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860年，逝于1911年，汪康年的一生与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契合。“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蹒跚地走进了近代，走这条路不是中国民族选择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造成的，于是而有种种变态。”[167]汪氏之复杂和嬗变与此息息相关，激进、改良、保守、开放混杂于胸的知识分子，正是那一段痛苦的近代史产物。汪康年既无严复早期反对“西体中用”的敏锐，也无梁启超后期对革命的踌躇。在保守主义方向走得更远的他似乎是个孤独的落伍者，终于落在时代急流之后，但是报人形象却嵌在了历史舞台。
无论将报刊视为一种新的社会资本，还是新的共同体容器，汪康年显然是受益者。《时务报》开办后，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远在旅顺的朋友丁其忱，向汪康年去信，表示对他的《中国自强策》表示感佩。一位不认识的士人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汪康年，希望后者也将照片邮来：“俾得悬之座上，以慰企慕之私。”[168]交情不一的大小官员朋友（如陕西学政叶尔恺）也纷纷致信汪康年示好。汪的地位在《时务报》出版后快速提升，这在他办报之前很难想象。身处社会变革之际，晚清知识人逐渐掌握新的书写和传播、互动方式，握有报刊资源甚至处于报刊传播范围之内的人士，均程度不一地获得了新的媒介赋权。报刊构建了一个新的全国性公告平台，有效地将甲午后士人自强救国的愿景联系起来，一经推出即迅速获得巨大反响。如果说《时务报》初期，所勾连者很多还是同年、同乡与幕僚，这种局限不久就获得突破。如苏州的包天笑，并非《时务报》订户，只是向朋友杨紫麟借看，他发现身边很多人都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169]。
不太走运的是，报业生涯的前期，汪康年的成就淹没在主笔梁启超的精彩文字之下；后期因保守的政治态度而蔽其光芒。与留下大量精彩“立言”篇章的书写型报人相比，汪的报刊事业似乎是一个个历史碎片，难以形成耀眼的思想成就链。多数时候，他更像一个幕后新闻工作者。
大器晚成的汪无论如何不能算时代的幸运儿。他的务实稳健与少年生活不无关系，丧父之后家境困难的汪过早地体察到了世态炎凉和生活艰难，自传中的一句话传神地勾勒出这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余自幼年，常闻长者忧叹，时复泪盈于睫。”[170]经济上的压力和谋生之需使得他很难自由潇洒地追求事业，始终貌合神离地与一些强势人物保持关系，寻求各种支持。这影响了他的“保守”。一个早年遭遇困苦的人更加能够体悟生活的不易和复杂，因而更愿意珍惜、保持已有之物。况且作为一个书香世家和没落官宦家族的传人，汪康年饱受传统文化浸润，这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他为什么更容易成为改良主义者，而非激进的革命派。正如罗尔斯援引洛克所说，个人不会介入革命，除非他们在基本结构中的社会地位严重不足，而这一状况无法通过其他手段加以改变。[171]汪的生活固然难称得意，但一直仍算得上当时的主流人群。
传统社会政治结构所致，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惰性与保守情绪非常普遍。知识人的民族文化优越感倾向是其正常特征。[172]读书世家出身的汪康年最后和严复、康有为等一起成为向后转的人。不过他并非一些西方人所说的反感变化的中国保守者。其“基本价值是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而不是与现代化对立，这是他与传统的原教旨式的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173]。从世界范围考察，保守主义被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正是寻求在一个变化不断的社会中如何保持连续性的理论，而非捍卫旧的制度。[174]比起他曾经的同僚辜鸿铭等人对中国文化固执的乐观，汪康年虽强调传承和价值，但笔触之间，已有隐约的悲观和无奈。
汪康年中年自号毅伯，晚年号恢伯。对于这次更改，林纾在所撰《汪穰卿先生墓志铭》里称，“恢伯”意为“谓灰心时事也”[175]。终其一生，汪希望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下，延续和发展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强国之梦，这一理想的有效手段对他来说，最终的选择是做个报人言论家与活动家，尽管这样的道路，已难以奏效。
[1] 汪康年（1860—1911年），初名灏年，字梁卿。
[2]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89页。
[3] 为日本人在华所办报刊。
[4]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90～191页。
[5] 严如平、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462页。
[6] 黄遵宪（1848—1905年），晚清著名诗人、思想家，广东梅州人，字公度。1876年中举，1877年随驻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撰写《日本国志》，并提出中国改革的主张。1895年参与上海强学会，后参与《时务报》筹办，戊戌变法时在湖南大力推行变革，后任出使日本大臣，辞职后从事立宪等工作。
[7]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1页。
[8] 如“一场挤梁、排梁的斗争”。（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66页）或“通过其在《时务报》的代理人汪康年竭力排挤梁启超”。（许正林：《中国新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9] 强学会最初着手的主要项目包括办报，梁启超在京主办的《中外公报》为该会会刊，上海强学会则发行《强学报》。1896年春，强学会刊物《中外记闻》和《强学报》遭封杀。那时的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欲以报馆为倡”。（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4），第524页）1896年1月，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禁，张之洞同意汪康年接收强学会剩下的款项作为办报经费，那时汪本人也名列强学会会籍。（汤志钧：《戊戌变法史》，第171页）这均显示《时务报》与强学会的渊源。
