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天宝初，玄宗皇帝创开甲第，宠锡燕戎。无何，贪狼睢盱，豮豕唐突。亦既枭戮，将为污潴。肃宗皇帝若曰：其人是恶，其地何罪。改作洞宫，谥曰回元。乃范真容，以据正殿，即太一天尊之座，其分身欤。[119]
肃宗在回元观塑造老子真容的举动，大约不无厌胜之意，借助政治空间的重构，宣示了与安禄山的决裂。另一方面，检索史籍，亦不难注意到，在安禄山叛乱后，唐代官方文献及稍后编纂的实录、国史中已固定地将安史称为“逆胡”[120]，这一蔑称具有官定的色彩。这些举措的推行无疑都有彰显唐、燕两个政权之间势不两立、形同水火的意图，这种对立同时也成为现代史家理解安史之乱的重要起点。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大都是在安史之乱后才渐次生成的，从行用安史年号墓志透露出的信息来看，起初并非如此。
在安史治下的洛阳，原有士大夫的人际网络依然得以维持，唐室忠烈与安燕新贵之间并没有那么壁垒分明。如上文提及的因参与河北诸郡起义而被杀的司马垂，死后家徒四壁，“公前后秩俸给孀孤吉凶之费，余悉为舅氏塞债。及启手足，笥无具制，厨无盈炊”，赖旧友燕御史中丞独孤问俗的襄助才得以顺利下葬，“御史中丞独孤问俗，公所亲重。经营丧事，归葬河南府”，可见虽分属两个阵营，并未伤及私谊。[121]同样，李华作为安史政权的中书舍人，亦不避忌先后为司马垂、姚辟两位唐之忠烈撰写墓志，并盛赞因密谋反抗安禄山而被杀的姚辟是“危不忘本，死不逃法”的仁义之士。姚辟虽因反对安禄山而被杀，并连及家族，但最终仍被允许收敛安葬，“圣武二年有诏：原前后坐法者，仍许收葬”，透露出政治气氛仍有放松的时候，而为其操办丧事的“君之故人殿中侍御史彭城刘为幹等数人”，恐怕也是陷伪的唐旧臣。[122]事实上，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安禄山攻陷两京之后，有大量唐旧臣陷伪，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显贵，时称“为贼所污者半天下”[123]。尽管这些唐旧臣并未真正跻身燕政权的决策核心，但如陈希烈、达奚珣之辈皆被授予高位，安禄山无疑也乐意利用这些玄宗朝的名臣显宦来装点门面、邀买人心。在此背景下，两个政权的文臣群体实有相当的延续性，原有社会网络也依然得以运转如常。因此，本章借助墓志所透露出的零散信息对士人心态的索隐，所勾勒安史治下两京社会的“变”与“不变”，也应当放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中来加以理解。
表一 行用安史年号墓志出处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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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7～38页。
[2] 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见《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第259～277页。后冻国栋又以卢涚墓志为个案进一步申论了其观点，参见《读〈大燕故魏府元城县尉卢府君（涚）墓志序〉书后》，见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第203～208页。另查屏球也曾借助行用安史伪号墓志探讨乱中的士人心态，参见《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9～384页。
[3] 墓志的基本信息及出处详见章后附表一，为行文省便，本章引述表中墓志，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4] 其中最重要的是安禄山谋主严庄之父严复、弟严希庄墓志，相关研究可参见本书第一章。
[5] 《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一，第38页。
[6] 冻国栋：《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见《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第266～268页。
[7] 《旧唐书》卷一九〇中《李邕传》，第5043页。
[8] 传统的金石学颇重视对金石例的讨论与概括，这点在现代学术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承继。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有将括例与考释相结合，才能更准确地解读石刻文本。参见叶国良：《石学蠡探》序，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第1～3页。
[9] 例如前引宋微墓志云“至德之初，王室多故”，仍以称唐为“王室”，但后文又云“□大燕创业、楚才晋用”，可知前文的“王室”不过习惯而已，并无深意。又如下文提及朱泚时的石暎墓志，虽用干支纪年暗示了志主心怀唐室，但志文中却称唐为“前朝”，亦是墓志书写习惯之一例。
[10] 安史叛军攻陷长安的具体时间并无明确记载，《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考异》折中各家之说，认为当在六月十六日或十七日之后（第6979页）。
[11] 呼啸：《新发现大燕〈赵府君墓志铭〉浅析》，见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1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29～36页。
[12] 如下文所论述的那样，在行用安史年号的墓志中，与赵嗣宗墓志类似，志题书燕国号，后面所署官位为唐所授者，颇为常见。
