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黎公社如何创建新国家、新社会
1871年3月28日民主选举产生的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权巴黎公社委员会正式诞生之后，它面临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创建新国家、新社会，开辟新世界、新时代。在巴黎公社委员会短暂执政的两个多月(62天)内，它竟然有一系列崭新的创举，在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留下了永远熠熠生辉的光荣篇章。
巴黎公社委员会从3月28日至5月21日，总共55天，召开过58次会议，有时每天举行两次或三次会议(其间只有5月11日、13日、14日、18日、20日这五天因局势紧张未开会)。3月31日公社决定每晚8点召集委员开会。即是每晚开会决策，白天分头执行。非常难得的是这58次会议保留下了较为完整的两大厚本会议记录(中译本已由商务印书馆于1963年出版)。从这两本珍贵文献我们得以了解巴黎公社在民主选举产生领导机关巴黎公社委员会之后，这个领导机关是如何通过民主协商、民主立法、民主决策，实现民主行政、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从简要概括和归纳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委员会在执政两个多月之中，在政法建设、财经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和外事建设这六个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在多方面增进了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福祉，在多方面初步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
巴黎公社的首要创举是制定了崭新的决策与法令，开展民主政治建设。巴黎公社民主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会取代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机关之后，首先就要取消旧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僚特权，规定新的工人国家领导人的工资待遇。在3月31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第一次讨论并决定公社委员的工资问题。“公民克雷芒请大会注意薪金问题，应该根据民主原则规定公社委员的薪金”,“公民瓦莱斯提出每月三百法郎的数额。公民韦尔杜尔支持这个建议，并提议马上宣布，任何一个公职人员所得薪金每天不超过十法郎”,“公民朗克同意规定公社委员按日付薪制”,“公民奥斯丹提出每天十二法郎的数额”,“公民克雷芒觉得这个数额不够，认为每天应该得十五法郎”,“公民弗兰克尔建议每天十法郎，参加一次会议另发给五法郎”。①从以上会议记录可以看出：每个委员在会上都是以公民的平等身份和称呼发言，在发给公社委员的薪金问题上有发给日工资和月工资两种提案，在日工资问题上有按日发给10法郎(与会另加5法郎)、10法郎、12法郎或15法郎四种意见。民主讨论之后进行民主表决，结果是：4票赞成弗兰克尔的每天10法郎(参加开会另加5法郎),8票赞成每天10法郎，6票赞成每天12法郎，22票赞成每天15法郎，“因此，通过了十五法郎的提案”①。即每月450法郎，每年5400法郎。到4月1日公社委员会进而决定把日薪制改为当时法国通行的年薪制。据《巴黎公社公报集》收入的文献记载：“巴黎公社在4月1日的会议上已做出决定：公社各部门职员的最高薪俸为每年六千法郎。所谓公社各部门，是指公社所有的公共服务机关，无论民政机关或军政机关均包括在内。”②与这个决定紧密相关，公社于4月2日签发了《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内容这样写道：“鉴于到目前为止，各国家机关的高级职务由于支给高薪，是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的；鉴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有轻俸，也不应该有高薪；为此决定，各公社机关的职员，最高薪金规定为每年六千法郎。”③这个法令的规定比之原来的决议每年略微增加600法郎。这个最高薪金与当时巴黎熟练工人的最高薪金相等，这体现了工人国家公仆的本质，公仆的待遇不应高于主人。这并不是平均主义，因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当时为5倍，政府公职人员的工资差距也是5倍。公社委员的6000法郎年薪比之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高官每年300万法郎的高薪相距竟有500倍之差。当时政府总理梯也尔的高薪是每年500万法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深刻揭露并且嘲讽了梯也尔的反动本质和虚伪面孔。马克思说：“在波尔多的时候，他(指梯也尔——引者注)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做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①马克思同时在这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文献中对公社采取的取消高薪、限定公仆薪金的法令给予极高评价。他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公社各个行政部门的官员“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②。恩格斯于1891年在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重新出版所写的导言中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指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①1871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表明：违背巴黎公社采取过的以上这两个可靠的办法，终究会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覆灭。
