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政治操作，乃是国家统治建立在对儒吏集团的控制上，对普通民众渗透能力有限。国家动员需更多地依赖士绅。知识精英，近代以来这一阶层与政权的疏离，令国家机器大大丧失动员能力。知识精英很多人转为包括报人在内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82]，立场发生了历史性转向。
新式报刊不仅令动员成本降低，也在传统政治权威衰落之际，在国家之外构建新的权威。基思贝克在讨论法国大革命前的“舆论”时，认为公众应理解为一种“想象性的权威”，与此相似，梁启超等人对“舆论”推崇备至，“将之作为理性和政治进步的化身”[83]。民主意义上的数量政治成为超越道德判断的新力量，这让社会运动的“造反”负罪感日趋消退，为日后中国新的政治动员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84]
虽然众多报人开始时更倾向改革，而非暴力革命，以避免摇摇欲坠的国家遭受更大的动**。但他们并不了解传播和报刊舆论的规律，“抗议”的大门由他们开启，却无法抵抗包括革命在内的更加激烈的话语冲击。非理性言论在意见竞争中获得更多响应，推动语言政治的“烈度”。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全社会不满、甚至反叛行为得到同情的舆论环境。到了辛亥前夕，中国社会对革命普遍持同情甚至支持态度，民众由不满、怨恨而期待“变天”。
政府权威危机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政治文化危机。传统臣民政治文化瓦解后，民众难以认可、服从被描述为“异族”的腐朽统治者。新的政治文化虽然没有塑成，但已萌生，推动者既有革命派，更多的则来自改革派知识精英。事实上，立宪派精英从支持清政府到疏离，进而最后倒向支持革命派，才是辛亥革命成功的要害所在。当然，余英时所说的“社会心理革命”，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非短期报刊鼓吹所能完成，文字鼓吹、抗议只是表面上瓦解了旧政治，却没有完成更新。
[1] 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第85页。
[2] 参见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3] 此外，《结社集会律》规定，“凡秘密结社一律禁止”，“各省会党，显于例禁，均属秘密结社，仍照刑律严行惩办”等。
[4] 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0～144页。
[5]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391页。
[6] 《本馆告白》，《时务报》第8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547页。
[7] 1907年10月17日，由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在日本成立，系清末立宪运动中的重要政治团体。
[8] 张謇发起，主要人物包括杨廷栋、蒲殿俊、罗纶等人。1909年12月由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成立，以游说继续请愿，促进国会成立为目标。
[9] 梯利将三种不同的空间概念加以区分，即泛空间（bare space）、情境空间（textured space）和地域（place）。
[10] “它们有着鲜明的，同时也是较为复杂的以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的政治目标。这些政治目标一旦实现，将会部分地，甚至是根本性地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价值观和认同感。”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对近代中国而言，变迁主要动力源来自外来冲击，已是历史事实。（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09页）
[11] 〔美〕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0～62页。
[12] 《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302页。
[13] 参见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约翰·波科克谈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波科克参考奥斯丁的语言哲学理论，认为言语行动的作用之一发生于他人的意识中。甲的话一旦为乙听见，便构成乙头脑中的“输入”，乙很难将之抹掉。此外，阿伦特也将“言谈”视为“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在言谈中人们阐释和展现了自己。
[14] 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31页。
[15] 该报做了详细报道，发文指出建储的实质是对光绪的无形废立变为有形废立，梁启超同时对经元善的举动给予高度评价。
[16] 这次士民绅商的抗议活动事件也得益于近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各地可以同时致电反对废立，迅速有效地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声势，显示了舆论的力量”。（吴敏超：《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17] 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扬与秋瑾案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8] 如粤汉铁路风潮中，《申报》有如下描述：“筑路势在必行，如有抗议即以阻挠论罪”等。（《粤汉铁路风潮始末情形述略》，《申报》，1906年7月13日）
[19] 《国风报》，1910年第1卷第27期。
[20] 例如对官方对国会请愿运动的弹压，宋教仁在《民立报》如此质问：“立宪国臣民非有请愿之一法乎？”（《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民立报》，1911年7月9日，见《宋教仁集》，第254页）
[21] 《西顾报》，第41号，转引自隗瀛涛等主编：《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504页。
[22] 《西顾报》，第41号，转引自隗瀛涛等主编：《四川近代史》，第504页。
[23] 创刊于1911年6月26日，开始定位为日刊，后改为双日刊。
[24]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1911年6月28日。
[25] 何一民：《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报刊》，《四川文物》，1991年第4期。
[26] 郭绍敏：《清季十年的国家创建和社会运动》，《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2期。
[27] 参见马小泉：《地方自治：晚清新式绅商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朱英：《“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28]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9页。
[29] 高慕轲：《辛亥革命之消失》，《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1559页。
[30] 《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梁启超全集》，第2805～2806页。
[31]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43页。
[32]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梁启超全集》，第480页。
[33] 倾向革命思想的知识精英更注重面向底层的宣传和启蒙，较为著名的如林白水办《中国白话报》、吴樾办《直隶白话报》、安徽革命党人办《安徽白话报》等；对改良派报人来说，从“广民智”到塑造“新民”，在需被“改造”的国民群体里，理论上当然也包括乡村农民。此外他们试图在地方咨议局、地方自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将农民和乡村社会作为一种稳定的传统力量，借以对抗激进的革命运动。
[34]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81页。
[35] 有认为完全采用白话出版的报刊达140余种。（参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35～160页）另外尚有其他数据，如170种。（参见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93～538页）
[36] “清末的阅报讲报活动具有较为规范的组织形式，多有固定的场所，并分为陈列各类报刊供阅读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的阅报所（社、处）和配备专职或兼职讲解人员，以朝佣夕趁、不通文墨者为对象，侧重讲解报章的讲报处（所）。”（李斯颐：《清季末叶的阅报讲报活动》，《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37] 《论政府拟设检报局》，《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期。
