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刊为国家而非政府
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强调“国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必要的善”[49]。得此启蒙的梁启超以国家富强为政治行动落脚点。流亡之前的言辞虽不无激烈之处，总体上可视为体制内建言，以君上为最终裁量者，所谓“上循不非大夫之义，下附庶人市谏之条；私怀救火弗趋之愚，迫为大声疾呼之举；见知见罪，悉凭当途”[50]。这种言论带有顾炎武式的传统士人责任自觉。
不过梁启超自始至终贯穿着批判气质，辛亥前夕甚至公然号召民众“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良政府”[51]。这一切寄托着他改造国家的理想。
首先，报刊塑造国民的启蒙，对传统政治构成无法避免的“超越”。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下的国家主义，已将国家视为单独的公共实体，超越或否认传统君主与臣民之间的私法关系。梁启超摄取国家主义的诉求虽更多落于实现有机体秩序和谐，却须承认“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国家者，尤非君臣所能专有，若仅言君臣之义，则使以礼，事以忠，全属两个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52]。梁将君臣、父子视为旧伦理，将社会、国家伦理视为新伦理，前者属私人对私人，后者则是私人对团体。“私相授受”的家天下一直遭梁启超强烈批判，他苦心孤诣塑造的“新民”也绝非专制王权统治下的臣民。
梁先后提出三种国家起源。戊戌维新期间的“合群”说；流亡日本之初的“种族国家”说和“家族国家”说；卢梭民约论的“合意结约”说。共同点是以西方政治思想而非中国古典王权来解释国家起源。[53]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强调各有机体组织部分的活跃和自主性，着力政治参与的扩大。伯氏理论之所以在德国兴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显示各阶层利益进而有利于统一国家的达成。
其次，由于梁氏“国家主义”将国家置于政府、人民之上，国家与朝廷相分离，报刊启蒙不能不溢出传统政治轨道。
在梁启超看来，国家有超越政府之上的“国家人格”：“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54]，“国家握触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55]。因此政府与人民皆为构成国家的要件，政府不为人民所有，而“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56]。统治者与国家的分离，为近代国家与传统形态国家的重要区别之一。梁认识到中国旧制度“君主与政府，实一体而不可分”[57]，他心目中的现代国家并非等同于“朝廷”。且认为“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恰是中国发展一大障碍，因此梁启超宣扬的国家思想，重要一条是“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他曾如此论证一个“朝廷”的合法性：如为正式成立，那么爱朝廷即爱国家；如果“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58]。他将国家比作公司和村市，朝廷为公司之事务所和村市之会馆，“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而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则被梁批之为“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59]。
由此所谓报馆为国家之耳目喉舌，显然并非政府或朝廷。更进一步，既然政府处于“国家”之下，那么报刊为国家服务，则与政府潜伏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张力在一定历史契机下，随时可以爆发冲突。因此梁启超式的报刊启蒙，本身已抽离现政权，批判虽以国家诉求为归依，却未必与现政府利益一致。他的“国家”与清政府事实上时常游离，作为一个被通缉的不同政见者，逃离中国时梁启超身负罪名之一，正是保中国而不保大清，官方对康梁保国会的这种指责，并非没有道理。既然服务国家而非政府，报刊对政府的态度就自然成为忠告、监督和指导。而“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的报馆，“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60]，甚至梁将报刊视于政府之上，可对后者展开“指导”，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61]
