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史书中批评“沈询、高湜相继为昭义节度，怠于军政。及有归秦、刘广之乱”[146]，将更多的责任归于节帅的控驭失当[147]，但我们不难注意到晚唐这种“经济性骚乱”发生的频率日益增加[148]，范围不但涵括唐廷控制下的“顺地”，即使在原本节帅自相承袭已成故事的河朔三镇中，亦颇为常见[149]，甚至为了防止军士暗地串通，“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150]。作为晚唐藩镇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现象，将其仅仅归因于节帅本人的失策或无能，恐未达一间。如上文所述的卢钧便是唐廷精心选择的人选，举措谨慎稳妥，但亦难逃狼狈离任的命运。
昭义作为唐廷防遏河朔三镇设立的藩镇，“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151]，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玉、李抱真兄弟尽节王事，在历次讨伐藩镇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昭义军因此享有忠义的美名。自刘悟、刘从谏父子自相承袭以来，昭义转向割据自立，会昌伐叛的胜利并未能改变昭义军动**多事的格局，直至唐末因孟方立之乱最终分裂为泽潞、邢洺二镇，可以说昭义军的面貌从中唐到晚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转变，唐人与现代学者的观察其实相当接近，都认为昭义受到了河朔割据传统的影响[152]，“比者河朔诸镇，惟淄青变诈最。刘悟随来旧将，皆习见此事”[153]，“岂谓移淄青旧染之俗，污上党为善之人”[154]，将昭义的转变归咎于刘氏主政。因此，李德裕主持的善后工作，其根本目的便是要肃清刘氏家族的影响，“盖以污染之俗，终须**涤”[155]。但在诛戮刘氏家族及其亲信之后，昭义军并未如唐廷所期待的那样，恢复“忠义”的传统。
正如上文所论晚唐昭义虽不再出现节帅割据自立的局面，但“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镇内愈加动**。因此，我们对于前期昭义军“忠义”的本质究竟为何，实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传世文献中对于昭义军“忠义”历史与形象的记述所在多有，杜牧著名的《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记述颇详：
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郳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贞元中，节度使李长荣卒，中使提诏授与本军大将，但军士附者即授之。其时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于众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卢）从史尔后渐畜奸谋，养义儿三千人，日夕喣沬。及父虔死，军士留之，表请起复，亦只义儿与之唱和，其余大将王翼元、乌重胤、第五钊等及长行兵士，并不同心。及至被擒，乌重胤坐于军门，喻以祸福，义儿三千，一取约束。及河阳取孟元阳为之统帅，一军无主，仅一月日，曾无犬吠，况于他谋。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及元和十五年授与刘悟，时当幽镇入觐，天下无事，柄庙算者议必销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战千攻之劳，坐食租赋，其来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编户，纷纷诸镇，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闻之，无不忿恨。至长庆元年七月，幽镇乘此首唱为乱。昭义一军，初亦郁咈，及诏下诛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泽潞，便令发兵。其时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师，未颁冬衣服，聚之授诏，或伍或离，垂手强项，往往谇语。及温起居立于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义一军自七十余年忠义战伐之功劳，安、史已还叛逆灭亡之明效，辞语既毕。无不欢呼。人衣短褐，争出效命。[156]
杜牧所论大体上可以代表时人对于昭义忠义形象的认知，会昌伐叛过程中，李德裕替唐廷及诸路将领草拟的诏敕文告，对于昭义军忠义历史的描述大体与之类似。[157]在杜牧眼中，此前昭义军中节帅、大将、军士三个阶层皆尽忠于朝廷，所谓“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即使有卢从史等个别豢养义儿谋求自立的节帅，亦无法获得军中大多数将领的支持，甚至销兵等损害军士切身利益的举措，虽会招致不满，但并不影响昭义军戮力王事、为朝廷作战的热情。因此，最初看来刘稹不过是卢从史第二，只要朝廷决心讨伐，并不难底定。事实上，泽潞之役，迭经一年多的苦战方告成功，若非李德裕的坚持，恐怕早就半途而废了。由此可知刘稹时代的昭义较之以往已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核心便是上文所论昭义的“骄兵化”。经过刘氏父子的统治，昭义军已从一支“孤穷寒苦之军”转变为依赖赏赐维系忠诚的自利性军队。
若放宽视野，不难注意到这种“骄兵化”的进程可以说在中晚唐各个藩镇中普遍发生着，节帅只有通过给予将士更丰厚的给赐，才能换取部下支持其对抗朝廷，谋取不受代甚至自相承袭的地位。但重复赏赐最终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将士的欲壑更加难以填满，更容易受到煽动，进而镇内骚乱愈发频繁。节帅谋求自立与镇内军队的骄兵化两者可以说是互为因果。[158]到了晚唐，大多数藩镇都已完成了“骄兵化”的过程，这大约是当时各藩镇“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需注意的是，除了“骄兵化”的转变，刘氏统治下的昭义亦有不变的一面，即延续了由军将阶层构成昭义核心的传统[159]，在这一传统下节帅与将士建立起密切而又相对平等的私人关系。回顾昭义前期的历史不难注意到，如李抱玉、李抱真等都是能与将士同甘苦的名将，因此自节帅、军将乃至兵士的密切结合塑造了昭义军的性格，同时镇内将领也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建立功勋者有机会被擢升为节帅。因此，像卢从史这样试图自立的人物，并不容易获得军将群体的支持，一个自相承袭的节帅家族反而会阻碍整个军将群体上升的空间。因此昭义前期的“忠义”表现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传统，不如说是由这种军将主导的结构及节帅个人取向所共同决定的。刘氏昭义时期，虽然转变为割据自立，但本质上节帅与军将间仍具有密切的私人纽带，尽管这种纽带可能更依赖婚姻、赏赐等手段来维系。如上文引述的刘从谏妻裴氏与诸大将之妻共宴，便是典型的例子；裴问也是因裴氏之弟的身份得领邢州。[160]由节帅与军将阶层主导昭义这一传统并未改变，这在刘稹覆亡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是军将群体更多的由刘氏拔擢的私人构成。
