中，充分表达了他的激进观点。他坚信解决世界问题和印度问题的唯一钥匙在于社会主义，主张对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消灭农业和工业中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印度封建土邦制度，消灭私有财产，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他希望国大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组织，与世界上为社会主义新文明工作的其他力量携起手来。他主张建立一个包括一切反帝力量在内的广大的“联合人民阵线”，将工会和农会集体纳入国大党，使它们在国大党中直接代表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工人，帮助它们进行争取自身经济要求的斗争。他猛烈抨击1935年法案，反对接受官职，认为唯一明智的行动原则是通过立宪会议由印度人民制定新宪法。
然而，由于右翼保守派的反对，贾·尼赫鲁提出的关于工农组织集体加入国大党的提案和抵制1935年法案的提案被否决，勒克瑙会议批准了次年根据新法案参加竞选的决定。贾·尼赫鲁痛感失望，决定辞职，这是他以后几个月里3次辞职决定中的第一次。然而，经过思想斗争后，他重新考虑了他的决定，因为他的辞职会使形势恶化，国大党组织可能会因此而松散动摇。大资本家比尔拉也指出，贾·尼赫鲁本可以通过辞职引起分裂，但他没有这样做。
勒克瑙会议后，贾·尼赫鲁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开始表面化。第一个摩擦点是工作委员会的构成。虽然在理论上委员会成员由主席任命，但实际上贾·尼赫鲁却很难忽视保守派的势力。在工作委员会中，只有3名社会主义者，其余11人全是元老派。这样，尼赫鲁处于少数派地位，多数派则是甘地派。甘地曾向一位记者明确表示，多数派代表他的观点。贾·尼赫鲁给甘地写信，表示他不能承认该工作委员会。
贾·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宣传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和反攻，导致了国大党的一次严重危机。1936年6月29日，普拉萨德、拉贾、帕特尔等6名著名的甘地派首先发难，给贾·尼赫鲁上书联名信，批评他的“社会主义”宣传有损于国家的最高利益和民族自由斗争的成功，并提出集体辞职。7月1日，普拉萨德又重申了对贾·尼赫鲁的指责，责备他充当了少数派的代言人，并指责他对局势的处理“有损于国大党的建设纲领，该纲领是国大党纲领的基本而重要的部分”[11]。
贾·尼赫鲁感到非常苦恼，觉得他的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很难与多数派一起共事。7月5日，贾·尼赫鲁给甘地写信，明确表示，他决不放弃他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的权利，他准备将这个问题提交给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公开讨论，并决定辞去国大党主席职务。甘地召见了普拉萨德等人，让他们撤回辞职请求，并否决了贾·尼赫鲁把争端提交给全印国大党委员会的做法。甘地7月15日回信责备贾·尼赫鲁，不应因为他和同事意见不合而使国家遭受痛苦，并表示让他担任职务就是为使他很快地掌权，希望他戴上国大党主席这顶带刺王冠。最后，贾·尼赫鲁放弃了辞职的决定，他后来将这归因于西班牙内战的爆发。西班牙内战有德国和意大利在幕后支持，可能扩大为全球冲突，印度也会被卷进去。在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时候，他不能由于辞职而削弱国大党组织，并引起内部危机。
当时，国大党内外许多人出于不同动机，力图使贾·尼赫鲁与甘地反目。到处流传甘地是利用贾·尼赫鲁来扼杀社会主义的眼镜蛇，贾·尼赫鲁力图使自己成为甘地的竞争对手。甘地利用一切场合，驳斥这种谣传。他在《哈里真》上撰文，明确表示，虽然他和贾·尼赫鲁之间存在明显观点分歧，但是他们的感情并未疏远，如果他们是对手，那也是在共同目标的追求中彼此爱慕的对手。虽然直到1936年底还有人在预言国大党会分裂，贾·尼赫鲁将把一群人引入荒原漫野，然而贾·尼赫鲁没有这样做，国大党的一场危机避免了。
1936年12月，贾·尼赫鲁主持了国大党法伊兹浦尔大会。虽然他本人仍然坚信社会主义，但是出于全局考虑，他降低了调子。甘地也表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大会正式承认了《竞选宣言》，通过了国大党参加竞选的决议。虽然贾·尼赫鲁与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多数派有分歧，处于少数派地位，但是他代表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国大党离不开他，特别在参加竞选和省自治的重要关头更是如此。
