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章炳麟正在自己的讲习班上课，数年前开办的“国学讲习会”在《民报》查封后成为他的新舞台，由于对国内革命形势了解不多，直到上海独立，章炳麟才感到这并非是一次黄花岗那样的武装暴动，当11月15日抵达上海，他再次得到英雄般欢迎，一如他离开时。
不过他很快再次与主流革命派发生冲突，要害在于他四处传播那个著名论调：“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反对“以党见破坏大局”[113]。这句他对谭人凤所描述的“后革命”原则，并不符合孙中山阵营的诉求，而更多受到昔日立宪派士绅的欢迎。对章炳麟来说，这其实并非新奇之谈，他所主导的光复会，宗旨正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作为一个长期流亡的异议者，章没有在直接的革命行动中起到多大作用。相反，他始终给人以游离革命阵营之外的感觉，被称为“以宗派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待孙中山，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失误”[114]。
如果人们承认“章炳麟不失为当时革命派中的杰出人物”[115]，那么从《时务报》到《苏报》以及《民报》，这位革命家的主要角色当然是鼓吹者、宣传者。以他对传媒的了解和古奥的写作文本来看，本不大适合做一个“报人”。辛亥之后，除了短暂的《大共和日报》外，章炳麟基本与报界疏离，重返书斋。
报刊对章炳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更多的只是工具，这种价值并不体现在一般报人对新式报刊沟通上下、监督政府的期待上，也缺乏旧士人转为新报人的职业理想。对他而言，报纸是一种宣传平台，所要传播的不仅是政治口号，更是故国与国粹的救亡之念，后者无法在现有“异族统治”下实现，因此推翻政府成为必须。“排满”宣传与革命鼓吹，乃是“光复”故国的一种行动。
与晚清大量使用西方“理念”的反对者不同，章炳麟更多使用“旧物”，由此建构作为反抗手段的革命舆论，报人角色正是试图由此唤醒文化上的“排满”情绪，形成体制外的思想瓦解力，后者最为突出的是民族主义，尽管经过几多变异，它始终是其思想主脉之一，这既是革命的武器，也是保护国粹的动力。在章炳麟的精神世界里，儒家虽然延续传统文化，不过只能作为国粹中的一部分，他的民族主义需要整个“国粹”作为依托，而非圣人和传统君主。这令章炳麟对“异族统治”政权多了一层轻慢，使自己的“反叛”行为在文化上获得解释。
诉求不尽相同，但文化保守主义系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精英的一个重要思想特征。[116]就文化特性而言，民族文化优越感本为常理，毕竟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各种传统文化的创造者、解释人和传承者，只有“在传统的知识传播者、接受者和发展者那里，一种传统才可能被理解得最为准确”[117]。因此知识分子普遍倾向于传统文化，也天然具有文化自觉意识，这就是章炳麟所谓的“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余之罪也”[118]。
虽然晚年主张读经，但章与真正保守人士不同，他“从未将读经视作维护封建传统的灵符，而是视作继承国性的历史”[119]。1922年，章炳麟在上海讲授国学，称“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不错”[120]；1935年，他称“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以民族主义所托在是”[121]。章炳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顽固守旧者，而是在部分认可外来文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基本价值是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而不是与现代化对立，这是它与传统的原教旨式的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122]。
这位热衷国粹的学者走上政治抗争道路，虽有自身遭遇的成因（屡遭通缉），却也相当典型。从南社到国粹学派，晚清一批知识精英走向革命，正为传统文化危机所激发。他们所建构的革命思想如民族主义，对统治权威形成挑战话语。几乎没有参加暴力行动的革命者章炳麟，突出价值正在于理论家和宣传家角色。与一般报刊传播不同，他所做的是一种深层思想动员，在“革命先革心”的观念之下，宣传、思想改造显得尤其重要。此外，民族主义本身倾向于诉诸情感而非理性，强调共同情感或经历，因此更加依赖情感结合。这给了报刊言论更大力量。通过回忆“异族统治”历史，结合当下的屈辱，章炳麟的鼓吹，有力提升了反政府力量的行动正当性。
传统士人的狂狷气质，令章炳麟的政治抗争一直带有个人主义色彩。对他来说，“由于清朝是当前的压迫者，是对每个个人的自由之障碍，所以排满民族主义同时也是每个个人的自由之要求”[123]。他不否认自己的书生革命面貌，曾如此评价自己：“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124]
必须承认，章炳麟的报刊书写，本质上是个人式的。较之其他报人，他的言论文风古奥而不利于传播，内容驳杂而带有明显个人偏好，革命论调经常游离于主流和带有书卷理想。辛亥革命后，呼吁“革命党消”的背后，是章炳麟一直对革命组织所持的怀疑，此前他发表《诛政党》一文，批评朋党政治，暗示他难以相信革命党转为合格的现代政党。他所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应该如此理解：用更加专业的执政党来取代暴力行动的革命党。为此，章炳麟亲自上阵，打算践行共和之下的政党政治。1912年3月1日，他以“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身份，宣布与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建统一党。但是统一党所谓“只求主义不涉危险，立论不近偏枯，行事不趋狂暴”，不久便如同一纸空言，理想的共和政治看起来遥遥无期。
更为糟糕的是，面对“国故”和传统开刀的新文化运动不久蔚然成风，章炳麟所面对的是一个四处打碎传统的新世界，他在思想和政界一度享有的荣光，看起来一去不返，而他念念不忘的中国文化传统，也很快风光不再，面目全非。
[1] 浙江余杭人，号太炎，字枚叔。
[2] 在梁启超请假回广东省亲并于1896年11月来信希望帮助促成《广时务报》时（在澳门创办），汪康年不仅把《广时务报公启》刊发在《时务报》第十五册上，且注明该报将由梁启超“遥领”，并按梁的要求称这个报纸对于近事，将言《时务报》所不敢言，几位《时务报》重要人物如吴樵、吴德潇、邹代钧都对此表示反对。吴樵认为《广时务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如此”。邹代钧则更加严重，认为梁启超如留在澳门担任主笔则是“大有阴谋”。（分别见《吴樵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523页；《邹代钧致汪康年函》，《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03页）