会昌伐叛后，李德裕主导的善后处置虽未能改变昭义军的构造，但有力地削弱了昭义的军将阶层，更重要的是，之后的昭义节帅由朝廷派出的文臣担任，流动的节帅与本地化的军人之间的隔膜显而易见，改变了节帅与军将间具有密切私人纽带的传统。同时镇内军将再无可能出任本镇节帅，上升空间遭到封闭。而刘氏昭义时代的“骄兵化”，使得军队本身变得难以驾驭。军将阶层的衰微与骄兵的活跃，使得昭义军发生了从军将主导向骄兵主导的转变，这也是会昌伐叛成功后昭义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如果将中晚唐的藩镇变乱初步划分为“政治性反叛”与“经济性骚乱”两种类型的话，那么不难注意到两者在时间与空间上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161]“政治性反叛”追求藩镇割据自立、节帅之位的不受代乃至自相承袭，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强藩间合纵连横，甚至不惜主动挑起与唐廷的战争，具有外向型的特征，以唐德宗时“四王二帝”连兵最为典型。这一类叛乱，基本上发生在代宗、德宗、宪宗三朝。至长庆初，以唐廷承认“河朔故事”为前提，朝廷与河朔藩镇建立新的政治默契后，双方关系长期保持稳定，甚至随着河朔藩镇的骄兵化，新任节帅往往需要唐廷的承认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对于唐廷的态度较之以往反而愈加恭顺。另一方面，唐廷虽然默许了“河朔故事”，但对于河朔之外藩镇，如有“政治性反叛”的异动，往往倾向于武力讨伐，以维护中央权威。“经济性骚乱”虽然是分散而偶发的事件，频率在晚唐日渐提高，反映藩镇将士自利性的诉求，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范围则集中于本镇之内，基本的骚乱形式是驱逐原节度使，拥立新帅，并不直接挑战唐廷的权威。即使在过去研究中被视为骄兵跋扈典型的徐州银刀军亦不例外：
初，王智兴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其后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前节度使田牟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犒赐之费，日以万计，风雨寒暑，复加劳来，犹时喧哗，邀求不已。牟薨，（温）璋代之。骄兵素闻璋性严，惮之。璋开怀慰抚，而骄兵终怀猜忌，赐酒食皆不历口，一旦，竟聚噪而逐之……以浙东观察使王式为武宁节度使……骄兵闻之，甚惧。八月，式至大彭馆，始出迎谒。式视事三日，飨两镇将士，遣还镇，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162]
王智兴驱逐唐廷任命的节度使崔群而得徐州，因此组建银刀军以巩固其地位，谋求长任，开启武宁军“骄兵化”的过程。之后历任文臣节帅皆无法有效地对骄兵加以抑制，至晚唐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银刀军虽然经常变逐节帅，劣迹斑斑，但所谋求者不过是优给赏赐而已，并无进一步的政治目标，这在温璋被逐一事中表现得非常清楚。银刀军本因温璋性严而驱逐之，孰料朝廷不但未满足预期，反而改派王式出镇徐州。较之于温璋，刚刚平定浙东裘甫之乱的王式无疑更加难以对付，银刀军虽然对此强烈不满，却只能接受成命，无力再生事端，最终遭到屠戮。
在唐廷与藩镇实力达成平衡的中晚唐时代，各镇普遍的“骄兵化”削弱更多的是藩镇本身，而非唐廷。对于唐廷而言，因骄兵引发的经济性**，由于缺乏政治目标，不过是疥癣之疾。另一方面，由于节帅不得不将精力更多地花在安抚或弹压镇内骄兵，无力外向，中唐之后，藩镇对于唐廷的挑战与威胁反而呈下降趋势。在此情况下，唐廷得以根据对藩镇内部形势的判断，从容地处置经济性骚乱，手段较为灵活，有时亦含容从之，承认乱军拥立的新帅，以换取节帅对于朝廷更为恭顺的态度。
如果做进一步观察，“政治性反叛”藩镇的基本权力构造一般是节帅与军将的密切结合，由此形成稳固高效的统治模式，塑造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从而具有谋求自立地位、挑战唐廷的军事力量。因此，前期的昭义军虽然是作为河朔的“敌人”而为时人所认知[163]，但在构造上其实与河朔藩镇更为近似。而至晚唐，各藩镇包括河朔三镇在内或多或少都发生了“骄兵化”的过程，节帅受困于骄兵跋扈，自顾无暇，根本无力挑战唐廷的权威，唐廷与藩镇的关系反而变得稳定，而失去了“敌人”的昭义军，不再具有“故欲变山东之俗，先在择昭义之帅”[164]的关键地位，可以由不知兵的文臣来充任了。到了唐末天下大乱，朝廷任命的文臣节帅被驱逐，昭义本地的将领再次浮出水面，代高浔自立为昭义节度使的孟方立系“邢州平乡人也，少以勇力隶于本军为裨将”。孟方立将昭义治所移至家乡所在的邢州，“始拜坟墓于乡里，诣县令里所，陈桑梓之敬”[165]，颇有治声。但此时的昭义，由于地当朱温与李克用两大势力互相攻伐的孔道，早已不可能置身事外，于是依附朱温的孟方立与占据泽潞两州的李克修，隔着太行山脉将昭义分裂成两镇，同时也最终结束了昭义防御河朔藩镇的历史使命。
与中唐不同，经历了普遍的“骄兵化”后，晚唐藩镇变乱转而以“经济性骚乱”为特征，以骄兵变易主帅为主要形式，与前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166]，而昭义军前后期的转变，恰好为此提供了一注脚。
[1] 关于昭义特殊的地理特征及对河朔藩镇的遏制作用，魏博节度使田悦以“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为譬喻做了生动的解说（《资治通鉴》卷二二六，第7299页）。另参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252～254页；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绪论及第二章，台北，稻乡出版社，2007年，第1～74页；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见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7～41页。
[2] 代表性的研究有森部豐：《藩鎮昭義軍の成立過程について》，收入野口鐵郎編：《中國史における教と國家》，東京，雄山閣，1994年，第207～229页；森部豐：《唐沢潞昭義軍節度使考——中晚唐期における唐朝と河北藩鎮の關係をめぐって》，收入野口鐵郎先生古稀記念集刊行委員會編：《中華世界の歷史的展開》，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第97～131页。按两文后作为补论收入《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241～290页。除前引张正田书，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尚有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唐研究》第1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7～521页；郎洁：《唐中晚期昭义镇研究》，见李鸿宾主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第365～405页；陈翔：《关于唐代泽潞镇的几个问题》，见《陈翔唐史研究文存》，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149～204页。最近新見まどか《武宗期における劉稹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変容》一文从欧亚史的角度提出回鹘衰败与会昌伐叛存在联动，同时认为随着唐廷与河朔三镇关系的改善，会昌伐叛后削弱了昭义的实力，导致失业军人流向河南，成为新动乱的渊薮，参见《史學雑誌》第124号，第1～37页。