国大党省政府成立后，左翼原本是不赞成国大党建立省政府的，因而让右翼去掌权，他们不担任政府职务，而是继续在群众中工作。这样，就形成了右翼掌握政权、左翼掌握群众的局面。正是鉴于此，甘地于1937年建议国大党再次选举贾·尼赫鲁为主席，次年又建议选举另一左翼领袖苏·鲍斯为主席。连续3年都让左翼领袖担任主席是为了保持国大党内平衡和驾驭群众。甘地希望左翼侧重在党的建设和民族运动发展上做工作，右翼则更多地在管理政府和议会斗争上发挥作用。这个安排是甘地独具匠心的杰作，但是左翼并不想偏安一隅，而是从全局考虑，继续努力从各方面促进运动的发展。因此，左右翼之间的冲突并未停息。
1937年末，国大党着手准备下一年的主席选举。有迹象表明，贾·尼赫鲁很可能第三次连任。贾·尼赫鲁感到疲惫不堪，拒绝连任。11月，贾·尼赫鲁在《现代评论》报上发表了一篇反对贾·尼赫鲁连任国大党主席的匿名文章。文章说贾·尼赫鲁虽然有才能，但却正在危及民主：“独裁君主总是叩门，难道贾瓦哈拉尔不会将自己当作恺撒吗？通过第三次选举他，我们将捧高一人而毁掉国大党，并使人们以独裁君主制方式思考问题。虽然贾瓦哈拉尔言辞犀利，但他显然已经疲惫而迂腐。我们有权期望他将来好好工作。让我们不要用过分的逢迎和赞扬宠坏他。我们不要恺撒！”[12]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大震动，左翼垂头丧气，右翼扬眉吐气，人们纷纷猜测作者是谁，许多人指责是英国人或国大党右翼所为，有些人甚至指责是甘地所为。后来，尼赫鲁对《亚洲的内幕》一书的作者吐露了谜底，原来作者是他本人。
甘地与苏·鲍斯
在甘地的推荐下，苏·鲍斯当选1938年国大党主席。1938年2月，苏·鲍斯主持国大党哈里浦拉大会，通过了拒绝联邦制决议和战备决议。国大党右翼仍与当局谈判，企图在联邦制问题上与殖民者合作。苏·鲍斯对右翼保守派发起了猛烈攻击，结果与甘地发生了尖锐冲突。贾·尼赫鲁出席了会议，简短地谈了击败帝国主义的必要性，向代表们解说了国际形势。
1939年1月初，国大党举行主席选举。苏·鲍斯决定带病参加竞选以求连任，因为他有一个对英国统治发动新攻势的想法，希望能借助国大党主席职位，影响国大党，接受他的想法。苏·鲍斯主张国大党应该立即发动一场争取完全独立的群众斗争，给英国人发出“滚出印度”的最后通牒，并指责国大党右翼与帝国主义合作，图谋建立联邦制，号召发动全国斗争反对联邦制宪法，并击退右翼领导方面的妥协倾向。苏·鲍斯受到左翼民族主义者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拥护。
甘地和工作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反对苏·鲍斯连任主席，并提名帕达比·西达拉马亚为候选人与苏·鲍斯对抗。国大党主席选举第一次出现竞争。竞选结果，苏·鲍斯以1575票对1376票击败帕达比·西达拉马亚当选。这一结果对于甘地和右翼元老派是一个挫折。甘地承认这是他个人的失败，并宣称他现在明白了，代表们并不赞成他所主张的主义和政策。
苏·鲍斯不顾当权机构的反对而当选，引起国大党严重的内部危机。甘地对选举结果极为不满，他发表谈话，攻击国大党变成了有“伪党员”的腐化组织，并提出觉得留在国大党中不痛快的人们不妨退出。2月22日，帕特尔、普拉萨德等12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联名辞职，拒绝与苏·鲍斯合作。贾·尼赫鲁没有在联名辞职信上签字，他单独发表声明，退出了工作委员会，并提出在甘地和苏·鲍斯之间进行斡旋。工作委员会中只留下苏·鲍斯兄弟两人。
贾·尼赫鲁写信给甘地，要求接受苏·鲍斯经民主选举当选主席的事实，不要鼓励任何罢黜苏·鲍斯的做法。同时，他劝苏·鲍斯按照甘地的愿望组建他的工作委员会。然而，甘地毫不妥协，他将苏·鲍斯视为真正的威胁，拒绝与他共事。苏·鲍斯则指责贾·尼赫鲁不支持他反对甘地，与右翼站在了一起，对贾·尼赫鲁表示不信任。
3月，国大党召开特里普利会议，这次会议是苏·鲍斯的一次严重挫折。会议通过《民族要求决议》，重申国大党不妥协地反对《印度政府组织法》的联邦部分，坚决反对其强行实施，但没有向英国当局提出最后通牒。此外，会议通过了要求信任甘地的《潘特决议》：鉴于在这样的危机中，只有甘地能够领导国大党和国家走向胜利，会议认为必须使国大党执行机构享有信任，并要求国大党主席根据甘地的愿望任命工作委员会，这是绝对必要的。在国大党内部严重冲突面前，甘地曾宣布要绝食至死，《潘特决议》使他产生了新的希望，他在给苏·鲍斯的信中直言：根据《潘特决议》精神，我个人完全有资格给你组织工作委员会的名义，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委员会，但十分不幸的是，达成共同协议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4月，贾·尼赫鲁与苏·鲍斯进行了讨论。苏·鲍斯告诉贾·尼赫鲁，他打算辞职，另组新党。贾·尼赫鲁认为这会导致国大党分裂，在关键时刻削弱民族运动，力劝苏·鲍斯不要辞职。他坦诚地告诉苏·鲍斯，同甘地直接冲突就可能是自取灭亡，因为“左翼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能独自挑起重担，国大党内真正发生竞争时，左翼就会失败，就会出现对它的反抗”[13]。苏·鲍斯可以在选举中战胜右翼候选人帕达比·西达拉马亚，但贾·尼赫鲁怀疑苏·鲍斯是否能够在同所谓的甘地主义进行彻底的较量时夺取国大党，即使他在国大党内赢得多数票，那也不能保证他在全国得到足够的支持。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同政府开展群众性斗争而没有甘地，那是不可想象的。