[10] “当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办强学会，张南皮师首倡捐一千五百两为开办经费，沪上诸当道亦有捐助者，遂在王家沙地方开办，当时康先生以母寿之故，不能久驻上海，因致穰卿一函两电，嘱其来沪接办。当时穰卿犹在湖北就馆也，既而穰卿到沪，而京师强学会为言者中止，沪会亦因之停办。当时尚余银七百余两，又将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银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将会中所置器物书籍等项变卖，得二百余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实为‘时务报’嚆矢。”（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4），第524页）
[11] 李瞻：《中国新闻史》，学生书局，1979年，第115页。
[12]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汪诒年称汪康年投身报业重要原因之一是源于对沪上报刊战争报道的不满。“先生既已决计设立报馆……又见时机急迫，非急起直追不可……乃亟向张尚书告辞，欲自至商埠，集资设报社。”“中日衅起，我军失律，先生与京外诸同志书札往还，探访军情，冀得实在消息。顾军前奏报，既讳败为胜，恣为期罔，而上海报纸，复又迎合时趣，附会神怪，妄诞不经，无一可信，既足淆惑听闻，复且腾笑海外。先生私忧窃叹，以为关系至巨，后来有志于新闻事业，此亦其一原因也。”（参见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1、39页）
[13] “自甲午以来，吾华士大夫，鉴于中国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万万之众，败于扶桑三岛，割地偿金，为世大辱，始有亟亟于知彼知己，舍旧谋新，以图自强而雪大耻者。丙申春，康年与诸人同议，知非广译东西文各报，无以通彼此之邮，非指陈利病，辨别同异，无以酌折旧之中，乃议设时务报馆于上海。”
[14]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1页。
[15]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1页。
[16]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40页。
[17] 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1页。此外，梁启超向汪康年的来信显示后者此时居于主动：“弟思沪中有君主持，且同志不鲜，今拟独留此间，少俟此事之成否，若能开办，与沪局声气联贯，尤有补益也。”并询问“沪局已开否？同事者几人？章程若何？择地在何处？望一一开示”。（《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33页）此前梁启超已来书表示：“兄在沪能创报馆甚善，此吾兄数年之志，而中国一线之路，特天之所废，恐未必能成也。若能成之，弟当惟命所遵……”（《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33页）随后梁启超向汪表示了南下决心：“此事甚善，中国命脉所系也。弟初十间当到沪商略一切，望君必待我……”（《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32页）因此有学者认为汪氏有志于办报，较梁启超为早。
[18] 即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吴德潇、邹凌瀚。
[19] 《时务报》的资金来源也是双方争论焦点之一，因为这关乎所有权问题。梁、汪两人对强学会余款各执一词。关于《时务报》创办经费，汪康年曾称强学会留存款七十余两，这与梁启超所说的七百余两余款差距很大。事实上，双方均承认张之洞作为原始资金来源，只是梁启超把张之洞的赞助直接算为强学会所余，以强调报纸的强学会渊源，而汪则另称为“南皮制军倡捐千元”。不过强学会余款数量太少，仍需汪康年另筹开办资本。随后黄遵宪同意捐资千元，并出面募捐资金，这是黄此后虽然较少参与报纸事务，却常对报社发展不时提出主张且以精神领袖自居的主要基础。
[20]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274页。
[21] 李里峰：《汪康年与近代报刊舆论》，《学术研究》，2001年第7期。
[22]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4），第524页。
[23] 汪康年在该文称“良以同志无多，要在善相勉而失相宥。外患方棘，必须恶相避而好相授”。（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87页）
[24]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81页。
[25] 出版周期为每月出刊三次的旬刊，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内容使得报纸精彩而丰富。
[26] 《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7页。
[27] 《裘廷梁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625页。
[28] 李提摩太（1845—1919年），英国传教士。1870年被英国浸礼会派来中国，曾任天津《时报》主笔、广学会督办，先后主持了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等十几种报刊。
[29] 〔英〕李提摩太著，李宪堂、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242页。
[30]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时务报乃捐款所开办，而湖广总督张之洞所捐最多，张以报中论说太新，频加干涉，视主笔若资本家之于雇佣；时梁启超年少气盛不能耐，翌年舍而之他，报事遂由汪康年一人主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7～158页）
[31] 龙泽厚（1860—1945年），康有为弟子，清末广西临桂人，光绪优贡。为万木草堂学长，曾参加上海强学会、上海中国国会和自立军起义。
[32] 《梁启超致康有为函》，《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5页。
