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要问：中西语言的不对称性对科学认知（思维）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般来讲，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或外在化的载体，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认知和思维式样；科学认知与思维同样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不同的语言到底是怎样影响科学认知与思维的，还需要具体的、实证化的研究。应该说，在这方面相关的研究并不太多。不过也有一些前期的工作。如前面提到的洛根，就从语言的角度探讨了中西科学技术旨趣与路向的不同的原因。该作者立志从语言的角度揭开“李约瑟之谜”的谜底。他认为，拼音文字和字母表是西方文明之源，也是近代西方科学革命得以产生的有力工具。他说：“虽然中国人技术上占优势，但为什么科学发祥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呢？因为字母表、典章化法律、一神教和逻辑都是西方特有文化要素，它们都是在西方形成的，它们为抽象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3]事实上，这种观点应当说不是洛根所独有的，他的老师与合作者麦克卢汉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在国内，学者李志超提倡“汉语科技史”研究范式。[44]陈朝勇注意到汉语句子与构成句子的词的关系是整体决定部分，而印欧语系正相反，是部分决定整体；前者反映在科学上最典型的就是中医，后者则是原子论。[45]李晓茜、贺善侃（2009）论述了中西方语言差异分别对科学认知的影响。[46]下面，我结合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自己的思考，分别从六个方面进行概要性的阐述。[47]
（一）指事状物与切分配列。科学的语言分析始终面临着科学语言的指称及其意义问题。然而，指称并不能简单地等同意义，意义也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指称。“科学语言的词和语句、命题以及理论，其意义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这个词或理论所描述或指称的对象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一个科学术语或专名来说可能是其所指称对象的某种或某些性质的认识，这个或这些性质就使得这一术语或专名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意义；就科学理论来说，则可能是对某种事态或现象间关系的认识，这种认识以语句的方式记录下来，就是理论的意义。”[48]科学史表明，科学语言从来就包含着指称和意义两个方面。只是一种语言可能有更多的指称，一种语言则有更多的意义。
具体到汉语来说，由于汉语特别是汉字直接诉诸人的视觉器官，着力于视觉再现、摹写现实世界，因此汉语在字词的层面上就是对外部世界和各种事物（包括物象及其含义）的直接描摹和记录。这一指事状物功能与自古以来中国先贤遵循的“观物取象”“取实予名”原则是相一致的。例如，《周易》中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名以察，盖取诸夬”（《系辞下》）。其中“夬”是《易》卦名，作事物的画像。又如，老子言：“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这里的“名”是指有着名称所指的事物，有形质的东西。再联系到名家的“天下无物，谁经谓指”（《指物论》）一说，可看出古代朴素的“指称论”。我们可以说语言中的指称论得益于哲学中的指称论，也可以反过来说，语言中的指称论影响了哲学的指称论。对于科学认知来说，不管哪种指称论，都具有接触物象、获取经验的内涵。
李约瑟在其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专门谈到了中国古代的“植物语言学”问题。他指出，在构成汉字部首和语音字中，有大量“植物”成分。在214个部首中，至少有15个是以植物形状为基础的。有人因此称中国文字为“树状书写体”（tree-writing）。而这种树状书写体“在中国的象形和表意文字中，从开始起就潜藏着分类学原理。当然这从来也不是系统或和科学设计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就像一株植物那样”[51]。这一例子说明，汉语是某些“前科学”分类的工具之一。当然，超出了外在形状的相似性，汉语的偏旁部首并不构成标准的构件，因而不是李约瑟所说的“科学”的分类工具。许多情况下，它们是模糊的、随意的。
对于西方拼音文字或字母语言来说，由于语音的有限性与事物的无限丰富性之间的矛盾，语音反映或记录事物的过程是一个通过思维和意识切分对象、符号配列与标记的过程，而且这种切分、配列与标记过程一开始就体现于事物的属性和性质方面，而不是事物本身。因此，随着人类抽象思维的发展和语言语音符号的系统化，在人的自由精神创造活动中，语音切分、符号配列和标记事物属性的任意性、约定性逐步呈现出来；语言与事物（世界）的关系，由感性表象的“同构”发展成知性概念的“建构”。在这里，词通常不是直接指向现实世界，而是直接指向符号（准确来说是指向声音符号），即把现实世界等同于声音符号世界；世界之“真”，许多时候并不在于语言符号与世界的同构或一致，而在于语言符号本身是否一致。就像一组词能否很好地组合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句子，进而表达所要表达的对象那样。对此，洛根从西方科学的意义上对字母语言造成的影响作用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字母表系统是一种组织信息的方式。它通过对语音的解析（分解成基本的音素），助长了西方人抽象和分析的能力，即撇开表象的因素，对质的属性进行概括与分类。这样，“字母表是抽象和分类的范式，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字母表还是分解和分割的范式。字母表把语词分解为音素和字母。希腊人原子态的思想，即一切物质均可分为原子的思想和字母表有关系”[52]。
