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天下转为国家，其中既有政治生活、制度安排之变，也有社会空间的生成。城市日益成为新的社会重心，知识精英从体制走向社会，政治、文化权力的正当性来源因此被更改和再分配。与此同时，中西对抗的事实和优胜劣汰进化观念的导入，使得中国知识人的气质变得峻急而激进，由此而衍生诸多矛盾、对抗，这种峻急此后长期如影相随。
言论纷纷扬扬，新的意识形态竞逐，让不同的政治认同重构各种新共同体，精英群体时常发生言论甚至行动上的冲突。言论游离于官方，报人对政权的疏离感日渐显露。事实上早至戊戌变法之前的《时务报》，当时已不能不说是一份激进报纸。严复、梁启超等一批人在此发表大胆批评，让该报支持者张之洞大为不满，在几次干涉未果后，下令不再支持官方阅读此报。走出体制的报人与政府对时局的感应不再有昔日的一体感，以上海为核心的租界和以日本为主的海外空间，则提供了物理、心理上的庇护。新政、立宪政治改革给予“舆论政治”一种开明的社会氛围。相关新闻法规的出台没有压制住言论空间，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将民间舆论的“生产”合法化，为其提供一个法律框架，这无疑有利于言论抗议的展开。
新旧政治体制过渡之中的晚清主政者，新旧思想杂陈，交杂着专制手段和部分民主治理。新闻立法和报刊管理也具有这种特征。现代政治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启动，对民族现代国家的塑造也在进行。[143]但此过程并非一个从上至下的主动行为，而是各方合力所致，中央政府的满洲权贵阶层对改革的心态可谓半迎半拒，持一定的政治现实主义。推动改革的主导力量日趋从国家转向社会，从中央转向半官方的士绅（咨议局）和体制外精英，以及更为庞大的民众（如城市商民、新军）。在此背景下，报人不断发出不满与抗议言论，而官方管控则相对滞后，加之传统权威的沦丧，使得反对者的声音日渐正当化，拥有了更多听众，这反过来刺激更多抗议的生成。这一点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状态不无相似，即革命没有发生在最为专制时，而激发于改革对社会束缚放开之际。“面对公众舆论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当时的法国国王既不知其厉害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它。因此公众舆论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为启蒙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法国革命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144]
大异于传统的批评和建议，更多表达反对和不满。体制外抗议借助大众传媒，放大现实问题，抗议者凭借抗争姿态生成新的政治资本。这种局面在革命宣传鼓噪下，更加具有破坏力。当清政府的改革力度难以满足期待，包括立宪派在内的报人与官方逐渐疏离，革命舆论则日益得到同情、支持，包括《时报》这样的稳健报人群体立场已悄然转变。革命甫一爆发，《时报》发出《哀哉制造革命之政府》社论，认为“革命为专制政治下之产儿”[145]，公开同情、支持革命。
[1] 参见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第39～40页。
[2] 参见任剑涛：《从社会抗议、社会理论到社会批判——社会思想的三种类型及其递进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3] 徐复观：《中国的治道——读〈陆宣公传集〉书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第23页。
[4] 〔美〕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236页。
[5] 任峰：《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社会》，2014年第3期。
[6]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62页。
[7]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37～138页。
[8]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31页。
[9] 方平：《从“耳目”、“喉舌”到“向导”、“政监”——略论清末报人的办报理念与公众舆论的话语伦理》，《学海》，2007年2月。
[10] 科举制废除前考试内容已发生不少变化，洋务、科技和西学已逐渐增多。
[11] 邵志择：《近代中国报刊思想的起源与转折》，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
[12]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1页。不过哈贝马斯认为，那些帮助大众更好进入公共领域的报刊，到了19世纪末由于“黄色办报作风”（报刊图片化），致使出现以销售量为主导的“唯利是图”结果，报刊的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功能被牺牲。
[13] 许纪霖：《近代中国城市的公共领域——以上海为例》，《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5～82页。
[14] 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1页。
[15]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第9页。
[16] 参见克里斯蒂安·巴伊：《公民不服从》，《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17] 尽管其中的个人的动机，存在狭隘冲动、追求私利的一面。同时这种不服从“鉴于多种历史及心理原因”，也并不排除暴力。（参见克里斯蒂安·巴伊：《公民不服从》，《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第206～207页）
[18] 何怀宏编著：《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第10页。另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71～380页。
