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的历史之中，中国的行政官僚体系延伸出自己的内部传播模式，这是一种政治性的传达机制，也事关集权国家管理的有效性，其中即包括被认为是古代报纸的邸报。与这种封闭传播体系的发达不同，官方之外的民间“报刊”发育缓慢，且长期处于非法之境，这使得晚清之前的印刷品从业者与现代报人的角色相去甚远，前者主要从事印刷品的贩卖，内容则翻印邸报或来自各种非正式渠道。毫无疑问，投入这种不无危险的行业，主要为了利润而非政治抱负。他们为报人这一角色在中国的出现，预设了一个传统印象：地位低下、行为非法。
因此对近代报人这一角色如何在中国生成、如何演变，必须放眼过去。在描述近代报人的兴起和演变之中，这种历史的底色，不可不察。后面的几章将会描述这一角色如何逐步获得正当性，他们的地位和言论诉求又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在上溯糟糕的历史形象后，本章对晚清报人的身份界定给予了描述，反对将其定义窄化为一个固定在报馆的职业形象，与此同时也将那些远离政治生活的娱乐报刊从业者排除在论域之外，就文字书写旨趣和诉求而言，后者虽在娱乐功能上也面向大众，不过本质上却是一种旧式个人情趣的书写，极少或根本不涉政治参与，那种将冠以报刊之名的从业者均视为报人的界定，不仅经常意味着失效，也将导致因无视现代媒体的公共属性，使晚清的报人概念难以与此后的大众媒介对接，从而将这一人群的描述更多退缩回古典书写情境。当然，需要强调在此历史时期报人的“兼职”色彩和流动性，因此本文将他们称为“流动的群体”。这一描述避免了因流动性而无法对这一人群展开整体观察，同时也意在解释他们的另外一个重要历史特征，即将报刊作为一种工具手段。作为结果，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了大众传媒的力量，此后不仅习惯于通过报刊塑造舆论，进行政治抗争和社会动员，部分人士还选择长期栖身，以为职业。
知识人为什么在此历史阶段热衷于投身报刊？这种变化与晚清社会变迁有着怎样的联系？虽然对此人们也可从不同方面加以回答，但这一变化无疑首先是政治意义上的。报刊言论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表达”，虽继承儒家思想围绕“人民”而展开的传统正当性，但这一传统本质上立于统治者而非被统治者的立场。[54]而报人凭借舆论所施发的力量，是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就其方向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动”。尽管开始时仍带有恳求式的建言色彩，不过很快就超越了这一框架。
人们注意到，近代中国的主流报刊一开始即突显了非商业的政治面貌，将政治参与置于主要诉求，虽然并非所有报纸都是如此（如娱乐小报），但报纸的影响力、动员力以及报人的社会地位，更多地由其公共论说的“政治”面貌决定。晚清几次办报**背后乃是时局的跌宕起伏，皆与中国几次政治改革密切相关。报刊的规模化和操作上的民间化对近代中国而言，意义非凡。在风云际会的晚清政治中，报人事实上进行着“认知解放”活动，或费拉利所认为的，革命所要首先经历的“文化思想革命阶段”[55]。
比较之下，欧洲报纸虽从贸易或哈贝马斯所言的“私人信件”中发展而来，早期也一度充当着政治批判功能，但“随着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56]，具有意识批判的报刊业得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转而从事商业报刊活动。中国君主制的瓦解和共和国的成立，虽然使得法治和公共领域较之晚清有着较大的发展，一批政治批判的报人也转向其他领域如大学、政党，政治参与的渠道表面上更加丰富，但从军阀治理直到国民党时期，中国仍处于各种威权和“训政”之下，作为政治功能的公共空间没有完成，因此尽管大众媒体进入民国时代之后日益多元化，但进行批判和抗争的报人，作为一股势力一直突出存在，从《独立评论》到《观察》，莫不如此。
[1]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全集》，第477页。
[2]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全集》，第67页。
[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54～55页。“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县书是把议论挂在一处叫人观看，致书是送上门去看，倚书是混在他物里夹带去看）。令无穷而邓析应之亦无穷矣。”当然，也有学者如廖名春，认为“县书”是互相致书。
[4] 此外《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悬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参见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巴蜀书社，2002年，第2178页）
[5] “采访”一词首见于东晋干宝讲述神怪故事的《搜神记序》。“新闻”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神龙年间（705—706年）孙处玄的“恨天下无书以广新闻”一句。
[6] 李斯颐：《新闻事业发展史纲》（拟）未刊书稿。
[7] 公认最早的“新闻”与古代“报刊”发生联系的文献为南宋赵升的《朝野类要》，称“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漏泄之梦，故隐而号之曰‘新闻’”。
[8] “消息”一词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以后仅《三国志》一书中，就有20多次使用“消息”，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
[9] 唐德宗时期，一位看了邸报的访客夜间告知韩翃后者被任命的消息：“客曰：‘邸报，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君名。不从，又请之’。”（参见《全唐诗话》卷十三）
[10] 876年和887年（唐僖宗），由驻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南公和张义则分别发回沙州的敦煌《进奏院状》。唐设节度使后，各节度使在京城设邸，由派驻的进奏官负责，后者向各地报送信息的媒介用进奏院状、进奏院状报、报状、上都留后状等称呼。
[11] 周麟之：《海陵集·论禁小报》：“比年来事之疑似者，中外未知，邸吏辈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海陵集·论禁小报》，参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4页）小报利用各州府设在京城的进奏院这一传报系统，将“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下》）
[12]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4页。
[13] 方汉奇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19页。
[14] 从同治年间起，京报普遍有了封面和固定的报头，都叫作“京报”，竖式开本，每日一期，活字或雕版印刷，每期数页至十数页。通常各家封面右上角和左下角用红色分别钤印“京报”和“某某报房”字样，内容主要是宫门钞、上谕和章奏。
[15]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16] 《论政府拟设检报局》，《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期。
[17]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页。
[18] 《读上谕催办官报局恭注》（《中外日报》），《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25页。
