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历史意义来说，文化的力量是很容易加以确认的，特别是采取妥善的预防和安全措施来确保文化朝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结果发展。整个历史时期——古典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启蒙时代和罗马时期——都公认它们所带来的文化变革。”[129]但是，文化不全是自变量，文化力量也不会完全自发地表达出来，其影响积极与否，还要看它和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情况。“文化最终还受到构成和组成文化的所有力量和因素的影响，这是造成文化十分复杂和独特的原因。”[130]同样的文化属性，在不同的社会中，甚至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中，对于社会发展可能具有不同的影响。中国古代有“文以载道”之说，但是，“文”有力量才能“载道”。文化力量的表现是一个综合过程，尽管个人的文化素质也在社会中起作用，但整体上说它是服从和服务于全社会的，文化的内蕴力在于对实际问题的表达状况如何，在于对问题本质的体现是否深刻。一般而言，文化内涵越是接近事物的本质，越是体现事物的规律，其力量就越大，特别是当文化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人民的生活实践紧密联系时，其作用力会更加明显。
人是文化力量的实践主体。在宗教神学那里，文化力量是超自然的，是上帝赋予和主宰的。韦恩·克里斯多德在《力、爱与恶：剖析我们如何相互摧毁的哲学》中提到，“作为每种力量存在的创造者——这里说的每种力量不仅包括那些全面的力量还是特定的力量，作为拥有无穷的力量的上帝，他不仅通过制造所有的力量，而且通过将自己的力量置于首要位置，通过使用他的超然力量而将无限的力量带入现实、赋予现存力量以能量；而所谓无限的力量，即便将力量源源不断地带入现实，也不能够使得上帝的力量制造能力有些微的削弱”。但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文化是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影响和反作用于相应的经济和政治，是社会主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认识和向往，它有时是潜移默化的力量，波澜不惊；有时是突跃性的社会因素，洪波涌起。这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发生作用，结合的载体通常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因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31]这一状况必然使共产党人成为文化力量的表达中坚。现实的发展过程中，一切理论和技术都必须通过人的主体活动和劳动实践转化为生产力，而每一种文化形式，都不过是群众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或思想倾诉。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承认人民群众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和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也要求承认文化创造的多样性和文化成果的多样性。马克思在谈到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时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32]当思想成为人心中的阳光时，当知识的明灯照在人的心坎时，它必然会极大地推动人们的觉醒和觉悟，使人意识到人自身的力量。但是，“那些相信工作代表了一种反理论的思想模式，那些宁愿要原则也不要理论，宁愿要解读而不是解释，宁愿要理性也不要理由的人们，与和他们相对的那些渴望传统科学的最终性成功与确定性的人们之间，仍然存在一种张力”[133]。实践着的不同人群，尽管都是文化主体，却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认识而存在思想上的争论。另一方面，自然是人化的自然，是人活动于其中的自然，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创造，都被注入人的意志和创造性。没有作为主体地位的人及其实践，就不会有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活动，也就不会有人类文化史和文明史。正因如此，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34]他们认为，文化力量是通过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实践发挥出来的，他们对文化动力的认识是以实现人的价值为主要目标的。
社会经济是文化力量的物质基础。文化是一面意义非凡的希望的旗帜，它鼓励社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文化力量作用于经济以及经济力量作用于文化，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文化对自然和社会的把握程度，那些能够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文化内容，对社会发展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发挥人的主体功能的重要基础。二是对信仰、信念等人文元素的张扬程度，当一种信仰内化为情感化的人文元素时，就能以内聚力的形式对人的意志力、行为力甚至对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产生巨大影响，由此产生的巨大心理能量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三是对良好的伦理规范的认可及实践程度，经济发展中的基本矛盾是经常性的，伦理规范具有约束人的行为而减少盲目利益冲动的作用。这三个方面的要点在于：理想信念、伦理观念、技术含量和人的活动的辩证统一。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冲动”受到传统习俗的约束，后来又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价格公平的道德原则，再后来还遭遇了清教徒节俭意识的压制，但是，在技术的推动下，文化含量不断飙升。正因如此，现代国家都不遗余力地推进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融合。艺术作品可以买卖，思想产品可以买卖，精神遗产可以买卖，市场成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相遇之地，经济发展表现为由文化展示出来的生活方式。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出，“现代主义不再是严肃艺术家的工作，而是文化界——即‘文化大众’——的财产，文化界是文化产品的分配部门，对它来说，对传统旧事物的震惊成了新事物的印章。文化界在修辞上采取敌对姿态，反抗资本主义的井然有序和严肃节制，然而它却强迫别人遵从自己，不许他们违背它所守护的标准”。这是经济的强制力和文化的内聚力共同决定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也造成了难以克服的文化矛盾，因为对文化界来说是“多样性”，对中产阶级来说是享乐，对大众来说是色欲追求。而时尚之本性，正是将文化浅薄化。