[3] 森部豐：《ソグド人の東方活動と東ユーラシア世界の歷史的展開》，第281～282页；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182～189页。
[4]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第8258～8259页。
[5]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81页。
[6] 李裔墓志，拓本刊《长安新出墓志》，第316页。
[7] 《太平广记》卷七六引《剧谈录》，第480页。按此事传布甚广，又载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09页）。宋人纂修《新唐书·桑道茂传》时，亦援据此类小说，将此事增益其中（第5813页）。
[8]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一〇，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125页。除《酉阳杂俎》所载之外，《北梦琐言》卷三亦引录，可知流传颇广。
[9] 李裔墓志的书丹者“朝请郎守监察御史黯”便是其诸弟之一，《新唐书》卷七〇上《宗室世系表》记“监察御史黯”，与墓志所署结衔合（第2020页）。
[10]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九，第198页。
[11] 《旧唐书》卷一七八《卢携传》，第4638页。
[12] 《太平广记》卷一七七引《闻奇录》，第1318～1319页。
[13]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第704～705页。
[14] 这方面的研究甚多，较具综合性的讨论可参见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3～80页；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1～377页。
[15]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74页。
[17] 夏婧辑考：《新辑玉泉子》，《奉天录（外三种）》，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23页。另参《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60页。
[18]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76页。
[19] 《新辑玉泉子》，《奉天录（外三种）》，第123页。
[20]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77页。
[22]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65～8167页。
[24] 高彬墓志，拓本刊《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第710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197页。
[25]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70页。
[26]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79页。
[27] 一般仅有在父母老迈多病时，方有弃官侍养之举，如“左拾遗王龟以父兴元节度使起年高，乞休官侍养”（《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609页）。所依据的是《唐律》中的相关规定，“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免所居官”，疏议曰：老谓八十以上，疾谓笃疾，并依令合侍（《唐律疏议笺解》，第217页）。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唐代的给侍制度”，第357～376页；郑雅如：《亲恩难报：唐代士人的孝道实践及其体制化》，第54～74页。而高湜的年龄及身体状况无疑都不能成为高彬请求解官侍养的原因。
[28]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90～491页。
[30] 《旧唐书》卷一六五《柳玭传》，第4308页。《新唐书》卷一六三《柳玭传》略同，但未记尝历李蔚幕府。
[31] 《旧唐书》卷一七八《李蔚传》，第4627页。
[32] 《新唐书》卷九《僖宗纪》，第265、268页，卷六三《宰相表》下，第1742页；《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79页，卷二五三，第8209页。另《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记入相于乾符三年，第695页。
[33] 《唐书合钞》卷二二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221页。
[34] 《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第702页；《新唐书》卷六三《宰相表》下，第1742页，卷一八一《李蔚传》，第5354页；《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第8209页。
[35]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上，第645页；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襄州”下亦未列（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98～2601页）。而王寿南《唐代藩镇总表》（《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第738、966页）据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将李蔚出镇襄阳的时间系于咸通七年前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96～197页）。按严表的系年大约根据《唐书合钞》的提示，将《旧唐书·李蔚传》中“寻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书侍郎，与卢携、郑畋同辅政，罢相”一句视为错简，转接至“（乾符）四年，复为吏部尚书”句前，从而将出镇山南事系于李蔚迁尚书右丞后。虽不无可能，但根据这一排列，李蔚从咸通六年至八年间，先后历礼部侍郎、尚书右丞、京兆尹、山南东道节度使、吏部侍郎五转，相当勉强。