[33] 郑孝胥（1860—1938年），近代著名政治家。清光绪八年举人，曾任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曾参与戊戌变法，后被推选为预备立宪公会会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
[34] 这段历史纠纷可参见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35] “康年于丙申秋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至今二年，现既奉旨改为官报，则时务报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即从七月初一日起，谨遵六月初八日据实昌（言）之论，改为‘昌言报’，……一切体例均与从前时务报一律，翻译诸人，亦仍其旧……”（《昌言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8年8月17日）
[36] 张鸣：《梦醒与嬗变》，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第118～119页。
[37] 参见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1～182页。
[38] 在一份写给“《昌言报》馆主人穰卿先生”的信里，读者称“购阅《申报》十四年，近年笔墨日下，然较之《新闻报》捕风捉影，又觉稍胜。自贵馆报出，随即购之，拜读胶论三篇，五体投地，真如博浪椎之快，侃侃忠言，端自公始，论者初未敢着以名也。政府诸公千载后必以公文而传”。（《洪国光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577页）
[39] 梁启超建议可让记时务、新闻、商务等各为一张。读者则可以选择全买或分开买。（参见《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43页）
[40] 《论设立时务日报之宗旨》文中称：“呜呼！上下之壅蔽，人心之顽固，有如吾国者乎？去年胶事亟，国事安危在呼吸，时东友某君特航海来吾国，至上海则诧曰：德居胶州，吾国上下议论若沸，而处其国者，声色如故，酬燕如故，固胶事或知之或不知，知之又下悉，又若不相关，何若是欤！”（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7页）
[41] 另外在该报章程之弁言中汪康年提出创办日报的具体目标：“现在风气大开，公司局厂林列。惟办理情形，局外无从窥测，本馆拟逐细探求，以饷究心时务之人。”
[42] 该报创刊的设计为四开八版，栏目包括：电报、论说、本埠新闻、外埠新闻、各国新闻、专件、答问等。
[43]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9页。
[44]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8页。
[45] “是时，日报故步自封，而申报又以先进自负，汪氏乃锐意革新，增加材料，分栏编辑，用报纸两面印刷，与申报竞争，遂开我国日报改进之机。”（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页）
[46]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9页。
[47] 据在比利时的外交参赞王慕陶称，“欧洲以《中外日报》及《时务报》销量最大，他报竟不见也”。（《王慕陶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27页）
[4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页。
[49] 1908年6月，有人以“金陵十日记”为题投稿报社发表，揭露南京方面军警腐败，致使两江总督端方电下令时任苏松太道蔡乃煌查办。
[50] 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38页。
[51] 《中外日报》创办初期，正值戊戌政变发生，报业环境严峻，众多报刊遭停办，主笔遭到追查，凭借租界挂“洋旗”。
[52] 1894年，美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声称保护寓美华侨，实际上使美国限禁华工、歧视华人的做法合法化。此事引发中国国内强烈抗议，上海总商会为此发起了抵制美货等运动。
[53]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第346页。
[54] 1898年9月23日，《中外日报》刊发《读奉皇太后训政上谕恭注》一文，支持慈禧继续垂帘听政。文称皇上“恐不足以济时艰”、恳请“皇太后慈恩训政，太后亦俯念国事允如所请”。（《读奉皇太后训政上谕恭注》，《戊戌变法》，第325页）不过后来该报反对废光绪帝，号召人们“合群以正朝廷”，加入了慈禧建储引发的抗议阵营。（参见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
[55]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290页。
[56] 梁启超评价说：“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皆日报姣姣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飙毒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梁启超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70页）
[57] “合同志结团体，力纠政府之过失，以弭目前之祸，犹惧晚也，遑恤其它。然则假发言论之权，以尽己之天职，抑亦无恶于天下欤？”（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8～119页）
[58] “所与者必以言助之，虽百訾不馁。理所否者，必以言阻之，虽疆御不避。固将奉以始终，勿致失坠。”（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8～119页）
[59] “报馆与政府距离既近，则见闻自较确实，不致有捕风捉影之弊，而遇有应匡救应警告之事，报纸甫经刊登，易一时即闻于政府，冀可收从谏如流之效，不致有坐失时机之叹。较之设在外省之报纸，虽言之力竭声嘶，而政府仍不闻不见者，其效力实有大小之殊。”（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7页）
[60] 朱淇（1858—1931年），广东人，1896年在广州创办《岭南旬报》和《岭海日报》，1901年在青岛创办《胶州报》，1904年在京创办《北京报》（后改名《北京日报》），此后曾任北京报业公会会长。
[61] “与其开民智，不如先开官智；开官智不如先开君智，其益更大。挈领而提之，则全衣皆振。故开报于济南，不如开报于京师。”（《朱淇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37页）