[3] 《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6页。
[4] 章炳麟强调“以教卫民，以民卫国”，“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换革命”。（参见《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3页）
[5] 该报也是20世纪上半叶岛内发行量最大、持续最久的报纸，直到1944年3月31日才告停刊。这一年的5月6日，将《台湾新报》和《台湾日报》两家报纸合并而成《台湾日日新报》。
[6] 参见陈永忠：《革命哲人——章太炎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9页。
[7]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32页。
[8] 章炳麟曾被选为“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在这个政治组织改名为进步党后，他和张謇等人为理事。
[9] 傅乐诗：《独行孤见的哲人——章太炎之内在世界》，《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110页。
[10] 自1409年莱比锡大学召开的一个关于波西米亚的辩论会提出“民族主义”以来，这个概念据考察定义多达200多种，甚至被认为有多少国家和文化，就有多少民族主义。
[11] 翁贺凯：《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12] 金冲及：《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3] 《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2006年，第284页。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15] “支持古典国家运行的基本文化价值具有比政治利益和权力掌控更为重要的国家内聚功用。古典国家建制主要依靠文化价值理念和伦理道德规范维系着。在这个角度讲，作为古典中国国家活动主体的汉民族也就主要地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民族。如果将文化民族规定为古典国家基于文化价值认同形成的社会集群。而政治民族就可以被规定为通过国家建构形成的社会——政治集群。就此而言，文化民族支持的是古典国家。政治民族支持的是现代国家。前者的运作主要体现为一种惯性机制。后者的运作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约定的状态。”（参见任剑涛：《政党、民族与国家——中国现代政党—国家形态的历史—理论分析》，《学海》，2010年第4期）
[16] 作为福建总督的汉族官员范承谟，死于三藩之乱后，在狱中大书田横和苏武之名，诵读屈原的《离骚》。死后李渔称“盖先生之臣节，求之千古上下，惟天祥一人，足以媲美”。无论范还是李，将效忠清政权与中国古代反抗“异族”的人物相提并论，显示其已被转换为儒家正统伦理下的忠君思想。（参见〔美〕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译：《洪业：清朝开国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20～722页）
[17] “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金铁主义说》，《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3～374页）
[18] 《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康有为政论集》，第340页。
[19]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梁启超全集》，第459页。
[20] “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第1069页）
[21]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1902年的《建设民族国家》一文中认为，欲救中国，必须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
[22] 《嵇勋意见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40页。
[23] 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6页。
[24] 满汉之间的直接接触一般只发生在官场。事实上，甚至“清代的大部分汉人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一个满人”。（参见杨国强等：《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25]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88页。
[26] 即去世时不穿戴清朝衣服，而穿汉族服装入土。所谓“深衣”，指的是士大夫平时闲居在家时所穿的衣服，上衣和下衣裳相连。
[27]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25期，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页。
[28]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69页。
[29]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336页。
[30]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6页。
[31]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6页。
[32] 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
[33] 汤志钧：《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康有为与章太炎》，（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1～63页。
[34]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54页。
[35] 汤志均：《章太炎年谱长编》，第111页。
[36] 汤志钧：《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康有为与章太炎》，第75页。