[36] 《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第8212页。
[37] 郎洁：《唐中晚期昭义镇研究》所附《唐昭义镇历代节帅表》记高湜仅于乾符二年出镇昭义一次，但未言所据（见李鸿宾主著：《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第404页）。
[38] 李绰：《尚书故实》，《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67页。
[39]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034页。
[40]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五，第912～914页。
[41] 陶敏：《〈尚书故实〉中“张宾护”考》，见《唐代文学与文献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60～668页。
[42] 《太平广记》卷二〇九引《尚书故实》，第1600页。
[43] 检《太平广记会校》此三处皆无异文，参见张国风会校：《太平广记会校》，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第3201～3202页。
[44]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便据《太平广记》引《尚书故实》以为出镇昭义者系“卢某”（第1245页）。
[45] 唐兰：《〈刘宾客嘉话录〉的校辑与辨伪》，载《文史》1965年第4辑，第97～98页。
[46] 前引唐兰文云《太平广记》“公”字均作“卢公”，误也。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所收《尚书故实》即据《刘宾客嘉话录》订正相关文字（第2292页）。
[47] 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第273、574页。
[48]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第663页。咸通八年卢公弼墓志云，“今吏部匡，皆府君之犹子”（《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38，第2423页），亦可证。
[49] 《桂林风土记》，明谢氏小草斋钞本。
[50] 《宝刻类编》卷六，第185页。
[51] 李文益墓志，拓本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771页。
[52]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已利用高彬墓志订正了高湜出镇的时间，不过对上文所论前后其他几位节帅人选及出镇时间的舛误未及辨正（第1245～1247页）。
[53]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81页；《新唐书》卷九《僖宗纪》，第266页。
[54]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上，第492页；陈翔：《关于唐代泽潞镇的几个问题》，见《陈翔唐史研究文存》，第180页。
[55] 丁永俊：《唐高瀚及夫人崔缜墓志考释》，载《河洛春秋》2002年第2期，第10～18页。
[56] 《全唐文补遗》第6辑，第196页。
[57] 高瀚墓志，《唐代墓志汇编》大中105，第2332页。
[58] 王定保：《唐摭言》卷八，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59] 王德权《孤寒与子弟——制度与政治结构层次的探讨》一文中对孤寒的概念做了细致的辨析，指出中晚唐政治中的孤寒包含了“不运用父祖之政治关系”与“父祖无政治关系可运用者”两类，而非社会阶层之分见（《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第151～209页）。
[60] 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3～428页；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一文对唐廷平定昭义的过程论述甚详，但除了割泽州隶河阳外，并未论及其他唐廷平定刘稹后的善后举措（《唐研究》第12卷，第487～521页）。
[61] 《旧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4233页。事实上，郭谊谋杀刘稹后，“悉取从谏子在襁褓者二十余，并从子积、匡周等杀之。诛张谷、张沿、陈扬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韩茂章、茂实、贾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军中素不附者皆杀”，已进行过一轮屠戮（《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7页）。
[62] 郭谊的误判不得不说当归因于李德裕的欺骗，李德裕曾通过其姻亲降将李丕，诱其杀刘稹投降，许以重报。李德裕《赐李石诏意》云：“李丕是郭谊密亲，尤合相信。卿宜暂追赴使，令与郭谊书，论以利害，遣其自图刘稹，早务归降。倘效诚款，必重酬赏。”另参见李德裕《代李丕与郭谊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10、156～157页。李德裕之所以违背承诺，诛杀郭谊等，大约与其欲铲除昭义割据的社会基础有关。正因如此，唐廷也未因裴问有归降之功，赦免其妹刘稹妻裴氏（《册府元龟》卷六一六，第7409～7410页）。
[63]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8011页。按《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考异》引《献替记》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往刘稹平后，处置泽潞与刘稹同恶，仅五千余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钊状，通姓名，勘李丕状同，然后处分。其间有三两人或王钊状无名，并不更问。”（第8109页）《考异》云“五千”系“五十”之讹。
[64] 李德裕以牛僧孺、李宗闵曾与刘从谏交通为名，进一步将两人远谪（《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2页）。当然对于此事，也有不少为李德裕辩诬者，认为记载并不可信，如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96～297页；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430～432页。
