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认知科学角度来看。认知科学提供了人类神经组织、心智结构、认知过程以及思维加工与表征的实证研究。其中认知神经科学提供了人类认知活动神经构造与机制的一般性说明。研究表明，人类神经构造的基本单元——神经元之间的关系类似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所描述那种关系，即在神经元水平上，某些神经元组（neuronal groups）在自发活动模式的基础上被建构和选择。通常是神经元组活跃到一定程度时按照特定的比例和模式进行自动“修剪”。例如，在种族发展与个体发展过程中，由于突触与树突的有选择的剪除，大脑不断分化成为相对分离的加工部分与结构，形成所谓“区域化”的神经组织和神经构造。这些区域组织表现为特异化的功能模式。[48]这当中，神经组织结构区域化和功能特异化的显著表现莫过于脑的“单侧化”或（两半球）不对称性。
澳大利亚神经生理学家约翰·埃克尔斯指出，大脑皮层不对称性的进化演变是原始人进化的关键所在。相比较灵长类动物的大脑，人类胎儿的神经管除新皮层外，有一些特殊的区域涉及所谓“新新皮层”神经组织。这些新新皮层在相对定型的人类头骨内获得容量的增长，人类智能的神经组织因此得以进化。在这个过程中，新皮层所采取的不对称性策略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例如，将语言功能定位于左侧，空间感知与辨别和音乐功能定位于右侧，从而确保进化的量的增长。按照埃克尔斯的计算。现代人新皮层容量是黑猩猩的3.2倍。若按照左右重复的策略，皮层功能仅有3.2倍的增长；若按左右不对称的策略，皮层的潜能就会有5.4倍的增长。[49]神经科学家D.布拉克（D.Bullock，1987）等人也认为，发育进程上的差异导致了半球功能的最初偏向（例如语言加工在左半球）。这种偏向与两个半球之间动态性的抑制（dynamic-inhibition）结合起来，就加速了认知功能单侧化的趋势。[50]
认知心理学有关认知过程不对称性的解释是建立在心理资源有限性基础上的。研究表明，人类神经系统获得的感觉信息的数量大到天文数字，而高级认知加工系统的能力却十分有限。因此，在选取恰当的信息以备进一步加工与摒弃不适宜的信息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在记忆方面，短时记忆存储量与加工能力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消长关系：存储量小，加工能力就强；存储量大，则加工能力减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R.斯腾伯格（R.J.Sternberg）注意到人类信息加工过程中存在的整体加工与局部加工的相互关系问题。他发现通常个体主要依赖于控制化的整体加工机制处理来自新领域的信息，即只有通过从整体系统到局部系统这一加工路径，个体知识的激活才成为可能。但是，个体加工信息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通常只能集中注意力于眼前的任务。因此，如何使与当前情境相关联的局部知识得以激活与提取，成为有经验的人与新手之间的重要区别。有经验的专家能够根据新的经验与情境快速提取已经自动化了的局部知识与经验，从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利用更大范围的整体知识资源，因而具有较高的认知能力。即使如此，专家的局部知识系统也是有限的。[51]这表明，人类整体知识的存储与局部知识的选取与运用，仍然是一种不能完全协调的矛盾。
如前所述，知觉信息的传输具有生态学的意义，它的信息必须是封装的，即模块化的。然而它与认知系统的不透明关系，却使认知活动能够从输入分析器工作的限制中解放出来进行更为复杂、更为综合的工作。只是在认知过程中，除了外源性的限制以外，内源性的限制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按照福多的说法，“即便认知过程都被假定是奎因式的并且各向同性——因而完全是非封装性的——认识有限观点的主要论点仍很有力度：只要那类可通达的概念受到内源性限制，就会有一些思想我们无法去思考”[52]。可见，人类知觉与认知有限性的观点，是我们认识认知不对称性的一把很有用的“钥匙”。
再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严格来讲，人类学也与认知科学存在交集）。人类学研究证明人类更倾向于社会文化的二分模式或不对称模式。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发现，人类很早就倾向于左右划分或构筑左右符号体系。这方面的有力证据是早期的原始印欧语系的库尔干人的丧葬模式。该模式典型地表征了左右符号系统。在宗教思想中，左右二分模式也特别明显。如犹太教的《旧约全书》中说：“上帝的右手是神圣的：上帝的右手传递的是伟大的东西。”在佛教中，通往涅槃的路被一分为二：“左边的应当避免，右边的应当沿行。”人类学家罗伯特·赫茨（Rebert Hertz，1881～1915）在著名的《死亡与右手》一书中发现，几乎在所有社会中，都是右手优于左手。例如，右手与神圣相联系，而左手代表凡俗。人类学家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的研究表明，缅甸的普鲁姆人将社会系统分为两类非常独立的群体或集团，并构筑了典型的二元符号分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世界被划分为对立而又相联结的两个方面；给定其中一方，另一方也就确定了。（见表6-2）[53]这一符号系统与坦桑尼亚戈人的十分相似，两者地理位置却相距甚远。
表6-2 普鲁姆人的二元符号系统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野性的思维”和原始部落土著居民认知活动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典型的例子。按照他的观点，图腾作为一种象征系统，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个功能性的调节因子，被称为“图腾算子”，它促成人（文化）与自然两个系统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应；野性的思维就是从二元结构出发或对立的两端进行思维的。例如，在托列斯海峡中的马瓦他岛上，当地居民将氏族的名称按陆类与海类的动物进行分类；基瓦伊人则用两种象征物来表示谷米族和薯预族之间的对立。菲律宾南部的哈努诺人把自然万物分为可命名的和不可命名的两大类；当一个哈努诺人说“植物”这个词时，他排除了他所说的东西是岩石或一件制造品的可能性。北美洲土著居民将蒿属植物及其变种进行了区分：其中艾草植物被用于治疗痛经和难产，因而伴有女性、月亮和黑夜的含义；其变种，例如，黄花属，通常被用来治疗男性**的疾病（例如尿道疾病），因而同时伴有男性、太阳、白天的含义，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动态分类系统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此分类系统的统一性是由其结构的充分的齐一性保证的，这个结构实际上由连续二分法所构成”[54]。
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一种“群体/格栅”分析（group and grid analysis）方法。认为社会结构可以从“群体”（group）和“格栅”（grid）两个维度加以考察。这当中，群体是指有明显边界的社会组织，类似于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格栅指以个人为中心的交往准则。通常，边界明显的社会属于“强群体社会”，反之则为“弱群体社会”；人际交往强的属于“强格栅社会”，反之属于“弱格栅社会”。将这两个维度分别标以纵轴、横轴，便可以获得以格栅为纵轴、群体为横轴的四象限坐标体系。根据道格拉斯的划分，这四个象限可以分别划出四种社会（类型）：①强格栅强群体社会；②弱格栅强群体社会；③强格栅弱群体社会；④弱格栅弱群体社会。这四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互相的排斥，因为两种维度严格区分了组织形式之间的不相容性。[55]这对于我们认识认知不对称的社会文化来源，有一定帮助。