经济发展对文化形式的“合法性”影响很大，也会影响到文化力量的强弱。再看看“文化霸权”一词，其风靡全球的主要原因是，它可以提供文化或意识形态发展的解释力，给不同时期和不同性质的统治阶级或阶层提供发展理据。神学靠信仰和秩序的内在烙印维护权威，使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资产阶级经济冲动和现代性的文化驱动有着共同的源泉，体现为经济事务中的个人主义和文化“没有限制的自我”精神。但是，总体上看，“文化霸权”的显示与对应阶级或阶层的经济基础有关，这一背景下的现代主义文化是道德编码与价值目标的合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中“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阶段”，都和一定的文化水平相适应并受到相应文化形式的制约，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市场经济也都显示出同样的特征。“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35]在这里，马克思描述了文化发展水平与生产力发展的一致性。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先进的思想观念、人文资源与文化设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在经济、制度和文化的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36]历史的长河中，经济、政治、文化的互动发展，在社会的所有时期都有表现。
政治活动影响文化力量的实践方向。文化力量经常处于政治活动的注目之下，政治在规划文化格局时，就已经规定了文化力量的实践方向。政治制度对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尤其明显，不同的国家形态中，各种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葛兰西认为，资本主义愚弄了所有阶级的人民，使人民处于被动地位，既不能行使政治权利，也不能拥有支持它的文化。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也表达了文化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他认为如果革命成功，本民族文化的想象力和道德观都要受到革命目的的影响，但是，本民族的一些文化以及知识分子阶层难以完全融入这种革命的事实，又会将文化的阻滞力放大。在他看来，文化属于乌托邦，与艺术是同义语，与建筑的意义也相近，但文化在诠释公正、平等等政治思想时的积极作用也不完全是乌托邦式的。为了显示文化的力量，政治必须重新规划和想象文化，文化力量就是将政治目标变为现实，而在夺取政权后，文化的力量在于巩固政治权利。无产阶级运动中，政治运动和精神运动大体是一致的，它们在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走向也是一致的。因此，文化成为政治力量是一种意识形态转变，这得以推动思想领域的宣传工作，从而使得艺术、文学、教育等从多方面得以规范。“1917年夺取政权后的布尔什维克首次为不可规划文化的艺术导向作出辉煌规划以明确满足政治目的的需求”，“俄罗斯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艺术与政治的和谐共处极度短暂的生动例证，同时也表达了当时最好文化的纯洁简单的一面”。[137]这种情形中，文化不仅是生活方式的象征和体现，更是真善美的判定标准和象征，它因拥有道德权威而占据政治地位。文化力量的负能量表达与极端的政治欲望有关，19世纪初的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目标决定了其政治文化的反人民性，人们对其文化力量感到不好理解却深受其害。墨索里尼以政治家的眼光看到意大利共和党在北方根据地创造了一种具有极大冲击力的意识形态，为了遏制这种力量，他以自己特有的低俗文化天才和自己特有的政治方式创造了遏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形式。希特勒用另一种方式来显示文化力量，当时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和193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都表明了文化与政治宣传的冲突。20世纪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的交汇和碰撞，是不同文化力量的重要表达方式，对此本杰明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法西斯主义将政治唯美化，而马克思主义把美学政治化。”[138]观点似有偏颇，思路耐人寻味。弗里德·英格利斯使用了另一种说法：“前苏联的政治艺术要求无产阶级看到体现在文化各个细节中的自身政治经历；法西斯的美学艺术则要求大众平民从属于国家领导人的集体神秘。”[139]这两个方面的共性在于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文化的力量，也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文化力量的表现形式，“二者都将军事武器及阅兵队伍的野蛮美丽描绘成精彩的庸俗作品（也就是说，非常情绪化和理想化的刻画）；二者都将领袖孤零零地置于高台上以供民众崇拜；二者都庆祝这种圆满和成功，歌颂应电影的要求对民族和政党历史进行的改写。”[140]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文化力量的揭释不同，采用的方法不同。因此，政治可以通过塑造文化而达到自身的目的，文化也可以通过政治强化自己的力量，一旦文化浸入政治体系和社会肌体，它就会成为具有无限摧毁力的事项。可见，文化与社会现实的两端都有联系，在这种政治现实中，突出地显示了文化力量的二重性：斗争、暴力与理想、原则并存；负面的、正面的与中性的并存；过去的、现在的与将来的并存；问题与可能性并存等。它既可以是全球性的也可以是本土化的，既可以是个体的又可以是集体的，既可以是理想的又可以是现实的，既可以是精神的又可以是物质的。政治活动的推动下，文化力量又可以显示出较大的负面效应，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由于山岳党缺乏政治理解力，导致《国民报》派的垄断政权活动，农民落后的文化意识和轻信使波拿巴当上了总统。“如果他们不再有信仰，就会不再轻信，而他们一旦失去教皇，也就不再有信仰。”[141]波拿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通过政治手段和谎言骗取了农民的支持，这也使马克思恩格斯深切认识到，在当时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进行革命，缺乏农民的合唱不免是孤掌难鸣的。同样的道理，文化力量的表现也是一种合唱。“如今，文化是一个与我们世界的人性化重要内涵有关的政治问题。”[142]政治变革中，文化的动力不是表现为知识读本，而是表现为贴近生活的生动实践。无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如果文化教育与政治脱离，可能会失去方向性。