[62]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7页。
[63] 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39页。
[64] 岳升阳、林玉军：《宣南文化与北京清末民初的报刊》，《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65]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某日，瞿入值军机。慈禧太后偶与谈及庆亲王，颇致不满，有拟令其退出军机之语。瞿归告其夫人，其夫人又告汪之夫人。汪又以告曾敬贻，初不过闲谈而已。讵曾竞告之伦敦《时报》驻北京访员马利孙。马即据以为实在消息，电告报馆发表。而驻京英使反无所闻，乃向外部询问。事为慈禧所知，甚责瞿之漏言。旋言官即起而劾瞿。所谓暗通报馆，即指《京报》；阴结外援，即指伦敦《时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2页）不过戈公振认为《京报》被封的理由是“……至宣统元年，以论杨翠喜案被封”。但另据学者考证，杨翠喜一案“发生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中，京报之三论其案，亦为是年三四月间事，而京报之被勒令查封，则为当年七月十七日”。（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41页）被封理由和时间均有所出入，因此真正查封理由更可能是泄密事件，瞿鸿禨本人因“暗通报馆”被开缺回籍。
[66]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39页。
[67] 报纸分内外两编。内编设《谘告》《评论》《研究》等栏目，外编设《调查》《事案》《掌故》等栏目，报纸特色从中可见一斑。
[68]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2页。
[69] 该报称“本报为事既简，需费无多，故并无筹款之事，亦决不以报之名义与人通函，特为声明”。（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3页）
[70] 该报例言称：“我国固有及新出之天然品制造品，各省陈列，略见一斑。惟各处苦未尽知，兹本报定一例，如有以物品及价值函请登报者，即当送登告白，不取分文。”（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2页）
[71] 《严复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279页。
[72] 林白水称当时的报刊舆论附和雷同，只考虑“博人欢迎，推己销路”，而《刍言报》则“独辟蹊径，为全国报界之明灯，时对同业下其棒喝。下走尝谓世界有专制之政体，则有卢骚、孟德斯鸠以倒之……今大报可谓报界之卢孟矣”。（《林万里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166页）
[73] 刘坤一对汪康年相当欣赏，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甚至称，刘曾将汪康年引荐给光绪帝，不过这种说法未得其他史料确切证实。
[74] 单世联：《上下无门：汪康年的困境》，《二十一世纪》，2002年8月号。
[75] 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79年，第201页。
[76] 在麦孟华进入时务报馆之后，康门的其他骨干如徐勤、康广仁等也在1897年初相继来到上海。他们热衷于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甚至称康为“教皇”，最后激怒了正在时务报馆的章炳麟，后者大骂康有为是“教匪”，康门弟子遂与之发生了肢体冲突。（参见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台湾学者殷海光认为，康有为图功太急，缺乏历史感，最大的败笔就是把维新变法这一公事，看作是皇家权力争夺的私务，更进而看作是康门的私务。（参见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6页）
[77]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1页。
[78] 《梁鼎芬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14页。
[79] 对很多新思想新事物，张之洞的态度也非后世想象的那样深恶痛绝，而是委婉和从丰富的政治经验出发的。（参见张鸣：《梦醒与嬗变》，第118～119页）
[80] 如同在幕府做事的辜鸿铭当时反对译报和国人创办报纸，他痛斥介译西学的报纸和主笔为“烂报纸”和“烂主笔”，甚至认为应该如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将其焚坑。这显然不是张之洞的主张。（参见《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第34页。另可参见李玉刚：《辜鸿铭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8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253页。
[82]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4页。
[83] 参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21页。
[84] 张之洞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85] 《缪荃荪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056～3057页。
[86] 梁指责汪康年称：“徐文太悍直，诋南皮何以听之？弟不能无咎也。弟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梁鼎芬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897页）
[87] 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88]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61页。
[89]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777页。