4月29日，国大党在加尔各答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由于甘地拒绝提出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名单，苏·鲍斯无法组成新的工作委员会，因而辞去主席职务，拉金德拉·普拉萨德当选为主席。苏·鲍斯在党内另组“前进集团”，旨在团结国大党激进分子和反帝分子，继续与甘地和党内右翼展开争夺反帝斗争领导权的斗争。前进集团主张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印度人民应该摒弃甘地的非暴力哲学体系，摒弃贾·尼赫鲁的反轴心国外交政策思想。后来前进集团受到国大党的纪律制裁，被逐出各级领导机构。
在省自治期间，国大党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矛盾斗争不但尖锐，而且涉及范围广泛。两派在关于坚持反对殖民统治宣传鼓动、切实改善工农群众处境、支持土邦民主运动等问题上，纷争与冲突不断。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的左翼对控制省政府的右翼日益不满，因为国大党省政府成员越来越追逐个人名利、腐化堕落，逐渐成为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和工具。
贾·尼赫鲁指出，国大党省政府没有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偏离了争取独立的主要目标，陷入了改良主义和追求个人利益，丧失了争取独立和社会变革的热情。他在给甘地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看法：国大党的部长们过于迁就旧制度，并且努力辩解自己的这种做法；而比这更糟的是，他们没有准备行动的原则，他们的工作被日常机会主义所统治，正在丧失我们辛辛苦苦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来的崇高地位。
甘地也对当权的国大党人的营私舞弊和腐化堕落感到不满，他在《国大党人面临的选择》一文中指出，国大党人似乎不能胜任它所取得的权力，每个人都想分享官职，这不是争取司瓦拉吉的方式，也不是履行官职的方式，出任国大党政府的任何官员必须以服务精神为宗旨，如果国大党政府不涤除非法行为和不轨行为，它就会失去今天的权力，当国家面临真正的斗争时会辜负众望。
1939年10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政治危机，国大党省政府全部辞职。甘地之所以赞成辞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做有助于清除国大党“猖獗的腐败现象”。甘地在写给拉贾戈帕拉查里的信中说，他知道这是一剂苦药，但却是必需的，它将驱除身体中所有的寄生虫。
二、教派纷争加剧
除了国大党内部分化加剧外，省自治期间，印度政治发展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教派纷争加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极端教派主义”阶段。
现代印度教派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经历了3个不同阶段，这3个不同阶段分别体现了现代印度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3个基本要素。