[37] 《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94页。
[38] 〔美〕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10～11页。
[39] 《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95页。
[40] 《排满平议》，《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9页。
[41] 《礼记·王制》有“东方曰夷”；《春秋·谷梁传》则对“中”国之外的四夷给予定义：“四夷者，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总号也。”
[42] 哈布瓦赫认为记忆乃是根据某种需要而重新构建，而不是记忆者本身对过去所体验事件和意象的回忆。（参见〔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91页）
[43] 王守仁以“清气”和“贱气”来分别华夷。
[44]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70页。
[45] 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75页。
[46] 金冲及、胡绳武：《章太炎与后期〈民报〉》，《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页。
[47] 张庸：《章太炎先生答问》，《章太炎政论选集》，第258页。
[48]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第172～173页。
[49]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1页。
[50] 在行动之前，司马迁对夏桀的残暴和商汤的仁政做了鲜明的对比，尤侧重对“反叛者”商汤之所以革命的理由做了说明，称“当是时，夏桀为虐政**荒”。（参见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第三》，第13页）
[51] 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第128页。
[52]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366页。
[53] “革命”二字来自《周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轮回色彩。从词源上考察，依据许慎的解释，古文“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其含意是“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即“革”是指某种周期性更替。（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第366页）
[54] 孟子提出，“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他承认圣人革命和“变置”、禅让一样，为取得政权的合法途径之一。当齐宣王就成汤放桀和武王伐纣提问说“臣弑其君，可乎？”时，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参见杨伯峻译注：《梁惠王章句下》，《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42页）
[55] “国粹”一词源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对“欧化”思潮的反动，它被认为是无形而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一个国家特有的遗产，具有无法为他国模仿的特征。
[56] 章炳麟与刘师培等人发起成立了国粹学派和《国粹学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保守主义文化团体。
[57] “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甚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8页）
[58]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63页。
[59] 周阳山、杨肃献主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55～56页。
[60] 不同阶段对于“国学”意义、内含的理解差异巨大，不过国学“运动”和国学研究贯穿着两条基本的线索，其一是国家意识的确立和民族精神的重建；其二是对近代以来所逐渐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科）体系的接受和反思。（参见干春松：《“国学”：国家认同与学科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61] 儒家虽有扎实的民间文教体系，与民间小传统互相依托，但毕竟与传统政治结构相嵌，首先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
[62]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6页。后来章炳麟又增加“风俗”一项。1906年，《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具体讲授内容则包括：“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63] 在章炳麟心目中孔子固然重要，不过其地位主要是“史家宗主”和中国文化的保存者，而与所谓“国教”无关。民国成立后，康有为曾推动袁世凯在1913年发出关于学校祭孔的命令（以孔子生日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为圣节，学校放假一天），章炳麟对此做法颇不以为然，称“中土素无国教，孔子亦本无教名”，“号以儒教，其实实已不相称”。（《示国学会诸生》，《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694页）
[64] 《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9页。