社会教育是文化力量实践的基本方式。关于教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到：“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3]这是说，生产劳动和教育的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另外，教育力量在宗教的发展中的表现也很明显。教育和科学不断地提升人对自然界整体性的认识，而宗教思想试图在社会的不同阶段寻求文化的整体性认识，也就是说，宗教将传统作为内在依据，科学将现代作为发展形式，二者都以一定方式影响着社会，但影响的方式和结局是不一样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切宗教都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是人间的力量采取超人间力量的形式。但是，宗教不是无条件地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内容的，其力量强弱及表达形式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的“底色”。“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144]宗教可以融合传统的意识形态材料而形成日常生活的作用力，它在社会发展中并不全然是消极的力量，它与各种社会要素相互作用，共同体现着自身的文化功能。在葛兰西看来，文化和教育是同义语，在教育中，文化扮演着解放和教化角色。但是，教育不能割断历史，旧的人文主义精神也能够在现实的活动中发挥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曾说，无论把文化归为庸俗文学的多愁善感还是归为野蛮主义的残忍，它都每天存在于我们的周围，需要解释的问题是文化在教育中的力量表达。由于教育活动，使文化不至于定格在一个抽象的时刻，教育使人获得了语义，也实践了历史，不少时候，学校教育把关注的要点集中在弥补社会群体的差异上，这有助于体现安全的身份、自信的方向以及思想上的归流。日常生活中的精神陶冶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方面，而社会生活的精神活力与文化精神的社会动力是互相映照的。通常情况下，思想力求成为现实，现实力求趋向理想，这是互动的过程。在文化动力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协同作用中，马克思恩格斯有不少论述。如：社会分工的影响。它“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145]又如：市民社会的作用。“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46]再如：思想力量的显现。如果考察一下英国文化的发展，我们能够看到斯宾塞、莎士比亚、笛福、奥斯汀等人的一贯取向，通过艺术把遥远的世界联系起来，从而实现英国在经济边界和文化边界中的欲望，这是一种经常性的文学素养和熏陶。教育效果影响着文化资本的发挥效能。文化资本的积累储存状况影响着文化力量的大小，是文化竞争力的现实状况，它与经济资本互为映照互为递进，但也存在着悖论。文化资本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和集中体系中起作用的，是通过注明文化的存在和意义而显示其竞争力的。文化资本不可能是一种阶级差异，尽管要保持文化资本的高度价值就需要诸如充足的时间、空间、金钱之类的阶级必备品，也需要诸如主导话语之类的“通货”。文化资本影响着道德定位，文化习惯影响着规则意识，人们在适应与冲突中成了文化动力的载体。文化资本的影响力，不仅是教育的灌输问题、文化的内在规定问题，以及人的参与问题，更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经济化以及经济文化化、政治文化化以及文化政治化、制度文化化以及文化制度化，都是运用文化资本增强竞争力和感染力的过程。
文化力量的二象性，既给我们提供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契机，也给我们提供了关注要点。一方面，要采取妥善的措施，推动文化朝着正面方向发展，预防文化的负面结果；另一方面，要推动文化合作，扬长避短。显然，文化之中有照亮今后道路所需要的理解深度和观察广度。如果需要用文化力量来改善社会体系，就必须构建一个良好的文化体系，而这个文化体系的优化与文化力量的表达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5]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页。
[6]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7] 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8]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2页。
[12]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9页。
[13]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杨东莼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9页。
[14] ［苏］E.A.瓦维林等：《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雷永生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15]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9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1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弁言”第6页。
[18] ［苏］E.A.瓦维林等：《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雷永生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页。
[19] ［苏］E.A.瓦维林等：《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范畴》，雷永生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21]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页。
[23] 杨曾宪：《符号“危机”与理论生机》，《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第49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6]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
[27]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28] 《孟子·离娄下》。
[29] ［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
[30] 卢勋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页。
[31] 司马云杰：《文化悖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
[32] 《列宁专题文集 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16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
[34] 《列子·杨朱》。
[35] 《易·序卦》。
[36]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6—27页。
[37] K.Rasmussen，People of the Polar North：A Record，Nabu Press，2012，p.124.
