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逻辑的作用下，社会时空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原先的同质性时空转变为差异化时空，从原先的稳定性时空转变为流动性时空。社会时空的全球流动与重新组合，使社会时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时空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社会时空是社会发展的外在背景，即社会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时空中实现的；而在社会时空不断重构的条件下，社会时空逐步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从“时空中的发展”逐步转向“发展中的时空”。换言之，在全球化时代，社会时空的流动与重组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因此，社会发展方式的深刻调整，离不开对社会时空当代特征的整体把握。
（一）时空失衡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
在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发展的自主性与依附性的关系。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这更是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现实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内生型社会发展模式不同，后发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总体上具有外源性的特征，即以被动的方式进入全球体系之中，即“被动全球化”。后发国家的“被全球化”的过程可以分为旧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两个阶段。在旧殖民主义时代，先发国家往往通过武力征服、直接统治的方式对殖民地或附属国进行掠夺和奴役。对此，马克思曾以荷兰为例，勾勒出旧殖民主义的血腥图景：“荷兰——它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副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46]在新殖民主义阶段，后发展国家往往在政治上已经相对独立，所以作为帝国主义中心的国家不再采取直接掠夺的方式进行殖民统治，而是采取更为隐蔽的间接殖民方式，在经济上利用国际经济交往，通过经济控制、不平等贸易、货币兑换和所谓“经济合作”来实现对后发展国家的控制。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殖民地国家争取独立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而重新掌握政治主权在理论上是这种发展的前提，但独立之后的现实却是不得不继续向西方国家求助。这在拉美和东亚独立后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量外来资金，还是这些国家为满足物质需求对西方消费品的依赖。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状态一直持续，形成了一种所谓依附性发展。”[47]后发展国家之所以陷入社会发展的依附困境，这是因为，政治独立仅仅是后发展国家自主发展的形式上的条件，后发展国家要想真正实现自主发展，就必须要在政治独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经济自主和文化自觉。所以，鉴于新旧两种殖民主义的不同策略，自主发展的主题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政治解放是后发展国家在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奋斗目标，那么在新殖民主义时代，后发展国家自主发展的主题应当是经济自主与文化自觉。
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发展之所以面临自主性与依附性之间的深刻矛盾，这是由全球时空的失衡结构所决定的。在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化时代，全球时空结构必然会呈现出同质性与对抗性同时并存的特征，由此出现了时空失衡现象。这种时空失衡现象既是资本全球积累的产物，同时更是资本全球积累的动力。如果“世界是平的”，即世界是充满同质性的均匀空间，那么资本的流动就会停止，资本的全球积累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积累使得时空失衡现象不断得以凸显。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始终在关注时空失衡现象。早在列宁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列宁就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必然会产生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危机根源。而与列宁同时代的卢森堡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非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经济殖民之后，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的矛盾在全球范围会进一步加剧。
在列宁和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之后，多斯桑托斯等人提出了“依附理论”。在他们看来，
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48]
依附理论虽然揭示出了后发展国家之所以“不发展”或“低度发展”的根源，但是依附理论没有找到正确摆脱依附困境的出路，因为依附理论开出的药方就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脱钩”，然而这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时代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沃勒斯坦又在依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体系论，他认为社会变迁并不是在一个抽象的社会中展开的，而是产生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内，即世界体系中。他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考察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的历史演变。他认为，世界体系在时间上从16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在空间上，各个国家和区域形成了共同的分工关系。
受到沃勒斯坦的启发，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哈维提出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哈维注意到，全球化过程必然也是一个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过程。一方面，各个区域的发展程度的不均衡是资本流动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发展程度上的落差，那么资本就会均质化，全球空间陷入静止状态。由此，资本流动的具体表征就是发达国家不断巩固自身的金融霸权，同时通过去工业化来向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将发达国家所淘汰的落后产能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发达国家又凭借自身的货币霸权和金融集权从而分享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红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为了自我增殖，会在各个空间内部进一步制造出不平衡的差异化空间，由此确保资本逻辑的统治地位。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平衡地理发展也是资本积累的产物。资本逻辑所蕴含的对抗性矛盾由此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层面上的社会空间内部不断布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时空失衡现象。
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到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再到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时空失衡现象的产生根源。值得追问的是，哈维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提出的“不平衡地理发展”与列宁、卢森堡等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提出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等理论有什么差异呢？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尤其是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与列宁和卢森堡的相关理论相比，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作为他对空间失衡现象的集中表述，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特质在于，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不仅是一种资本主义空间外部的不平衡，即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两个世界的不平衡发展，而且也已经内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不平衡。这具体表现在：