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世俗教派主义”。“世俗教派主义”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个要素。“世俗教派主义”持有如下观念：信奉同一宗教的人具有相同的世俗利益，即相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这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基石。由此产生了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群体观念。正是这些以宗教为基础的群体被视为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不是阶级、族群、语言—文化团体、民族或政治—地域单元（如省或邦）。人们相信，印度人只有作为这些以宗教为基础的群体的成员，才能够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并保护他们的集体利益或非个体利益。这些以宗教为基础的不同群体有它们自己的领袖。那些高谈阔论自己是民族、地区或阶级领袖的人，只不过是戴着面具在演戏。在面具下面，他们只不过是他们群体的领袖。他们力所能及的就是作为教派领袖团结起来，然后为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服务。个人、政党或运动中的教派主义意识形态往往始于这一阶段。许多民族主义者陷入“世俗教派主义”的陷阱不能自拔。这些人自视为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穆斯林民族主义者、锡克教民族主义者等，而不是自视为单纯的民族主义者。[14]
第二阶段可以称之为“温和教派主义”或“自由教派主义”。“温和教派主义”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二个要素。“温和教派主义”持有如下观念：在像印度这样一个多元宗教社会里，某一宗教信奉者的世俗利益，即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利益，与另一宗教信奉者的利益是不同的、分歧的。“温和教派主义者”基本上来说是教派政治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某些自由、民主、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价值。即使他们认为印度由截然不同的宗教群体构成，这些宗教群体具有各自独立而特殊的利益，这些利益有时候导致宗教群体之间彼此冲突，但是他们依旧坚持并公开承认这些不同的教派利益可以逐渐得到调和，并且在整体的、不断发展的民族利益框架内保持和谐，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在1937年之前，大部分教派主义者都是在温和或自由教派框架内发挥作用，包括“印度教大会”、“穆斯林联盟”、阿里兄弟（1925年之后）、真纳、马丹·莫汉·马拉维亚、拉·拉伊、科尔卡（1922年之后）。
第三阶段可以称之为“极端教派主义”或“法西斯教派主义”。“极端教派主义”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个要素。“极端教派主义”持有如下观念：不同宗教信奉者的利益或不同“群体”的利益相互排斥、对抗和敌对。“极端教派主义”具有法西斯主义特征，以恐惧和憎恨为基础，具有使用暴力语言和敌视语言及行为来对付政敌的倾向。“极端教派主义者”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不可能具有相同的世俗利益，他们的世俗利益必定是互相对立的。在这一阶段，教派主义者宣扬，穆斯林、穆斯林文化、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徒、印度教文化、印度教处于被压制和消亡的危险之中。也是在这一阶段，穆斯林教派主义者和印度教教派主义者提出两个民族理论，即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构成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相互敌对是永远的和无法解决的。1937年之后，穆斯林联盟、印度教大会、国民志愿团日益转向了极端教派主义或法西斯教派主义。
虽然教派主义的3个阶段和要素彼此不同，但是它们也相互作用和影响，具有某种连续性。第一阶段或要素即世俗教派主义，助长了第二和第三阶段或要素，即温和教派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使得与温和教派主义和极端教派主义进行斗争何其之难。同样，温和教派主义者发现很难阻止温和教派主义意识形态向极端教派主义意识形态转变。
在省自治期间及前后，由于新形势下教派主义的泛滥以及英国统治者的利用，也由于国大党对问题严重性认识不足和处理不当，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关系空前恶化，教派主义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化。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省政府竞选主要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的竞争，它直接决定省一级权力的分配，双方的教派主义势力甚至把它看作是一场生存之战。国大党在竞选中所处的遥遥领先地位使穆斯林教派主义势力深感不安，也使穆斯林联盟有了一个确定的认识，即穆斯林联盟要在未来的权力竞争中与国大党抗衡，必须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穆斯林组织，更多地反映穆斯林上层的教派主义要求。
