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不少与安史之乱有关碑志的刊布，学者对于安史集团的构造及叛乱所造成的社会动**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另一方面，在安禄山攻占两京前后，有大批唐廷重臣投附安史，而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夕，同样也有大量安史将领归降唐廷，这批依违于两方之间“贰臣”的向背不但对于叛乱的扩大或平息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21]，同时对安史降将的安置失当也被视为中晚唐藩镇问题形成的滥觞。相对而言，此前我们对于降臣翻覆双方之间的具体过程及其政治影响所知不多。新出的王伷墓志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本章以此为中心[22]，探究这一群体在安史之乱的作用。王伷墓志长、宽各56厘米，31行，满行30字，为便于讨论，先据拓本校录志文如下：
志盖：大唐故王府君墓志铭
唐故太子赞善大夫赐绯鱼袋琅邪王公墓志铭并序
河阳主簿刘复撰 恒王府参军张文哲书」
维大历十四年，太子左赞善大夫王公终于东都私第，春秋六十有六。嗣子河」南府参军素以建中元年二月廿五日葬于洛阳三川乡之南原，夫人河东」氏祔焉。[23]公讳伷，字敬祖，琅邪临沂人也。族茂山东，世多才贤。曾祖迪，有隋骠骑」大将军。祖弘，皇朝散大夫、洪州司马。考崇古，中大夫、深州长史。公虔奉先德，炳」其元贞，高陵深源，瑰宝以生。天宝初，进士登科，署宋州襄邑县尉。天朝以此官」为士之初祑。采访使李公彦允，奏充支使。以优选授左领军卫胄曹参军。后使」郭纳表请如前职，其奉事以广平称。十四年，禄山叛于幽都，兵及二京。胡臣衣」冠，辱戮寇庭。公逃居陆浑南山，凶徒大搜山泽，不从逆命者诛无遗类。公慷慨」激愤，陷于迫胁，勒充萧华判官、河北道宣慰。后元凶殪于都城。其明年，大司徒、」汾阳王奉肃宗皇帝，龚行天罚，克清关中，暨于东夏。禄山子庆绪走保相州，」又为所胁受职，乃与友人邵说间行诣史思明于幽州。时史思明以所部归降，而」公得以投焉。朝庭嘉其忠节，诏拜东宫文学。后思明潜谋大逆，引兵趣邺城」杀庆绪。遂惊王师，济河而南。公苍黄于戎马之间，不得走去，卒为所执。胡人以」专杀为威，而公以死无所益，不若受职而图之。外虽缨縻，内守忠鲠，奋行阴谋，」潜表国朝。其欲有所攻取，无不沮议。宝应初，大军临东都。思明子朝义将保河」阳，决谋于公。公虑其凭险守固，矫陈利害，贼竟奔走，而官军整行。上闻，召至」阙下，拜襄王友。又除侍御史。汾阳王表授尚书司门郎兼河东县令，迁金部郎」中，领河东少尹。莅官多能，诏居中朝，累升驾部、考功、吏部三郎中。佐于天官，肃」其权衡。公鉴孔明，九流以平。及大臣权政，以公亮直多悟，移左赞善大夫。无何」为风疾所中。有诏赐归，竟以疾终。乌虖！守忠不谅，才不极用，骨鲠无所告，以」至于没齿。哀哉！夫人故安州刺史炜之长女，以淑德归于我，显修内职，叶于国」风。性至孝，太夫人源氏居陆浑，以春秋高，每岁归宁，视寝膳不如常，其忧见于」色，竟以勤劳遘疾。十四年五月五日终于太夫人之内寝，享年五十有三。权厝」于伊阙县南界之西山，及今而返葬焉。尝受微言于释氏之师，及终，如师旨。公」亦学于弘正大师。故道蕴于内，才显于外。既没，如夫人，然莫知其极焉。公一子」八女，四适人，四在室。闵凶号天，闾里感伤。子素多病，苫居杖行，与从父弟兄奉」营窀穸，迁神而归焉。命同师之友，志于贞石。铭曰：
于穆琅邪，淑灵英姿。」遭世明夷，或洁或淄。运开中兴，五登省闱。清芬葳蕤，命服有晖。宜秉台衡，移替」宫司。降龄不永，殂于清。[24]僚友殄瘁，邦人涕洟。彼洛之湄，与室同归。