虽无意推翻现政府，梁启超却并不否定革命和政权更换理论上的正当性。因为，“恶政府之生命与国家之生命，实相克而不并立”[62]。为了达此目的，当国会请愿运动一再受挫时，失望的梁启超转而号召推翻“恶政府”。
（二）梁启超如何理解政治抗争
1.政治上的“对抗力”
1903年后，梁不再支持一度动心的暴力革命，却没有放弃批判甚至鼓励言论“抗议”。对他而言，这恰是一种维持国家稳定的张力所在，他将之描述为“对抗力”或“反动力”。借鉴欧洲人的历史经验，梁认为这些力量“无他”，正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63]。
解释这种对抗力如何形成，梁启超描绘了一种现代政治生活图景：“惟服从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诱也。既以此自励而复以号召其朋，朋聚朋则力，弸于中而申于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则起而与之抗。则所谓政治上之对抗力，厥形具矣。”[64]当然，这种“复以号召其朋”的方式，对客居日本的梁启超来说，主要是通过报刊发表不同政见。
深谙社会心理的梁启超，希望非暴力“抗议”成为社会不满的纾解渠道，将抗争“体制化”，从而避免走向暴力革命。即使对革命派，梁认为如果政府行为得当也可促其改变：“现在之革命党，且将日趋于平和，或产生秩序的人物以为国家之用。”[65]而政治上的对抗是消除革命的一种有效方式：“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其国必多革命……各方面对抗力销蚀既尽之后，全国政治力量成为绝对的，其结果必为专制，而专制崛起之结果，必为革命。”[66]
到了辛亥之后的1913年，梁启超开始参与组党参与政治，此时中国有了合法政党政治，他转而将两党政治视为“维持政治对抗力之最佳途径”。
2.自由、权利的“抗争”路径
近代中国对“自由”的理解却并非肤浅，严复已经把中国与西方学术政教最根本的区别归之为“自由与不自由异耳”[67]。不过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并非是社会内部市民阶层经济上发展与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产物，而是对传统专制权威以集体与天下的名义对个人的压抑所产生的反向运动”[68]。颇受西方新闻自由观念影响的梁启超，不仅将“自由”推至现代文明之源，且把言论出版自由推崇为现代文明根源：“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想象皆其子孙也。”[69]他将报刊作为一种抗议力量介入社会，为自己的报刊活动找到正当性，并将矛头指向专制政治。就此而言，梁启超和欧洲早期自由主义者十分神似，因为“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出现的”，首要的攻击点之一就是专制统治。[70]
梁的论说带有民主观念下的“与以口舌，即与以言论之权”。虽不参与暴力行动，但日益显露现代政治“公民不服从”的抗议色彩。从他对“新民”如何争取自身权利的解释中，可以感到这种抗议并非一种个人愤怒，而是将之视为现代国民应有的权利意识和手段。对梁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经过抗争的权利才可真正成为权利，“权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无已时者也，故亦必常出内力之抵抗而无已时，然后权利始成立”[71]。
欧美历史给梁启超如下启示，他称那些立宪、废奴、劳力自由和信教自由，“何一不自血风肉雨中熏浴于而来”，只有经过艰苦抗争而来的权利，才“永不可复失”[72]。因此梁多次提到的“抗战者”“抵抗暴力”以及“对抗力”“反动力”，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抗争。
人们注意到，《新民丛报》是最早采用“社会”概念的报刊之一，这“似乎可以反映‘民间社会’的概念在中国与中文世界中萌芽”[73]。梁启超已将“社会”立于国家与家庭之中（如将西方伦理分为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等）。他“虽然肯定追求基本的道德社会，然而却已完全放弃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在手段上，他不再以圣人作为中心枢纽，而以国民全体作为手段的诉求对象”[74]。由此，言论抗议的立足点已从体制之内转向社会大众。
3.报刊讨论：以激烈言论刺激社会
“激烈”的表述，不失为一种激发真理和推进社会文明的“技术”方式，即梁启超所谓“变骇为习”。