[38]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上，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31页。
[39] 《礼记·曲礼下》。
[40] ［澳］韦恩·克里斯多德：《力、爱与恶：剖析我们如何相互摧毁的哲学》，王曦影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41] ［美］迈克尔·H.普罗瑟：《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页。
[42] ［美］迈克尔·H.普罗瑟：《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页。
[43] ［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周穗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
[44] 参见［荷］马歇尔·范·林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周穗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1页。
[45]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
[46] 孔明安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0—181页。
[47] 转引自［澳］韦恩·克里斯多德：《力、爱与恶：剖析我们如何相互摧毁的哲学》，王曦影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页。
[50]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60页。
[51] 刘敏中：《文化模式论》，《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4—5期，第16页。
[52] 范丽珠等：《中国与宗教的文化社会学》，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53] ［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2页。
[54] ［法］鲍德里亚：《生产之镜》，仰海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2页。
[55]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20页。
[56]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21页。
[57] 孙金燕：《“游戏江湖”的虚拟快感：从“再中心化”到主体间性》，《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76页。
[58]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
[59]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60]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6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62]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63]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6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65]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董书慧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66] ［美］迈克尔·H.普罗瑟：《文化对话：跨文化传播导论》，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
[67] ［德］考茨基：《伦理与唯物史观》，董亦湘译，上海新文化书社1926年版，第103页。
[68]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69]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页。
[70] E.Laclau. New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104.
[71] E.Laclau. New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Verso，1990.p.215.
[7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4—355页。
[7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7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7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76] ［英］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77]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78]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79]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80] 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81]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19页。
[82] 冯梯云：《讲学习是讲政治、讲正气的前提和基础——学习〈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46—47页。
[83]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617页。
[84]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17页。
[85]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86] ［法］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何兆武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8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8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8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9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91] 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页。
[92] ［美］桑戴克：《世界文化史》下，冯雄译，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608页。
[93]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前言”第4页。
[94] 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95] ［英］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9—510页。
[9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9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
[9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99]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10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534页。
[101]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9页。
[102] 张明霞：《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机制的制约因素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6页。
[103]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10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105] ［美］保罗·福塞尔：《恶俗》，何纵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译者序言”第1页。
[106]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27.
[107] Bernard Ostry，The Cultural Connection，Toronto：McClland and Stewart，1978，p.1.
[108] ［英］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2页。
[109]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页。
[110] ［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111] ［澳］韦恩·克里斯多德：《力、爱与恶：剖析我们如何相互摧毁的哲学》，王曦影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112] ［澳］韦恩·克里斯多德：《力、爱与恶：剖析我们如何相互摧毁的哲学》，王曦影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
[113] ［澳］韦恩·克里斯多德：《力、爱与恶：剖析我们如何相互摧毁的哲学》，王曦影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17页。
[114] ［英］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115] ［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16]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前言”第4页。
[117] 转引自［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许春山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118]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朱佳穗等译，长征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119]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9页。
[120]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76页。
[121]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7—108、108页。
[12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5页。
[123]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p.263.
[124] ［加］D.保罗·谢弗：《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高广卿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1页。
[125]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126] 马戎、周星主编：《21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127] 《传习录》。
[1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520页。
[129] ［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3页。
[130] ［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1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1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6页。
[133] ［英］弗里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
[1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1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页。
[1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137] ［英］弗里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138] 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Penguin，2008，p.244.
[139] ［英］弗里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40] ［英］弗里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1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142] 转引自［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1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340页。
[1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
[1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页。
[1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