王伷其人在史籍中仅留下寥寥数笔，但借助新出墓志所提供的详尽生平，足以还原这一人物在乱中四易其主的诡谲人生，同时也涉及安史之乱双方实力消长的多处关节，值得做进一步分梳。王伷云出自琅邪王氏，“族茂山东”，妻出身河东裴氏，系定州刺史裴炜之女。[25]王伷之女复嫁入裴家，可知其与河东裴氏有世婚的关系[26]，从婚对情况而言大体可以确认出自山东旧门。王伷天宝初进士及第，历任宋州襄邑县尉、左领军卫胄曹参军，先后受到两任河南道采访使李彦允、郭纳的赏识[27]，得领支使。究其经历而言，属于玄宗以来在政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吏干型的官员[28]，但擢升的速度并不算快。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变起突然，河北郡县未及防备，望风而降。十二月，安史叛军自灵昌渡河，兵锋进抵河南。此时玄宗已从最初的慌乱中冷静下来，着手调整人事安排，试图组织有效的抵抗，选派出身陇右的张介然为河南道采访节度使[29]，负责陈留防御[30]。由于此前封常清已“斫断河阳桥，于东京为固守之备”[31]，迫使安禄山只能从滑州方向渡河，迂回至洛阳[32]，陈留之役便成为整个河南得失的关键。张介然到任之前，见任的河南采访使便是郭纳，正是由于两人仓促交接，导致了陈留的陷落。
张介然至陈留才数日，（安）禄山至，授兵登城，众忷惧，不能守。庚寅，太守郭纳以城降。禄山入北郭，闻安庆宗死，恸哭曰：“我何罪，而杀我子！”时陈留将士降者夹道近万人，禄山皆杀之以快其忿；斩张介然于军门。以其将李庭望为节度使，守陈留。[33]
正如上文所论郭纳的出降是导致陈留迅速失陷的关键。关于此时郭纳的官职，史籍所载不一。《考异》云：“《实录》以介然为汴州刺史；《旧纪》以介然为陈留太守。按是时无刺史，郭纳见为太守，介然直为节度使耳。”[34]《考异》试图折中各说，恐有未的，目前所见《册府元龟》卷一二二与《考异》所引《实录》同，亦云张介然兼任“汴州刺史”[35]，《册府元龟》所记本自《实录》。《旧唐书·玄宗纪》已注意汴州刺史的不词，改写为陈留太守，《新唐书·玄宗纪》仍之。[36]按《玄宗实录》系代宗时编定，时属大乱之后，“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37]，或用当时之官名追叙前事，以致疏失。[38]郭纳恐未有自河南采访使转为陈留太守之命，只是在交接后滞留前线而已。
郭纳为高宗时宰相郭待举之孙，开元二十六年（738）举文词雅丽科[39]，本系文官，将略非其所长，“（萧）颖士往见河南采访使郭纳，言御守计，纳忽不用”，感慨他“以儿戏御剧贼”。[40]这本是玄宗调整人事布局的原因所在，孰料反起到了负面作用。郭纳的投降或许有失职后抑郁不得志的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郭纳投敌之后，不少故吏随之投向安史，包括上文提及的赵骅。
累至大理评事，充河南采访使郭纳判官。尹子奇围汴州，陷贼，拘（李）承送洛阳。承在贼庭，密疏奸谋，多获闻达。两京克复，例贬抚州临川尉。[41]
陈留采访使郭纳复奏（赵）晔为支使。及安禄山陷陈留，因没于贼。[42]
因此，尽管志文自述王伷在洛阳沦陷后，“逃居陆浑南山，凶徒大搜山泽，不从逆命者诛无遗类”[43]，在威逼下方才被迫出仕安史，但考虑到郭纳及其旧僚的动向和志文惯常的掩饰之词，未必足以凭信。
安禄山攻克陈留后，洛阳成为叛军的下一个目标，洛阳发生的故事如同是陈留的翻版，只是主角换成了河南尹达奚珣：
玄宗遣安西节度封常清兼御史大夫为将，召募于东京以御之。（李）憕与留台御史中丞卢奕、河南尹达奚珣，绥辑将士，完缮城郭，遏其侵逼。[44]
玄宗同样派遣久历疆场的封常清负责编练新军，组织洛阳防御。在此非常时期，封常清的地位无疑凌驾于原来留守东都的官员之上，或因此在不经意间引发了双方的矛盾。大敌当前之际，封常清与达奚珣发生了激烈冲突，“常清欲杀珣，恐应贼，憕、奕谏止之”[45]。关于两人不和的起因，史籍中并未记载，新出达奚珣墓志揭示了其中的原委：