[13] 赵嗣宗墓志志盖篆“大燕故赵府君墓志铭”。
[14] 《旧唐书》卷一二八《颜真卿传》，第3591页；另参殷亮：《颜鲁公行状》，《颜鲁公文集》附录，四部丛刊本。
[15] 《全唐文补编》，第2280～2281页。相关考释可参周铮：《司马垂墓志考证》，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年第1期，第118～125页。但本文所论及的问题或与周文不同，或周文未涉及，读者自可参看。
[16]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31页；《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05～7006页。
[17] 殷亮：《颜鲁公行状》，《颜鲁公文集》附录，四部丛刊本。
[18] 值得注意的是此事并不见载于《旧唐书·颜真卿传》，《新唐书·颜真卿传》《资治通鉴》皆据《行状》补入。
[19] 起先无疑玄宗更具有正统性，如玄宗入蜀途中于七月丁卯下制，部署平叛事，“先是四方闻潼关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舆所在”，稳定了四方人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八，第6983～6984页）。玄宗入蜀，获悉肃宗自立，乃于八月丁酉下诏逊位，但从成都出发的韦见素、房琯等至九月丙子才赍册书及传国宝至，正式宣布此事，河北义军未必能及时获悉。参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2、244页。
[20] 《资治通鉴》卷二一八《考异》引《张中丞传》，第6989页。
[21] 如困居长安的杜甫《哀王孙》云，“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杜甫集校注》，第207～208页），知杜甫在贼中仍能获得唐廷方面的消息。由于诗中有“已经百日窜荆棘”一句，历代注家多将此事系于至德元载九月，谢思炜认为当作于回纥援兵消息至后。
[22] 与司马垂兄弟墓志情况类似的是杨涛墓志。从志文来看，曾任安东大都护府户曹参军兼平卢军司马的杨涛当系唐之纯臣，墓志对杨涛的卒年语焉不详，推测其可能参与了平卢军反对安禄山的起兵而被杀。志盖题“杨公墓志”，志题署“太子家令杨公铭并叙”，皆未署国号，不知是否有深意存焉，但志文仍使用了安史年号。
[23] 这两方墓志拓片刊贾振林编著：《文化安丰》，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第424～425页。
[24] 这两方之外，葬于大历元年十二月的辛庭，墓志中也提及了“天成”年号，只不过在“天成”前加一伪字，参见《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02，第1762页。
[25]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37页。
[26] 《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241页。
[27] 这种案例在唐代墓志中并不仅见于安史时，如石暎墓志，《唐文拾遗》卷四七，《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11页。由于志盖篆大汉，用干支纪年，之前学者多误以为是北汉墓志，柯昌泗指出系兴元二年朱泚之乱时葬于长安的墓志，故用干支纪年以寄意。参见《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一，第38页。
[28] 《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390～391页。按苏颛未出仕，所谓百石君，盖指寓居汝南，“夏课丝千两，冬入粟百石以自奉……汝封人共号百石君”。
[29] 另外两个可注意的例子是赵留四墓志及袁恒墓志。赵留四天宝十四载六月卒于邺，至次年二月安葬时，安禄山已称帝建元，志题作“大唐故处士赵府君墓志铭并序”，并云“即以度载二月乙酉朔十二日景申迁厝”，避免使用圣武年号（《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天宝114，第665页）。袁恒为名臣袁仁敬之子，天宝十四载夏卒于晋陵，次年四月迁葬洛阳，用“翌岁”回避了年号问题，志盖篆“故袁公墓志铭”，志题作“故晋陵郡晋陵县令袁府君墓志铭”，未书国号（拓本刊《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续编》，第829页）。
[30] 除了上文论及的宋微墓志，类似例子尚有封安立墓志。
[31] 新近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见凃宗呈：《洛阳万安山南原的姚崇家族墓地——以墓志和神道碑为中心》，见《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16～140页。可惜除姚懿墓系考古发掘，其余皆盗掘出土，损失了大量宝贵的信息。
[32] 姚勖墓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606～607页。
[33] 相关考释参见张明：《唐〈姚辟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2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263～268页。
[34] 姚伾墓志记“以圣武二年□月廿日，陪葬于先茔之西北三百步，礼也”，月份恰好漶漫，而姚辟葬于是年四月廿日，日期与姚伾同，推断所缺者盖“四”字。
[35] 姚辟墓志志盖题“姚府君墓志铭”，亦未书国号。
[36] 《新唐书》卷二〇三《李华传》：“惟天下士大夫家传、墓版及州县碑颂，时时赍金帛往请”（第5776页）。
[37]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庆绪传》，第6421～6422页。