[90] 蔡乃煌手令要求：（一）承认前所刊登之论说实为错误；（二）此后报中不得有讥评南北洋之论说；（三）报中记事如有损及南北洋之处，须先将文稿交彼阅看。（参见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42页）
[91]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42页。
[92]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4页。
[93] 汪康年指出，如果政府不顾一切封杀报馆，则昭示“政府无顾虑祸难之思，无实欲振兴之意”，是“斩刈新机，歼划国脉”，如果这样“一报馆之存灭，一人之性命，实可在不足计划之列”。（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0页）
[94] “今纵观天下未有敢以都城为事者也，而偶有二一人焉，不顾一切而欲以所愤懑发为论议，贡之朝廷。语之切直，未及海内外各报十之一者，其揭发奸弊，未及实际千百分之一也。然未及二三月，已上下震怒，诬谤繁兴。……务使躬履正直之士，皆将固缄其口不敢复投足于此。”（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1页）
[95] 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50页。
[96]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原委》，《戊戌变法》（4），第524页。
[97] 汪的指责迫使熊希龄匆忙来信解释：“遭得友人来函，谓公对于弟函颇生反对，以为不应立总社于上海，而以欧洲为分赞社，似疑弟有意攘窃侃叔之名。”（《声明无攘夺远东通信社社长意致汪康年函》，《熊希龄集》，第313页。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852页）
[98] 按汪怡年说法，“先生自光绪二十年后，久已绝意仕进”。（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09页）
[99] 转引自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100]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全集》，第67页。
[101] 姚公鹤：《上海闲话》，第128页。
[102] 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33页。
[103]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118页。
[104] 有学者分析说，“汪康年从《时务报》实在是无利可图。更何况为了以示清白，他再度办报时并未动用《时务报》的任何资产。所以，财力薄弱的汪康年在日后独立办报时，仍不断地寻求外援，无奈之间为自己套上枷锁”。（参见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
[105] 汪大燮（1859—1928年），汪康年堂兄，清光绪十五年考中举人，曾任留日学生监督、驻英公使等，民国后任熊希龄内阁教育总长、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曾参与策划“五四运动”，创办北京平民大学等。（参见《汪康年师友书札》后附人物传记，第4050页）
[106] “此事此时，即不归官，将来必仍与君为难，断无好下台。兄意即不归官，亦可趁此推出。京城纷纷言近来《时务报》之坏，不堪入目，盖欲打坍局面也，更不如归官为妙。”（《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8页）
[107] “然办《日报》，有两大难，一则名声未广，销售为难；一则资本不足，支持为难。”（《楼思诰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945页）“《时务日报》馆最为无谓，以其实言，断断办不好。以其名言，则最为界限不清之一端。鸡零狗碎，请访事人，用费无节，于事无补。”（《汪大燮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79页）
[108] 汪康年是《时务报》各项经营管理制度的制订人和实际执行人，该报的行政多由汪康年决定，比如1897年他已能够独自决定招聘10多人。在经营方面，汪康年堪称《时务报》中坚，汪的努力加上梁启超等人出色的撰述，《时务报》在一年多时间从4000份增加到最高时的17000份。1897年8月，该报成功出版发行合订本（压缩该报前30期），成为中国最早再版缩印本的报纸。
[109] 报纸开办的前一年半虽收入增加很多，但仍亏损，主要原因是报款拖欠问题，这大概出乎创办者们的预料。之前他们的想法是，经测算报纸的发行如果达到四千份即可维持正常运行，而事实上却是亏损与销售量呈正比上升：1897年报纸大发展，结果报纸大亏，而1898年在报纸发行下降后，欠款减少，报纸反而首次出现盈余；据《捐赀及书报收入比例表》显示，《时务报》捐款总额连续下降，最后只占收入的4.3%，而书报费收入从55.7%一直上升到95.7%。（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149页）
[110] “捐款”是《时务报》起家的基础，《时务报》在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南京等全国九地设立了15处代收捐款点，汪康年动用全国各地朋友，做了具体而有效的工作。在代为接受捐款的15人中，7人与汪康年关系密切，其中主要为同乡关系或在张之洞幕府时候结识的朋友。
[111] 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第118～119页。另外，关于汪康年如何利用人脉去扩充《时务报》的发行。汪诒年有如下描述：“先生交游素广，每至一地，必与其地之贤士大夫，结深交敦气谊。迨报馆既开，即素不相识者，亦闻声相思。”（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205页）如嘱托朋友屠寄在黑龙江代卖《时务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就在当时尚显荒芜的黑龙江得到每月20份的销量。（《屠守仁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189页）此外汪还让他的外甥楼思诰在杭州分派《时务报》，堂弟汪德年在江西分派，其姐夫之兄在河南销售。（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69页）为鼓励销售，《时务报》在销售政策上也推出创新，报馆允许派报收费者提成，“每收费十元，赠银两元”，这无疑也有力刺激了这个新生报纸的销量。在1897年12月至1898年1月，汪康年游历日本东京、横滨、神户、大阪等地，此行他一度商定由日本精神社等代售《时务报》。（《白岩龙平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316页）