[38] 也有演说、戏剧、小册子，但与定期出版物比较，难以成为体系。
[39] 传统中国家庭之外的集体空间主要包括祭拜的宗祠和交易集市等，更多的是个人、家庭和家族生活的交流。比较之下，西方的教堂因有着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的理念，具有相当的现代公共空间色彩。托克维尔发现，直到法国革命前，法国农村教区在选举市政官员和讨论某公共事务时，村里的钟声可召集农民到教堂前。（参见〔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0页）
[40] 这种舆论“呼声起于城市，回声也起于城市。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所在的农村社会则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犹如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356～357页）
[41] Harrison H.Newspapers and nationalism in rural China 1890—1929.Past & Present，2000 （166）：181-204.
[42] 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第1646～1647页。
[43]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323页。
[44] 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第356～358页。
[45] 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第193～194页。
[46] 钱穆：《国史大纲》（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2页。
[47] 〔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5页。
[48] “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参见〔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77页）
[49] 文件称“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公众舆论当今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毕竟如此”。（参见〔法〕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09页）
[50] 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18～219页。
[51]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新民丛报》，1904年2月14日。
[52]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90页。
[53]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35页。
[54] 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36～156页。
[55] 转引自赖泽涵：《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迁》，《辛亥革命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
[56] 〔澳〕骆惠敏编，刘桂梁等译：《〈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82页。
[57] 《朱执信集》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89页。
[58] 《革命驳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92页。
[59] 张海林对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做了探讨，并认为孙中山晚年似乎已认识到暴力革命不能解决社会的深层问题。历史的进步有赖于循序渐进的积累，政治的改善和民众的觉悟与参与，而民众的觉悟与参与，有赖于持之以恒的教育启蒙。（参见张海林：《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崇拜”》，《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60] 《黄兴在京出席报界欢迎会演说词》，《中华新报》（上海），1912年9月20日。
[61] 《陶湘致盛宣怀函》（1912年4月17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0页。
[62]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丁巳年正月十七日（1917年2月8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74页。
[63] 政治发展、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是政治社会学经常涉及的研究领域，除了政治社会化，“政治发展的观念意味着社会可以有意识地引导他们自身民族构设的历程，而不是服从于某种盲目的社会力量、政治演化或革命”。（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52页）一般认为，政治发展研究吸收了政治文化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
[64] “人们关于政治传统或政治角色以及与之相关行为的知识并非生而具有，政治社会化就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一种过程或多种过程。”（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邓正来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第571页）
[65] 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学者之一。
[66] 参见孔德元：《政治社会学导论》，第83页。
[67] 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
[68]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2页。
[69]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中华书局，2007年，第133页。
[70] 按照阿尔蒙德等人对政治文化的界定，“所谓‘公民文化’并非等同于参与者文化，尽管积极参与是公民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公民文化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的又一种混合”。（参见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第163页）
[71] 《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梁启超全集》，第676页。
[72] 《新民说·论权利思想》，《梁启超全集》，第678页。
[73]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第241页。
[74] 刘学照：《上海舆论、话语转换与辛亥革命》，《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2期。
[75] 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第48页。
[76] 赵鼎新：《西方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发展之述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77] 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
[78]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第384页。
[79]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383、63页。
[80] 张鸣：《民意与天意——辛亥革命的民众回应散论》，《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第1646～1647页。
[8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7页。
[82]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15页。
[83] 参见〔美〕林郁沁著，陈湘静译：《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于影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页。
[84] 从卢梭的公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将人民概念塑造为一个具备代表了历史发展方向，因此具有毫无疑问的正当性化身。人民被造就为政治神话，既有数量保证，也具有内在正当性的保证。（参见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