首先，在全球范围内，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出现不平衡发展，即马克思所指出的“时间消灭空间”的加速运动。在全球化发展尚未深入的时代，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保持着一定的均衡；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的弹性积累中，时空压缩和时空分延两种现象同时并存，这就使得资本流动时间在不断加速，同时空间也因此而被不断压缩和流动，这种时空重组的机制使得空间失衡现象日益加剧。
其次，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也在日益不平衡。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雇佣劳动的存在，劳动力始终依附于一定的资本关系，虽然存在着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关系，但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共存关系。然而，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作为天生的“国际派”可以到处流动，但是劳动者却无法自由流动，总是与一定的领土空间相捆绑。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在流动性上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二者之间的失衡发展，并且使得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进一步加剧和隐秘化。
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基于领土的权力扩张和基于资本的经济扩张出现了失衡现象。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与地方性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但是资本的经济扩张速度远远超过了权力的领土扩张，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在此期间，一方面，基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旧国际秩序正在消解，而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又尚未成型，这就使得资本的自由流动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开始逐步摆脱来自民族国家的限制。而民族国家在此时更像是资本的守夜人，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性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资本流动中也不是一味的消极被动，当民族国家开始意识到资本的经济扩张远远领先于权力的领土扩张后，发达国家开始进一步利用资本的经济扩张来建构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全球统治秩序，这也就是哈特和奈格里所提出的“新帝国”的根本动机。所以，哈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所揭示的空间失衡现象，不仅在资本主义时空与非资本主义时空之间展开，同时也在各个时空内部展开，这就是时空失衡的内在化现象。究其根源，时空失衡在各个时空内部的内在化，从根本上是由晚期资本主义的弹性积累所决定的，因为资本的弹性积累模式所要求的时空秩序正是这样一种充满差异化的时空秩序，这种差异化不仅表现为全球分工体系上所处位置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分享全球化超额利润上的失衡。
正如哈维所揭示的那样，由于时空失衡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被不断地内在化，所以试图通过孤立于全球资本体系之外的方式实现自主发展是不可能的。在时空失衡内在化的前提条件下，社会发展的自主性不能演变成社会发展的孤立性，而是应当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增强社会内部对于全球化体系的协调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发展的自主性。这就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并非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持续展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就必须要深入时空失衡现象的内部，从而将社会内部的时空失衡状态逐步扭转为时空均衡状态，进而利用全球化条件促进自身发展。所以，社会发展的自主性诉求，必然要求社会时空从失衡状态转向均衡状态，而要实现这样的转变，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时空压缩现象，从而实现社会发展的均衡性。只有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均衡性，才能实现社会发展的自主性。
（二）时空压缩与社会发展的均衡性
上述分析已经指出，时空失衡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外部因素，而是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因素，时空失衡的内在化对特定社会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一个社会初步融入全球化的阶段，该社会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为社会内部总体时空与外部时空之间的发展的差异性，即社会时空的外在差异。这种社会内部与外部世界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性往往能给社会内部注入发展的活力，形成所谓“全球化红利”。当一个社会以一种总体时空的形式并入全球体系中时，这种“全球化红利”的释放在短期内能够快速实现社会发展的启动。但是，特定社会在融入全球化之后，全球化的各项因素也在深入影响社会内部，由此形成了“时空压缩”现象，即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时并存于特定区域内部，由此开启了时空失衡的内在化过程。换言之，时空压缩现象在实质上是时空失衡现象内在化过程在全球化条件下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突破时空失衡和时空压缩所带来的“瓶颈”，那么社会发展往往会在全球化的深入展开过程中陷入长期停滞的状态，也就出现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停滞的现象。所以，在融入全球化的初始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利用和释放“全球化红利”，即社会内部优势与外部全球条件如何匹配和对接的问题；而在深度融合全球化的后续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则转变为如何应对社会内部的时空差异和压缩现象，从而为社会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动力。
基于时空失衡的内在化过程，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必须建立在均衡性的基础上。一般说来，社会发展的合理过程是不断从非均衡性发展走向均衡发展的动态平衡过程。如果没有非均衡性的起点，那么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如果没有相对均衡的动态实现，那么社会发展的目标也就无法达成。所以，要想实现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始终在非均衡性与均衡性之间形成动态平衡过程，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潜力所在，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发展从非均衡性到均衡的动态过程在全球化条件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尚未融入全球化的阶段，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为社会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一国范围内社会生产力的持续积累推动了生产关系的系统变革，由此实现社会发展；而在初始全球化阶段，社会发展不仅受制于社会内部的纵向发展逻辑，同时受制于社会外部的横向发展逻辑，这时候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为社会内部与社会外部的生产力之间的发展差距，从而通过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在横向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纵向发展的跨越式发展；最后，在深入全球化的阶段，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发展差距逐步内化为社会内部的发展差距，社会发展在该阶段的非均衡性主要体现为社会内部各个区域的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各个地区之间发展不协调问题，因为时空失衡的内在化过程使得不同发展时间同时并存于一个特定空间内部，比如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同时并存于一个国家、自然经济与知识经济同时并存于一个社会，时空失衡的内在化过程也就是多重时空的压缩化过程，最终形成了多重时空同时并存的现象。因此，在深度全球化阶段，为了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必须要合理应对时空压缩现象。
