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长城、故宫视为传统中国的标志性景观这一现代人普遍接受的观念无疑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发明[195]。正如本章开头的引语所提示的那样，当梁思成夫妇20世纪30年代在华北调查古迹的时候，当地人对于什么是古建筑懵懂无知，在他们心中只有石碑才是唯一不朽的象征。这种对于建筑的忽视或许与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不易保存的特性有关，但我们已足以窥知石碑这一景观在古人的世界中占据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正缘于此，古人可以非常熟练地借助这些石质的景观来传递政治变化的讯号：
蔡州既平，宪宗命道士张某至境，置醮于紫极宫。宫本吴少诚生祠也，裴令公毁之为宫，有道士院，阶前种麻，生高如墉，道士葺为藩屏。其醮日霹雳击麻屏两片，下有穴五寸已来，有狸迹。寻之，上屋，其踪稍大，如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灭。其韩碑石本吴少诚德政碑，世与狄梁公碑对立，其吴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韩之作而刊改制焉。[196]
平定淮西是宪宗一生所经历的最为艰难的战斗，此役的胜利奠定了元和中兴的基础。[197]而淮西重归王化的重要标志便是蔡州城市景观的改变[198]，作为吴少诚家族统治淮西合法性的两个重要的象征，吴少诚生祠被改建为紫极宫。[199]李唐以老子为祖先，天宝二年（743）“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郡为紫极宫”[200]。太微宫、紫极宫中供奉唐朝历代皇帝的御容[201]，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会昌六年正月）东都太微宫修成玄元皇帝、玄宗、肃宗三圣容，遣右散骑常侍裴章往东都荐献。[202]
（大历七年五月）辛卯，徙忻州之七圣容于太原府之紫极宫。[203]
东海远皇都三千余里，承平不轨之后，人多不知法制。州无律令、无紫极宫。公下车则命备写而创置之，揭以碑铭，连境知教。[204]
众所周知，安史乱中，河北叛乱诸郡皆把各地开元寺中玄宗真容铜像镕毁，只有恒州仍存，乱平后唐廷特加李宝臣实封百户以褒之[205]，可知真容铜像的存废同样具有象征意味。[206]而如海州那样未立紫极宫的偏远州郡只是个例[207]，吕让莅政后兴造紫极宫也因之成为教化民风的标志。因此紫极宫作为唐代官方道观，平定淮西之后得到重建，象征意义不言而喻。[208]同时，吴少诚德政碑则被磨灭，改刻为韩愈撰文的《平淮西碑》。[209]唐廷之所以特别选择用吴少诚德政碑的旧石来摹勒新碑，正是要借助对于碑铭这一永久性景观的重新定义，向已有30年未沾王化的淮西军民宣示这场战争的正义性，进而重建朝廷在淮西的政治权威。
我们更为熟悉的则是初唐名臣魏征的例子。魏征去世之后，太宗为其亲自撰书神道碑，并许其子魏叔玉尚衡山公主，哀荣备至。碑刻石完毕之后，“停于将作北门，公卿士庶竞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210]。即通过拓本的形式，使不能移动的石碑化身万千，将魏征良臣的形象广为传布，亦成功塑造了贞观之治、君臣相得的政治形象。但不久太宗便对魏征心生嫌隙，遂停婚仆碑，魏家恩宠转衰。后太宗远征辽东无功而返，念及魏征旧日谏诤之劳，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211]魏征神道碑的立与仆，与吴少诚德政碑的磨灭与重刻一样，都无声地向观看者传递着政治变化的讯号。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石碑作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是一般民众观察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这构成了古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于是，景观更易成为政治秩序变动的象征，古人重视碑铭，无疑看重其不朽的纪念性，而一旦权力更迭，这些不朽的象征，往往首先会被重塑或废弃。欺孤儿寡母而得天下的隋文帝对此倒是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212]：
（秦王）俊所为侈丽之物，悉命焚之。敕送终之具，务从俭约，以为后法也。王府僚佐请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213]
石刻作为古人生活世界中常见的政治景观，虽不如武后时明堂、天枢这类特殊的建筑那么夺人眼目，但正是因为其具有普遍性与日常性，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或许可以说纪念性石刻的建造、传播、改刻、移动、存废本身就构成了一部道尽古今兴亡事“无声”的历史。
[1] 关于宋代金石学的兴起与业绩，可参见叶国良：《宋代金石学研究》，台北，台湾书房，2011年。
[2] 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借表彰阮元的学术业绩，对传统金石学演变的脉络与囊括的内容有简明的归纳：“在昔叔重董文，识郡国之彝鼎，道元作注，纪川原之碑碣。金石明白，其学古矣。欧、赵而降，特为绪余，洪、陈以还，间多好事。公谓吉金可以证经，乐石可以匡史，玩好之侈，临摹之工，有不预焉。是以储彝器至百种，蓄墨本至万种，椎拓遍山川，纸墨照眉发，孤本必重钩，伟论在著录。十事彪炳，冠在当时。是公金石之学。”（见张鉴等撰：《阮元年谱》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4页）
[3] 近年来艺术史研究的繁荣对此不足多少有所弥补，但艺术史家关注的更多是图像，对于石刻的景观效应及其在政治空间中的作用尚探讨不多。Jr.Robert E.Harrist：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一书以云峰山、泰山的摩崖、题刻、碑铭为中心，对石刻景观有较为系统的讨论（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8）。研究文学的学者对此也渐有关注，其中以程章灿一系列以“物”为题的论文较具代表性（《尤物：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古代石刻》，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10期，第137～136页；《景物：石刻作为空间景观与文本景观》，《古典文献研究》第17辑下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第1～28页；《神物：汉末三国之石刻志异》，载《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23～133页），不过所论多集中于对这一类文化现象的描述与归纳，对石刻景观政治及社会功能的分析着墨不多。
[4] 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通过对中国古代城市、宫殿、墓葬、画像石、礼器等各种类型材料的讨论，指出中国古代尽管没有金字塔式的建筑，但将“纪念碑性”包蕴在了以上的各种物质形态与空间组合之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不过在中国古人生活的情境中并不缺少物质意义上的纪念碑，这也是本章关注的焦点。