[65] 李德裕：《讨刘稹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页。唐廷试图激化主客两个群体之间的矛盾，来达成从内部瓦解刘氏昭义的目的，如李德裕《代彦佐与泽潞三军书》云：“比闻从谏志在猖狂，招致亡命，逆人亲党，游客布衣，皆在公宴之中，列于大将之上，一军愤愧，固已积年”（《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0页）。
[66] 张正田已注意到这一区分，将其分为四类，但本质上仍为主客两分，特别是昭义旧将士、昭义军旧大将等在诏书上下文中本视为一类，不当强为之别（《“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178～182页）。按既往学者对刘悟郓州携来的旧部多有讨论，强调其亲卫军的性格，如堀敏一：《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4卷，第609～612页；新見まどか：《武宗期における劉稹の乱と藩鎮体制の変容》，《史學雑誌》第124號，第4～8页。但似未注意到刘从谏新募将士的重要性。
[67] 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第1491页。
[68]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58页。
[69] 张遵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32，第905页。
[70] 司空图：《故盐州防御使王纵追述碑》，《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第248～249页。
[71] 李德裕：《奏磁邢州诸镇县兵马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0页。状文另云，“如镇遏十将已上，是军中旧将，兼有宪官，不愿属刺史者，并委卢钧追上驱使”，意在削弱军将对属州的影响，强化刺史对于本州军政的控制。而日野開三郎早就注意到各州镇遏使对于刺史权力的侵夺，参见《藩鎮の跋扈と鎮将》，《唐代藩鎮の支配体制》，東京，三一書房，1980年，第477～489页。
[72] 李德裕《潞磁等四州县令录事参军状》中对这一举措的目的有明确表述：“所冀刺史得主兵权，免受牵制……既无军镇干侵，自然得施教化。”（《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11页）另参张达志：《肥乡之役与孟州之置——唐武宗朝地方秩序的重整》，载《史林》2015年第1期，第36页。《册府元龟》卷一九一引梁太祖开平四年九月敕：“魏博管内刺史比来州务并委督邮，遂使曹官擅其威权，州牧同于闲冗。俾循通制，宜塞异端，并宜依河南诸州例，刺史得以专达。”可知河朔藩镇例以节帅所署录事参军等侵夺属州刺史的权力（第2305页）。关于唐代藩镇与属州的关系，近年较系统的讨论可参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74]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五，第672页。
[75] 李文益墓志，《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第771页。
[76] 殷宪《〈徐氏夫人墓志〉及其藩镇家族》刊布了墓志拓本及录文，并做了简要的考释，参见《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269～276页。
[77] 刘悟尝镇滑州，其子从谏能获知高元郾的才能，不知是否与之有关。参见《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传》，第4230页。
[78] 志文中所谓的“刘公”究竟是指刘悟还是刘从谏，尚难遽断。刘悟、刘从谏生前皆带使相衔，分别检校司徒、司空，赠官分别为太尉、太傅，皆未尝检校太师，不过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校记七提及文中的“太傅”，《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皆作“太师”，则当时似习称刘从谏为太师，故系于刘从谏时（参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654页）。按刘从谏曾兼太子太师（《新唐书》卷二一四《刘悟传》，第6013～6015页）。
[79] 李德裕：《代李丕与郭谊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6页。
[80] 即使会昌伐叛后遭处分的刘稹旧将，亦有重返昭义之例，如梁缵“本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之爱将也，后刘稹败，徙边，遇赦还，复隶于军”（《册府元龟》卷四四七，第5304页）。
[81] 可以断定这两人在会昌伐叛中并没有弃暗投明，归顺唐廷，如有类似的举动，在墓志中肯定会着重表彰。如史弘泉墓志云其“会昌祸□臣□危，拨乱中土，公举家归国”。参见孙继民：《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见《中古史研究汇纂》，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1～269页。
[82]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0页。
[83] 李德裕：《宰相与卢钧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65～166页。
[84]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08～8009页。
[85]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1页。按此处“卢钧”误作“虞钧”，检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不误，系点校本误排。
[86]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7页。甚至可以说卢钧的被逐，与其宽厚的态度有关，武宗曾论及此事：“凡方镇发兵，只合不出军城，严兵自卫，于城门阅过部伍，更令军将慰安。岂有自出送兵马，又令家口纵观！事同儿戏，实不足惜！”（《资治通鉴》卷二四八《考异》引《献替记》，第8019页）。卢钧这些疏于防范之举，未必不是他为安抚昭义人心故意所为。
[87] 《旧唐书》卷一七七《卢钧传》，第4592页。
[88] 墓志中未记刘广的官职，将其描述为寄食昭义军中的游手好闲之徒，但传世文献中皆云刘广为昭义军将领，或志文对于刘广的身份故意有所贬低。
[89] 墓志所见的另一个例子是李少荣，“府君本桑梓魏郊人也，于贞元十四年来到潞邑”，牒补绫坊押官、守武卫将军、试太常卿，于大中元年去世（拓本刊《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续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4页）。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对此现象已有所揭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7～53页）。