从科学逻辑的角度来看，与汉语更偏好用种概念的词相比，欧洲语言则更偏好用属概念的词。这样，在认知事物的“类”的方面，欧洲语言不仅能够有效地做出种属的划分，而且能够从“类”的外延方面去认识类之间的各种关系。因为，“种所确定的性质的范围要比属所确定的更宽泛。因为说‘动物’，就要比说到‘人’包含得更多”。[53]当然，对概念外延的把握，并不是那些感性事物的描述和罗列，而是对其属性和特征的概括，因而它仍然是一种分类，一种对事物之间差异性的认知。而这种作为概括外延属性的属性词在英语中常作频繁使用的定语。
（二）经验观察与理论概括。20世纪上半叶，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语言区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两大类。所谓观察语言是指对那些可直接观察的物体或物体性质进行描述的术语及其逻辑常词；所谓理论语言是指对那些不可直接观察的事物或事物的属性进行描述的术语及其逻辑常词。如逻辑经验主义者A.J.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所说：“我用‘观察陈述’这个词组来代替‘经验命题’，去指一个‘记录现实的或可能的观察’的陈述。”[54]不管逻辑经验主义关于两种语言的划分今天看来有多少局限性，但区分不同性质的科学语言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不同的科学认知和思维类型，仍然是有帮助的。试举例如下。[55]
例句A：“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庄子·天下篇》）
B：“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越过无穷的点。在你穿过一定距离的全部之前，你必须穿过这个距离的一半。这样做下去就会陷入无止境，所以，在任何一定的空间中都有无穷个点，你不能在有限的时间中一个一个接触无穷个点。”[56]
例句A：“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57]（《吕氏春秋》卷十五）
B：“凡是物体被推动的地方，都需要存在某种不动的东西。”（亚里士多德）
例句A：“劝登马力，马力既竭，辀犹能一取焉。”（《考工记·辀人》）
B：“任何速度一旦施加给一个运动着的物体，只要除去加速或减速的外因，此速度就可保持不变；不过，这是只能在水平面上发生的一种情形。”（伽利略）[58]
例句A：“星之行也，近日而疾，远日而迟，去日极远，势尽而留。”[59]（《旧五代史·历志》）
B：“从太阳到火星的矢径在相等时间内画出相等的面积。”（开普勒）
例句A：“动静相摩所以化火也，燥湿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云也，汤盎投井以化雹也，饮水雨日所以化虹霓也。”[60]（谭峭：《化书·动静》）
B：“热本身，它的本质和实质（性质）是运动，而不是别的什么。”（F.培根）[61]
例句A：“注水于瓶，闭一窍而水不得出，气守之也；置水于盎，覆匏而水不得入，气拒之也。”（庄元臣：《叔苴子·内篇》卷三）[62]
B：“一个密闭管子中的水银柱所以处于一定高度，是由于水银压力和外部空气压力相平衡所致。”（玻义耳）
从以上例句中可看出，汉语句子中的词汇如“飞鸟”“剑”“辀”“星”“雹”“瓶”以及“影”“自舟中”“疾驰”“燥湿”“置于盎”等，大都是具体可感的；英语句子中的词汇如“距离”“空间”“物体”“速度”“矢径”“运动”“压力”等，都是不可或不大可直接感知的。其次，汉语句子多为对事实和经验的叙述（描述），欧洲语言句子多为对事物及其属性的判断。虽然从意义的层面上说，汉语科学的描述同样揭示出造成某一现象的原因，但这种解释至少在语句的层面上是描述性的，并且是就特例而言的。
经验性的观察与描述通常形成所谓“综合命题”：有一个陈述（命题），它的真值函项主要取决于它所陈述的事实成分是否源于观察经验；如果是，那么它就是一个综合命题（且不论真假）。而理论概括往往容易形成所谓“分析命题”（当然“概括”不是形成分析命题的唯一途径）。对此，康德曾指出，不能通过谓词给主词的概念增加任何东西的判断，就是分析判断（分析命题）。这种判断具有先验的性质。例如，“蚂蚁或者寄生，或者不是寄生的”则是一个分析命题，因为这是一个“或者P真，或者P不真”的分析命题，我们只要用逻辑规则就可以判断其真假。根据这个标准，我认为汉语科学多表现为综合命题，欧洲语言科学多有分析命题。兹再举例如下。
例句A：“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周髀算经·经卷上》）
B：“在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正方形等于直角边上的两个正方形。”（毕达哥拉斯）
例句A：“月望，日夺其光，阴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不见，不能与之争光也。故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下轻上重，其覆必易。”（《淮南子·说山训》）[63]
B：“任一直线段的重心是该直线段的中点。”“圆的重心就是圆心。”（阿基米德）
