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法理思考
思想教育是破除宗教迷雾的有效方式。资产阶级社会中，特别是在政教合一的国家中，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没有区别，其结果也不比宗教教育好，尤其是当道德教育以专横的宗教面孔出现时，又经常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感到莫名其妙。列宁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不能满足于政教分离以及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不能满足于资产阶级的口头许诺，它还应该摧毁造成群众愚昧的宗教组织。“无产阶级专政应当坚持不懈地使劳动群众真正从宗教偏见中解放出来，为此就要进行宣传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同时注意避免对信教者的感情有丝毫伤害，避免加剧宗教狂。”[93]宣传的内容应当集中在科学的世界观、辩证的社会观和无产阶级价值观方面，不能因宗教信仰而出现分裂，不能因宗教偏见而损害团结，不能以标榜“战斗”而伤害宗教情感。“应该向他们提供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告诉他们实际生活各个方面的事实，用各种办法接近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如此等等。”[94]应当用社会主义思想来引导宗教，唤起信教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但不能希望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群众达到整齐划一的思想状况。“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95]在这方面，“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96]。随着广大群众觉悟的提高，救世主、宗教偶像及其世界主义内容，都会在科学光辉中失去存身之地。
思想引导比严刑峻法更有效。在早期西方智者和学者那里，解决宗教问题已不是简单地诉诸粗暴的手段，孟德斯鸠主张信教自由，认为每一种宗教都与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有关，不应当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干涉他人的信教。只要宗教不违反法律，不妨碍他人的利益，不妨碍公民维护自己的义务，国家就不应当因为世界观问题而限制或禁止。他认为，生活在启蒙时代和现今哲学光芒照亮了人们心智的时代，死抱陈腐观念只能说明还没有脱离野蛮愚昧。对于宗教，应该避免刑罚。“攻击宗教的一个更有成功把握的方法，是通过恩惠，通过生活上的便利，通过获致好运的希望；不是通过提醒人们，而是要使人们忘却；当他种感情冲击着人们的心思而宗教所激励的感情反而趋于沉寂的时候，不是要去激发人们，而是要使人们对此漠不关心。总的规律是：要变更宗教的话，诱导比刑罚更为有力。”[97]斯宾诺莎对宗教的专断极为厌恶，他认为，《圣经》并不教人以哲理，而是教人以服从，宗教“把人从理性之物降为畜生的偏见，完全把判断真伪的能力闷死”，把纯乎是思辨和易起争辩的事情交付给神权是很危险的，消除的办法是从神权走向人权。伏尔泰在《论宽容》中把信仰看成是私人的事情，认为德意志、英格兰、荷兰宗教狂热和偏狭曾经引起诸多流血事件，历史上犹太教、天主教、路德派信徒、加尔文派信徒、再洗礼派信徒是可以宽容相处的。他主张，用自然神论的原则论证实行普遍的宽容，主张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彼此亲如手足、宽仁相待。美国的潘恩主张用“信仰自由”代替“宗教自由”，他反对“不容异教”的观点和做法，对“信教自由”也不完全支持，认为这两个方面，一种自命有压制“信仰自由”的权利，另一种则授予这种权利。一种是用火和柴束武装起来的教皇，另一种是教皇出售授予免罪证。前者是教会和国家，后者是教会和买卖。在潘恩看来，宗教问题上的自由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思想自由是天赋人权。
物质利益要与精神需求有机结合。一定程度上说，宗教产生和发展是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造成的。基于社会发展初期对自然的依赖，使人们对自然界形成了自然崇拜，认为自然提供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农耕时期的原始宗教无不与此相关。在以后的发展中，精神享受的愿望增多，寻找精神寄托使宗教有更多的思想基础。要解决宗教问题，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在不断产生的贫苦中进行思想斗争，其说服力也不会太好。唯心主义和宗教都是不结果实的花朵，但是，唯心主义和宗教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确实实在存在着。要引导宗教发展，就必须探索符合思想发展规律的路径。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须与社会的政治动员联系起来；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必须与广大群众的文化素养结合起来；宗教作为一种道德说教，必须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