[90] 何弘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32，第1058页。
[91] 另如史弘泉墓志记其祖仙英任昭义武锋军使、兼邯郸镇遏使，父行节为昭义都知兵马使，其家族可能出自粟特。参见孙继民：《新发现唐史弘泉墓志铭试释》，见《中古史研究汇纂》，第266～267页。
[92]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4页。关于黄头军，陈寅恪最早注意到这条史料（《读书札记一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11页）；另参见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疏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8～318页。
[94]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44页。
[95] 《新唐书》卷一九三《贾直言传》，第5559页。当然我们不难注意到《新唐书·贾直言传》新增的“惟郓兵二千同谋”这一记载本自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中“从谏求继，与扶同者只郓州随来中军二千耳”，杜牧此书上于李德裕主持讨伐泽潞时，或有贬低刘从谏的成分（《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19页）。不过刘从谏求袭位时，李绛也有类似的判断：“况又闻山东官健，已不许自畜刀兵，足明军心，殊未得一，帐下之事，亦在不疑，长短此方，义无便授从谏之理。今更于意外料度，傥从谏事急，将所亲厚三二千人，散投魏镇，必亦虏缚，送归阙廷。”（《册府元龟》卷四七七，第5702页）
[96]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4页。
[97] 《旧唐书》卷一六一《刘悟传》，第4231页。
[98] 李德裕：《代彦佐与泽潞三军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0页。
[99] 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48、650页。
[100]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初，大将李万江者，本退浑部，李抱玉送回纥，道太原，举帐从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马如鸭而健，世所谓津梁种者，岁入马价数百万。子弟姻娅隶军者四十八人，从谏徙山东，惧其重迁且生变，而子弟亦豪纵，少从谏，不甚礼，因诬其叛，夷三族，凡三百余家。”（第6015页）又李德裕《论昭义军事宜状》：“有昭义旧都押衙焦楚长，是本军旧人，刘从谏降黜，令往山东。”（《李德裕文集校笺》，第342页）
[101] 除上文所举李文益、高元郾外，墓志中还能找到类似的案例，如裴起墓志云：“大和中昭义军国相容纳贤能，遂署衙前兵马使，兼累奏台宪官。”（《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藏品集锦·碑石书法卷》，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38页）
[102] 《旧唐书》卷一六一《刘从谏传》，第4233页。
[103] 这种经济性的骚乱本质上反映了藩镇军队的自利取向。其诉求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获利为目标，比如谋取更丰厚的给赐，另一类则是以维护既得利益为目的，例如拒绝出境作战、拒绝戍边等，这两类诉求皆会导致经济性的骚乱。
[104] 对于藩镇动乱的类型，之前的学者或多或少都做过一些分类，代表性的可以举出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中分为兵士哗变、将校作乱、反叛中央、藩帅杀其部下四类（第60～63页）；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一文也有类似的划分（《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93～95页）。但之前学者分类的目的在于梳理史实，而笔者下文则尝试利用这两个概念阐释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
[105] 《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第5338页；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7页。
[106]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5页。
[107] 关于藩镇中的财政机构，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卷，第576～590页。
[108] 科敛商人、开辟财源是刘氏昭义有效的聚敛手段，王协税商人十分取二，裴问以富商子弟号夜飞军（《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05页）。这些赋敛的办法在会昌伐叛后被废止，这也是昭义由富变穷的重要原因。
[109] 似先义逸墓志，《全唐文补遗》第7辑，第126页。
[110] 《资治通鉴》卷二四九，第8071页。
[111] 尽管从会昌伐叛开始，唐廷就削夺刘从谏及子稹官爵，平定刘稹后，更命石雄将刘从谏剖棺戮尸，而在唐代的官方文献中则多称刘稹为“贼稹”，以叛臣目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4页；卷二四八，第8009页），但上文所引李文益墓志、徐唐夫妻高氏墓志仍皆尊称其为刘公及官爵，反映了昭义镇内对刘氏的态度。
[112] 会昌伐叛中，王钊以洺州降唐，起因便是给赐不足，引发军士不满（《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06页）。
[113] 张正田已指出晚唐昭义骄兵化的现象，但并未考及原因，参见《“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182页。
[114]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第103页。
[115] 胡曾：《谢赐钱启》，《文苑英华》卷六五五，第3366页。
[116] 《旧唐书》卷一四九《沈询传》，第4038页。
[117] 卢钧出镇昭义时所辟的韦承素亦是一例，韦承素出身京兆韦安石一支，门第清贵，先后被辟为浙西、江淮转运、东川诸府僚佐。韦承素墓志拓本刊《长安新出墓志》，第276页。