例句A：“屈伸往来者气也。天地间无非气，人这气与天地之气相接无间断，人自不见。”（《朱子语类》卷三）
B：“虚空这一名词的通用意义并不是指一个绝对没有任何事物的场所或空间”，“虚空中既有广袤，则它也必然包含一个实体”。（笛卡尔）[64]
同样是对勾股定理、重心（本末）、虚空（气之聚散）的陈述，汉语科学多是对事实有所陈述（描述），而欧洲语言科学则多为从命题的符号定义和逻辑规则中“分析”“判断”其内涵（真假）。
（三）联想类推与逻辑演绎。汉语属于意合语言，其组合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主要取决于语义上的搭配是否合理。由此很容易导致一种非形式的思维而强调语言的上下文整体意义、修辞意义，甚至“言外之意”。同时，意合语言强调语义、意义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很容易形成一种以事物的相近、相似、相类为基础的“关联性思维”或联想思维。
表现在科学认知上，就是通过表象和意象来建立关于对象的联想关系模式。这当中，把握事物之间类同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墨家很早就提出了“类”的概念，有“以类行”“以类取，以类予”“有以同，类同”的思想。名家代表人物惠施更是明确强调“合同异”“毕同毕异”的主张，即通过对各种现象的“同”和“异”的观察，将不同的现象分别归为不同的类属，再将所要认识的现象同某一类属的现象进行对照、比较，以认识这一新现象的属性和特征。通常这一类比的过程是在两个具体的现象间进行比较，其目的是由未知到达已知，由个别到达一般、再回到个别。最常见的形式是“譬喻”“比类”。所谓“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墨经·小取》），“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则无以推明事”（《淮南子·要略》），“比者，附也。兴；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65]（《文心雕龙·比兴》）等讲的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性。正是通过“譬喻”“比类”，看似不相关的事物被联结起来，思维的创造力得以激发。
例如，古人很早就有了运动的相对性的朴素观念。然而，这个相对性观念恰恰是通过取象比类获得的。如“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张华：《博物志》卷一）。又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以《易经》中“未济”的卦象来说明钢铁锤锻和淬火的原理。因为“未济”的卦象是离（火）在上，坎（水）在下，火炎上，水润下。所以，水火不相交，产生不了相互作用。把这个道理用在钢铁工件上说明，钢铁工件不够坚硬就是因为水火没有发生相互作用。因此，必须通过淬火的方法，使烧红的钢铁工件骤然浸入水中，达到水火相交。这样，钢铁工件才够坚硬。[66]宋应星还说：“物之冲气也，如其激水然。气与水，同一易动之物。以石投水，水面迎石之位，一拳而止，而其文浪以次而开，至纵横寻丈而犹未歇。其**气也亦犹是焉，特微渺而不得闻耳。”（《天工开物·论气》）[67]这是运用类比法由水波推知声波。当然，汉语的形象性、强调“神似”，而不在意“形散”的思维倾向，又非常不利于注重形式严谨的演绎推理的发展。这是它的弱点。
再看欧洲语言。它依靠词和句子的形态变化组织结构而具有抽象的、形式化的特征。其中，“S是P”这样的句子结构成为形式逻辑的基础。也就是说，语言的系词是具有形式意义的逻辑联接词，它能够保证抽象概念的同一性；通过主谓结构和系词联结，可以获得概念的定义，进而把握事物类的外延与内涵。研究表明，从类概念的外延方面去认识类之间的关系正是发现三段论的必要条件之一。因为要知道一个三段论是否有效，就必须从概念的外延方面去考察大前提、小前提及其所推出的结论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否有必然性。[68]除了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欧洲语言的结构还依靠句子与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来建立。这种关系就是演绎推理的各种规则。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数学的“语形”特征。如欧几里得几何学，其基本特征或基本过程是，首先确定初始符号，以此表征若干不直接定义的公设和公理，再依据一定的合式公式或推理规则，由公设和公理推演出一系列定理。这样，欧氏几何学就成为由一组初始符号、公设、公理、定理等组成的严谨、完备、独立的形式系统；或者说，是一个依据基本的公理和规则而形成的演绎系统。同样，非欧几何也是一套形式系统。例如，黎曼几何是基于不同于欧氏几何的第五公设而形成的演绎系统。在黎曼几何的推演中，一个新的数学分支——拓扑学得以产生。而在拓扑学的各分支中，根据不同的公理进而又推出点集拓扑和组合拓扑。其中，组合拓扑又经过一系列推演在微分流形上发现了“纤维丛”。可以说，形式化的数学体系是以形式的推演为动力基础的，它通常不考虑数学符号、数学命题的具体含义，而侧重于数学符号和数学命题之间的关系，具有典型的“语形”特征。[69]即使涉及语义方面，它也是力求通过形式手段加以处理，在形式的关系中蕴含着“语义”的成分。