安禄山叛逆，或称河尹之拜，出自禄山……陈状于御史大夫封常清，请诣阙待罪。常清不然其言，遂以所陈状奏闻。不逾信宿，俄有制称达奚珣此拜，简在朕心。如闻东京官僚妄云禄山荐用，是何道理，宜即依旧知事。[46]
尽管志文中对封常清与达奚珣关系的描述恰好与正史记载相反，但达奚珣因与安禄山有旧谊而遭猜忌一事当属无疑。事实上，达奚珣不久前才沮破安禄山以献马为名奇袭长安的图谋[47]，很难说他最初就与安禄山暗中款曲。事实上，玄宗这种叠床架屋的人事安排导致了文武、主客臣僚间的矛盾激化[48]，不但恶化了河南战场的局势，多少也最终驱使如达奚珣之辈彻底投向安禄山一方。
洛阳陷落后，王伷出仕伪职，表现相当活跃，“勒充萧华判官、河北道宣慰”。萧华系玄宗开元时宰相萧嵩之子，萧嵩父子深受玄宗眷顾，萧嵩另一子萧衡尚新昌公主。萧华为给事中，天宝末为兵部侍郎，长安陷落，从驾不及，受安史伪职。关于萧华陷伪的情况，本传仅叙其在魏州刺史任上，欲反正一事，未及其他[49]，塑造他心怀唐室的形象，甚至在大中二年（848），萧华还获得了图形凌烟阁的荣誉。[50]不过据志文可获知萧华形象的另一面，他在仕伪之初表现积极。天宝十五载六月，长安陷落，十月，平原太守颜真卿以食尽援绝，弃城渡河，于是河北郡县尽陷于贼。[51]萧华河北宣慰之行当在此前后，安禄山或借其新附唐廷贵胄的身份来安抚顽强抵抗了近一年的河北诸郡[52]，其后伪授魏州刺史，任职河北，或与此行有关。
至德二载正月，安史政权发生内讧，安庆绪伙同严庄谋杀安禄山自立，唐军借机渐渐夺取了战场上的优势。九月，迭经苦战后克复长安，十月，大败严庄、张通儒于陕，进而收复洛阳。安庆绪仓皇出奔相州[53]，“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但安庆绪设奇计击败屯驻滏阳的李光弼，收辑余部，稍获喘息，“众至六万，军声复振”。[54]志文云王伷“又为所胁受职”，由于其之前受命在河北宣慰，推测时正在相州，或因此再次被卷入安史政权。关于安庆绪在相州稳定局面后，征召士人，重整政权的举措，邵说《让吏部侍郎表》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适会老母弃背，服丧河洛。及禄山之至，礼制当终，臣愚不脱缞麻，更逾再岁。而贼中言议，往往纷然，臣惧凶党不容，寓游洛魏。值庆绪奔遁，保于相城，大搜词人，胁为己用。以凶威责臣，不至，以驿骑逼臣，遂行。与潘炎始陷凶逆。[55]
邵说为相州安阳人[56]，居丧退避乡里，反而阴差阳错地被安庆绪挟制。王伷的遭际或与之相仿，而他与邵说在相州的相遇也成为其在安史政权后期活动的一大转机。不久之后，拥兵范阳的史思明宣布归顺唐廷[57]，内外交困的安庆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背景下，邵说、王伷等唐旧臣竟与张献诚这样的叛军骨干暗中联络，结成同盟，密谋摆脱安庆绪的控制。据张献诚墓志记载：
顷者禄山乱常，庆绪有毒。公所悲侯印犹在虏庭，乃于邺中与王伷、邵说、崔溆等相约而言曰：潜归圣代，贤人之节；耻饮盗泉，高士之志。今请逃于寇难，誓比骨肉。[58]
张献诚乃故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之子，而张守珪是安禄山得以飞黄腾达的恩主。天宝中，安禄山奏授张献诚为檀州刺史，后张献诚追随安禄山一路南下[59]，无疑属于安史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在安庆绪政权危如累卵时，背景迥异的“贰臣”与“元从”竟然联合起来，暗自谋划如何自保。
“遽闻思明款附，燕赵服从，欲取黄沙岭路，因此得归阙下。”[60]史思明以所部十三郡八万人归唐后，受封归义王[61]，但仍保持独立地位，同时积极扩展实际控制的地盘，招徕首鼠两端的安史旧将[62]，进一步挤压安庆绪的势力范围：
