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认为，文化生产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物质的经济基础体现上层建筑，认识法律、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的重点在于研究其生产过程。由于文化生产会体现出创造性反思，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化就带有很多不确定性，文化剩余物对于文化具有决定意义，文化作品中“产生的剩余物是有持续影响的、有效的、乌托邦的东西。意识形态的剩余物按照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的乌托邦功能、按照超越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功能而产生”[18]。艺术和哲学中的文化剩余物就是“尚未实现”的乌托邦，这一认识是特定时代的特殊意识形态发挥持续作用的前提。尽管意识形态的功能之一是对社会矛盾的虚幻解答，但这种虚假意识满足了文化的赋形构成，填补和增强了文化自身的反思能力。
从文化动力的角度看，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主要观点集中在以下方面：文化工业的产品本质上是一种商品而不是艺术品，金钱始终是文化工业的枢纽和动力；文化工业立足于世俗基础，失去了艺术的超越性能力；文化工业对产品的创作者起到一种驯化作用，技术的力量代替了人的力量，它使人人都可以得到一个赝品，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的物欲。文化工业的压抑性力量在于，它所创出来的不是具有反抗和超越精神的产品，而是资本主义严重衰退的标志，在严重异化的文化关系中，大众成了毫不起眼的螺丝钉。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物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供市场销售的可互换物生产出来的。这样的环境中，艺术和广告的区别不复存在，因为文化产品也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满足任何真正的需要。阿多诺承认文化工业有一种自我批判的潜力，在《闲暇》一文中，他还反复推敲了文化工业操纵群众意识的力量限度。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是一个亮点。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里，所谓的“大众”虽然在更多的时候指代的是中产阶级大众或商业意义上的大众，但也隐含了对无产阶级大众堕落为中产阶级大众的失望与批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少人感觉文化已降临到普通群众之中，但是在研究者眼里，这种大众文化并不那么亲民。在学者们看来，大众文化其实是打着民主幌子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纵的文化，其作用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控制大众思维。对于大众来说，这种文化是对人们思想的蒙蔽，难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关于文化工业，阿多诺等人认为，文化工业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融合了人类身上那些古老的和现代的东西，其中的文化产品是供大众消费的，这些文化产品是对已有产品的模仿，而不是原创。可以说，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力量是共生的。借助科技的力量，文化工业将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融合起来，它抹掉了文化的棱角，使文化成为无视人的存在的工具。就这样，借助技术的力量，文化工业以商品的形式被批量提供给大众。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很多，他更多地关注通俗文学的力量和影响。他认为，大众文化成了以商品形式出现的文化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艺术能够真正体现人的创造和超越精神，因为艺术一尘不染，而大众文化却充斥着污浊的商业气息。通俗文化对人们紧张的精神生活起到了缓解作用，它虽然不能拯救人的灵魂，却可以使人得到安宁。他从文化的根源上对大众文化的合理性予以肯定，并从内部审视大众文化，肯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
英国“大众”一词具有乌合之众的含义，他们容易受骗，反复无常，是对文化的永久威胁，因此“大众文化”也具有贬义色彩。威廉斯不同意这种观点，也不赞同把“大众文化”描述为贬义文化的观点，他认为，大众不只是消极的受众和毫无鉴赏力的消费者，大众文化不是代办的毫无生气的文化，低级庸俗的传媒文化形式不是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不是危及社会的力量，而是推进社会民主的潜力。如果把文化看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精神产品或文学艺术，那么工人阶级文化则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大众文化具有颠覆甚至颠倒既定霸权的能力。威廉斯对由新技术所引起的文化生产方式做了深刻的分析，“这些变化显著地出现在与语言相关的新技术上，这些新技术对实践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了那些相对陈旧的已变得专一化了的印刷技术。这些技术的变化包括：以电子手段传播和记录口头言语及书面言语，以化学和电子手段合并成传播形象。这一切同口头语言以及书面表达，还包括其自身能够被‘书写’出来的形象等都有复杂的关系。”[19]技术发展对文化生产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它构成了大众文化的物质基础。以技术为动力的文化生产，也引起了意识形态和感觉结构的变化。而感觉结构表达了文化物质结构的价值，是大众文化的精神基础。它可以反映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的文化，也可以反映与主流社会相适应的特定阶级和社会的日常相互作用。