其实，真纳1936年从英国返回印度后，一开始是想在自由教派主义基础上复兴穆斯林联盟。1936年期间，他一直强调民族主义信念，并希望实现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合作。例如，他于1936年3月在拉哈尔的演讲中谈道：“不管我做什么，我都希望你们相信，自从我加入国大党以来，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一点也没有。也许某些时候我做错过一些事情，但决不是为了党派利益。我想让你们相信，我的唯一目标就是维护我的祖国的利益。为了神圣的印度利益，我愿赴汤蹈火，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我这样做。”[15]他一方面鼓动穆斯林自身发展，另一方面呼吁穆斯林去证明他们的爱国精神是不容玷污的，他们对印度的爱不比其他任何组织少。然而，1937年2月的选举结果使真纳转向了极端教派主义政治。
真纳转向极端教派主义政治与国大党的态度和决策不无关系。面对不尽人意的选举结果，真纳仍希望在维护穆斯林利益的基础上与国大党合作，并为此作了一番努力。例如，联合省穆斯林人数不少，大选结果穆斯林联盟得到27个席位，真纳和穆斯林联盟联合省领导人都希望国大党在组织省政府时给穆斯林联盟几个部长职位，实现合作，共同治理联合省。国大党从联合省领导人到中央领导人，绝大多数都不愿让穆斯林联盟参加政府，认为穆斯林联盟加入会妨碍实行社会经济改革，造成政府内部意见不一，无法工作。国大党活动家阿扎德主张考虑穆斯林联盟要求，被工作委员会拒绝。国大党这种态度使真纳和穆斯林联盟所有领导人感到反感，认为它体现了国大党代表印度教徒排斥穆斯林的本质。国大党拒绝在联合省省政府问题上与穆斯林联盟合作是重大失策，丧失了改善两大组织关系的又一机会，两大组织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国大党在竞选中为了争取广大穆斯林的支持，也发表了一些引起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反感的言论。例如，贾·尼赫鲁曾说：归根结底，当今印度只有两方力量，即政府和国大党，其他力量必须分别列入这两方力量之中。真纳反驳说：印度还有第三种力量，那就是穆斯林，他拒绝与国大党为伍，穆斯林不打算受任何人摆布。贾·尼赫鲁也说：他比穆斯林领导人更了解穆斯林群众，而那些领导人只知道在立法会议席位和政府职位问题上讨价还价。国大党领导人的主张表明，他们轻视穆斯林联盟在穆斯林群众中的影响。
大选之后，国大党许多领导人更是过高估计了把多数穆斯林群众争取过来的可能性，过低估计了穆斯林联盟影响穆斯林的潜力，对穆斯林居住集中的省多数群众跟着穆斯林地方政党走这一事实也缺乏足够的重视。国大党想撇开穆斯林联盟和其他穆斯林政党，直接从下面争取穆斯林群众站到国大党旗帜下。国大党认为自己的做法是与穆斯林教派主义作斗争，实际上这样做只会激怒穆斯林联盟内那些还主张团结合作的人，驱使他们也转入极端教派主义立场。
国大党的错误决策引起真纳和穆斯林联盟的强烈反应。1937年10月15日，真纳在勒克瑙会议上发表演讲，谴责国大党“醉心于权力”，“当前国大党的政策”只会导致“阶级仇恨和教派战争”。甘地写信给真纳，说他的演讲是“宣战”。真纳回复说，这“纯粹是为了自卫”。[16]甘地和贾·尼赫鲁在写给真纳的信中，力图说服他改变态度。结果，双方的通信变成了激烈的笔战。真纳在各地发表演讲，号召穆斯林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穆斯林联盟也对国大党省政府持不信任和谴责态度。
穆斯林联盟在各省成立支部，发动了“反对国大党独裁暴政”运动。穆斯林联盟主要领导人坚定地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是基于互相冲突的观念和思想上的两种文明体系，两者在共同的国家内求得一致发展的想法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梦幻。真纳主张，作为一个民族的穆斯林，应该有自己的家园，这样才能使他们在精神、文化、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得到充分的发展。这种理论成为后来导致巴基斯坦独立的思想基础。