先是，（安）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史）思明召忠志还范阳，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陉路，开太原兵自井陉出常山之路。招赵郡太守陆济，降之；命其子朝义将兵五千人摄冀州刺史，以其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乌承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63]
因此，当邵说、王伷、张献诚等人北上至赵州时，便进入了史思明的势力范围。但这批脱离安庆绪的文武臣僚北上的目的到底是投奔史思明，还是借道归阙，中路遭史思明拦截，各种文献所述不一：
乃与友人邵说，间行诣史思明于幽州。时史思明以所部归降，而公得以投焉。朝庭嘉其忠节，诏拜东宫文学。
属思明数万之众南镇赵州，送臣于范阳。抗疏以闻奏，肃宗特降中旨，授臣左金吾卫骑曹将军。宣恩命云：闻卿远来，可且于思明处憩息。[64]
及随肩之时，为追骑所困，遂絷于思明之众也。然肃宗清华夏之岁，思明蓄横猾之谋，有诏遥授公卫尉少卿，旌其善也。[65]
除王伷墓志直承此行目的本就是投奔史思明外，邵说《让吏部侍郎表》、张献诚墓志皆将未能归阙的原因，归咎于史思明从中作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下文将详细讨论的那样，唐肃宗在收复长安之后，对于陷伪官员处分严厉，“于是河北将吏，人人益坚，大兵不解”[66]。在此背景下，这些自知为唐廷所不容的“贰臣”与“元从”恐怕绝无自投罗网的可能[67]，而归唐后保持了独立地位且正在积极招兵买马的史思明，则成为他们最好也是唯一的庇护人。[68]这几位新附者之后在史思明阵营中颇为活跃，如邵说“为史思明判官”[69]，至于所谓唐廷许其革新，授予官爵云云，不过遥授朝官以寄禄，实际则是留在史思明幕下任职。
因此当史思明再次起兵叛唐时，这批“贰臣”与“元从”皆再次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后思明潜谋大逆，引兵趣邺城杀庆绪。遂惊王师，济河而南。公苍黄于戎马之间，不得走去，卒为所执。胡人以专杀为威，而公以死无所益，不若受职而图之。外虽缨縻，内守忠鲠，奋行阴谋，潜表国朝。其欲有所攻取，无不沮议。
留滞未几，忽遇乌承恩事彰。由是井陉路绝，再陷凶盗。而思明、朝义负恩之际，臣亦累达款诚。伏蒙肃宗皇帝赐臣敕书云：卿志士苦心，王臣励节。艺成爼豆，迹陷豺狼。顷年邺中，策马归命，出于万死，臣节尤彰，忠诚若兹，不负于国。[70]
乾元二年，思明攻孟津，盗鼎邑，公陷身增叹，无翼高飞，而朝义继逆，疑公携贰，遂污公为兵部侍郎、汴州节度使。[71]
李光弼为彻底消除史思明复起的隐患，暗自诱使史思明亲信乌承恩图之。乾元元年（758）六月，乌承恩之谋败露，成为史思明再次反叛的导火索。十月，唐廷命九节度使会攻相州，以鱼朝恩为观军容使，意欲一举消灭安庆绪。此时，再次起兵的史思明率军南下，以为应援。史思明先攻取魏州，自称大圣燕王，乾元二年（759）三月，又在安阳河北大破缺乏统一指挥的唐军，战场形势再度恶化。[72]史思明进入相州后，诛杀安庆绪，兼并其部。由于史思明仍以范阳为根本之地，因此率军北返，留其子史朝义守相州。邵说、王伷、张献诚皆参与了史思明南下，但由于记载的讳饰，对于三人具体的职任尚不十分清楚，不过仍可据一些草灰蛇线略作钩稽。
相州之败后，唐廷借机免去郭子仪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之任，改以李光弼代之。九月，史思明再次南下，兵锋直指汴州：