[19]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194页。
[20] 《英国抗议》，《清议报》，1901年第75期。
[21] 《德官抗议》，《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
[22] 《俄人抗议》，《申报》，1904年1月11日。
[23] 《新任驻华俄使璞科第履历》，《申报》，1905年5月24日。
[24] 璞科第1905—1908年任俄国驻北京公使，此前曾任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分行经理人，俄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等。
[25] 《本馆接到中政府抗议满洲撤兵事件》，《申报》，1905年9月27日。
[26] 如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的胡惟德和陆征祥等，胡惟德1902年即出任驻俄大使，陆征祥也迅速成为晚清、民国的风云外交官。
[27] 《外部婉覆柔公使禁阻抵制华工禁约之请》，《申报》，1905年6月14日。
[28] 秦晖：《传统十论》，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
[29] 《粤汉铁路缓定办法》，《申报》，1905年11月16日。
[30] 《中国在西洋留学界之风潮》，《申报》，1905年11月30日。
[31] 比如，一个报道称“有营勇聚众抗议”，实际上这种士兵与军官因为军饷等发生的矛盾冲突在军营中素有传统，士兵主观上未必具有多少现代抗争意识。（参见《派员监督四标兵房工程》，《申报》，1906年4月13日）
[32] 抗议、疏离和退隐，可谓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主要态度。（参见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第14页）
[33] 此观点得益于笔者对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先生的私人学术访谈，2014年3月12日于北京。
[34] 当伊藤博文1898年9月到达北京时，光绪帝很快在当月20号，以高规格礼节（亲王）给予接见，并高度赞扬日本明治维新，要求伊藤对中国改革给予意见和协助。
[35] 在《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记述了日本维新变革过程（1868—1890年），尤其突出对宪法、议会等方面的内容，在戊戌年两次向光绪进呈。
[36] 戊戌变法之前光绪已经读过《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书，其中对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和社会功能有着不少描述和积极评价。
[37] 这份奏折奏请内容称“开除禁忌，仿陈诗之观风，准乡校之议论”。（参见孙家鼐：《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摺》（1898年），《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54～56页）
[38]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205页。
[39] 《准开报馆》，《申报》，1898年8月25日。
[40] 对《时务报》的支持，除了张之洞，遍布从县令、太守到学政、布政使到总督的各级官员，其中包括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山西、江西、河南、贵州等地官员等。
[41] 李提摩太称：“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参见〔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196页）
[42] 如舆论中心上海的地方官员蔡乃煌曾动用官款先后收买《舆论报》《中外日报》《沪报》等。
[43] 这一阶段从1902年12月25日《北洋官报》到1911年底，其中又以1907年10月26日《政治官报》的问世为巅峰期标志。（参见李斯颐：《清末10年官报活动概貌》，《新闻与传播研究》，1991年第3期）
[44] “在1904—1908年出版的《东方杂志》1-5卷里，刊载过55则有关各地设立阅报社的报道，涉及11个省、36个府县。”（参见赖秀宝：《20世纪上半叶阅报社借阅活动概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2期）
[45] 此外，还有诸如哈尔滨和浙江等地的阅报所，将文言报刊中的时务要闻衍成白话文张贴。当然，从内容上看，入选阅报讲报活动的内容，主要为官方认可的东西，包括朝廷新制政要、国内外大势、科学知识和社会改良措施等，具有配合政府推行新政的宣传意味。
[46] 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第131页。
[47] 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3期。
[48] 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第275～276页。
[49] 沈云龙主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50] 《宪政篇》，《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13期。
[51] 《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民立报》，1911年7月9日，见《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253页。
[52] 沧江：《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637页。
[53] 季家珍分析认为，“在面对清政府掌权者时，报人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他们尖锐地批评在专制集权下，没有任何有效的制约，官吏权利不受制约，为所欲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正是开放舆论和扩大民权。（参见王敏：《“中间地带”：晚清上海报人与立宪运动——读季家珍〈印刷与政治〉》，《学术月刊》，2003年第11期）