[5] 以上四种分类大体据叶昌炽著、柯昌泗评：《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三“立碑总例”条（第180～182页）。按叶氏此条并未述及最为常见的神道碑，盖其所论的范围是指公共性的石碑，故不及神道碑、墓碑等私碑。
[6] 尽管历代兴废对于地面石刻也多有破坏，保存至今者实十无一二，叶昌炽曾总括碑之七厄（《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九，第530～532页），但由于总量巨大，至今仍有较多存世。
[7] 当代艺术史学者提出“实物的回归”，强调尝试回到历史现场来展开对艺术品的研究，例如敦煌的洞窟后壁壁画在原有采光条件下，是很难被僧人和朝圣者所看见的，因为它们本身的性质是用来祈求功德而非艺术欣赏（参见巫鸿：《美术史十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2～53页）。这无疑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根据笔者在昭陵博物馆参观时的经验，4米高的石碑，人站立于下，已很难看清碑刻上部的文字，因而正如本章所论，作为景观的石刻对于塑造和扩散政治权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比石刻文字本身更有效，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庶民阶层而言尤是如此。
[8] 参见柯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刘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程章灿：《传统、礼仪与文本——秦始皇东巡刻石的文化史意义》，载《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第32～42页。
[9]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6页。按关于碑的起源，古人通行的看法有两种，一说见于《文心雕龙》，“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认为石乃作为铜的替代品（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44页）；另一说见宋人孙何《碑解》，“古之所谓碑者，乃葬祭飨聘之祭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从石者，将取其坚且久乎”，主张由木质演变为石质，以求不朽（《宋文鉴》卷一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747～1748页）。无论哪一说，都强调了石刻的永远性。目前来看，至少墓碑很可能是从墓前所立木质的墓表演变而来，参《汉书》卷四四《淮南王刘长传》颜师古注云：“表者，竖木为之，若柱形也。”（第2142页）
[10] 诚如柯昌泗所论，纪功碑与德政碑之间有时较难区分，严格意义上纪功碑当以纪一时之功者为限定（《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三，第182页）。尽管德政碑、纪功碑在性质和颁授制度上有所不同，但当时人对两者便已混淆，如下文所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提到的仇士良碑，圆仁记作德政碑，《旧唐书》则云纪功碑。因而本文所取的德政碑范围较下引刘馨珺文稍宽，纪人臣生平功业之碑，如李宝臣纪功碑、仇士良纪功碑，本文有时将其纳入广义的德政碑范围内加以讨论。而刘文研究的范围是生祠立碑，故所论者皆是官员生前所立之碑，未将官员去任、去世后所立的遗爱碑纳入讨论，然唐人封演云，“颂德碑，亦曰遗爱碑”（《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第40页），两者本属一类，故本文亦一并讨论。另本章第一部分讨论碑铭的政治景观效应时所取用的是具有公共性的纪念性石刻的范畴，故取材的史料范围并不仅限于德政碑。
[11] 相关的讨论可参见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第49～50页。
[12] 严复墓志，《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270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徐浚墓志云：“其家风祖德，碑表详焉。”（《全唐文补遗》第8辑，第62页）支光墓志云：“其终始考绩，详载于神道碑与玄宫之铭。”（《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09，第1336页）
[13] 《唐会要》卷三八：“旧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跌上高不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碑）[碣]，圭首方趺上高不过四尺”（第809页）；另参《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对丧葬令的复原（第356页）。按所谓旧制，盖指这一规定渊源于隋制，参见《隋书》卷八《礼仪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页。另参见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碑表、志铭之别》，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63页。
[14] 如《唐六典》卷一〇：“著作郎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第202页）《通典》卷二六：“著作郎掌修国史及制碑颂之属。”（第737页）
[15] 如《唐会要》卷三八：“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第809页）略为变通，然所参照者，仍仅是五品以下官的待遇。
[16]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第3057页。
[17]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第33页。
[18] 吴丽娱比较赠官与赠谥两种制度的运作后，指出唐代赠官的程序日益简化，而议谥程序则一直烦琐而严格，谥号更为时人所重（《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95～820页）。另关于唐代官员身后的议谥与政争的关系，参见唐雯：《盖棺论未定：唐代官员身后的形象制作》，载《复旦学报》2012年第1期，第85～94页。
[19] 梁萧秀卒时，“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欲择用之，而咸称实录，遂四碑并建”（《南史》卷五二《萧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90页），四块神道碑并立，无疑强化了景观效应。又如《旧五代史》卷一二六记冯道遗命：“无立神道碑，以三代坟前不获立碑故。无请谥号，以无德故。”（第1932页）恰好证明神道碑与谥号一样，作为士大夫一生的盖棺论定，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20] 按此事出于明人姜南《风月堂杂识》，因被近代流行的笔记《骨董琐记》收入而较为人知，可以说这一轶事是秦桧奸臣形象定格之后的产物。参见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353页。