[65] 1899年提出“客帝说”的章炳麟，给予孔子很大尊敬，“客帝说”名誉上的皇帝为孔子后裔。不过在1904年的《訄书》重印本里，章炳麟大发贬孔言论，其中大约写于1902年下半年的《订孔》篇，章认为“八十世而无进取者，其咎在于孔氏”，不仅将荀子、道家等至于孔子之上，且在《任侠》中发出惊人之语：“今之世，资于孔氏之言者，害也”，遭到思想界诸多反击。此时章已经从一个政改呼吁者，转而支持革命。不过民国后他重新给予孔子很高地位。在清政权被推翻后，章炳麟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道德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目睹共和之后的混乱，在1915—1916年为自己的一个哲学短论集所写的跋中，他自述思想变迁过程，承认孔子的重要性，称“《论语》所说，理关盛衰，赵普称半部治天下，非尽唐大无检之谈”，并认为自己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自述思想变迁之迹》，《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2～593页）尽管反对将“孔教”立为“国教”，但民国之后章炳麟此前的严厉批评基本停止。1922年，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表示对之前贬低孔子的后悔。晚年主编《制言》，其中第46期有称“所问佛法，尚不足转移人心，其任谁属？仆以为孔子之书，昭如日月”。（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325～326页）
[66] 《葵卯狱中自记》，《章太炎全集》（四），第144页。
[67] 李泽厚：《章太炎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另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7页。
[68] 在《民报》上撰文批评西方自由与平等的虚伪：“创始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而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至于帝国主义，则寝食不忘常在劫杀，虽磨牙成性，赤地前里，而以为义所当然”。（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下），第337页）
[69] 在《民报》《革命军月份问答》一文中，章炳麟称：“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社会政治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万倍于满洲。”
[70] Furth C.The sage as rebel：The inner world of Chang Ping-lin.The Limits of Change：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1976：90-112.
[71] 《答欧阳竟无书》，《制言》，第九期，转引自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286页。
[72] 《答张季鸾问政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60页。
[73] 激进与保守在“文化层面上二者都具有一元论的思想性格，在政治层面上保守主义更具有激进主义的诸般特征”，“激进与保守从表面上看激进与保守似乎势不两立，水火难容，但实际上它们上一个分币的两面，在深层具有共同的思想预设和思维逻辑”。（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知识分子的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第41页）
[74] 《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06页。
[75] 典型如对“进化论”思想的处理。他部分认可进化论，却反对普遍进化，提出自己的所谓“俱分进化论”，即善与恶、乐与苦齐头并进，同时进化。（参见《俱分进化论》，《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6～389页）知识越发达，恶和苦可能越多越大的思想，显然带有老庄思想痕迹。
[76] 章炳麟认为习读中国文化而能走成为一个顽固者的可能性很小，这种说法多来自不学无术之辈。“读经而至于顽固，事亦非易，正如僧徒学佛，走入魔道者，固不数数见也。”（《论读经有利而无弊》，《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67页）
[77]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1页。
[78] 自幼师从俞樾学习的章炳麟，以此文宣告与之断绝师生关系。
[79] 可参见马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试论〈时务报〉内讧》，《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80] 日本政府对中国激进留学者或流亡革命者的同情，一直处于摇摆权衡之中，更无法逾越日本外交利益的底线。《民报》的停刊来自出访日本的唐绍仪的请求，日本外交当局迅速加以积极回应，结果是日本警察总监龟井英三郎很快根据内务大臣命令查封《民报》。著名的陈天华投海自杀事件，也源自所谓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后者原名为《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实质上系清政府要求。借助日本管理东京“不良”青年的构思可以追溯到几年前张之洞与日本驻华公使订立的《约束游学生章程》，其核心内容是强化中国驻日公使馆的“约束”能力，如清国学生需要清国公使馆的介绍方能入读日本公私学校（第一条），以及清国学生转学、退学，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第四条）等。中、日政府借此打击激进分子的意图十分明显，日本文部省次官木场公开评论说，清国留学生“属于革命派者甚多，他们经此次省令，必然蒙受一大打击”。日本方面之所以在1905年11月2日出台此政策，收缩东京对中国留日群体的保护空间转而加强与中国政府合作，有着日俄战争后自身在中国东北地区利益的考量。
[81] 其中第二、第三条指责说：“章炳麟利用编辑人的身份，以其一知半解、枯燥无味的佛学论，占据了《民报》的大部分版面，简直是将《民报》作为其私有的佛学机关报”，“章炳麟创设无神论，以排斥耶稣之道，以致内外同志多疑《民报》为排斥耶稣的机关报，蛊惑人心，莫此为甚”。
[82] 章炳麟座下弟子包括黄侃、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周作人、鲁迅等，北大国学门更是一度成为章氏弟子天下。
[83]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颠，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颠，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颠，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甚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0页）