[38]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2页。
[39]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9页。
[40] 章群：《通鉴、新唐书引用笔记小说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27～44页。
[41] 除此之外，房山石经中也有圣武二年三月题记，但未见用载初年号者，参见《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05页。
[42] 其中尚需辨析的是贺兰君妻豆卢氏墓志，此志志文简短，仅数十字：“载初元年九月十四日，故泽州录事参军贺兰府君夫人豆卢氏墓。圣武二年二月十八日，曾孙将举大事，不获皇考，不克祔葬，已俟他岁，求于良圣记。”前揭冻国栋文对此志有详细讨论，认为此志两处提及安史伪号，并将“将举大事”推测为结众抗击安禄山，似对文意有所误读。按志文所谓“曾孙将举大事，不获皇考，不克祔葬”，是指试图将贺兰府君及妻豆卢氏合葬而未果，因此文中的载初，是武后所用的年号，系豆卢氏初葬的年份，与安史无涉。
[43] 查屏球已指出了这点，参见《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第379～380页。当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由于安禄山于圣武二年正月被杀，若安庆绪遵循逾年改元之义，则要至次年才改元载初，但至十月唐军便收复洛阳，安庆绪出奔相州，载初年号或曾颁布，但未及行用。
[44] 《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12页。
[45]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5页。但《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庆绪传》云，“二月，肃宗南幸凤翔郡，始知禄山死”（第5372页），则唐廷较晚才获悉此事。
[46]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8页。
[47]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10页。
[48] 《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弘靖传》云其长庆初“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知安禄山墓在范阳，此是史思明招魂葬后建造的坟茔（第3611页）。
[49] 直到至德二载十月唐军兵临城下之际，安庆绪仍为严庄之父严复、弟严希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50]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第6418页），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第6430页）。按《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安禄山传》云“贼窃号燕国，立年圣武”（第5371页）。
[51] 冻国栋《读〈大燕故魏府元城县尉卢府君（涚）墓志序〉书后》一文受此误导，将卢涚墓志中“大燕元年正月廿七日”理解为顺天元年，恐不确（第205页）。事实上，细绎墓志中“属天地草创，家国未宁，公以忠信自持，回避无顾”等略显含糊的描述，可以推测圣武元年正月死于魏州官舍的卢涚更有可能是因为仕伪，被颜杲卿领导的义军所杀。
[52]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110页。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明确记载安禄山所建国号即为“大燕”（第6958页）。
[53] 李碧妍指出与安禄山不同，史思明称帝后，急于举行郊天大典，有一系列整备礼制的计划，崇重佛教，军队中也不再以蕃将占据主导，显示出了较强的汉化倾向（《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286～289页）。另本书第二章对前后燕之间在政治、军事结构的变化也有论述。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前燕政权的政治中心在洛阳，因此如严复等皆自河北归葬于此，而史思明虽亦控制洛阳，但死后却归葬范阳，其“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第6430页），似仍以范阳为根本。
[54] 由于志文中未出现年号，仅志题署“大燕”国号，《唐代墓志汇编》将其系于安禄山时。彭文峰《〈大燕赠右赞善大夫段夫人河内郡君温城常氏墓志铭并序〉系年考论》已注意到志文中“前燕”一词，将其系于顺天中（《唐代墓志中的地名资料整理与研究》，第416～419页），大致可从，更稳妥的办法是将墓志系于后燕。
[55] 《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
[56] 按宋微是在史思明攻占洛阳后陷伪的，故所谓“大燕创业”，只能是后燕而非前燕。
[57] 根据史思明墓出土的玉册、哀册，称之为“昭武皇帝”（《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载《文物》1991年第9期，第30页）。对于“昭武”之称的含义，学者意见分歧，袁进京《唐史思明玉册试释》认为表现了粟特人的身份认同（见于炳文编：《跋涉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55～256页）；陈尚君则怀疑“昭武”模仿的是十六国后燕慕容熙的谥号，如果后一种推测可以成立，倒是为史思明集团的“后燕”认同提供了证据，参见《石刻所见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学》，见《贞石诠唐》，第54页。