不妨将美国学者D.E.司托克斯（Donald E.Stokes）关于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的“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看作是道格拉斯群体/格栅分析法在当代科技政策研究中的一种应用。这不仅是因为司托克斯对科技研究的分类基础依然是“二分法”模式：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而且还因为他的分类也采用四象限分类法：处在第一象限的是“纯基础研究”，亦称“玻尔象限”；处在第二象限的是“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亦称“巴斯德象限”；处在第三象限的是“纯应用研究”，亦称“爱迪生象限”；处在第四象限的是研究那种特殊现象，但又不考虑一般性解释和实际应用的对象，亦称“皮特森象限”[56]。
按照司托克斯的说法，他的四象限分类法是布什（V.Bush）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一维线性图式和二分法静态结构的质的扩展，所强调的是科学研究的动态过程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者的相互关系。[57]在他看来，基础与应用之间并不总是互相排斥的；应用研究来自社会需要，它同样会引发基础研究。我的看法是，司托克斯的四象限分类法除了在分类上更加细致并接近实际外，本质上与布什的二分法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布什更多地看到了基础与应用之间相互排斥、对立的一面，而司托克斯则更多地看到两者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一面。
最后要问的是，人类心理上是更偏重于对称性的事物，还是更偏重于不对称的事物呢？英国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克里斯·麦克马纳斯（Chris McManus）根据自己的研究发现，注重形式的对称可能只是古希腊以来欧洲人的“专利”。这种对对称性近乎痴迷的渴求集中体现在对圆形、正方形这样一些几何图形的强调当中。然而，许多时候，古希腊的科学家（如阿基米德）从对称性原理出发作出的推理常常成为后人的误导，即人类也许并不青睐对称性。[58]卡普拉也指出，对称性是从古希腊承袭下来，并在许多世纪中得到发展的一种哲学观念，在古希腊的科学、哲学和艺术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哲学观念在东方神秘主义那里似乎并不起任何作用。他发现，东方的许多艺术形式对非对称性有着一种明显的偏爱，并且常常避免规则性，或者呈非几何学的形状。[59]在这点上，非对称性似乎站在了东方这一边。
[1] 著名学者何兆武将“直觉的精神”译为“敏感性精神”。见〔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3 页。
[2] 〔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第4～6页。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48～49页。
[4] 〔法〕 皮埃尔·迪昂：《物理理论的目的和结构》，孙小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第89页。
[5] 〔法〕德日进：《人的现象》，范一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第229页。
[6] 〔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116页。
[7] 〔美〕D.普赖斯：《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任元彪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20页。
[8]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224页。
[9] 〔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225页。
[10] 转引自〔美〕A.I.米勒：《科学思维中的意象》，李继宏等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第49页。
[11] 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416页。
[12] 许良英、范岱年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3页。
[13] 转引自〔美〕M.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李宏魁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第348页。
[14] 〔美〕弗里乔夫·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卫飒英、李四南译，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第20～21页。
[15] 刘长林等学者认为中西方包括科学思想在内的文化恰成左右对称格局。这里的“对称”当理解为广义上的，即指出左右两个方面的和谐与平衡等。但严格说来，东西方民族科学文化呈现出的是不对称格局。参见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下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1005页。
[16] A.卢森堡说：“两面神思维所指的，是同时积极地构想出两个或更多并存的和（或者）同样起作用的或同样正确的相反对立的概念、思想或印象，在表现违反逻辑或者违反自然法则情况下，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制定了两个或更多并存和同时起作用的相反物或对立面，而这样的表述产生了完整的概念、印象和创造。”见美国《科学新闻》（中文版）1979年第21期。
[17] 蒋谦：《科学认识的不对称性》，载《江汉论坛》2013年第11期。
[18] 〔美〕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一册），张理京、张锦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第227页。
[19] 吴文俊：《吴文俊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第97页。
[20] 项昭、项昕：《几何证题与几何解题——东西方几何研究传统启示》，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8 期。
[21] 〔美〕M.雅默：《量子力学的哲学》，秦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69～70页。
[22] 〔丹麦〕N.玻尔：《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戈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34页。