[2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〇，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775页。
[22] 关于秦桧的专断朝政及身后的政治变化，可参见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刘静贞、李今芸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2～403页。
[23] 宋人对神道碑的政治景观功能亦有自觉，并将之与其他公共性纪念建筑相结合，使其成为更能发挥传播与观看效应的空间组合。如狄青在嘉祐三年归葬故乡后，仁宗亲书神道碑碑首“元勋”二字，并在其子狄谘的主持下，将早年余靖在桂州所立的纪念平定侬智高功业的大宋平蛮碑复刻后，与神道碑一并竖立于狄青的功德坟寺。参见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第444～445页。
[24] 按《文苑英华》卷三〇六收录南北朝以降文人过冢墓所作诗歌55首，其中可注意的是徐彦伯《题东山子李适碑阴》诗序：“噫嘻，李公生自号东山子，死葬东山，岂其谶哉。神交者歌薤露以送子归东山焉，人三章，章八句，合一十五章，镌于碑阴云。”（第1567页）另一个相近的例子是后汉刘审交卒于汝州防御使任上，“郡人聚哭柩前所，列状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时致祭”，此处所立者当是神道碑，冯道为之“著哀词六章，镌于墓碑之阴焉”（《旧五代史》卷一〇六《刘审交传》，第1621～1622页）。
[25] 目前学界对唐代德政碑有较多关注的是台湾学者刘馨珺，其研究主要着眼于德政碑颁授的制度及与官员考课之间的关系，最初发表《从生祠立碑看唐代地方官的考课》一文（收入高明士编：《东亚传统教育与法制研究（二）》，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41～284页）；后又对此文做了较大增补，改题为《从唐代“生祠立碑”论地方信息法制化》（载《法制史研究》第15期，第1～58页）；复又增加了对于宋代的讨论，题作《〈职制律·长吏辄立碑〉与地方官考课》（见《“唐律”与宋代法文化》，嘉义，嘉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1～186页）。陈雯怡近年则对元代去思碑的社会功能做了细致的探讨，参见《从朝廷到地方——元代去思碑的盛行与应用场域的转移》，载《台大历史学报》第54期，第47～122页；《从去思碑到言行录——元代士人的政绩颂扬、交游文化与身分形塑》，《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6本第1分，第1～51页。
[26] 侯旭东较早注意到开凿石窟时位置的选择有对“视觉性”的考虑，参见《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57～264页。
[27]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贾敦颐传》，第4788页。
[28] 《金石录校证》，第426页。可以留意的是赵明诚在跋尾中关心的是据碑文考证贾敦颐是否为贾敦赜之讹，并未述及两碑的位置与存废情况，可见传统金石学家的学问取向。另贾敦赜墓志恰在近年出土，可证赵明诚之说不误，参见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洛州刺史贾敦颐墓的发掘》，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8期，第28～58页。
[29] 《旧唐书》卷九二《韦抗传》，第2963页。
[30] 类似的例子尚有五代赵昶“陈许将吏耆老录其功，诣阙以闻，天子嘉之，命文臣撰德政碑植于通衢，以旌其功”（《旧五代史》卷一四《赵昶传》，第223页）。
[31]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五，第40～41页。
[32] 《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尹知章传》，第4974页。
[33] 《唐六典》卷四，第120页。
[34]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26页。
[35] 《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第3244～3245页。
[36] 正因为金石相间会产生独特的视觉效果，想到这一办法的并不止玄宗一人，富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于崇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诏，“中书省检会应颁降天下御笔手诏摹本已刊石迄，诏并用金填，不得摹打，违者以违制论”（《宋会要辑稿·崇儒》，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与玄宗可谓不谋而合。
[37] 《旧唐书》卷九九《张嘉贞传》，第3092页。
[38]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第3671页。
[39]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页。另可参考东渭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如王翰章：《唐东渭桥遗址的发现与秦汉以来的渭河三桥》，见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65～270页。
[40] 这一点在德宗御撰的《西平王李晟东渭桥纪功碑》中有明确的表达：“东渭桥抵王城东北四十里，而国之廪积在焉。始晟于此驻孤军，纠群帅，俟时而动，一举成功。予是用扬其美而纪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谋之有素也。”（《文苑英华》卷八七一，第4595页）
[41]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史臣曰：“而德宗皇帝听断不明，无人君之量，俾功臣困谗慝之口，奸人秉衡石之权，丁琼之言，诚堪太息。虽龊龊刻渭桥之石，区区赐烟阁之铭，亦何心哉！”（第3687页）虽意在批评德宗听信谗言，疏远功臣，但亦可见渭桥建碑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42] 《资治通鉴》卷二七五，第8979页。
[43] 《吴越备史》卷一，傅璇琮等编：《五代史书汇编》，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6198页。
[44]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末五代闽王王审知夫妇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1年第5期，第1～10页。
[45] 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见《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7页。
[46] 这一信息蒙张学锋教授赐告。另该碑录文与考释，见孙爱芹、于康唯、郑洪全：《读江苏徐州新出土“太原王公德政碑”》，载《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第84～92页。
[47] 《南史》卷五一《萧明传》，第1271页。
[48] 《旧唐书》卷四〇《地理志》，第1648页。