[54] 《清德宗实录》卷583，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丁未，转引自李文海：《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历史档案》，1982年第1期。
[55] 即《大清印刷物件专律》（1906年7月）、《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10月）、《报馆暂行条规》（1907年9月）、《大清报律》（1908年3月）、《钦定报律》（1911年2月，《大清报律》修订版）。
[56] “命令所采取的行动，只有利于指令发布者的目的。与此相反，理想的法律紧紧为正待采取行动的人提供在做抉择时应予考虑的额外信息”，“命令明白无误地确定将要采取的行动，并使受命者没有机会去利用他的学识或满足他的爱好”。（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冯兴元等译：《自由宪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57] 《请定中国报律折》，《康有为政论集》，第334页。
[58] 载泽等：《出使各国大臣奏请宣布立宪折》，《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页。
[59]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0页。
[60] 事实上，1898年与康有为发起成立保国会的晚清重臣五大臣之一李盛铎对新闻业颇有认识。李盛铎曾鼓励黄远生进入这个领域，“君方肆力于文学，又有志于朝章国故，余语君以西人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君从事新闻记者之业，实基于此”。
[61] 《书本报所登严禁国民报以后》，《申报》，1903年9月9日。
[62] 郑贯公：《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有所谓报》（1905年），转引自《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63] 例如，在邮、电费方面，《大清报律》规定“凡照本律呈报之报纸，所有邮费、电费准其照章减收，即予速送递发”（第37条），还颁发《电报总局传递新闻电报减收半价章程》《重订收发电报办法及减价章程》等法规给予确定；版权方面，“凡论说、纪事，确系该报创有者，得注明不许转载字样，他报即不得相互抄袭”（第38条）；“凡报中附刊之作，他日足以成书者，得享版权之保护”（第39条）。（参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323～324页）
[64] 没有巡警机构则由地方官衙，呈请注册，北京则内外城巡警总厅申报，并呈请巡警部备案。
[65] 1908年的《大清报律》规定注册需要交纳保证金，每月发行4回以上由银300元增至500元，每月发行3回以下由银150元增至250元。
[66] 《哀女界》，《女子世界》，1904年第9期。
[6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编：《云南贵州辛亥革命史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74页。
[68] 《大清报律》要求，“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1日晚12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1日午12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按律办理”。（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20页）
[69] 《中兴日报》（新加坡），1909年9月3—6日，转引自朱传誉：《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正中书局，1974年，第423页。
[70] 此外，探访局和缉探总局为辅助检查机构，也是事后检查，不过其方式为择要。
[71] 该律规定讪谤“是一种惑世诬民的表揭，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慢、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甚或以非法强口；又或使人人有自危自乱之心，甚或使人彼此相仇，不安生业”。（第四章第四条，见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316页）
[72] 《民政部奏请修正报律条文》，《申报》，1909年11月8日。
[73] 有统计称“1898年至1911年，约有53家报纸涉及惩罚：30家被查封，14家被勒令暂时停刊，其余则遭到传讯、罚款、禁止发行、禁止邮递等处分。办报人中有2人被杀，15人被捕入狱，还有百余人遭到拘留、警告、遵释回籍等处分”。（参见徐培汀、裘正义：《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12页）
[74] 可参见屈永华：《宪政视野中的清末报刊与报律》，《法学评论》，2004年第4期。
[75] 〔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76] 以逢慈禧寿庆不宜公开杀人为由而判杖毙。
[77] 《民政部奏请修正报律条文折》，《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九月二十日。
[78] 其中明确规定：“关于本律之诉讼由审判衙门按照法院编制法及其他法令审理。”
[79] 《何广东报界之多不幸》，《申报》，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转引自张运君：《晚清报刊检查程序述论》，《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80] 与极权主义相比，专制主义本来亦有一定的博弈空间：“专制主义是多元的、相对的与分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统治权并不操在一个个人或团体的手中。”极权主义则是一元、绝对的，可视为专制主义的最高阶段。极权主义特别容易在具有专制传统的国家发生。（参见《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236页）
