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历史与现实，“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也应当得到承认。如果不承认这种文学理论，我们就容易否认晚近二十几年文学理论正在发生转型的事实。[24]
文学理论确实转型了，它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研究对象发生了分化。现如今，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至少有三种，即文学、文化、理论自身。
首先，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往往研究文学的基本问题，如文学的性质与功能，文学创作的过程、机制与条件，文学作品的结构层次与体裁，文学接受的功能、效果，文学批评的模式、方法与价值等，这些都是被反复探讨的问题。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探讨，文学理论发现了一些文学的特性及普遍规律，获得了一些“知识”，建构了“文学知识学”。[25]同时，这些“知识”对于我们理解和具体阐释文学及文学活动不无益处。
其次，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常常认同威廉斯所理解的文化乃生活方式说[26]，然后顺理成章地将大众文化/文学纳入研究范围。同时，它还认同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观念，随之将一切都形式化、符号化、文本化。因此，文学性也就蔓延开来[27]，一切都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文学理论的确越界扩容了。
最后，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则以追问和反思文学理论自身的一些问题为旨趣。例如：文学理论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文学理论？怎样研究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有什么用？文学理论的未来走向如何？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是什么关系？文学理论的合法性在哪儿？这些较为基础的问题都是其关注点。同时，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还常常进行理论个案的分析、理论术语的厘定、理论历史的梳理等，如对卡勒的文学理论做对象性研究，对文学性做关键词梳理，对百年文学理论史进行各种形式的书写等。
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分化与多元直接导致了文学理论的转型。
一方面，文学理论的构成空间乃至知识形态扩容了，转型了，逐渐接受了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学性理论/批评理论/理论/后理论的合法存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文学理论走向了“大文学理论”。[28]它不再局限于探讨文学文本，即使以文学文本为研究对象，也不以文本的“内部”解读为目标，更不以文本的审美品鉴为鹄的，这就难免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它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合法性也因此可疑起来。然而，这种文学理论真的没有合法性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下面，我们以文化研究为例稍做解释。文化研究常常被质疑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学研究中使用文化研究的做法越来越普遍了，并且在实际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和消费》[29]、《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30]等就是这类研究的成功实例。这说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并非一无是处。不妨顺便说明的是，我们非常认同王晓明先生所言，即我们如果想要“有效地解释当今的中国文学，判断它今后的变化可能”，就必须有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与方法。[31]相反，倘若我们依然抱着“这些都是文学以外的事情，我是研究文学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的态度，要有效解释文学文本，恐怕是很难的。或也因此，我们需要转变文本观念，树立“新文本主义”观，即“不再把‘文本’视为一个纯粹自律性的精神存在体，而是一个由多重物质与非物质要素合力而成的混杂‘作品’存在体”[32]。基于这样的文本观念，文学文本的解读将不再是静态的、内部的、封闭的。并且，它将与文化批评/文化研究合流，把文化研究视为“解释文学存在的各个层面，解释哪些因素共同制造美感的震撼”这样一种智识活动。[33]总之，文化研究这些看似“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对于包括文学文本解释在内的文学研究而言，是有切实价值的，它们之间并不形成实质的冲突。
另一方面，面对变化了的文学实际，文学理论学科主动求变创新，积极建构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之路。近二十年来，学界提出了诸多学科发展的思路，童庆炳倡导的文化诗学即其中之一。就研究方法来看，文化诗学不再守住故有的文学理论传统，不再认为文学研究只能采取故有的研究方法。依其之见，文学研究固然可以继续使用诸如文本细读的传统方法，但文化研究的方法也应该被文学研究所吸收。[34]例如，文化研究所提倡的语境化、历史化、事件化的理论方法以及民族志方法，因其能够对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做深度的揭示，有助于理解文学文本何以呈现为这般面貌的关键问题，因此，值得文学研究采纳。这种以探讨学科发展走向为旨趣的文学理论无疑也是“文学理论学”，它以文学理论自身为研究对象，不直接解读文本，也不联系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但这种文学理论学难道对文学无益？只要将这种文学理论学的理念落实到实践中，肯定会影响文学文本的解读。例如，以文化诗学的方法解读文本，可以丰富、深入文学文本的解读。这一点已然有具体的实例，如刘洪一的《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35]等。
此外，伴随着文学理论的转型，文学理论日益自觉。它不以研究文学而以反思文学理论自身为能事。这样的“文学理论”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学”。它无疑是文学理论成熟的表现。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学理论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自觉的反思性。就目前来看，陶东风所持的建构主义文学理论乃“文学理论学”最典型的形态。因为建构主义文学理论对自身持有高度的反思。[36]但是，这种文学理论并没有文学性，更遑论对文学文本做具体分析了。然而，这样的文学理论没有价值吗？陶东风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如果没有反思性，文学研究就是不自觉的：它在不断地从事建构活动，却不知道自己如何在建构，哪些因素在制约和牵制自己的理论建构行为。它不知道作为话语建构的文学活动的机制是什么，其限度和可能性是什么，它还以为自己是一个不受制约的超越主体，因此也就不可能最终把这种制约缩减到最低程度。”[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