[49] 权德舆：《唐故幽州卢龙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押奚契丹两番经略卢龙军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徒兼中书令幽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彭城郡王赠太师刘公墓志铭并序》，见《权德舆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18页。
[50] 霍巍、李永宪：《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载《考古》1994年第7期，第619～623页。
[51] 《中蒙学者调查发现汉代〈封燕然山铭〉石刻》，载《中国文物报》2017年8月18日。
[52] 朱玉麒：《汉唐西域纪功碑考述》，载《文史》2005年第4辑，第146页。
[53] 《唐会要》卷二七，第606页。
[54] 《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
[55] 达奚珣：《华山赋》，《文苑英华》卷二八，第127页。
[56] 王建：《华岳庙二首》，尹占华校注：《王建诗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434页。
[57] 李德辉：《唐代交通与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161页。
[58] 郑綮撰：《开天传信记》，《教坊记（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1页；另参《旧唐书》卷二三《礼仪志》，第904页。
[59] 达奚珣：《华山述圣颂序》，《文苑英华》卷七七三，第4072页。
[60] 玄宗以吕向为镌勒使，《新唐书》卷二〇二《吕向传》，第5758页。今存孙逖《春初送吕补阙往西岳勒碑得字云字》、徐安贞《送吕向补阙西岳勒碑》诗两首，关于吕向的生平可参见傅璇琮：《唐代翰林学士传论》，第183～191页。
[61] 按唐一尺约折合公制29.5～29.6厘米，此据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1页。
[62] 王铚：《默记》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25页。按此碑残石清代仍有所见，毕沅《关中金石记》卷三云仅存“驾如阳孕”四字（《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9年，第10671页）。
[63] 《唐会要》卷二七记立华岳庙碑事后小注云：“旧路在岳北，因是移于岳南也。”则华岳庙碑落成后，玄宗为了让更多行人有机会目睹这一巨制，特意将官道改向（第606页）。中唐张籍《华山庙》曾述及热闹的景象：“金天庙下西京道，巫女纷纷走似烟。”（徐礼节、余恕诚校注：《张籍集系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75页）
[64] 《册府元龟》卷四〇，第453页。
[65]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98页。
[66] 苏颋：《大唐封东岳朝觐颂并序》，《唐文粹》卷一九下，四部丛刊本。
[67] 张说：《上党旧宫述圣颂并答制》，《张说集校注》，第569页。
[68] 玄宗特命韦虚心出镇潞州，预作筹备，韦虚心墓志云：“明年，上将时巡太原，出豫上党，览文祖誓师之地，观兴王历试之宫，诏选宗臣，以精储供。乃拜公潞州都督府长史。至则均稍食，议糇粮，征其口算之余，约其萏茭之入。及六龙顿驾，百度繁兴，万乘过沛之欢，三日横汾之宴。物无虚赋，事必中程。”拓片刊《长安高阳原新出土隋唐墓志》，第176页。
[69]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第185～189页。
[70] 《册府元龟》卷三六，第402～403页。
[71] 韩文彬对于玄宗勒铭泰山一事有较为细致的讨论，不过他主要在摩崖与刻经的传统中探寻其渊源，似乎并没有注意到玄宗在三年中制作一系列石刻景观之间的内在关联，而如本章所讨论的那样，无论是巨型石刻还是填以金字的手法，皆不难在此前后找到类似的制作。参见Jr.Robert E.Harrist：The Landscape of Words：Stone Inscriptions from Early and Medieval China，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pp.261～270.
[72] 金子修一指出从开元十一年初太原巡幸至十一月南郊为止一系列的活动具有联系（《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9～186页）。不过从张说《奉和途中经华岳应制》“群臣愿封岱，还驾勒鸿名”（《张说集校注》，第110页）、张九龄《奉和圣制途经华山》“揆物知幽赞，铭勋表圣衷。会应陪检玉，来此告成功”（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7页），及上文所引苏颋《大唐封东岳朝觐颂并序》等时人所撰颂圣诗文来看，从汾阴祀后土至东封泰山这一系列巡幸与祭祀活动之间具有连续性，最终指向了封禅盛典。
[73] 根据当代传播学研究者的分梳，将传播的媒介分为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两类，石刻景观由于兼具永恒性与难以移动两个特征，适合时间上的纵向传播，但考虑到石刻文本可以借助拓本、抄本乃至口头等途径迅速流布，其实也具有在空间中横向传播的能力。参见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48页。
[74]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91页。
[75] 关于玄奘晚年与高宗的矛盾可参见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第1～97页。
[76] 韩愈：《谢许受韩弘物状》，《韩愈文集汇校笺注》，第2892页。
[77] 《赐李德裕立德政碑敕》，《全唐文》卷七四，第775页。
[78] 吴其昱：《薛廷珪朔方节度使韩逊生祠堂碑敦煌残卷考》，见《庆祝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63～73页。
[79] 赵和平：《晚唐五代灵武节度使与沙州归义军关系试论》，见《赵和平敦煌书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03～316页。
[80] 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98～410页。而这种政治性的文本为何成为儿童习书的素材，是否蕴有政治教化的用意，值得思考。除了张淮深德政碑外，近年还从敦煌儿童习书文书中发现了史大奈碑，相关的讨论参见游自勇、赵洋：《敦煌写本S.2078V“史大奈碑”习字之研究》，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第165～181页。
[81] 荣新江新近对敦煌文献中的碑志抄本及其流传有系统梳理，指出抄本而非拓本才是碑文在当地流传的主要途径，参见《石碑的力量——从敦煌写本看碑志的抄写与流传》，《唐研究》第2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7～323页。后世金石学家重视访求拓本，但我们需要注意到罗致拓本，反映的是士大夫的收藏与学术趣味，而拓本非普通士人所能获得，抄本在一般知识传播过程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