（四）整体观照与本体探源。张东荪在《从中国言语构造上看中国哲学》等文章中指出，中国人不大讲“being”，即存在，而却非常注重讲“becoming”，即变化。我认为，讲变化（becoming）是离不开“整体观照”的。例如，在汉语科学思维中，道、气、阴阳、五行、八卦等范畴，既是变化的也是整体的。它不像西方科学那样，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离、取舍、抽象，只突出其共性的、本质的属性；而是着力于在自然状态下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功能和演化状态的把握。当研究对象因其复杂、多变、随机而难于把握和认知时，则力图于从现象层面对之进行描摹与刻画，而不求其确定性、精确性。如对于“气”的概念，中国古代没有古希腊哲学家那种“属加种差”式的定义。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老子·五章》）这里，老子把天地看作是一个大风箱，出入其中的自然是“气”（“气”作为主语被省略掉了）。庄子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庄子·逍遥游》），“夫大块噫气，其名曰风”（《庄子·齐物论》）。这是对“气”的特征、功能的描画，是一种整体观照。《大戴礼记·保傅》说：“元，气之始也。”这里提出了“元气”概念，但并不是对“气”的定性。许慎《说文》解释说：“气，云气也，象形。”而“云，山川气也”。段玉裁注：“气本云气，引申为凡气之称。”这也不是对“气”的定义。可以说，“气”的概念和术语虽然大量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典籍中，却没有统一的界定或定义。这的确是汉语科学和汉语思维使然。
再看欧洲语言科学。其分析性、本源性思维集中表现在以句法为中心的组织结构过程中。如前所述，古希腊语有清晰、严格的主谓结构，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判断，系动词“to be”所关涉的正是判断句所要陈述的对象本身。在此基础上，古希腊甚至整个西方的逻辑学、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判断系动词为入口进行全面探索和建构的。因为，系动词to be不再单纯是一种语言形式，它本身即蕴含着对“存在论”“本体论”的探索。研究表明，古希腊“本体论”中on是being的另一种形式，由希腊文εīμí翻译过来。在希腊文里，εíμí可以用陈述句的形式出现。例如εστí υ就是εíμí的现在时主动语态第三人称单数陈述句，英文译作it is，汉语译作“它存在”。[70]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西方语言主语句或主谓结构的形成，体现了西方人对主—宾的二分以及自然对象或本体的不断追问。古希腊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对身边的世界发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善？这种发问往往追根寻源，直指对象的本质特征和固有属性及其各种规定性。这在哲学上的最直接后果便是将对象区分为“实体与属性”“本质与现象”两个方面，并形成分析性的思维。
对对象有所追问，就是有所判断，而判断在语言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形成定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定义是表达事物的本质的词组。定义的两个元素是：属和种差；定义的方法，即属加种差，因为只有属和种差述说本质。这样，定义就成了形成科学概念的前提。为说明问题，试举两例。
例句A：“圆，一中同长也。”（《墨子·经上》）
B：“圆是由一条线包围成的平面图形，其内有一点与这条线上的点连接成的所有线段都相等。”（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例句A：“方，柱隅四權也。”（《墨子·经上》）
B：“在四方形中，四边相等且四个角是直角的，叫作正方形。”（欧几里得：《几何原本》）
在例子1B中，被定义概念是“圆”，属概念是“平面图形”，而“一点与这条线（指平面图形之线）上的点连接成的所有线段都相等”则是与“圆”的“种差”。两者外延相等。可是，例1A没有属概念，只有两个种概念“圆”“一中同长”。原文是指两个概念类同。虽然在《经说上》的解释中，有“圆：规写攴也”（《说文解字》：“攴，轻击也。”）的说法，但其意思是指，用圆规轻轻地描写出来的就是这样的圆。“攴”在这里作副词。显然，这里的意思也不是对“圆”下定义，而只是一种描述。是把一个抽象概念与一个与之相联系、相类同的感性活动联结了起来。非常类同于逻辑经验主义的“观察语句”。
当代量子物理学家、科学哲学家玻姆（David Bohm）指出，现代语言仍然是以主—谓—宾为基本结构的。这种语言及其思维本质上是“碎片化”的。“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结构，它在整个生活中导致的功能是使思想倾向于把事物分割成独立的实体，这些实体被认为是本性上固定不变的。当这种观念被贯彻到底时，人们就会获得这样一种流行的科学世界观：认为任何事物最终都是由一组有固定本性的基本粒子组成的。”[71]可谓一语中的！