1938年3月，穆斯林联盟组成调查团，调查国大党省政府“对穆斯林的压迫”，并公布了调查报告，罗列了国大党压迫穆斯林的措施。例如，实行民族教育，推广印度斯坦语教学，唱《向祖国致敬歌》，悬挂国大党党旗等。真纳认为，国大党省政府推行强制学印地语的政策，不仅会破坏乌尔都语的推广，而且会强迫穆斯林儿童和学生接受印地语及梵语文学和哲学等，唱《向祖国致敬歌》是灌输反伊斯兰情绪和鼓励偶像崇拜，甘地的瓦尔达教育计划（即以传授基础知识和手工艺为中心，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原则的计划）是企图复兴和宣扬印度教文化。他要求国大党放弃印度教徒统治的美梦。
比哈尔省穆斯林联盟的调查报告称，比哈尔穆斯林生活在经常担心生命财产会遭到攻击的恐惧状态中。尽管国大党自称是非教派的，尽管少数国大党领导人希望遵循真正的民族主义政策，但国大党绝大多数成员是印度教徒，渴望建立纯粹印度教的国家。一般印度教徒也倾向于把司瓦拉吉和罗摩拉吉联系在一起，把国大党统治和印度教徒统治联系在一起。一位穆斯林联盟活动家写信给贾·尼赫鲁，表示国大党在比哈尔的统治充满了宗教复兴主义精神。所有国大党掌权的省穆斯林联盟都提交了调查报告，提出了类似的指责，但是都没有提出真正货真价实的省政府“压迫”穆斯林的材料。
穆斯林联盟的这一举措，使它在穆斯林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其他穆斯林政党纷纷表示支持和拥戴，纷纷向穆斯林联盟靠拢甚至与穆斯林联盟合并，从而使穆斯林联盟势力空前壮大。在1937年10月勒克瑙会议上，旁遮普首席部长、孟加拉首席部长和阿萨姆首席部长都号召他们的穆斯林政党成员加入穆斯林联盟。孟加拉农民大会党、旁遮普统一党、联合省民族农民党等，都加入了穆斯林联盟。穆斯林联盟还在所有省开展发展新盟员运动，此外，决定凡是参加国大党的不能加入穆斯林联盟。这样，穆斯林联盟一跃而为一个与国大党并立的真正全国性的穆斯林政党，把全国穆斯林集结在自己周围。1938年4月，真纳不无骄傲地说：穆斯林联盟日益强大起来，勒克瑙会议前盟员只有几千人，如今已经有千千万万穆斯林站在穆斯林联盟的旗帜下。
国大党领导人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急忙寻求与穆斯林联盟调整关系，但是为时已晚。穆斯林联盟宣称：只有它是印度穆斯林唯一代表，国大党只代表印度教徒。1938年4月，甘地出面与真纳会晤，但毫无结果。6月，穆斯林联盟向国大党提出11项要求，包括承认穆斯林联盟为印度穆斯林唯一代表组织，放弃以《向祖国致敬歌》为国歌，穆斯林宰牛不受干涉，穆斯林早课或礼拜不受干扰，国大党不得再反对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制，制定法律保障穆斯林基本权利和伊斯兰文化，保障乌尔都语的使用，地方民意机构组织也采取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制等。国大党拒绝接受穆斯林的11项要求。真纳在穆斯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在1938年底全印穆斯林联盟会议上，真纳开始被尊称为“伟大领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大党因抗议英国对印度民族要求的漠视，1939年10月23日至11月25日，8个省的国大党省政府全部辞职。对于国大党省政府辞职，穆斯林联盟兴高采烈。当国大党省政府辞职，省督委派官吏组成政府时，穆斯林联盟表示同意参加这些政府。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宣布12月22日为印度穆斯林的“拯救日”，感谢神把印度的伊斯兰教徒从国大党两年半暴虐、压迫和非正义的统治下解救出来。这一天，各地举行游行集会，组织“庆祝”活动，庆祝穆斯林“从国大党枷锁下解放出来”。这一极端教派主义性质的举措加深了穆斯林联盟和国大党的裂痕，并使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群众间现有的猜忌和恶感迅速增长。[17]
在和国大党对抗以及与印度教极端教派组织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志愿团的激烈交锋中，穆斯林极端教派主义继续升温，终于导致穆斯林联盟通过《巴基斯坦决议》，走上分立主义道路。建立穆斯林单独国家的思想最早由穆斯林著名诗人、宗教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3—1938）于1930年提出来，他主张将旁遮普、西北边境省、信德、俾路支斯坦、孟加拉组成一个单一的伊斯兰国家。1933年，一个在英国剑桥大学念书的学生乔杜里·拉赫曼·阿里又提出了类似设想，并给这个穆斯林国家起名为“巴基斯坦”，意思是“纯洁的国土”。自1939年起，在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关系空前恶化的情况下，建立单独伊斯兰国家的思潮迅速活跃起来。1940年3月，真纳撰文阐述“两个民族”理论。