[58] 志文提及其子令望为奉谏郎行光禄寺丞上柱国赐绯鱼袋仍中书驱使，从其任官来看，当具文才，这也为志文存微言大义提供了一旁证。
[59] 安史一方亦制作或利用关于“燕”的谣谶，如“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一贯钱”（《安禄山事迹》卷下，第101页）。尽管姚汝能将其解释为“毡上一贯钱者，言禄山只得一千日”，但这只不过是安史之乱平定后解释的转义。安禄山云“才入洛阳，瑞雪盈尺”，明显是将此视为燕兴起的祥瑞。
[60]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史思明传》作“大圣周王”，第6430页。检《太平御览》卷一一二引《唐书》《旧唐书·史思明传》皆作“大圣燕王”，知《新唐书》误。
[61] 或许我们也因此能够理解史思明命官稷一撰写的安禄山、安庆绪墓志，并没有用代表皇帝的玉册之礼，是出于对前朝有所贬损。同样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扬州发现的隋炀帝墓，随葬的也是墓志而非玉册。但在史思明墓中发现了玉册，相关考古信息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载《文物》1991年第9期，第28～39页。
[62]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至德001，第670页。
[63] 时官爵猥滥，“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24页）。
[64] 《元和姓纂（附四校记）》，第91页；《周书》卷二七《蔡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443页。
[65] 弥姐显明造像碑、弥姐后德造像碑，拓本及释文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省铜川市药王山管理局编：《陕西药王山碑刻艺术总集》第4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3～15、24～43页。
[66] 弥姐亮虽系蕃人，但父、祖皆未仕宦，应当并不是蕃部中的豪酋，对其地位不宜估计过高，且乱中“官爵轻而货重，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资治通鉴》卷二一九，第7024页）。
[67]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68]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7页。
[69]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葬日系事先卜定，墓志在落葬前也已刻成，并非完全的实录。另值得一提的是赵怀琎墓志，目前各书皆系于至德二载九月，但墓志中实未出现至德年号，志文云赵怀琎“以天宝十五载三月四日归化于西都静恭之私第”，“明年九月季旬之二日，合祔于北邙原”，赵怀琎恰好是在双方激战正酣时，从长安归葬洛阳。需要指出的是直至是年十月，洛阳发现的墓志仍一律行用圣武年号，而此方墓志右上部残损，已不见志题，颇疑此志当题燕国号。拓本刊《千唐志斋藏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907页。
[70] 《旧唐书》卷一九一《明崇俨传》，第5097页。
[71] 明希晋墓志，《唐代墓志汇编》至德002，第1731页。
[72] 王元妻元氏墓志，《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第752页。
[73] 辛庭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02，第1762页。
[74] 叶昌炽对此类现象曾有概括：“又若闰朝僭号，讳于纳土之余，吴越钱氏诸碑有建元者，宋初纳土后皆毁去。所毁经幢尤多。叛镇纪年，削自收京以后。悯忠寺宝塔颂，史思明纪年皆磨去，重刊唐号。”（《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九，第532页）正是由于石刻具有景观效应，于是碑刻的建造、破坏、重建乃至改刻往往透露出政治风向的变化，进一步的讨论参见本书第四、五章。学者指出在青铜器上便已出现类似的情况，参见来国龙：《记忆的惩罚：春秋时期铜器上有意磨毁改刻的铭文》，见朱渊清、汪涛编：《文本·图像·记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44页。
[75] 之前学者多指出史思明于至德二载十二月归唐，故碑刻十一月误，《金石萃编》卷九一汇录了诸家意见（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但做进一步考察的话，《旧唐书·肃宗纪》记十二月己丑，史思明归唐。按十二月甲辰朔，无己丑，故《新唐书·肃宗纪》改为乙丑，《资治通鉴》从之，其实至德二载十一月乙亥朔，十五日恰为己丑，若此史思明归唐的时间，实录系错月份的可能性更大。
[76] 《金石萃编》卷九一引《庚子销夏记》等皆已注意到碑文所记肃宗“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的尊号是在至德三载正月才上的，并非当时实录（参见《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1页）。
[77] 悯忠寺宝塔颂的拓本见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较为细致的研究可参见尤李：《〈悯忠寺宝塔颂〉考释》，载《文史》2009年第4辑，第107～132页。