（五）时间生成与空间构造。汉语的时间偏向在古代哲学和科学思维上都有所体现。如《周易》就是一部记录时间生成过程的典籍。其时间思想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时间解释宇宙本体的部分，二是描述时间过程的部分。其中，“阴”和“阳”两个词的意义就是对生成变化的最简单、最基本的描述。有阴阳，于是才有“易”。不过，作为这套范畴和系统的核心概念“易”历来就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易”取象形文字，即日、月为易；有的认为，“易”字即由“蜥蜴”之蜴演化而来，取意于该动物的长寿，且有肤色变易之内涵；还有的认为，“易”乃“简易”之“易”。所谓“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系辞下》）。通观这些解释，其大都与时间或变易有关。可以这么认为，“变易”正是“易”的本质。有了这个哲理做基础，“易数”便通过阴阳的组合构成八经卦，后又构成六十四重卦，从而形成“八卦成列，像在其中”“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宇宙生成变化模式。而这个宇宙变化模式并不仅仅是一套抽象的符号系统；它实际上反映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过程。包括天文地理、社会人事等，莫不如此。例如，在中医中，《黄帝内经》从“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的思想出发，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学说为指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时间理论。其中，“五运六气说”以天干、地支为符号，以五运六气错位配合为模式，推演出气候的大致情形及每年中各个“运季”“气时”的气候特点，指出气候常、变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阐明了气候周期性变化与疾病的内在联系。[72]
虽然古希腊的哲学家不乏对运动、时间的思考，但他们更为感兴趣的或占主导性的乃是空间问题。作为古希腊四大哲学家之一的巴门尼德，通过对“存在”与“非存在”的思考，强调了“存在者”的不变性；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为无数不可分割的“原子”运动设想了一个“无限的容器”；柏拉图通过对几何学重要性的强调，把构成万物的水、土、火、气四元素一概纳入几何模型的考量之中。后来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明确提出了“时间”范畴，但摆在十个范畴之第一位的仍然是“实体”范畴。他坚持认为，实体必须是具有确定性和不变性的东西，这种确定性和不变性的实体肯定是存在的，并且是构成万事万物的基础。总的来看，虽然我不能完全认同“根本不存在诸如希腊的时间观这样的东西”的观点[73]；但指出希腊人的“时间”更多的是一种循环的时间观，是一种几何化、空间化了的时间观，无疑是正确的。正如法国希腊学研究专家安德烈·内埃（André Neher）所说：“希腊人抓住了有形事物背后的可悟性。他们保存的不是真实的礼仪，而是其意义；由此对空间的解释和探究，以一种焕然一新的形式在哲学和科学中得到了揭示，这两者都是以空间性质和几何学性质开始的。纵观希腊哲学的整个演变过程，它带有这种起源的痕迹。在希腊哲学里，时间在其牢固而真实的意义上从未被理解为一种实在，因为世界基本上依然是宇宙，一种不变的、有序的天地万物，一种有规律的、可计数的运动，即空间。”[74]
前面提到的沃尔夫曾经详细探讨了科学语言中的空间化问题。他指出，欧洲人对时间和循环的意识中虽然确实有那种“变得越来越远”的基本感觉，但语言中的数量表达方式却不与这种主观经验相联系，而是将时间“客观化”为可以计算的数量[75]，或将渐行渐远的和持续的时间客体化成一条线上的几个点。这样，绵延的、主观体验的时间意识被客体化、可间断性、可计算的时间意识所取代。由于这样一种语言和语法关系，欧洲人的时间意识总体上是贫乏的。虽然在句法的层面上，物量化、客体化的时间意识被强制性划分为现在、过去、将来等时态，似乎很强调动词的时态，排斥了无时间性的断定。但是由于现实说话时刻是确定时间关系的主要参照点，因此，以说话时刻为原点，之前和之后的时间均被空间坐标化了。仿佛提供了“绝对时间”的空间坐标参照系。表现在物理学上，最典型的莫过于牛顿力学中的绝对时空观。所以说，“牛顿的空间、时间和物质概念非关直觉，它们是文化和语言的心像。牛顿是从我们的文化和语言获得这些概念的”[76]。
（六）体悟默会与精确实证。中国古代贤哲出于对道与器、虚与实、形与神、有与无的辩证思考，对语言的地位与作用总是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有时甚至主张抛却语言而直接把握天地人之“本意”。老子举例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77]意思是说，“有”“无”是相互对待的，“无”也有“无”的作用。这一点用在语言上也讲得通。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的作用是有限的。庄子深得老子这一思想精髓，并有更为细致深入的阐述。他以能工巧匠娴熟精湛的技艺证明，世上有许多至妙之理、精微之技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如“庖丁解牛”典故中的“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隙，导大窾，因其固然”（《庄子·养生主》）[78]等，便是如此。
对于汉语来说，以“意”统摄“形”的语言结构和特征必然要求语言的形态结构和规则服从和服务于语言的内容需要。从所要表述的外部世界来看，形象总是大于观念的，事物总是多于范畴的；就主体参与其间而言，各种技能和探究活动中总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方，属于“言外之意”。例如，当《考工记》中记载：“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79]如果一个未掌握铸工技能、缺少铸工经验的人，凭此记载和描述便来铸金，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这个记载和描述虽然记有工艺流程和规则，但其中个人的默会知识并未诉诸纸面：冶铸的“火候”到底怎样把握？所谓的火苗之各种颜色又如何准确识别？诸如这些都是默会的和不可言传的。对于所谓“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后汉书·郭玉传》）的境界，一定要用某种语言去表达，往往会舍本逐末，效果也不会好。