对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心理，梁氏有如下观察：“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75]应该说，上述心理自有中国传统，《易经》所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方法论与此大体相似。只是梁启超将之运用到报刊表达和舆论引导之中。对民众心理的体察，梁的敏感在当时几乎无人可比。而“激烈”的表达方式，也符合他所希望塑造的“新民”，那是一个自立勇敢形象，而非充满奴性的温顺臣民。
这是梁启超“报刊讨论”的方法论，他反对报人平庸的、不痛不痒的言论，鼓励“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那些模棱之言，将导致“举国之脑筋比静，而群治必以沉滞矣”[76]。这一点既来自办报经验，也颇受西方出版自由思想影响。从中可见弥尔顿真理自辩论而出等观念，后者认为人凭借自己的理性，即可从各种自由的阅读中辨别、判断和发现真假正误，因此弥尔顿支持“有邪恶内容”的出版和阅读。
在梁看来，中国民智不开和政治上的沉闷，需要以激烈言论加以刺激社会心理。因此那些通过报刊发出的不同政见和抗议，虽然理论上时有欠缺，却自有其意图。如此一来，梁启超虽非革命党，激烈的批判气质实则一以贯之，客观上与革命派相当程度上形成共鸣，就并不奇怪了。他们均程度不同地促进了晚清不满、怨恨的政治文化。
4.“中等社会”与不流血革命
对抗力或“抗议”并非梁启超针对稍晚的政党政治突然提出，此前他一直提倡的“中等社会”，亦可见对“抗争”的理解。深感传统中间力量的衰落，梁认为一旦新的“中等社会”没有发挥广义“革命”之效，真正的暴力革命就会爆发。
对革命梁启超素有独特理解，甚至认为与立宪并不矛盾。[77]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上阐述革命观，将“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的革命定义为狭义革命，称中国数千年来只有这种革命。[78]而所谓广义革命则是，“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79]。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政治抗争，是通过不推翻政府的广义革命，推动社会“无形有形之事物”的大变动，或他所谓政治革命：“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80]梁启超希望这由“中等社会”发起，因为与西方“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比，中国一直“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81]。后果是中国革命害小利多。
“中等社会”一说并非梁氏独有，它被认为是流行于拒俄运动时期的一个政治启蒙概念。[82]陈旭麓认为，晚清的“中等社会”是从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概括了操各种不同职业而居于相同社会层次的人所构成的复合体，20世纪初新知识阶层的“中等社会”，即包括那些“自居于士类者”的人群，如记者、编辑、近代学堂教师、职业革命家等。[83]梁氏中等社会“革命”，希望通过精英分子“中等社会”作为改革先导，反对滥用群众运动。[84]从他对“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以及下等社会“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的指责看，“革命”理想实际类似于一种“社会运动”，目标是进行一场不流血的政治、社会改变。
比较之下，革命派人士如杨笃生、陈天华等人也提倡“中等社会”或将其利用于革命，如陈天华称“中国革命之所不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持其事”。但他们的手段和政治理念与梁启超差别很大。革命派希望“中等社会”发动底层社会，对下层进行革命动员，因此行动上容易走向“与秘密社会为伍”，“与军人社会为伍”以及“与劳动社会为伍”[85]。其中虽不乏启蒙和矫正的意图，但最终却走向杨笃生所称的“破坏上等社会”。
（三）失望与抗议
从维新派到保皇派、立宪派，立于革命者与政府之间的梁启超，表面上处于随时被体制化的可能。由于长期远离本土，他的政治革命主要依靠导入思想，以及舆论鼓动，因此他的广义革命，是一种典型的“语言政治”。
作为一名官方名单上的政治犯，梁启超的言论随时有“出轨”可能。正如李剑农称，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期间所发议论“大约都是趋重打破现状的议论”。目的虽是君主立宪，但“他的议论，却超过了君主立宪的范围”[86]。其思想倾向随着政局变化时常起伏，总的趋势却是对官方的日益失望和不满。
戊戌变法到1903年，以及辛亥革命前夕，梁启超均显示激进姿态。不过两个历史时期言论却相当有别。戊戌政变后作为逃犯的梁启超出言激烈：“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87]，他斥责慈禧等保守势力对中国改革的戕害：“腹我脂、削我膏、剥我肤、吮吸我血以供满逆党之骄奢**逸。用我民力以制我民之死命。”[88]尽管如此，变法后的梁启超没有脱离保皇立场，对光绪颇有好感与期待。变法新政期间，一度感叹“呜呼！有圣主如此”[89]。因此康梁集团即使支持自立军行动，口号也是“勤王”。