[19]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全集》，第67页。
[20] 经理等此时与作为采访与撰写者的报人，尚没有日后的严格区分和专业化，而经常同时兼有撰述与经营角色，比如《时务报》经理汪康年，是该报言论刊发数量仅次于梁启超的主要作者之一。
[21] 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06页。
[22] 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3]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19～221页。
[24] 参见李斯颐：《新闻事业发展史纲》（拟）未刊书稿。
[25] 波科克称，如果要把政治思想真正当作历史学对象，那么我们必须把它定义为“政治论说”。把政治思想看成政治论说就是要把它看成一种体现于政治作品中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思想意识，虽然它仍被包括在内），把政治思想家看成历史演员或历史活动家。（参见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约翰·波科克谈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26]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9页。
[27] 〔美〕亚历山大：《分化理论：问题及其前景》，《国外社会学》，1992年第1期，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65页。
[28] 《戊戌政变记》，《梁启超全集》，第201页。
[29] 魏源：《英吉利国广述上》，《海国图志》卷五十一，岳麓书社，1998年，第1421页。
[30]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34页。
[31] 《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32] 参见许纪霖：《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10页。
[33] 参见余英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60页。
[34] 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页。
[35]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78页。
[3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06页。
[37] 从1826年开始到《民国经世文编》，达二三十种。
[38]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46页。
[39]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言心出版社，1977年，第56页。
[40] 林毓生认为，这个观念更多的是受到传统一元论和唯智论影响，而非西方思想，社会政治条件对这种理念的形成也非决定性。儒家经典如孟子的“心”等后世被朱熹等解释为“心智”，强调心的职能——道德功能是中国两个主要理学派的共同出发点，不过如何发挥心功能的渠道方面，朱熹强调通过格物，即心通过对外部事务的审查，而王阳明则是通过自己心的思考。（参见〔美〕林毓生著，穆善培译：《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增订再版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46页）
[41]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340页。
[42] 《李欧梵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1～273页。
[43]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0页。
[44] 如中国早期城市的公共空间更具有管理的特征，即城市绅商作为官方助手或参与者，进行治安、消防等治理，虽然具有相当的自治色彩，不过作为自由和抗争的独立公共空间却很难出现。投入城市实业界的绅商多少与官方勾连，难以独立发出批判声音。
[45] 许倬云：《说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29页。
[46] 〔美〕查尔斯·赖特·米尔斯著，王菎、许荣译：《权利精英》，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3页。
[47] 吉登斯认为，在前现代社会，对多数人和多数情况下，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是受“在场”的支配。（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6～17页）
[48] “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系中脱离出来”。（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第19页）
[49]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地人涌入上海，构成工人低层。早期移民多为农村移民。他们只能求助同乡，消除城市陌生感，因此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一个“国中之国”（同乡关系为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化理论认为，农村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的和传统的。资本主义城市中，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现代的，封建特征在大机器的运转下消失。不过中国早期城市却与乡村有着相当的勾连，典型如上海，是个资本、农村文化混杂的城市，那些源自农村的传统不仅作为古风遗韵存在，而且成为工人生活的主要组织功能。原籍和职业之间产生了某种奇妙关系，这里形成了南方（江南）占据着稳定、高报酬职业。苏北人等则仅够糊口度日，职业多为人力车夫、码头工人和纺纱工人，行会的垄断和保护巩固了这种关系，如宁波木匠“鲁班殿”、印刷公所菊社（白铁工人）。在江南制造总局，白铁一般为无锡人，其锅炉车间的学徒工，不仅要是无锡人，还必须是无锡锅炉工的亲生儿子。（参见〔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至第三章）
[50] 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页。
[51] 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第3页。
[52]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新史学》（台），2003年第14卷第4期。
[53] 许纪霖：《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54] “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徐复观卷》，第6页）
[55] 费拉利认为的四个阶段分别为文化思想革命阶段、政治革命阶段、由政治革命的过激所激发的反革命阶段以及由温和革命分子最后完成革命的阶段。（转引自《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237～238页）
[56] 〔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刘北城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