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的早期含义是反对文化生活，主张苦行的行为方式。犬儒主义者16世纪末在英国被赋予“吹毛求疵的人”的含义，在现代是指愤世嫉俗、行为自私的处事态度。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所说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犬儒主义”，主要是变化了的现代或后现代意义上的思想形态。他借用这个词语，并沿用了斯洛特戴克“有知识的错误意识”的说法，是指一种现代化的苦恼意识。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虚假意识形态的认识入手，齐泽克指出，揭露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批判只有对天真的“朴素的意识”有效，当意识形态扭曲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时则无法起作用。他把社会生活中“不被察觉幻觉”称为“意识形态幻象”，意识形态不是掩盖真相的错误意识，而是不被意识到的构建社会现实的“幻象”，因此，犬儒主义不是什么“后意识形态”，而是导致我们看不见意识形态幻象的社会结构力量的诸多方式之一。一定意义上说，犬儒主义是对思想表达无力状况的无奈心理，犬儒主义者是在过去饱尝辛酸而对未来失去希望的那些人。他们对现实不满又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清醒的认识，但由于在社会面前的无能为力，只好放弃反抗和斗争。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是他们的意识形态表现。明知道现世的一切毫无意义，明知道一切装饰不过是皇帝的新衣，但却不敢或不愿揭穿它，反而逢场作戏、随波逐流，说一套做一套，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这都是常态，“难得糊涂”是境界。因此，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被动的应激性的形式。
在怀疑论和文化相对主义占据话语权的时代，巴迪欧主张的本体论饱受诟病。他提出的“诗人时代”，既沿袭了海德格尔一些观点，也有意将本体论从哲学和诗的思想中分裂出来。在海德格尔看来，一旦形而上学走向封闭，技术成了极权，那么只有诗歌能帮助我们存在，并为我们指明方向来颠覆这种状况。“这个时代对于诗人来说是令人痴迷的时代，其残缺使我们都陷于了虚无”。在今天，上帝或众神已经萎缩，世界将被祛魅，诗学的力量已经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失去很多色彩，诗的原则业已在诗的空泛许诺中终结，要恢复诗的本源力量，必须依靠哲学根除自身的诗性思乡愁绪。随着语言游戏规则的变化，诗的话语意义有了很大变化。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发生转向，“那些我们始终不渝为之奋斗的革命目标不过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下的元叙事，而共产主义之类的许诺始终是这种元叙事营造出来的美丽的幻影，在这个美丽的肥皂泡下，人们如同飞蛾投火般地扑向这个幻影，而他们最终只能得到幻想的破灭”[13]。有鉴于此，巴迪欧认为，在革命的彷徨中，需要用本体论的力量来鼓励那些忐忑不安的灵魂，“走向大写的一”乃是人的发展根基，这一理念既是一种力量，又是一个目标。巴迪欧关于意识形态力量的观点体现在他的类性真理中，他认为，利奥塔取消了大写的“一”，无异于取消了希望和生命的**，“被他们说得天花乱坠的在当下的游戏中充分的愉悦不过是丧失了斗志的懦弱者将自己使劲蜷缩在一个看似安逸的当下之中，最终他们自己也必将同这个安逸一道毁灭”[14]。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要打破相对主义迷茫，为处于此岸的忧郁灵魂找一个真正的归属，就是要打破革命“冬月”的寒冷和自艾自怨，继续寻找希冀中的理想，为此岸世界的伟大目标奋斗。巴迪欧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推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巴黎公社革命的推动和指导作用，在他们看来，尽管巴黎公社是一个例外，却从资产阶级平滑的意识形态平面上凿开了一道裂缝，暴露出真实的深渊，资本主义历史的连贯性被打破，无产阶级作为主体出现了。说它“例外”，是因为它不同于恩格斯所描述的党—国模式以及后来的苏联模式，它提供了凝固党—国模式的可能，这个事件的真正力量在于对旧秩序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