为了解决“言不尽意”与心传口授之间的矛盾，古人也想出了一些很好的办法。如古人很早就提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比喻和隐喻认知原则，效果非常明显。
日本学者栗山茂久在《身体的语言》一书中，比较了中医和古希腊医学在脉搏感知与语言表达方面的差异。他指出，中医诊断脉象与希腊医生测量脉搏之间的差异，不只是理论上的，也是经验上的。它不仅涉及对身体的认知与感知方式，也涉及语言的表达；后者同时塑造感觉的形成以及对手指感受的定位与命名。通常，中医的脉诊（如在手腕处的脉诊）并不停留于生命或脉搏的某一体征（如有节奏的跳动），而是结合“望”“闻”“问”诊，综合感受脉象的各种讯信。在这个过程中，中医对那些模糊感受的东西、语言表达不确定性的东西，甚至是主观的东西，均能采取有效的办法加以对待。“比喻”是其常用的方式之一。例如，对“浮脉”的描述，古代医学家王叔和谓之：“举之有余，按之不足”；李杲谓之：“如空中之浮云”；李中梓则称之：“泛泛在上，如水漂木”；李时珍则加以润饰道：“如微风，吹鸟背上毛，厌厌聂聂。如循榆菜，如水漂木，如捻葱叶。”这些在栗山茂久看来，其效果能够让人产生意象的联想，也能比较准确地感受到脉象的特质。若再配以图像化的脉搏图和象形文字，更能够使人们确切地掌握脉诊的各种知识与技巧。而这与古希腊医生追求脉搏测量的明确性和脉搏定义的清晰性，是截然不同的。他说：“中国的切诊历史与欧洲不同，从未出现要求明确语汇的呼声，没有对于定义的争论，也不曾怀疑每个人对于语汇的含义认知是否相同。”[80]相反，欧洲“脉搏的论述者要求明确而直接的叙述，扬弃比喻的方式，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以管状动脉这一明确清晰的形象来设想脉搏，也因为他们将其视为一种概念，一种存在于脑海之中的几何形体”[81]。确实，西方科学严格遵循语言的形式化道路，把科学概念和范畴牢固地限制在语言结构的框架之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逻辑符号和数学的方法，使科学体系具有了精确性、抽象性和实证性的特征。
以上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应当看到，这六个方面彼此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例如，汉语的整体思维不仅表现在篇章结构方面，而且表现在字词、句子以及句组各个层面。英语的分析思维亦然。也就是说，语言分析的各个层面是交互影响的，只是在每一个层面上轻重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我们在分析和比较中西科技语言和文本时，应当注意这一点。还要看到，由于系统的研究，特别是从中西语言比较的角度来分析语言对科学认知的影响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相关的举证和论证更多的是从语言及其思维的一般规律出发来说明语言不对称性对科学认知不对称性的影响，而有关语言的不对称性与科学认知和思维的不对称性两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相互影响，以及科学活动中的语言与思维到底有哪些独特性及其内在规律等，尚缺乏细致而深入的总结概括，因而在此更倾向于将现有的研究看作尚待研究的方向，以期进一步论证和完善。
[1]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79页。
[2] 〔日〕中村元：《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林太、马小鹤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5页。
[3] 一般分为“溶合型”（fusional）、“屈折型”（inflecting）和“孤立型”（isolating）三种类型。前两者虽然混合了其他类型的某些元素，但其突出的特质是，用语音表示意义也表示关系，词根可行内部语音变化，或用附加法来表示形态；在用语音表示意义的同时，用语序表示词与词的关系。这种类型说或分类法是语言中的词的结构划分方法。
[4] 转引自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45～47页。
[5]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163页。
[6]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96页。
[7]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314页。
[8] 〔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12页。
[9] 〔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43页。
[10] 〔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23～24页。
[11] 参见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12] 学者辜正坤将汉语归属于视觉文化，将印欧语归属于听觉文化。参见辜正坤：《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3]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29页。