[81] 《肃邸固非徇无理之要求者》，《申报》，1910年9月20日。
[82] 李斯颐：《清末报律再探——兼评几种观点》，《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1期。
[83] 〔美〕詹姆斯·博曼著，黄相怀译：《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中文版序。
[84] 1861年4月，法国驻沪代理理事爱棠甚至向法国使馆报告说：“一寸地皮也买不到了。”（参见〔英〕哈瑟：《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第22页，转引自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第101页）
[85] 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第83页。
[86]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29页。
[87] 《上海工作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关于〈苏报〉案的会议记录》，《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转引自熊月之、袁燮铭：《上海通史（第3卷）：晚清政治》，第316页。
[88] 周武、吴桂龙：《上海通史（第5卷）：晚清社会》，第397页。
[89] 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90] 许纪霖认为，北京具备了更多的学术社团，也与政治距离更近，这里的氛围更适合知识生产，而不是批判。进入民国后，这里是中国大学最集中的地方，也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根据地。此后北京和上海分别成为自由主义和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绝非偶然。（参见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91] 分别见《本报外埠分销处》，《警钟日报》，1904年7月1日；《本报带派处一览》，《大陆》，1903年第4号。（转引自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中国近代通史》第五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页）
[9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26～30页。
[93] 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第287页。
[94] 《马关条约》后的1896年，唐宝锷等13名中国青年负笈东渡，前往日本东京的神田区留学。
[95] 李喜所主编：《中国留学通史·晚清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35页。
[96] 实藤惠秀认可1905年和1906年都约为8000人，见〔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39页。另有1906年留日学生人数7283人和12000人两说。（参见任达著，李仲贤译：《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表一）晚清留日学生总数则有著作称38982人。（参见李明伟：《清末民初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研究》，第305页）
[97]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549～550页。
[98] 在此之前漫长的中日交流史中，中国一直以老大帝国和文化宗主国的地位俯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的江户时代（1660—1867），200多年里日本翻译中文书籍109种，中国翻译日文书籍仅为区区4种。
[99] 据〔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452页表5统计。
[100] 熊月之：《西学东进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40页。另据谭汝谦：《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统计，1896—1911年，中译日书共为958种，社会科学类366种最多，占译书总量约38%（其他种类为世界史地175种（18%）；语言类133种（13%），此外其他科技译书近百种）。（参见张承谟：《近三百余年中日图书互译概况：兼评两本中日译书综合目录》，《世界图书》，1989年第5期）
[101] 作新社主要翻译进化论、民约论和世界近代史。
[102]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2页。
[103] 1906年夏，景梅九创办了一个具有山西特色的报刊：《第一晋话报》，面向国内发行，这个白话月报共出版9期，因言论偏激被禁止输入而停刊。在此前后他创办了几个以“晋”字为名的报刊。
[104] 张之洞不仅是推动赴日留学最热衷的中国官员，亦是中国1905年废除旧式科举教育的幕后推手之一。
[105] “他们在许多城市发现，在内政改革上群情日益激昂，比如开展禁烟和禁赌运动，开办新学堂，进行市政实验，举行排外的游行示威等。”（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474页）
[106] 理论语言学者洪堡特曾提出：一种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而美国人所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则认为，语言有力地决定了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是形成世界意象的积极因素，被称为语言决定论，当然，这个说法颇有争议。
[107] 〔法〕布尔迪厄著，包亚明译：《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7页。