[82] 朱玉麒：《从告于庙社到告成太学：清代西北边疆平定的礼仪重建》，见《高田時雄教授退職記念東方學研究論集》，京都，臨川書店，2014年，第403～410页。
[83]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三，《全宋笔记》第2编第4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第138页。
[84] 张说：《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张说集校注》，第1589页。
[85] 《宝刻类编》卷一记在彭州、简州（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页）。《舆地纪胜》卷一五七记南宋绍兴七年在资州城中心一居民房屋下发现韦皋纪功碑，碑阳已残损，碑阴是开成元年韦皋从孙韦鋋任资州刺史时补刻的文字，亦可证实德政碑立于城市的中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52页）。
[86] 《旧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第2198页。
[87] 《资治通鉴》卷二三七，第7661页。碑楼修建完成后，也不时需要修葺，《金石录》著录有天宝九载正月卫包撰唐华岳碑堂修饰记（《金石录校证》，第121页）。
[88] 吕颐浩：《燕魏杂记》，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页。颇可玩味的是对于何进滔德政碑被改刻为五礼记碑，《金石录》云，“进滔事迹固无足取……此碑尤为雄伟。政和中，大名尹建言摩去旧文，别刊新制，好古者为之叹惜也”（《金石录校证》，第515～516页），仅从学问家的立场上表示惋惜；而《燕魏杂记》则云：“按唐史，进滔治魏十余年，民安之，后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宣和年间，内侍谭祯奉使河朔，遂磨灭此碑，邦人愤恨，可惜也。”其对何进滔的评价与赵明诚迥异，似乎透露出直到宋代，河北地域内部对于藩镇割据的历史仍有自身独特的认知。
[89] 陈思：《宝刻丛编》卷六引《集古录目》，第131页。
[90] 吕颐浩：《燕魏杂记》，第4页。
[91] 刘馨珺：《〈职制律·长吏辄立碑〉与地方官考课》，《“唐律”与宋代法文化》，第71～186页。另作者特别指出唐代德政碑多于生祠，而至宋代则生祠多于德政碑。
[92] 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第235～240页。另关于田弘正归附后重建狄仁杰祠的政治意义，参见本书第五章。
[93] 《旧五代史》卷一三二《韩逊传》，第2030页。
[94] 目前关于唐代地方记忆、地方知识的讨论尚不多见，仅廖宜方《唐代的历史记忆》一书有较多的涉及（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年，第269～333页）。
[95] 《旧唐书》卷一一〇《李光弼传》，第3304页。
[96] 《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第3054页。
[97] 《宝刻类编》卷一，第3页。
[98]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6～367页。
[99] 《为河东副元帅马司徒请刻御制箴铭碑表》，《文苑英华》卷六〇八，第3153～3154页。
[100] 侯旭东对于市作为刑场时所展现出的公共政治空间功能曾有所讨论，参见《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209～223页。另参张荣芳：《唐代长安刑场试析》，载《东海学报》第34期，第113～122页。
[101] 《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唐书》，第2652页。
[10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第189页。
[103] 周一良：《灌佛》，见《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57～158页；陈志远：《晋宋之际的王权与僧权——以沙门不敬王者之争为中心》，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0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53页。
[104] 《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2页。
[105] 刘淑芬：《玄奘的最后十年》，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3期，39～40页。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叙立碑前后交涉事甚详（第178～191页）。
[106]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第191页。
[107] 圆仁撰、白化文等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384页。
[108]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583、586页。
[109] 尽管武宗表面上对仇士良优礼有加，实际上两人关系紧张，会昌三年六月仇士良死后，武宗立刻“敕斩仇军容孔目官郑中丞、张端公等四人，及男女奴婢等尽杀，破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第424页）。
[110] 妹尾达彦：《长安：礼仪之都——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素材》，见《唐研究》第1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5～434页。
[111]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第1896页。
[112] 升仙太子碑的拓本及释文见黄明兰、朱亮编著：《洛阳名碑集释》，北京，朝华出版社，2003年，第119、126页。
[113] 《旧唐书》卷一〇一《韦凑传》，第3146页。
[114] 《太平御览》卷五八九引《后唐史》，第2653页。按《旧五代史》卷二二《杨师厚传》亦载此事（第342页），唯《太平御览》所记稍详。按“悲来”，原讹作“碑来”，据《旧五代史》改。
[115] 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见文化部文物局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7～203页。
[116] 《旧唐书》卷五九《姜行本传》，第2334页。按马雍认为此碑上刻有永和五年等字，时班超已死，非班超纪功碑，参见《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见《出土文献研究》，第201～202页。
[117] 至今五礼记碑两侧仍残存了何进滔德政碑的部分题名。参见孙继民：《唐何进滔德政碑侧部分题名释录》，见《唐史论丛》第9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32～238页。
[118] 吴景山、张洪：《〈索勋纪德碑〉辨正》，载《敦煌学辑刊》2012年第1期，第36～49页；吴景山、张洪：《〈大唐都督杨公纪德颂〉碑校读》，载《西域研究》2013年第1期，第16～22页。这种现象并不稀见，参见《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三《碑阴》，第165～166页。