[112] 汪康年倡导设立各种公会和农学会，《时务日报》时期他还提出，各界人士如有发明或仿照机件物品等，报馆愿派人前往试验，一经证实，则代为登报表扬。《昌言报》虽出至第十期后停止，但报馆并未停止其他业务活动，1899年该报还曾出版过《茶花女遗事》等，甚至1905年还铅印重排发行章炳麟的书。可见并未仅把报纸作为一个单一的新闻纸，而是一种综合组织。当然汪诒年在其中贡献巨大，汪康年则主导思路。
[113]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778页。
[114] 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34页。
[115]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第196页。
[116] “十六年闾尽瘁心力于报业，虽历经艰难困阻，无改于初衷。中国报人敬业之诚笃，心志之专一，当以汪康年为第一人。”（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274页）不过，汪在其中亦有游离。
[117] 参见李瞻：《中国新闻史》，第152页。
[118] 每面划分四版，每版分作两栏，每栏36行，每行计18字。（参见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9页）
[119] 《读上谕催办官报局恭注》，《戊戌变法》，第325页。
[120]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页。
[121]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80页。
[122] 转引自吴廷俊：《中国新闻史新修》，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123] “客观”（objective）是指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而非个人偏好描述和评价事实，“中立”（neutral）即报道立场不倾向于对立的任何一方，平衡（balance）指的是不同事实和意见的反映。
[124] 创办《时务日报》时，汪康年即强调重视不同消息来源和刊发不同意见的必要。该报宗旨有所谓“闻见患其不博，论说患其不参，博则虚实可相核，参则是非可相校”。（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7页）这尤其体现在对国内外不同意见处理上。翻译外文报纸如遇中国事件有明显错误或议论偏激者，汪认为应加“按语辨正”或加“辩驳”，以追求基本的立场。相反亦然，报道对事不对人，对同一事件或人物可采用不同报道或相反角度（如对袁世凯的评论也根据不同事件，褒贬不一）。
[125] 汪虽反对义和团运动，并对此多有批评，但同时翻译了一批相反言论。如《字林西报》转载英国《泰晤士报》的“法人包和尔君”的评论，指出了外国传教士的责任：“此次中国拳匪之乱，其故厥为三端，一因教士中不免有狂妄者，而各国使臣复助之向中国为难；二因欧人在中国者，虐待华人；三因欧美两洲富商在中国专利为华人所忌云云。”（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1～92页）他叮嘱译员称：“凡西文报内所载西人持平之论，必须译出，以征症结之所在。”（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0页）
[126]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2页。
[127] 参见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776页。
[128]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18页。
[129] 黄公度：《致新民师函丈书》，转引自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302页。
[130] 可参见许莹：《办报干政的另一种探索——汪康年报刊思想与实践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131] 包括《中国自强策》上中下三篇以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今日中国当以知惧知耻为本》《为人为己不分为二事说》《以爱力转国运说》《论中国求富强宜筹易行之法》《商战论》《论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之法》《论胶州被占事》《论将来必至之势》《论宜合全国讲求武事》。
[132]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71～172页。
[133] 如刊发章炳麟（化名西狩祝予）《书汉以来革政之狱》《蒙古盛衰论》和《回教盛衰论》等，直接流露对戊戌政变的反对。
[134]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77页。
[135]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47页。
[136] 《张缉光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785页。
[137]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2页。
[138] 文章如《变法必具决撒手段方可有成》《亲贵不得干预政事》以及《速颁新刑律》等。
[139] 有评价说：“报章自有政治评论，乃发挥形成舆论、指导舆论之功能，并克肩负监督政府之职责，得与议会同成为民主制度之基石，则汪氏开创之功勋，有不可磨灭者。”（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第302页）
[140] 〔美〕芮玛丽著，房德邻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41] 张灏：《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第56页。
[142]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328页。
[143]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3页。
[144] 其文称：“天下之权势出于一则弱。出于亿兆人则强。此理之断断然者。且夫群各行省之人，而使谋事，则气聚，否则散；使士商氓庶皆得虑国之危难，则民智，否则愚；然则反散为聚，反愚为智，非用民权不可，夫岂有妨害哉。”（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0页）