客观地说，时空压缩现象对社会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时空压缩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和风险，时空压缩不仅是时空的物理压缩过程，同时也是风险的社会压缩过程，传统的社会结构会因此出现断裂的现象，尤其是当社会结构的制度弹性尚未形成的情形下，时空压缩带来的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将会冲垮刚性僵化的社会结构，从而造成大规模的社会失范和动**现象；另一方面，时空压缩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既然多重时空同时并存于社会内部，那么多重时空之间就有可能形成合理的互动关系：首先，欠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提供广阔的内需市场、充沛的资源要素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而，发达地区通过产业结构的梯度转移发挥反哺效应，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共同发展；最后，发达地区的不断进步和欠发达地区的迅速赶超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持续活力。总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辩证发展过程是时空压缩与社会发展之间辩证关系的具体体现。鉴于时空压缩对社会发展的双重效应，要想实现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和持续进步，关键在于如何应对时空压缩现象。如果对时空压缩现象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那么时空压缩现象就会固化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活力丧失殆尽，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结构性矛盾一旦固化，必然会反噬原有的发展成果，从而出现颠覆性错误。如果积极应对时空压缩，用发展的方式解决多重时空的不平衡性问题，那么时空压缩就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而言，要把时空压缩转变为发展动力，应当注意以下问题：首先，我国必须将“大国规模”转化为“大国优势”。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的发展水平尚未平衡，城乡二元体制仍然是困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但是，欠发达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需求奠定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内需，因此中国必须要通过不同产业之间的梯度转移和城乡户籍体制的身份解放激活巨大的需求，从而将“大国规模”转化为“大国优势”。
其次，我国必须要在发达地区深入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我国的发达地区要想对欠发达地区充分释放反哺功能，关键在于发达地区自身的发展进步。如果发达地区始终依赖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在产业结构上始终停留在以劳动力密集为特征的低端制造业，那么发达地区就无法成为引领欠发达地区的龙头。所以，发达地区只有在技术创新的支撑下不断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对欠发达地区实行产业的梯度转移。
最后，我国的欠发达地区应当找准“比较优势”，实现“弯道超速”。我国的欠发达地区要想从根本上摆脱低度发展的困境，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对发达地区的一味模仿，而必须要把亦步亦趋的跟踪式发展路径转变为“弯道超速”的发展路径，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找准自身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我国的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定位具有双重尺度：一重尺度是与我国发达地区相比较而言的自身优势，另一重尺度则是与全球社会相比较而言的自身优势。在前一重尺度的比较优势上，我国的中部地区可以在城市化进程中走“在地城镇化”的道路，而不是一味模仿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道路是在东部沿海城市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之后再辐射周边农村，而中部地区在不具备这样的前提条件时，可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实现“在地城镇化”，既释放了农村的内需，又避免了大城市的各种城市病。在后一重尺度的比较优势上，欠发达地区也要面向国际社会进行开放，在全球产业布局中发挥自身的区域优势。在这方面，重庆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鲜明例证。重庆之所以能够吸引全世界制造业的集中，一方面依托于自身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打通“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极大降低了物流成本，从而成功地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在此意义上，我国的广大西部欠发达地区应当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布局，争取成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从而使欠发达地区整合进入全球体系，从而加速自身发展。
总之，只要我国内部的多重发展时空齐头并进，实现共享式的协调发展，那么我国社会发展就能在应对时空压缩的现实挑战时顺势而为、趋利避害，从而进一步实现我国社会均衡发展的良好局面，使我国的社会发展在全球化深入展开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创新升级。
（三）时空转化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
如果说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和均衡性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那么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主要体现的是社会发展的合目的性。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人的发展在此意义上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是否合理的价值尺度。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程度日益紧密，人的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所以，社会发展的合理与否，关键要看人的发展程度，而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离不开社会时空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
对于人的发展与社会时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一个极富启发意义的命题。他曾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空间。”[49]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从社会时空的视角审视人的发展，那么人的发展即是自由时间转化为发展空间的过程，亦即时空转化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发展空间”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空间，而是指现实的人朝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目标的提升空间。所以，这种时空转化不同于物理学意义上的时空转换，而是人学意义上的时空转化。正如有的学者指出：
在社会领域，时间和空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社会成员可自由发配的时间日益增加，这就使知识进步、科技创新的进程不断加快，从而为发展生产力、发展先进文明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反过来，社会活动领域的开放与扩展，又可以促进个人、群体、民族和国家之间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从而通过相互学习、借鉴，加快社会发展的步伐，缩短发展所需要的时间。社会时间和空间就是这样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转化和相互促进的，这就是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50]