梁启超的批判此时已涉制度。《清议报》连载谭嗣同的《仁学》，借此对政治制度否定：“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无疑带有强烈抗议色彩。此前，湖南时务学堂期间，梁的“排满”情绪已有所流露，流亡日本初期一度与革命派接触。成为一个革命与改良交织于胸的矛盾者。在1903年之前，他在很多时候与革命者对现政权的态度相似，只是批判手法、内容不同。见过孙中山后梁启超甚至疾呼“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舍革命外无别法”[90]。在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被认为是呼吁“建设”之前进行“破坏”必要性的最激进的思想家。[91]日后他回忆1900年后思想日趋激烈的动因，承认“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痪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92]不过“出轨”很快由于康有为的介入和国家主义的导入而得到控制。
此后虽经缓和，梁启超对现政权的激烈批判却连续不断，辛亥革命前更是再次激进。事实上1905—1906年之后的言论中，已不乏革命暗示或放任。如1905年，他承认革命党乃政府自己制造，“政府而知罪也，庶几改之。政府而不改也，我国民其无毋坐视之”[93]。1906年后，他抗议政府“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面对“陷我国家于九渊而不克自拔”的不良政治，将清廷称为“恶政府”，认为无法坐视：“国家者，吾之父母也，而恶政府者，吾之仇雌也。日见吾仇雌戕贼吾父母，而无所动于中焉，其可谓无人心也。”[94]国会请愿运动之际，面对立宪派的连续受挫，悲愤之余的梁启超，大幅转向支持革命论调。
梁启超的“语言政治”，很多并非针对具体问题，而是一种不满和强烈反对。比如，“以今日之国体，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间接杀人者，每岁之数，又岂让法国大革命时代哉！”[95]又如，“问其大臣有知国耻，忧国难，思为国除弊而兴利者乎？无有也，但入则坐堂皇，出则鸣八驻，颐指气使，穷侈极欲也”[96]。批判的展开得益于流亡日本的办报空间与言论自由保障，加之此间他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理解突飞猛进。
谋求国家富强虽主导着梁启超，然而他的国家主义已大异于传统，这毕竟是一种现代政治理念，无法抛弃个人和自然权利基础。此外，从温和再次走向激进，背后有他不得不为的痛苦。与革命派论战的梁启超，却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得到政府宽恕，官方罪犯面临着为现政权辩护而又遭其流放的尴尬。立宪运动广泛展开后，政治已号称开明，政闻社却仍遭官方关闭（因陈景仁案被清政府查禁）。1912年梁启超无奈地回忆说：“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十年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97]
而梁对言论“出轨”不能说没有准备，虽然他并不希望流血革命的发生，却认为广义上的革命平和或“铁血”皆可。他一直持这样的观点：无意识的破坏为叛乱，有意识的破坏则有建设，无血的破坏为好，不过迫不得已的流血式破坏也在思考范围之列。
晚清最后十年，除了康有为等人坚持反对革命，更多改良派人士事实上处于摇摆之中，常为时局左右。梁没有成为革命党，但他做的却是“避革命之名，行革命之实”，这个路径或“策略”据说来自黄遵宪去世前为他所设。梁启超本人则说过，“保皇为名，革命为实”，其“语言政治”效果，大抵如此。
余英时称，无数事实支持如下判断：“革命是全面社会重建的运动”[98]，因此他将近代革命上溯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而非从17世纪英国革命或在此之后的法国革命算起，因为这一新文化启蒙运动，“象征着人类的觉醒和近代精神的建立”[99]。就此而言，启蒙者梁启超所进行的确为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他反对狭义暴力革命，不过却一直认为自己的报刊活动是一种“政治革命”。所收效果可谓无形而深远，如同一位西方学者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如果说士大夫中的稳健成员变为激进分子是通过接受宣传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经验，那可能就是梁启超的作品”[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