李光弼方巡河上诸营，闻之，还入汴州，谓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则将兵来救。”叔冀许诺。光弼还东京。思明至汴州，叔冀与战，不胜，遂与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将梁浦、刘从谏、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为中书令，与其将李详守汴州。[73]
负责汴州防务的是新任命的滑汴节度使许叔冀。许叔冀属于在安史乱中渐渐坐大的河南地方实力派人物，常拥兵自重，之前正是由于他与贺兰进明不和，互相推诿，无人援救张巡，导致睢阳失守。[74]前任河南节度使张镐对其颇怀戒心，曾密奏“滑州防御使许叔冀，性狡多谋，临难必变，望追入宿卫”[75]，唐廷自然谈不上对他指挥裕如，恐怕也不见得有太多的信任。但略有蹊跷的是相州败后，许叔冀的地位反而获得了擢升。许叔冀在相州之役中为滑濮节度使，此时又增领汴州[76]，而在增领汴州同时，许叔冀也被授权统一指挥南下的平卢军余部。[77]这样一个常持两端的人物之所以被委以重任，盖为时事所迫，唐廷倚重他在河南当地的势力，希望借此延滞史思明南下的步伐，为扭转战局争取时间，因此才有李光弼与其坚守十五日之约。[78]但志在保存实力的许叔冀本非纯臣，他的轻易出降[79]，不但大大加强了史思明一方的力量，“节度使许叔冀合于思明，思明益振”[80]，同时也使史思明完全掌握了河南战场的主动权，李光弼被迫主动弃守洛阳。[81]
或为了安抚新附的许叔冀，史思明除了授予中书令的高位外，仍命他驻守汴州，并未触动其势力。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于邙山击败李光弼，进逼陕。正在形势大好之际，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内讧，其子史朝义谋杀史思明，自立为帝。参与史朝义密谋的便有许叔冀之子许季常，“令许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将军，至，则以其谋告之”，而此时许叔冀与周挚“将后军在福昌”[82]。周挚是史思明最倚重的将领，他南下自称燕王时，便以周挚为行军司马，称帝后，复以其为相。[83]故史朝义政变成功后，“恐挚贰于己”，将他一并诛杀[84]，许叔冀父子的地位则在政变后有进一步的上升。
正如之前学者已有所注意的，尽管史思明承安禄山之余绪而起，史籍中也惯以安史并称，但先后两个叛军集团的构造已有所不同。史思明称帝后，急于举行郊天大典，有一系列整备礼制的计划，崇重佛教，军队中也不再以蕃将占据主导，显示出了较强的汉化倾向。[85]这一变化除了史思明本人的意图外，也与蕃将蕃兵在战争中的大量消耗[86]，以及史思明在兼并安庆绪过程中的大肆屠戮有关：
当时，（史）思明将士或谋杀思明而附（安）庆绪，盖怀禄山旧恩。事临发，庆绪降，众人皆恨之。庆绪官健六千余人，大半饿不能行立，并令安太清等养育之，数内三千三百人是随从庆绪者，亦杀之，食后方移入城。自是禄山之种类歼矣。[87]
此外，尽管史思明本人在乱前便仕至平卢兵马使，但与安禄山部下胡族将领多领有部落的情况不同，其出身孤寒，“思明少贱，乡里易之”，因娶乡里大豪辛氏之女而得以发迹[88]，辛氏可能出身于汉人或胡化汉人，史思明本人也更具胡汉杂糅的背景。[89]因此与安禄山以胡族部落兵为中坚不同[90]，史思明集团的构造更为分散与多元。[91]
由于安、史更替期叛军内部构造的变化[92]，如许叔冀这样的降将得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史思明、周挚被杀之后不久，史朝义命张通儒等杀其弟史朝清等人，引起了留守范阳将领之间的火并，大量蕃人在内乱中被杀，“于是羯、胡俱殪，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93]。蓟门之乱中的屠戮，蕃汉矛盾的激化，大大削弱了史朝义统治的基础，“时洛阳四面数百里，州、县皆为丘墟，而朝义所部节度使皆安禄山旧将，与思明等夷，朝义召之，多不至，略相羁縻而已，不能得其用”[94]。在此背景下，许叔冀的地位反而得到了凸显。