与此同时，穆斯林联盟拉哈尔年会于1940年3月23日正式通过了建立穆斯林单独国家的决议，当时并没有使用“巴基斯坦”这一国名。该决议在第二天早晨头版头条见报时，报社编辑加上了“巴基斯坦决议”字样。《拉哈尔决议》因此也称为《巴基斯坦决议》，并以此而闻名于世。从此，在印度建立巴基斯坦成为穆斯林联盟的主要斗争目标，这也是日后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争执的最大症结所在。
对于穆斯林联盟走上分立主义道路，林承节先生作了精辟的分析。1937年后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关系急剧恶化，穆斯林联盟走上分立主义道路，说明国大党在大选胜利后对穆斯林联盟的态度，特别是在建立联合省政府问题上的失策产生了多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如果把原因都归结到这一点是不公允的。穆斯林联盟走上分立主义道路，与英国殖民当局长期鼓励、利用穆斯林教派主义是分不开的。此外，教派主义发展有其经济、政治根源。只要这些根源存在，教派主义膨胀就不可避免。1937年后教派主义迅速膨胀的直接原因，是省自治的实行使政权逐步转移到印度人手里成了现实问题，国大党在未来政权中占多数的前景使穆斯林上层感到忧虑，害怕自己在穆斯林社会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也受到损害。于是，他们便借助分立主义来保障这种地位，而国大党在关键时刻的失误，为这个趋势的发展打开了闸门。
[1]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311-314.
[2] D.G.Tendulkar，Mahatma：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Vol.Ⅲ，1930-1934，New Delhi：Publications Division，G.O.I.，1971，pp.318-319.
[3] 尚劝余：《圣雄甘地宗教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4] Michael Brecher，Nehru：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90.
[5]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319.
[6] 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第56页。
[7]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320.
[8] V.T.Patil，Nehru and the Freedom Movement，New Delhi：Sterling Publishers Pvt.Ltd，1977，p.102.
[9] B.R.Nanda，etc.，Gandhi and Nehru，Delhi：Vikas Publishing House，1979，p.18.
[10] N.G.Rujurkar and S.N.Kurundkar，Jawaharlal Nehru，the Thinker and the Statesman，Rohtak：Manthan Publications，1985，p.86.
[11] R.C.Dutt，Socialism of Jawaharlal Nehru，New Delhi：Shakti Malik Abhinav Publications，1981，p.103.
[12] Tariq Ali，An Indian Dynasty：The Story of the Nehru-Gandhi Family，New York：G.P.Putnam's Sons，1985，p.61.
[13] N.G.Rujurkar and S.N.Kurundkar，Jawaharlal Nehru，The Thinker and theStatesman，Rohtak：Manthan Publications，1985，p.84.
[14]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p.398-400.
[15] Bipan Chandra，Mridula Mukherjee，Aditya Mukherjee，K.N.Panikkar，Sucheata Mahajan，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1857-1947，p.434.
[16]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416～418页。
[17]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第422～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