[145] 汪诒年编：《汪穰卿先生遗文》，第5页。
[146] 其中有“不可不自立代政之体”以及“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等。
[147] 包括“第一，众人议定政令、法令，一旦大变之后，即推戴一名人为总统。第二，各省按地区自行处理。要乘今日民心纷扰之时，派人去各省联络土匪，以造成势力。各地民间均有秘密团体，派别不同，组织严密松散也有所不同。有的聚集一处，有的分散各地。”（《井上雅二日记》，1900年8月4日，转引自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77页）
[148] 〔美〕本杰明·史华慈著，王中江编：《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149]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
[150] 只有民权开，才能“千夫所指无可趋避，令行禁止，惟上是从，虽曰采用民权，则君权之行莫次若也”。（《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戊戌变法》（3），第148页）
[151] 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52]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90页。
[153]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39页。
[154] 汪康年称“朝廷实欲力行宪政，已极困难，何况又提早至宣统五年”，并开出了一个保守的时间表：“盖以吾中国现状，非上下皆从实际下手，而持之以五十年之恒心，必不能以见效。”（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65页）
[155] 《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17号。另见耿云志等：《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第204页。
[156] 史华慈认为，“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另一特色是，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参见〔美〕本杰明·史华慈著，王中江编：《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第199页）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开始即与国家、文化危机紧密相关，“民族立场和忧患意识，便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首先具备的天然品格”。（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页）
[157]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391页。
[158]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曾对此给出了经典诠释，即“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
[159] 严复在1895年至1898年间发表的系列文章如《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等，已表达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武器和技术甚至制度方面，而应到思想和价值观领域去寻找原因。（参见〔美〕本杰明·史华慈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8～29页）
[160]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0页。
[161]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22页。
[162]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56页。
[163]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178页。
[164] 参见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301～302页。
[165] 该文称：“吾国人勿谓吾国立国之基础为无足观也，试思自秦汉一统以后，失抵抗力几二千余年，虽屡生祸乱，而风教不改，故得一明主起而董理之。无几时已复旧矣。夫以失抵抗力如此之久，而能凝而不散，植而不倾，是必有物焉，镇定而联固之，乃能如是也。是何物也？即所谓礼教是也。”（汪康年：《痛论颁行新刑律之宜慎》，《汪穰卿先生遗文》，第59页）
[166] 参见《汪穰卿笔记》，中华书局，2007年。
[167]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54页。
[168] 《高凤谦函（十三）》，《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629页。
[169]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9页。
[170]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21页。
[171] 参见〔美〕约翰·罗尔斯著，万俊人译：《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68页。
[172] 就文化特性来说，重要特点之一也是普遍具有本民族文化优越感的倾向，而知识分子则从来都是一种传统文化自觉的创造者和解释人以及承上启下的传承者，因为只有“在传统的知识传播者、接受者和发展者那里，一种传统才可能被理解得最为准确”（〔美〕E.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4页。参见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第27页）
[173] 高瑞泉主编：《思潮研究百年反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97页。
[174] 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175] 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