许叔冀最后一次出现在史籍中是与王伷一起，宝应元年（762）十月，唐与回纥连兵，会攻洛阳，于昭觉寺大破史朝义：
（仆固）怀恩乃进收东京及河阳城，封其府库，伪中书令许叔冀、王伷等，承制释之，悉皆安堵。[95]
唐中书令例置两员[96]，燕之置官当与之相仿，则王伷与许叔冀同为中书令，地位等夷，无疑是安史政权后期的重要角色。
在唐军进逼洛阳时，阿史那承庆曾建议史朝义退守河阳以避锋芒，但遭史朝义拒绝。[97]阿史那承庆之谋盖仿李光弼在许叔冀以汴州降敌后，主动弃守洛阳，据守河阳与史思明周旋之故伎，欲使唐军在占据洛阳一座空城后，无法取得稳定的立足，同时避免轻率地与唐军决战。史籍中将此谋不行归功于王伷、邵说两人的劝阻：
宝应初，大军临东都。思明子朝义将保河阳，诀谋于公。公虑其凭险守固，矫陈利害，贼竟奔走，而官军整行。
比朝义将败，谋守河阳。臣知回纥利于野战，沮破其计。及朝义奔走，臣得西归，伏死于阙庭，献状于先圣。[98]
值得注意的是王伷、邵说能阻挠此议，足以说明汉臣已能在史朝义政权的决策中起到关键作用。邵说本传更云“历事思明、朝义，常掌兵事”，“且说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剧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99]。其替史思明父子冲锋陷阵，扮演的不只是谋臣的角色。而如阿史那承庆这样的蕃将也将避免与回纥野战视为首要之务，亦证明了安史后期军队构成的改变。[100]这与安禄山时代“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101]相较，恰好折射出安史政权前后期的变化。
另一方面，关于王伷、邵说在史朝义败亡前已暗自输忠唐廷的记载，当有所凭依。唐廷在两人投降后，对其所进之状进行了详细勘验甄别：
中使特宣进旨云：卿之状迹多肃宗时事，三数日内即授卿官当。蒙除臣延王府功曹参军。宣进旨云：卿所进状，见今在院及翰林检勘。至其年六月十九日，与王伷同时召见。先圣谓臣及王伷曰：卿所进状，朕一一已令检，卿之诚节，可谓著明。寻除王伷侍御史，除臣殿中侍御史。[102]
志文云王伷“拜襄王友，又除侍御史”，所授官职与邵说相当，证明唐廷认可两人劝阻史朝义退守河阳有功，因此不但赦免两人附逆之罪，而且授予官爵。从《让吏部侍郎表》透露的情况来看，这一套甄别陷伪之臣的流程在当时应有普遍推行。
在史朝义一方，代替许叔冀驻守汴州的则是张献诚，“而朝义继逆，疑公携贰，遂污公为兵部侍郎、汴州节度使”。史朝义兵败洛阳后，奔逃汴州，张献诚闭门不纳，以汴州降唐，被授予“汴州刺史、充汴州节度使”[103]。
及天兵收洛邑，朝义走浚郊，公使坚壁者善守，衔枚者出战，皆愿挺剑翦翼，挥戈舂喉。是以巨寇奔北而受毙，官军自东而势，公之力也。上嘉其忠亮，授特进、试太常卿、兼汴州刺史、防御等使。[104]
与王伷、邵说一样，张献诚在反正之前便已与唐廷密有联络，“是时宝应之初也。公每与从事田僎等仰天望日，裂帛题表，募间道入秦之使，申潜谋破虏之策”[105]。这批在安史叛军中位居高位文武臣僚的临阵倒戈，无疑加速了史朝义的覆亡，但是否若文献所云，他们早就“身在曹营心在汉”，恐怕则未必，大约更多地基于对双方实力消长的判断，意图左右逢源而已。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何种因素推动大量叛军高层与朝廷暗自疏通，预留退步，最终倒向唐廷。可以说，这与唐廷在平叛过程中及时调整了处置“贰臣”的策略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