[78] 彭文峰：《大燕马凌虚墓志考释》，见《唐代墓志中的地名资料整理与研究》，第438页。
[79]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104～107页。
[80]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乾元008，第680页。
[81]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57页。
[82] 李百勤编：《河东出土墓志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83] 除此之外，查屏球曾指出《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元001所收张备妻李三娘墓志（第682页），云其上元元年十一月葬于洛阳，在史思明治下仍有用李唐年号者。按检核墓志，不难注意到张备卒于永徽元年，李三娘卒于上元元年，此系高宗所用上元年号，非肃宗时，《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系年有误。（《从游士到儒士——汉唐士风与文风论稿》，第383页）
[84] 贾君墓志、盖，刊大同市考古所：《山西大同西北郊五代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16年第4期，第26～31页。墓志仅刻志题，考古报告认为其为五代刘守光行用燕国号的墓志。刘未《贾府君墓》一文指出刘守光控制的范围未曾至大同，而且墓的形制及出土文物（彩绘陶罐、铜镜等）的组合反映的是天宝年间样式，当定为行用安史年号墓志（“鸡冠壶”微信公众号，2016年5月29日），今从之。
[85] 《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第1386～1387页。
[86] 关于高秀岩之前的经历，只知其曾隶于哥舒翰麾下，参与攻克吐蕃石堡城之役，似非安禄山旧部（《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第3213页）。清代金石学家曾著录《渤海郡王高秀岩墓碑》，如武亿：《授堂遗书》第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7～18页。陈尚君《全唐文补编》据同治《稷山县志》辑出，并考订其系伪托（第729页）。
[87] 《资治通鉴》卷二一七，第6934页。
[88] 《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第6417页。
[89]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44、7048页；《旧唐书》卷二〇〇上《史思明传》，第5379页。
[90] 卫思九墓志，《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墓志卷》，青岛，青岛出版社，济南，山东文化音像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初步讨论见樊英民：《山东兖州的四件唐代碑志》，《唐研究》第8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60～361页。
[91]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3～7114页。其中六月甲寅条，胡注已指出：“按上卷五年冬书兖郓节度使能元皓。详考本末，‘青密’恐当作‘兖郓’”，而卫思九恰是在上元二年六月廿九日下葬，志文提及“时兖郓节度使、刑部尚书能公”，可证《资治通鉴》之误。
[92]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乾元元年九月：“贝州刺史能元皓为齐州刺史、齐兖郓等州防御使。”（第253页）
[93] 《资治通鉴》卷二二二，第7118页。
[94] 关于这段时间河南战场局势的分析，参见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6～57页。
[95] 此处所谓卒葬年资料完整，系指在不影响统计情况下，个别如卢式虚妻崔氏墓志，虽因志石残泐无法知其确切的卒、葬日，但其卒、葬在同月则无疑问，因此也列入。
[96] 甚至一些出自显宦家族的墓志亦写作草率，如显圣二年十月落葬的孙公是开元中“为王言之最”的大手笔孙逖之子，但寥寥三百余字的简短志文竟混淆了其卒月与葬月，“维显圣二年，岁在壬寅，秋七月十三日，河南府孙君卒”，“即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于南县通乡之原”，错乱至此，可知志文当出自下层文士之手。
[97] 概观性的研究可参见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第52～68页。一些资料丰富的个案也早为学者所留意，如第二章中述及的崔祐甫家族，参见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第122～125页。
[98] 《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76页。
[99] 安史之乱爆发后，中原士大夫抛弃家园财产，南下避难，虽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但因此导致生活困顿者，亦不稀见，如与李粲出自同族的李震一家，其妻王氏墓志云：“及中原盗贼，士多以江海为安。而夫人第二息珉求禄乌程，东征之故，自此始也。后长息端吏弋阳，次息韶吏扬子，珉又淮阴长。南浮北流，滞淹星岁。曰余小子遭寇难，往谪来蹇，食贫用拙。两地空匮，而千里为恨。”（《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77页）李震本人卒于天宝十四载四月，安禄山起兵后，其妻王氏奔于江淮，十余年间辗转依附于在南方任官的诸子，至大历八年卒于扬州，至死都未能北返。