事实上，时空两种维度不仅可以在社会发展领域内相互转化，同样也可以在人的发展领域中实现相互转化。
单纯从时间维度看，人的发展的时间基础是自由时间。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时间，一种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另一种则是自由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区别不是量上的区别，而是质上的区别。有一种观点，劳动时间之外的时间都是自由时间，这种将自由时间等同于闲暇时间的错误观点实质上没有看到两种时间的实质性区别，从而将两种时间等量齐观。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区分其实也是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区别。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51]
从马克思的这段话可以看出，自由时间之所以不同于劳动时间，是因为劳动时间是受制于生存需求的必然性的物质生产时间，而自由时间是为了实现自身全面而自由发展这一内在目标的时间。虽然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存在着质上的区别，但二者也存在着有机联系：自由时间的增加必须要建立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基础之上。在此意义上，人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劳动时间不断缩短、自由时间不断增加的过程，实质上是人的需求从物质生存需求向自由发展需求的进步过程。如果离开了自由时间，那么人就无法摆脱物化状态，人的发展也就无从谈起，正如马克思所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52]所以，马克思格外重视自由时间的重要意义。
从时空转换的角度看，劳动时间的节约和自由时间的增加，在空间上表现为人的交往空间的不断增加，从而为人的发展奠定空间基础。马克思高度重视人的交往空间扩展对于人的发展的重要意义，他曾经指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3]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也就是人的交往空间的扩大过程，从特定的区域扩大到整个全球范围。为什么人的解放离不开交往空间的扩大呢？对此，马克思回答道：“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54]也就是说，交往空间的逐渐扩展不仅是指人的活动空间的开拓，同时也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丰富和全面能力的不断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交往空间的扩展离不开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流通时间的缩短。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55]与其说是“时间消灭空间”，毋宁说是“时间解放空间”。自由时间正是通过劳动时间的节约和流通时间的压缩这两种方式转化为不断扩大的交往空间，从而“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56]，进而实现人的发展。
自由时间的增加与交往空间的扩展表明，社会时空对于人的发展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人们还应看到，要想实现社会时空对于人的发展的积极作用，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同时必须借助社会经济各项具体条件的客观支持。在当代中国，首先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从而实现劳动时间的节约；其次，当自由时间随着科技创新而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必须要构建健康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否则自由时间不会自动转化为人的发展空间。最后，我国还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建设，积极推进空间正义的实现，为人的发展消除相互隔离的空间障碍的同时，也为人的发展生产出更多的公共性空间，最终在“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同体中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推进我国社会的合理发展。
[1]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19～2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3] 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5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82～2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英]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6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37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28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1]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2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286～29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3] David Harvey，The Limits of Capital，Blackwell，1982.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257～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国外理论动态》，2006（1）。
[17] 任平：《论空间生产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江海学刊》，27～31页，2007（2）。
[18]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3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0]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388～38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1]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3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2] [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3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5～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5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96～9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7]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8] See 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 of Production，Allison & Busy，1976.
[39]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44～4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4] 丰子义：《走向现实的社会历史哲学》，39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45] Terrence K.Hopkins，Immanuel Wallenstein and Associate，World-system Analysis：Theory and Methodology.Sage Publications，1982，p.14.
[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61～8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7] 陈尧：《新权威主义政权的民主转型》，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8]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3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5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0] 杨耕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35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928～9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1～5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