[14] 〔美〕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38页。
[15] 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26页。
[16] 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28页。
[17] 清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文字学家孙星衍覆刻宋本《说文解字》，称“孙氏重刊宋本说文序”。
[18] （汉）许慎：《说文解字》（影印版），（宋）徐鉉校定，北京，中华书局，1963。
[19] 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载《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20] 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07，第150页。
[21] 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2] 李志岭：《汉字、欧洲字母文字与中西思维方式的关系》，载《外语教学》2005年第3期。
[23] 〔美〕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范岱年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第48页。
[24]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88页。
[25] 〔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67页。
[26] 王力：《王力文集》（第一卷：中国语法理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第472页。
[27] 刘宓庆：《汉英对比与翻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第18～19页。
[28] 王菊泉：《关于形合与意合问题的几点思考》，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6期。
[29] 王吉祥：《从词法和句法特点看古希腊语的思维模型》，载《学海》2008年第6期。
[30] 转引自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88页。
[31] 转引自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86页。
[32] 胡适：《先秦名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第41页。
[33] 张东荪：《理性与良知》，张汝伦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第346～349页。
[34] 转引自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53页。
[35] 刘丽芬：《语言与民族思维互为观照——以俄语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25日版。
[36] 周小涛：《从中西思维方式初探英汉句法差异》，载《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37] 〔法〕克洛德·拉尔：《中国人思维中的时间经验知觉和历史观》，载〔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31～64页。
[38]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39]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222页。
[40] 参见谢信一（Hsin-I Hsieh）：《汉语中的时间和意象》（上），叶蜚声译，载《当代语言学》1991年第4期。
[41] 参见王路：《“是”与“真”——形而上学的基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81页。
[42] 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第299页。
[43] 〔美〕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89页。
[44] 李志超：《天人古义——中国科学史论纲》，郑州，大象出版社，1998，第32页。
[45] 陈朝勇：《从汉语思维特点看中西科学思维的差异和互补》，载宋正海、孙关龙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第93～96页。
[46] 李晓茜、贺善侃：《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对科学认知的影响》，载《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7] 为与“汉语科技”或“汉语科学”相对，特将欧洲语言范式的科学研究称为“欧洲语言科学”。
[48] 刘志学：《科学语言的意义与指称》，载《哲学研究》1991年第11期。
[49] 以上观点见李春泰：《汉语字和词中的力学思想》，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4期。
[50] 梁宗巨：《数学历史典故》，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第368页。