[84] 《〈坟〉题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页。
[85]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581页。
[86] 刘梦溪：《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下），《读书》，2010年第5期。
[87] 如无政府主义，章炳麟认为凡是政府都是罪恶，不得已而有政府，只是共和政体祸害较轻罢了。此外还有虚无主义（章炳麟的五无论包括无政府）、个人主义等。
[88] 张昭军：《儒学近代之境——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89] 《秋水》，《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87页。
[90] 《秋水》，《庄子今注今译》，第492页。
[91] 《齐物论释》，《章太炎选集》，第508页。
[92] 章炳麟解释说：“近人所谓平等，是指人和人的平等，那人和禽兽草木之间，还是不平等的。佛法中所谓平等，已把人和禽兽草木平等。庄子却更进一步，与物都平等了。”此外他解读说“是非之心”也是不平等，必要去掉才是平等。（参见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4页）其中可见章炳麟对“庄子”的解读带有相当的佛家思想。
[93] 《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2页。
[94] 李泽厚：《章太炎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另可参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09页。
[95]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97页。
[96]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24页。
[97] 《四惑论》，《章太炎全集》（四），第458页。
[98] 《国家论》，《章太炎全集》（四），第444页。
[99] 此文要旨如下：个性解放是孕育新的“大群”的母体，因为“群必以独成”，而中国过去的“小群”是由于不准发展个人的独立性格，而把个人变成家族、宗派和地域等关系的附属物。为此，章炳麟感慨道：“小群，大群之贼也；大独，大群之母也。”（参见《明独》，《章太炎选集》，第1～3页）
[100] 《齐物论》，《庄子今注今译》，第75页。
[101] 知是寻求价值标准，道是去除一切价值标准。否定一切价值标准，包括对这种否定本身可能建立的价值标准的否定在内。（参见止庵：《椿下读庄》，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30～32页）
[102] “在庄周笔下，无不处于不确定、不可靠的状态中。概括起来说，就是认知或者说整个生活的危机。”（陈少明：《〈齐物论〉注疏传统中的解释学问题》，《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00页）
[103] 《天道》，《庄子今注今译》，第407页。
[104] 《知北游》，《庄子今注今译》，第645页。
[105] 《齐物论》，《庄子今注今译》，第63页。
[106]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7、31页。
[107]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25页。
[108] 如胡适将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视为创造了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他称为“革命家之老子”。（参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4～36页）
[109] 陈鼓应认为，《庄子·人世间》里突出表现了知识分子与权势人物难以分解的矛盾和微妙复杂的关系。（参见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页）
[110] 任剑涛：《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儒家伦理及其现代处境》，第21、155页。
[111] 李泽厚：《论语今读》，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309页。
[112] 在儒家看来，“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以及“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他们反对留恋安逸的生活，认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能做的事情，而不可能无为，也无法真正无为，虽然很多事情超过了控制范围。
[113] 《致武昌都督转谭人凤等电》，《章太炎选集》，第519页。
[114] 唐文权、罗福惠：《章太炎思想研究》，第130页。
[115] 李泽厚：《章太炎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3期。
[116] 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的民族性是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传承与语言文字里面，因此这种文化的民族主义的保守性常常较高，而有别于政治的民族主义”。（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第170页）
[117] 何晓明：《返本与开新——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新论》，第27页。
[118] 《葵卯狱中自记》，《章太炎全集》（四），第144页。
[119] 汪荣祖：《康有为章太炎合论》，第165页。
[120] 章太炎演讲，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巴蜀书社，1987年，第31页。
[121] 《答张季鸾问政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59页。
[122] 高瑞泉主编：《思潮研究百年反思》，第397页。
[123] 〔日〕近藤邦康著，丁晓强、单冠初、姜英明译：《救亡与传统——五四思想形成之内在逻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
[124] 《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词》，《章太炎政论选集》，第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