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核心内容，个人的文化能力和社会养成是衡量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由于联系和交往的加强，文化问题已经不是单一国度内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共产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终极指向。在马克思看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7]。世界历史性活动中，文化的力量主要表现为人的思想认识的延展能力和人的内能的外显状况。在过程上，人的解放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是一致的；在内容上，人的精神财富取决于它的现实关系中的物质财富。前者是文化边界的世界性延展，后者是物质与文化关系的客观定位。社会交往使人们超出了特定的文化区域界限，也同样改变着原有的思想形态，其影响力从“地方”扩展到“世界”，“地域性的个人”逐渐转变成“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地域性的文化逐渐变成全球性的文化，地域性的文化力量逐渐转变为国际范围的文化力量。“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8]这种文化疏离造成社会内能的损耗，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线索。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全球性的社会制度表现，其文化意蕴及其影响显露在多个方面。“共产主义是一场总体性的历史转变运动，不仅在生产方式和制度组织等物质形态层面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而且在价值理念和心性结构等精神气质层面也将焕发出全新的面貌。”[9]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世界文化不是脱离民族文化的独立形态，而是由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引起的新的文化现象，处于世界历史背景中，人们的行为超出了“虚假意识”和“颠倒意识”所蕴含的认识空间，表现出文化的社会性和真实性。新的世界文化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组成的，每种优秀文化都恰当地发挥着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都能在新的世界文化中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和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在普遍的文化认同中，它的力量影响也是世界性的。
不能完全按照一一对应的精密数学关系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顺序，社会形态的更替大体上与生产力水平有关，“物质生产力”或“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固然重要，却不能完全表达人类追求的要义。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基础上，表现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它在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上与共产主义社会相衔接。《哥达纲领批判》论及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协调发展为依据的，“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0]，只有在物质上达到极大丰富，在精神上达到充分自由时，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形态。因此，共产主义所蕴含的文化动力在于提供科学的文化观念，模塑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社会心理结构和精神模式；在于提供科学的伦理道德，熔铸成合乎人的全面发展的交往理念和行为模式。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的话语向度，既有社会发展形态上的终极关怀，又是社会主体精神境界的人文设定。“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1]“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2]这两个论断可以互为解释和补充，前者表明人的解放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关系，后者体现了文化素质在人的发展中的影响。从“原始的丰富”所体现的自由形式，到“物的依赖”基础上的片面自由，再到“自由联合”中的全面发展，都离不开文化力量的推动。这种影响也指向个人历史，它在人的心中留下的文化印记创制或规定了正在使用的语码的数量，也影响着如何寻求主体归属以及如何揭示主体存在模式的问题。而个人文化素养的积累能使自己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的有机成分，并同政治力量融为一体，文化就成了实现人的解放的标志和精神动力，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和自我矛盾的重要线索。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不仅是生产方式和制度结构的变迁，也是文化力量的增强和文化位能的扩大，这时的“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统一性才在本质上显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文化动力思想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唯物论、辩证法和社会存在等被贯通为一体，文化动力的蕴生和启动，都是在这个完整体系中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