[118] 《唐语林》中的一则故事颇可见当时文武僚佐间的区隔：“卢元公钧镇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饮酒醉，决主酒军职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横街见公，论无小推巡决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责状。至衙，命李推官所决者更决配外镇，其余虞候各罚金。内外不测。璋惶恐，衣公服求见。公问：‘何事公服？请十郎袴衫麻鞋相见。’璋欲引咎，公语皆不及。临去，曰：‘十郎不决衙前虞候，只决所由。假使错误，亦不可纵。况太原边镇，无故二百虞候横拦节度使，须当挫之。’”（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8页）凭卢钧这种重文轻武的态度，其入昭义不久之后便遭骄兵驱逐，虽事出偶然，但并不足为奇。顺地尚且如此，更遑论张弘靖入主幽州之初，从事韦雍、张宗厚便出言贬低军士，云“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激起了文武间的对立（《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弘靖传》，第3611页）。
[119] 按随州城破的时间，《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系其事于八月，第700页。《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系于乙卯，按乙卯为九月十七日，正与志文合。《资治通鉴》另记“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随州，战死”，盖是其另一子（第8192页）。
[120] 关于天井关的形势，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九，第1799～1801页。
[121] 宦官李敬实墓志记载武宗因战事不利，特命其赴天井关监军，“旋又上党背叛，征天下之师，环绕千里，日费百万，历年不下一城，不擒一将。武宗振怒，将帅怀忧，密令公往天井监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中078，第1028页）。
[122] 王宰墓志，拓本刊《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363页。相关讨论参见唐雯：《从新出王宰墓志看墓志书写的虚美与隐恶》，载《复旦学报》2014年第5期，第1～9页。
[123]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91页。《唐会要》卷七〇引会昌四年九月中书门下奏：“泽州全有太行之险固，实为东洛之藩垣，将务远图。所宜从便，望割属河阳。”（第1490页）
[124] 王国尧：《李德裕与泽潞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唐研究》第12卷，第501～503页；陈翔：《关于唐代泽潞镇的几个问题》，见《陈翔唐史研究文存》，第176～177页。
[125] 甚至可以推测这位传递旧卒或曾亲身经历了三十余年前的刘稹之叛，才能仿其故伎。
[126] 李德裕：《代李石与刘稹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2页。
[127] 陆扬《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中已指出刘辟侵入东川，是宪宗态度转变的关键（《清流文化与唐帝国》，第35～41页）。可以认为不得通过侵入邻镇、挟制朝廷、获致节钺是元和中兴之后中央和藩镇之间形成的政治默契。
[128]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1页；另参见李德裕：《赐何重顺诏》，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01页。
[129]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4页；《唐会要》卷七八，第1698页。
[130] 《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第7844～7850页。另参见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210～215页。
[131] 《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第595页。
[132] 李德裕：《论昭义三军请刘稹勾当军务状》，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277～278页。
[133] 《新唐书》卷四九下《百官志》，第1310页。
[134] 按强藩中的节度副大使一职多由节帅子弟出任，被目为储贰。因此在前一任节帅在世时，候任者已带有节度副大使的身份，无论是顺利承继，还是军中另推他人，皆是以留后这一身份为过渡。
[135]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4页。
[136] 如魏博何进滔去世，镇内推其子何弘敬袭位，李德裕《宰相与李执方书》叙其经过：“闻以监军朝觐，贵安物情，军府事权令后嗣勾当，本于忠顺，固匪徇私。”而中使也成为唐廷探查藩镇内部动向的重要渠道，如李德裕《代弘敬与泽潞军将书》中提及刘氏昭义内部的分裂，“女婿李全方四月五日降职至十将，妹婿王再晟被发遣山东，充邯郸镇佐军虞候”，这些情报大约是奉旨宣谕的供奉官薛士幹提供的。（《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60、147页）
[137]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94～7998页。
[138]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5页。按平定昭义后，崔士康则因上奏不实而被杀。
[139] 《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9、7993页。
[140]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传》，第6017页。
[141] 即在承认河朔故事的基础上，指出“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资治通鉴》卷二四七，第7981页）。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中对此表述要暧昧很多：“窃计足下之怀，执事之论，当以赵氏传子，魏氏袭侯，欲以逡巡希恩，顾望谋立耳。夫事殊者趣异，势别者迹暌。故度其始而议其终，搴其华而寻其实，愿为足下一二而陈之。夫赵、魏二侯，于其先也，亲则父子；于其人也，职则副戎。赏罚得以相参，恩威得以相抗。义显事顺，故朝廷推而与之。今足下之于太傅也，地则犹子，职非副戎，赏罚未尝相参，恩威未尝相抗。稽丧则于义爽，拒诏则于事乖，比赵、魏二侯，信事殊而势别矣。此施之于太傅、赵、魏，则为继代象贤之美；施之于足下，足下则为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间，其理甚白。”（《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47～648页）言语中并未公开承认河朔故事的存在，这当然与因场合不同、采用不同的叙事策略有关，同时也彰显了当时政治中表达与实践间的张力。