[23] 〔丹麦〕N.玻尔：《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戈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21页。
[24] 〔美〕M.雅默：《量子力学的哲学》，秦克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第110页。
[25] 以上两段引文见〔德〕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厐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第42页。
[26] 〔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179页。
[27] 《海森伯论文选》，《海森伯论文选》翻译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21页。
[28] 〔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40页。
[29] 〔英〕李约瑟：《中国传统科学的贫困与成就》，载《科学时代》2008年第3期。
[30] 参见梁乃崇：《时间起于变易》，载《佛学与科学论文集》，台北，佛光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31] 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6页。
[32] 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第129页。
[33] 此为现代物理学中物质波理论的创立者德布罗意（L.de Broglie）语。转引自章士嵘：《科学发现的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127页。
[34] 〔美〕A.I.米勒：《科学思维中的意象》，李继宏等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第216页。
[35] 参见李继宏等：《科学意象》，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第163～164页。
[36] 李继宏等：《科学意象》，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第95页。
[37]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第407页。
[3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83页。
[39] 〔美〕希拉里·普特南：《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应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第14页。
[40] 〔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译者序），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83页。
[4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65页。
[43] 〔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69页。
[44] 〔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第9页。
[45] 韩林合编：《洪谦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10页。
[46] 〔法〕加斯东·巴什拉：《科学精神的形式》，钱培鑫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257页。
[47] 陈晓平先生从数理逻辑角度给出了一个证明。他描述了一个互补逻辑Z系统的“超越”特征。他说：“否定词Z的特征功能就在于超越。一旦进入超越世界，ZA便超越A而进入一个新的子世界；类似地，ZZA超越ZA而进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子世界。A与ZA之所以在超越世界中可以同真，是因为二者处于不同的子世界；这使得，尽管Z与ZA相互否定，但它们同时成立并不构成逻辑矛盾。”见陈晓平：《互补逻辑、辩证逻辑与关系实在论》，载罗嘉昌等：《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321～332页。
[48] 〔美〕马克·约翰逊：《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徐芬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200～203页。
[49] 〔澳〕约翰·C.埃克尔斯：《脑的进化：自我意识的创生》，潘泓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第232页。
[50] 〔美〕马克·约翰逊：《发展认知神经科学》，徐芬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92页。
[51] 〔美〕R.J.斯腾伯格：《超越I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俞晓琳、吴国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91～94页。
[52] 〔美〕J.A.福多：《心理模块性》，李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20～121页。
[53] 〔英〕克里斯·麦克马纳斯：《右手，左手：大脑、身体、原子和文化中不对称性的起源》，胡新和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第33页。
[54]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158页。
[55] 参见鲍磊：《“格删/群体”分析：玛丽·道格拉斯的文化研究图式》，载《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3期。
[56] 意指那些载入《皮特森北美鸟类指南》中关于昆虫标记和发病率的高度系统化的一类研究。见〔美〕D.E.司托克斯：《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周春彦、谷春立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第63～64页。
[57] 这个二分法模式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科学顾问、《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一书作者V.布什所创。
[58] 〔英〕克里斯·麦克马纳斯：《右手，左手：大脑、身体、原子和文化中不对称性的起源》，胡新和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第407页。
[59] 〔美〕F.卡普拉：《物理学之“道”》，朱润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43～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