[119] 叶昌炽在总结碑之七厄中便将“武人俗吏，目不识丁，勼工选材，艰于伐石，或去前贤之姓字而改窜己名，或磨背面之文章而更刊他作，甚或尽铲旧文，别镌新制，改为己作，澌灭无遗”视为其中一厄（《语石 语石异同评》卷九，第531页）。
[120] 《册府元龟》卷八二〇，第9747页。
[121]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606～1625页。
[122] 如据报道，著名的安重荣德政碑，仅赑屃部分就重达107吨，即使使用现代起重机械运输亦颇具难度，一般碑铭虽无如此规模，但对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亦极富挑战。参见梁勇：《正定巨碑主人及被毁原因初探》，载《文物春秋》2000年第5期，35～38页。
[123] 国家权力如何渗透到庶民日常的生活世界中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例如玄宗时千秋节的设立，使皇帝生日变成了一个公共性的节日，日后新帝继位，诞节日期随之变化，进而国家政治的变化可以轻易地被庶民所感知。学者从政令传播的角度对此有较多的讨论，代表性的论著有雷闻：《牓文与唐代政令的传布》，见《唐研究》第1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1～77页；高柯立：《宋代的粉壁与榜谕：以州县官府政令传布为中心》，见邓小南主编：《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1～460页；而笔者曾以避讳更名为例，对国家权力如何向下渗透有简要的讨论，参见仇鹿鸣：《新见〈姬总持墓志〉考释——兼论贞观元年李孝常谋反的政治背景》，见《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5～228页。
[124] 笔者在这里试图用“阅读”“观看”两个概念来区分德政碑知识传播的两种途径。“阅读”是指德政碑上的文字通过传拓、抄写、阅读等途径的流传。具有文字阅读能力的知识精英，无疑是德政碑最重要的预设读者，但这一群体人数的有限导致碑文传播的范围恐相当有限。而德政碑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可能是作为一种可以被“观看”到的政治景观而存在，国家权威通过德政碑这一象征物的中介被投射到地方社会之中。在这一脉络下，德政碑外在物质性、景观性的一面变得更为重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唐代中后期，河北等区域出现了制作巨碑的倾向。
[125] 《后汉书》卷七六《许荆传》云其任桂阳太守：“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以病自上，征拜谏议大夫，卒于官。桂阳人为立庙树碑。”（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72页）从文献的记载来看，立生祠颂德在汉代更为常见。参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生祠》，第690页。
[126] 在东汉便已经出现了地方长吏去职甚至在任时建造碑刻乃至生祠颂德的案例。参见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本文篇）》附“概说”，京都，同朋舍，1994年，第332～337页。
[127] 关于德政碑颁授制度及在官员考课体系中的作用，刘馨珺《〈职制律·长吏辄立碑〉与地方官考课》一文已做了较多的讨论，读者可参看（《“唐律”与宋代法文化》，第71～186页）。因而笔者的讨论更多地涉及德政碑颁赐在唐代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实际运作中所展现出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
[128] 《魏书》卷九《孝明帝纪》，第233～234页。
[129] 刘俊文笺解：《唐律疏议笺解》，第846～849页。
[130] 将立碑的批准权收归中央，这一制度或起源于南朝，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南朝的大量立碑实例中，大都经过了“诏许之”这一程序，其中较为完整的案例如《南史》卷五一《萧明传》所载：“太清元年，为豫州刺史，百姓诣阙拜表，言其德政，树碑于州门内。”（第1271页）至北朝后期亦多经过上请，如《北史》卷五五《赫连子悦传》云自郑州刺史入为都官尚书后，“郑州人马子韶、崔孝政等八百余人，请立碑颂德，有诏许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9页）。这两个案例中所见立碑程序与唐代基本一致。德政碑之名可能也来源于南朝，较早使用这一名称的是梁代萧楷德政碑（参见《梁书》卷四七《谢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58页）。尽管对隋代具体的制度规定尚不了解，但从墓志透露的情况来看，大约亦需经上请，如杨约墓志云：“伊州民杨陁罗等，借听讴谣，舒情舞蹈，操丹笔以题恩，树翠碑而颂德，披文相质，美声载路。”（《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第463页）
[131] 《资治通鉴》卷二〇六，第6540页。另参见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二二《生碑》，第1269～1270页。
[132] 刘馨珺统计了114个唐代立德政碑及生祠的案例，其中明确记载非法所立者，仅4例。在这4例中，1例发生在武德四年，时法令可能尚未齐备，另3例分别是周智光、董昌、李彤，其中周智光、董昌两人本为叛臣，且其所立者为生祠，而非德政碑，盖借巫祝以蛊惑人心。李彤后因此事被柳公绰弹劾而遭贬官，故可以判定这一规定在整个唐代基本得到了遵循。参见刘馨珺：《〈职制律·长吏辄立碑〉与地方官考课》，《“唐律”与宋代法文化》，第125～133页。
[133] 《封氏闻见记校注》卷四，第40页。按封演此处所云“遗爱”盖是指官员去任，而非去世，恰好反映出“去任请碑”是唐代德政碑的基本要素之一。
[134] 张籍：《送裴相公赴镇太原》，见《张籍集系年校注》，第421页。
[135] 崔泰之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74，第1277页。
[136] 张九龄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开元525，第1517页。
[137] 权德舆：《大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及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崇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岐国公杜公淮南遗爱碑》，见《权德舆诗文集》，第182页。
[138] 真正为民所怀者，德政碑也会得到维护乃至重立，《金石录》卷六著录有开元二十六年唐济源令李造遗爱颂及贞元二十一年唐重修李造遗爱碑记便是一个例子（《金石录校证》，第106页）。
[139] 《太平广记》卷三四七引《传奇》，第2749～2750页。
[140] 《太平广记》卷四七五引《异闻录》，第3913页。
[141] 《册府元龟》卷三二〇，第3787页。正因为碑有旌善之功，故也有鉴戒之用。“卢奂累任大郡，皆显治声，所至之处，畏如神明。或有无良恶迹之人，必行严断，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门首，再犯处于极刑。民间畏惧”，卢奂“记恶碑”之立不过是对碑公共性另一面的利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页）。