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现实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就是说文化处于次要的从属的地位；保守主义者则将文化看成被思考和被写作的最好的东西；文化马克思主义将文化理解为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表现。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有机的和谐的社会里，艺术表现着社会生活。在工业社会中，文化的力量打了折扣，旧文化的最后残余以及参与的文学，也由于标准的破坏而濒临毁灭。佩里·安德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凝聚力的有机文化已经被人为的工业和政治文明破坏了。利维斯说，当代社会危机的根源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和文化的。这种破坏造成了现代危机，而危机的解决要依靠共同体或者文化价值观的恢复和发展，教育民主化也许可以打破阻碍真正的共同文化的阶级障碍。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描述了工人阶级文化和大众传媒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局限性是：俗气，对变化革新的顽固抵抗，对新教的怀疑。大众文化威胁着工人阶级文化，它的影响在于使积极的、充分的、更合作的意向逐渐消失。在他看来，工人阶级文化的变迁，是大众出版物激励下的产物。工人阶级能不断地抵制广告和大众传媒的吸引力，并能喜欢自己熟悉和喜欢的“激励物”，而政治问题的文化化乃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利维斯、威廉斯等被大众文化的腐蚀力所困扰，他们更担心它们会毒害工人阶级文化。威廉斯认为，文化象征着社会的意义、价值和机制，也表达了人类活动的更有局限性的领域，学术的有想象力的工作代表了创造性回应，它又催生了理想的文化形式：文化遗产和伟大传统。威廉斯强调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斗争，强调“意识形态”或“霸权”的斗争，认为“霸权”和“替代性的”力量、“对抗的”力量经常冲突，早期残余的文化形式，被解释为对社会的统治性价值的质疑；新兴的文化形式，预示了新的社会形式。文化霸权的动态性质表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既是多向性的力量平衡，又处在经常性的力量消长中。
汤普森的文化动力思想表明，文化不是单纯被决定的，它同时也可以发挥客观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应当从实践所连接的社会存在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中理解文化。文化是由社会实践和社会意识沟通起来的一个综合体，它既存在于社会意识中，又延伸到社会存在中。文化研究是“整体冲突方式各因素间的关系研究。冲突的方式也就是斗争”，他用冲突方式修正生活方式，突出了社会生活的文化张力。他的思维路径是：用大众文化观消弭“高级”和“民众”的两极化，他将大众文化视为抵抗的力量，通过统治阶级的限制和控制居间调停获得动态平衡。汤普森还指出，18世纪的大众文化同时是反抗的保守的，他坚持抵抗资本主义，他将“传统”视为自身和攻击贵族的手段，他把人民文化视为“力场”的一部分。他认为，在文化的经验领域，在其对宗教的抵抗上，在其以流浪汉为题材的对资产阶级节俭美德的嘲笑上，人们不能理解这种文化，除非人们运用辩证的阶级对抗，调整以及（有时候）调解这一概念。汤普森的社会动力观，强调了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渗透性，它通常无意识地将（更受限制的）第二种类型的性能和力量转移到（更一般的）第一种类型的经验上。其中一个的效力是与另一个的普遍性相融合的，暗示了总体性理解历史的另一种方式。这是针对汤普森的经验Ⅰ和经验Ⅱ而言的，前者是指“活生生的经验”，后者是“被感知的经验”。
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中，赫勒对文化力量的认识比较深刻。她认为，“人的类的丰富”意味着构成类的特征的所有物质的、心理的和精神的能力的发展。“个性的丰富”意味着社会中每一个所具有的一切物质的、心理的和精神的能力的运用与发展。这个过程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它以日常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科学和艺术都是从日常生活的长河中分流出来的，而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和艺术处于分离状态，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两种力量。在这方面，赫勒继承了卢卡奇的思想，认为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改造，可以形成一个没有神话、没有宗教的自由世界，使科学和艺术的力量合流。赫勒认为，尽管语言、对象和习惯等各有特定的内涵，它们共同构成了日常活动的基础，对社会的每个人都是必要的和强制性的力量。
弗洛姆认为，人的“潜能”是一种生产性能力，这种生产性能力的异化会造成人的自我异化。在他看来，“生产性是人运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实现内在于他之潜力的能力”[20]。这种生产能动性是“非异化内驱力的关键概念”，而“非异化内驱力”是基于原始性的人的本质。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充满异化的社会，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以“重生存的生存方式”熔铸健全的精神，进而形成“健全社会”。弗洛姆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集权主义催生了人的“逃避自由”的意向，这种病态的精神状态与资本主义发展力量形影不离，成为支配人的行为的观念力量。他还认为，与“健全社会”相联系的是文化转型，主流的社会思想给人们以新的精神，其中最核心的元素是教育，教育不仅要灌输知识，更要使学生获得批判和思考能力。“健全社会”特别强调艺术的作用，它依旧重视宗教的影响。在他看来，宗教是使人敬畏的力量，具有凝聚人群、软化人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