[108] 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3卷本，总序第4页。转引自李宏图：《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109] 《申报》，1906年12月13日，转引自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
[110] 张之洞认为新闻可以令中西方互相辩驳，而熊希龄感到“吾国之言论对于各国言论界素未有发言之资格。无论人之诬指我者，不能匡驳，即人之误疑我者，亦不能申辩，公理既不自白，人言乃成定案，舆论既形偏重，国势自成孤立，交涉事事棘手”。（《上吉林、黑龙江等十一省督抚论远东通讯社宜补助联络书》，《熊希龄集》，湖南出版社，1996年，第303～304页）熊希龄认为，“故报馆之力，几若操各国和战之权，不独耸世界人民之观听已也”。（《熊希龄集》，第175页）
[111] 远东通信社为目前所知中国第一家总部设于海外和首家向海外发稿的通讯社，王慕陶于1909年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创办，汪康年、黄远生等人共同参与。
[112] 《日人抗议驱逐日工》，《振华五日大事记》，1907年第1期。
[113] 《留学生被日人击毙》，《申报》（该报转录《中华报》），1905年10月8日。
[114] 《论恢复利权》，《申报》，1906年2月14日。
[115] 杨毓麟：《满洲问题》，《游学译编》（9），转引自饶怀民：《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的舆论宣传》，《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16] 该报曾以《告×××》为题，发表告政府、告外交部、告领兵大员以及告妇女、儿童等在内的七十多篇文章，呼吁共抗击沙俄。
[117]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第78页。
[118] 张朋园：《知识分子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第198～199页。
[119] 《政府之罪恶大矣》，《民立报》，1911年2月25日，原文无标题，见《宋教仁集》，第187页。
[120] 《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民立报》，1911年3月30—31日，见《宋教仁集》，第206页。
[121] 《宁赠友邦，毋给家奴》，《民立报》，1911年9月2日，见《宋教仁集》，第304页。
[122] 《武力救国论》，《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6～210页。
[123] 《誉杨翠喜》，《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第239页。
[124] 《现政府与革命党》，《梁启超全集》，第1666页。
[125] 《京津时报》《中国报》《国民公报》等七家报馆起草。
[126] 认为新定报律第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破坏报馆之利器”，要求资政院“强硬议驳”和修改。民政部尚书善耆不愿承担压制舆论的恶名而代宪政馆受过，将民政部提交的报律修正案原稿在资政院公布于众。（参见《肃邸拟请宣布报律原稿》，《大公报》，1910年10月26日）
[127] 参见王学珍：《清末报律的实施》，《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128] 《报界群与民政部抗议》，《大同报》（上海），1908年第9卷第16期。
[129] 《时报》（上海）（润6月16日），转引自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130] 《神州日报》，1911年8月3日。
[131] 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4页。
[132] 《中国古宪法复活》，《民立报》，1911年4月8日，见《宋教仁集》，第215页。
[133] 《北方又割地矣》，《民立报》，1911年6月16日，见《宋教仁集》，第229页。
[134] 转引自霍修勇：《两湖地区辛亥革命新论》，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135] 谣言控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纳普、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等人，认为谣言是社会失序（战争就是失序的表现）的一个结果，是社会态度和动机的一种投射。纳普认定谣言主要反映的是人们仇视性和分裂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很难通过其他方式发泄出来。（参见胡泳：《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9期）
[136] 《论政府拟设检报局》，《东方杂志》，1905年2卷第1期。
[137]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第220～221页。
[138] 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39] 《满洲问题》，《杨毓麟集》，第90页。
[140] 《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39页。
[141] 《黄帝纪元说》，《国粹与西化——刘师培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7页。
[142] 在几种传统的框架分析范式之外，赵鼎新提出的“框架借用”颇具启发性。（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14页）
[143] 包括东三省等边界的确定，国旗、国歌、宪法等陆续出台均为此目标服务。
[144] 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69页。舆论与法国大革命关系可参见第286～287页文献。
[145] 《哀哉制造革命之政府》，《时报》，1911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