[142] 《旧唐书》卷九二《韦抗传》，第2963页。
[143] 颜真卿：《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颜鲁公文集》卷五，四部丛刊本。
[144] 《旧唐书》卷九三《王晙传》，第2985～2986页。
[145] 如李蔚“咸通十四年，转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诣阙乞留一年，从之”（《旧唐书》卷一七八《李蔚传》，第4627页）。
[146] 因而宦游成为影响唐代士人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参见胡云薇：《千里宦游成底事，每年风景是他乡——试论唐代的宦游与家庭》，载《台大历史学报》第41期，第65～106页。
[147]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的讨论并无意追究史籍中各种关于德政或吏民诣阙请留记载的情实真伪，只是假设同为“政治理性人”，国家在制度设计中如何既保持德政碑的“政绩激励”效用，又同时抑制官僚群体的自利取向，而官僚群体又是如何在制度规定的空隙中寻找逐利空间的。
[148] 《唐会要》卷六九，第1437页。
[149] 事实上，中晚唐唐廷与藩镇的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即使如河朔三镇之属亦有不少时候对中央态度恭顺，特别是在唐廷承认河朔故事时，很难进行精确、稳定地分类，因而本文试图用“顺地”“强藩”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各藩镇在不同时段内与中央的关系。
[150] 韦及墓志，拓片刊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40～241页。
[151] 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5页。
[152] 《册府元龟》卷六九五，第8287页。
[153] 《旧唐书》卷一五八《郑澣传》，第4167页。
[154] 《旧唐书》卷一七二《令狐绪传》，第4465页。
[155] 裴庭裕：《东观奏记》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86页。
[156] 参见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9～97页。
[157] 权德舆：《大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及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崇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岐国公杜公淮南遗爱碑》，见《权德舆诗文集》，第179页。
[158] 刘禹锡有《为杜司徒让淮南去思碑表》一文，见《刘禹锡集笺证》，第326～327页。按刘禹锡永贞元年九月被贬为连州刺史，离开长安，故此文当作于永贞元年九月前，但遗爱碑云杜佑为司徒，杜佑检校司徒在元和元年四月，故刘禹锡代杜佑所拟表让者是王锷较早的立碑之请，碑文中对此亦有交代：“王公累章上请，公辄牢让中止。”（《权德舆诗文集》，第178～179页）
[159]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第3979页。
[160] 顺宗之死是宪宗一朝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元和十四年，“群臣议上尊号，皇甫镈欲加‘孝德’两字，群曰：‘有睿圣则孝德在其中矣。’竟为镈所构，宪宗不乐，出为湖南观察都团练使”，便是著名的例子（《旧唐书》卷一五九《崔群传》，第4189页）。须知当时元和中兴之业已成，宪宗威望正处如日中天之时，尚对“孝德”两字如此敏感，更何况其继位之初，不过是一个在一连串的政治动**后、内外朝平衡之下被拥戴上帝位的弱势皇帝，之前舒王谊一直被视为呼声更高的太子人选。
[161] 《权德舆诗文集》卷十一，第178～179页。
[163] 权德舆：《大唐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持节都督潭州诸军事兼潭州刺史御史中丞云骑尉赐紫金鱼袋李公遗爱碑铭并序》，见《权德舆诗文集》，第193页。
[164] 崔郾：《唐义成军节度郑滑颍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持节滑州诸军事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袭封密国公食邑三千户高公德政碑并序》，《全唐文》卷七二四，第6288页。
[166] 裴抗：《魏博节度使田公神道碑》，《文苑英华》卷九一五，第4816页。
[16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3页。
[168] 陈雯怡指出目前所见元代去思碑的数量远多于唐宋，主要原因在于元代立碑无须上请，完全成了地方事务，参见《从朝廷到地方——元代去思碑的盛行与应用场域的转移》，载《台大历史学报》第54期，第47～71页。
[169] 白居易：《与从史诏》，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107页。
[170] 参见卢向前：《卢从史出兵山东与唐宪宗用兵河朔三镇之关系》，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3辑，第323～353页。
[171] 白居易：《答卢虔谢赐男从史德政碑文并移贯属京兆表》，见《白居易文集校注》，第1143页。
[172] 值得注意的是，宪宗条列卢从史的一大罪状是“讽朝廷求宰相”（《旧唐书》卷一三二《卢从史传》，第3652页），即求使相之衔。其实在卢从史看来，所谓使相与德政碑一样都是宪宗对其信任的象征物，未必有挟持朝廷之意，只是双方在交涉的过程中都有误判对方意图的一面。
[173] 按义武军初尚辖有沧州，后沧州另置横海军。
[174] 义武的恭顺还表现在请唐廷任命副使，如在元和十二年，曾表请崔弘礼为副使。事见崔弘礼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39，第2123页。
[175] 《旧唐书》卷一四一《张孝忠传》，第3854～3858页。
[176] 权德舆：《唐故义武军节度使营田易定等州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范阳郡王赠太师贞武张公遗爱碑铭》，见《权德舆诗文集》，第184页。
[177]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页。
[178]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43页。
[179] 《资治通鉴》卷二四六，第7955～7956页。
[180] 《旧唐书》卷一八〇《张仲武传》，第4677～4678页。
[181] 稍有特殊的是李载义德政碑。李载义在幽州任上，一反前任朱克融父子对于朝廷跋扈的态度，颇为恭顺，且协助唐廷平定沧景李同捷之乱，故大和五年文宗特赐德政碑以奖其忠勤，然其部将杨志诚借中使颁赐碑文之机，于毬场起兵谋乱，逐李载义，自立为节度使。骚乱的起因是“大和中幽州刺史李载义撰碑，敛取太过，军乱之际，怨词颇甚”（李德裕：《让张仲武寄信物状》，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亦从侧面印证立碑之事颇费物力。李载义入朝后，先后转山南东道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会吏下请立碑纪功，诏李程为之辞”（《新唐书》卷二一二《李载义传》，第5978～5979页；《旧唐书》卷一八〇《杨志诚传》，第4675页）。按此碑之立，文宗多少有补偿之意。而且从记载上看，我们尚不能判断此碑是德政碑还是纪功碑，若是纪功碑，不需离任便可获得，亦是朝廷安抚强藩的一种变通之法，韦皋、李宝臣、刘昌等皆曾获赐纪功碑。