[100]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大历三年闰六月：“以尚书右丞韦元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观察等使。”（第289～290页）
[101] 李峦墓志，《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24，第1854页。
[102]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4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461页。
[103] 李从偃墓志，《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第640页。
[104] 墓志题作“义葬墓志铭并序”，拓片刊《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墓志卷》，第142页。
[105]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72页；《唐大诏令集》卷九《广德元年册尊号赦》，第57～58页。
[106] 从这方义葬墓志的行文来看并无宗教色彩，系由地方官员私人出资、主持的救济事业，但据学者的研究，义葬、义食这类观念的流行与佛教福田思想有关，参见刘淑芬：《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会救济的个案研究》，《新史学》5卷4期，第1～14页。
[107] 归葬合祔对于唐代士大夫而言是相当沉重的经济负担，参见郑雅如：《亲恩难报：唐代士人的孝道实践及其体制化》，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第158～167页。
[108]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张后胤传》，第4951页。按张义琛及妻孙氏墓志记张后胤获赠礼部尚书、新野县开国公。
[109]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张澄官位不高，但为其父撰写墓志的祁顺之是燕户部侍郎，地位显赫，或是张义琛生前旧友。
[110] 《旧唐书》卷五八《唐晙传》，第2307页；《资治通鉴》卷二一〇，第6682页。
[111] 按丧葬择时是当时普遍的思想，但志文中提及的“择时”，往往也有作为饰词的一面。如桑萼及妻王氏墓志记其肃宗元年十一月卒于史朝义控制下的洛阳，后一直“攒窆洛城南缠私第”，尽管墓志自称“久俟通年，获此龟吉”，故至贞元五年八月方才归祔河南县平乐乡。但阅读志文不难发现，近三十年后得以完成合祔的真正原因是“爱子曰初，朝散大夫、试鸿胪卿”，稍振家声，才能“倾家尽产，卜宅从仪”（《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23，第1853～1854页）。
[112] 贺兰广福昌尉之任虽称不上显达，但足以帮助重新安葬，类似的情形见第二章中讨论过的蒋清一家。王衮任伊阙主簿后，完成了迁延达二十年之久的卢氏与蒋清的合祔。事见王汶妻蒋氏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01，第879页。
[113] 相关讨论参见吴羽：《五音姓利与北朝隋唐的葬埋择吉探微》，载《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8～128页。
[114] 关于郑虔墓志的讨论，可参见陈尚君：《〈郑虔墓志〉考释》，见《贞石诠唐》，第207～232页。
[115]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纪》，第248页；《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庆绪传》，第6424页。
[116]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第3646页。
[117] 拓本刊李明、刘呆运、李举纲主编：《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06页。
[118]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兴元003，第733页。
[119] 马骥：《西安新出柳书“唐回元观钟楼铭碑”》，载《文博》1987年第5期，第3～4页。
[120] 尽管唐代实录、国史今已不存，但采撷实录、国史编纂而成的《册府元龟》及多因袭国史旧文的《旧唐书》中，逆胡之称触目皆是。在唐代官方发布的诏令，如《谕西京逆官敕》《收复西京还京诏》（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卷一二三）中亦皆称安史为逆胡。在大多数情况下，逆胡系指安禄山，但个别亦有指代史思明者，例如《太平御览》卷一一二引《唐书》：“逆胡史思明陷洛阳。”（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540页）这种唐代官定蔑称在史籍中留下痕迹的，目前仍能找到其他例子，如武宗时平定昭义刘稹之乱，在唐国史中称其为“贼稹”，这一称呼散见于《李德裕文集》及《旧唐书》相关传记。
[121] 司马垂墓志署“宣德郎行右羽林军仓曹参军侄恬书”，则其侄司马恬当曾仕燕。
[122] 卢巽墓志记史思明控制下的洛阳：“忠烈僵尸相望，躬率僮仆，潜为掩瘗。”（《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第460～461页）
[123] 《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第70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