[51]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六卷第一分册），袁以苇等译，北京、上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110页。
[52] 〔美〕罗伯特·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第85页。
[53]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第10页。
[54] 〔英〕A.J.艾耶尔：《语言、真理与逻辑》，尹大贻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8页。
[55] 以下所列古希腊、近代西方科学典籍中的语句虽然已翻译成汉语，但其与古汉语语句性质的区别，仍然十分清楚。
[56]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第57页。
[57]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58] 杨仲耆、申先甲：《物理学思想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第261页。
[59] 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古代物理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第100页。
[60] 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古代物理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第341页。
[61] 〔英〕F.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317页。
[62] 戴念祖：《中国物理学史大系·古代物理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第122～123页
[63] 刘安等编著：《淮南子》，高诱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73页。
[64] 〔法〕笛卡尔：《哲学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第42页。
[65]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94页。
[66] 李以渝：《试论古代科学的方法论》，载《大自然探索》1992年第4期。
[67] 转引自杨仲耆、申先甲：《物理学思想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第67页。
[68] 冯必扬：《试论我国古代哲学家未能发现三段论的原因》，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8期。
[69] 郭贵春：《隐喻、修辞与科学解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第162页。
[70] 周春生：《“取譬”与“是”——从判断系动词看中西方文化哲学的生成和框架》，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7期。
[71] 〔美〕戴维·玻姆：《整体性与隐缠序：卷展中的宇宙与意识》，洪定国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3，第33页。
[72] 参见周铭心、王树芬：《中医时间医学》，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
[73] 〔英〕 G.E.R.劳埃德：《希腊思想中的时间观》，载〔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43～194页。
[74] 〔法〕安德烈·内埃：《犹太文化中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载〔法〕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195～198页。
[75] 〔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42页。
[76] 〔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高一虹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41页。
[77] 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第17页。
[78] 谢祥皓：《庄子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8，第204页。
[79] 转引自王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第483页。
[80] 〔日〕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陈信宏、张轩辞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57页。
[81] 〔日〕栗山茂久：《身体的语言——古希腊医学和中医之比较》，陈信宏、张轩辞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