[182] 除了前注中提到的纪功碑，另一种变通形式则是死后颁赐遗爱碑。一方面可不违背“去任请碑”的原则，另一方面由于河北藩镇父子相袭，表彰其父之功，本身就强化其子统治的合法性。其例除了上文讨论过的张孝忠遗爱碑，尚有魏博的田绪遗爱碑，关于田绪遗爱碑颁立背景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五章。
[183] 李德裕：《幽州纪圣功碑铭》，《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0～14页。
[184] 《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第519页。
[185] 《新五代史》卷四〇《韩建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6年，第493页。按韩建德政碑是在昭宗被挟持的特殊情况下颁给的，司空图所撰的碑文中似亦有暗指：“臣侨居郡境，备听人谣。”即便如此，唐廷也未准许韩建同时立生祠，“今据都押衙录事参军等状，具言乞置生祠，已令罢请”（《华帅许国公德政碑》，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186] 《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纪》，第808页。按于兢所撰《琅琊忠懿王德政碑》与一般德政碑的叙事有所不同，特别彰显了朱温在朝中专权的地位：“元帅梁王以公如河誓著，匪石情坚，累贡表章，显陈保证。朝廷冀弘劝诱，特示褒扬，将建龟趺。”（《金石萃编》卷一八八）
[187] 《旧五代史》卷一五《冯行袭传》，第240页。
[188] 《册府元龟》卷八二〇，第9747页。
[189] 《宋本册府元龟》卷八二〇，第3037页。
[190] 安重荣德政碑已在正定发现，规制巨大，仅残存赑屃部分就长8.4米、宽3.2米、高2.5米。参见梁勇：《正定巨碑主人及被毁原因初探》，载《文物春秋》2000年第5期，第35～38页。
[191] 《旧五代史》卷一四一《五行志》，第1886页。
[192] 拓本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编著：《五代王处直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64～66页。
[193] 关于宋代德政碑的制度，参见刘馨珺：《〈职制律·长吏辄立碑〉与地方官考课》，见《“唐律”与宋代法文化》，第85～96页。
[194] 因而笔者倾向于认为，中晚唐德政碑颁授过程中中央与地方互相博弈的形态是德政碑制度中的一种“变态”，而非常态，我们并无必要在唐宋变革的框架中讨论这一制度的变化。
[195] 新近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196] 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见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2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432页。
[197] 正因如此，宪宗平定淮西之后，除了改造蔡州的城市景观，亦在长安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朔，帝御兴安门，文武百官分序街之左右，六军备卫逆贼吴元济见于楼下，命献于太庙、太社毕，徇东西市，乃斩于子城西南隅”（《册府元龟》卷一二，第136页）。尽管宪宗在平定刘辟、李师道后亦曾献俘太庙，但以此次最为隆重。
[198] 这种通过对城市空间的改造，呈现除旧布新的气象，标识政权更迭的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便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成功地将旧日“封建”王朝的礼仪空间赋予了“人民性”。参见洪长泰：《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9] 吴少诚生祠的命运并非孤例，梁肃《郑县尉厅壁记》记载郑县县衙系由叛臣周智光生祠改建而来：“生立己祠，而栋宇斯崇。及王师致诛，牧民者从便宜而重改作。乃刷灭凶慝之遗尘，徙二治焉，是厅盖祠之余也。”（《文苑英华》卷八〇六，第4260页）
[200]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第216页。
[201] 目前对各地紫极宫是否普遍供奉皇帝御容尚不清楚，不过紫极宫无疑是唐廷政治权威在地方上的重要象征。
[202]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609页。
[203]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第299页。
[204] 吕让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07，第1334页。
[205] 《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第3866页。按聂顺新《唐玄宗御容铜像广布天下寺观考辨》一文认为，各地开元寺供奉的是玄宗等身佛像，而非御容铜像，不过这并不影响铜像存否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意义。（《唐史论丛》第2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08～126页）
[206] 同样归义军摆脱吐蕃统治后，沙州开元寺保存的玄宗圣容，成为重归王化的重要象征，见P.3451《张淮深变文》。
[207] 例如比海州更加偏远的蒙州亦有紫极宫，宣宗时李德裕一家皆远谪南方，其子李烨妻郑珍卒于贬所，权窆于蒙州紫极宫南。参见《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57，第2374页。
[208] 本书第三章讨论过的肃宗将安禄山旧宅改建为回元观，则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
[209] 关于韩愈淮西碑撰写的经过及争议，参见黄楼：《〈平淮西碑〉再探讨》，见《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4～88页。李商隐《韩碑》中“碑高三丈字如手，负以灵鳌蟠以螭”则是对石刻景观视觉效果的生动描摹（刘学锴、余恕诚集解：《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08页）。
[210] 《册府元龟》卷四〇，第451页。
[211] 《新唐书》卷九七《魏征传》，第3880～3881页。
[212] 有类似认识者并不稀见，如唐杨玚“在官清白，吏请立石纪德，玚曰：‘事益于人，书名史氏足矣。若碑颂者，徒遗后人作碇石耳’”（《新唐书》卷一三〇《杨玚传》，第4496页）。但究其实质，不过是将对实物形态颂德碑的追求转换为青史留名，并未超然于传统士大夫“三不朽”的理想之外。
[213] 《隋书》卷四五《秦孝王俊传》，第1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