[142] 唐廷的拖延策略这次取得成功，大约与刘广非昭义本地出身有关。可资比较的例子是会昌初幽州军变，前后得位的陈行泰、张绛，在唐廷迟迟未予承认的情况下，无法控制局势，相继被杀，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绛与行泰皆是游客，主军人心不附”（《旧唐书》卷一八〇《张仲武传》，第4677页）。
[143] 李係为中唐名将李晟曾孙，传世文献中仅有零星记载，集中于乾符六年，五月“王铎以其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十月，黄巢率军北上，“李係婴城不敢出战，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资治通鉴》卷二五三，第8214、8217页）；另参黄清连：《王铎与晚唐政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2分，第232～237页。按此役成为黄巢坐大的关键之一，王铎之所以会重用“有口才而实无勇略”的李係，除了其将门之子的身份外，乾符四年其率军平定刘广之乱的成功或许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144] 《旧五代史》卷九〇《安崇阮传》，第1378～1379页。
[145]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第8181页。
[146] 《旧五代史》卷六二《孟方立传》，第961页。
[147] 与卢钧不同，高湜在昭义乱后遭远贬，可见朝廷明确将刘广之乱归咎于他，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此时正是高湜的政敌控制朝政，很难说这一处分背后没有政治报复的因素。
[148] 之前的学者对此现象已有所注意，但仍停留在分类、描述的层面，参见王赛时：《唐代中后期的军乱》，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92～101页。
[149] 如果说唐廷控制的藩镇，多由文臣出任节度使，任期不长，文武隔膜，加之中央权威的衰退，难以驾驭镇内的军队，导致了此类骚乱的发生，但河朔藩镇世代相袭，节帅出身武夫，传统上对于本镇控制严密，同样发生了此类现象，这只能说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
[150] 《资治通鉴》卷二四八，第8014页。胡注：“河北诸帅防其下相与聚谋以图己，故严军中偶语之法，以刚制之。卢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
[151] 杜牧：《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见《杜牧集系年校注》，第976页。
[152] 唐人对于昭义忠义形象的认知详见下文，现代学者中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参见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中的讨论（第227～252页）。
[153] 李德裕：《赐李石诏意》，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12页。
[154] 李德裕：《代卢钧与昭义大将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54页。刘悟出自淄青，而淄青系原平卢军建立的藩镇，唐人的这一观察不能说完全没有依据，参见辻正博：《唐朝の對藩鎮政策について——河南“順地”化のプロセス》，《東洋史研究》46卷2号；第345～346页。
[155] 李德裕：《宰相与卢钧书》，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66页。
[156] 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见《杜牧集系年校注》，第818～819页。按引文中“李长荣”，本误作“李长策”，据《旧唐书》卷一三二《卢从史传》改（第3652页）。近年黄楼从康熙《孟县志》中发现了李元淳墓志（按李长荣系李元淳本名），并撰文考释，参见《〈祁连郡王李公（元淳）墓志铭〉考释——兼论唐德宗贞元年间昭义军三次择帅问题》，见《碑志与唐代政治史论稿》，第19～37页。
[157] 李商隐《为濮阳公与刘稹书》亦云：“昔李抱真相国，用彼州之人，破朱滔于燕，困田悦于魏，连兵转战，绵岁经时。而潞人子死不敢悲，夫死不敢哭，何者？李相国奉讨逆之命，为勤王之师，义著而诚顺故也。”（《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649页）
[158] 事实上，在骄兵主导藩镇之后，节度使遑论谋求自立，仅维持自身地位便需要不断地厚加赏赐，以换取拥戴，最终演化为晚唐骄兵变易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参见本书第七章对魏博牙军的讨论。
[159] 张正田：《“中原”边缘——唐代昭义军研究》，第159～161页。
[160]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从谏传》，第6017页。按《旧唐书》卷一七七《刘邺传》云系裴氏之兄（第4617页）。
[161] 孟彦弘已指出：“所谓‘藩镇问题’，是指藩镇的跋扈乃至反叛以及士兵的哗变，前者主要是藩镇针对中央的行为，后者是军人针对藩镇节度使的行为。‘中央—节度使—地方军人集团’之间的矛盾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成为我们理解藩镇问题的关键。”（《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64页）
[162] 《资治通鉴》卷二五〇，第8099页。
[163] 会昌伐叛时李德裕尝谕成德王元逵：“况卿当道，顷为卢从史、刘从谏所败，与泽潞素是深仇。”（李德裕：《赐王元逵何弘敬诏意》，见《李德裕文集校笺》，第121页）
[164] 权德舆：《昭义军事宜状》，见《权德舆诗文集》，第751页。甚至可以说刘氏割据昭义局面的形成，除了敬宗的疏忽外，穆宗长庆之后河朔故事达成，唐廷压力缓解，失去了敌人的昭义重要性随之下降，或是刘从谏得以袭位的原因之一。
[165] 《北梦琐言》卷十三，第272页；《新唐书》卷一八七《孟方立传》，第5448页。
[166] 渡边孝曾比较成德与魏博不同的特点，认为魏博是由牙军主导的，而成德的传统则是军将阶层起到核心作用（《魏博と成徳——河朔三鎮の権力構造についての再検討》，《東洋史研究》54卷2号，第96～139页）。此文重要的贡献是打破既往将河朔三镇等而视之的成见，但其对于魏博由牙军主导的归纳并非完全准确。李碧妍已指出田氏家族时代的魏博与成德一样都是由军将阶层所主导的，直到史宪诚以后才逐渐变成受牙军支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第317～325页）。而从笔者的笼统观察来看，军将主导的藩镇多与“政治性反叛”相联系，而骄兵跋扈则导致“经济性骚乱”，因此军将主导与牙军主导的分野更多体现的是唐代藩镇前后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