巴黎公社推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不仅在于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且还在于要建立“双廉”政府，即廉价政府与廉洁政府。自从产生国家政权机关以来，国家政权机关官僚的高薪特权和贪污腐败，始终存在高价政府和贪腐政府。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破天荒第一次实现了廉价政府和廉洁政府。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②也就是取消了庞大的国防费用和官员高薪。公社不仅严格限制委员们的薪金收入，而且在1871年4月9日决定委员们出席每次会议要签到，缺席者要扣薪。对公社各项行政开支都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如4月9日公社决定取消供市政厅官员使用的轿式豪华马车，官员们上下班都要步行走路，或者自备马车。10日公社又决定：“市政厅伙食费规定为每人每天二法郎”③,即在公共食堂吃饭每顿不超过一法郎。公社的政府行政支出仅占总支出金额的1.3%。④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廉价政府，也是后来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做到的。公社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公社委员埃德将军花6000法郎订制一套将军服，财务委员会委员瓦尔兰立即拒绝签字批准并且对之严厉批评，终使得到改正。陆军部于4月7日公告：杜绝崇尚肩章、袖饰、胸链恶习，今后军官佩戴虚荣饰物者应受纪律处分；4月12日又发布公告，规定除军团指挥官和两名参谋外，任何军官不得私自拥有坐骑。公社对被控告盗用公款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公职人员，一律严惩不贷，甚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公社政务公开，每天发表公报，接受人民监督。在公社81名委员中始终没有被控告有贪腐行为者，巴黎公社堪称廉洁政府。
公社非常重视法制建设，力求做到依法执政。公社在公社委员会这个立法权与行政权统一的机构之外，另设有民事法庭与军事法庭，一名检察长和四名副检察长。公社规定：全体司法官员须经选举始得任命；陪审员从国民自卫军的代表中选举产生；司法应依据“人人平等的法庭，法官的选举制，辩护的自由”这样三项原则；为保护公民人身自由，必须严格逮捕手续，未经合法当局命令不得逮捕任何人，不准随意监禁任何人；起诉法庭由12名陪审员组成，从中选出一名法官主持法庭；公社检察长履行公诉人职务；被告可以自行辩护或请人辩护；不许秘密审讯；只有在12名陪审员中不少于8人的多数时才能做出判决；任何死刑判决未经公社执行委员会签署不得执行。从这些规定来看，公社在建设法制、实行法治方面也是有崭新创举的。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公社在优先民主政法建设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财经建设。首先要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公有制经济。1871年3月30日公社就决定没收面包房的金库。因为在这个金库中汇集了原来政府各部门征收来的一大笔税款，准备送到凡尔赛去，所以必须当机立断，采取坚决行动，当晚就派公民莫蒂埃和比约雷负责去夺回这笔现款归公社所有和使用。公社还向巴黎5家私营铁路公司征收了200万税金。公社来不及修改税制，还是依靠旧的税制取得有限的财政收入。公社还于4月15日通过了一个重要法令，把“凡尔赛议会议员及帝国的走狗”和反动政府走狗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各种有价证券，都由国家管制”,以供国家“非常的支出”。①这实际上是工人政权的第一个国有化措施。公社在经济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没有占领法兰西银行，掌控这个金融中心，任其将高达2.5亿多法郎的大笔款项用以资助凡尔赛当局。公社仅从银行得到大约1500万法郎微不足道的款项。公社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大举措是4月16日通过了《将逃离巴黎的企业主所遗弃的停工工场移交工人生产协会的法令》。其中指出：“鉴于许多工厂被拒不履行自己公民义务的和不愿考虑劳动者利益的企业主所遗弃；由于这种卑鄙的潜逃，许多对于城市生活很重要的企业停工了，从而对于劳动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损害。决议：召开工人工团会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其目的为：第一，调查这些工场的现状，开列其财产清单；第二，写明尽快使这些工场开工的实际措施；第三，拟定这些工人合作协会的
章程草案；第四，由仲裁法庭最后裁定将来这些工场转归工人生产合作协会的抵债数额。该调查委员会应向公社提出报告。②
从以上法令内容可见，这个法令对于如何处置逃亡资本家的工厂企业、如何从初步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到最后和平地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考虑得十分周到的：第一，采取措施是为了发展生产、保障城市供应和劳动者利益，而不是为了打击、报复资本家；第二，是征用而不是没收资本家的私人企业；第三，征用后是交给工人生产合作协会而不是由公社国家来管理，这样既减轻了公社的负担，又发挥了工人及其生产合作协会的作用；第四，将来要给私营企业主补偿，这是赎买，而不是无偿没收，这样会减少社会改造阻力，有利于社会和谐；第五，要先经过调查，依法执行，而不是急速采取行政措施。这一法令很快得到执行，由工人生产合作协会接管了大、中、小上百家逃亡企业主的私人企业，对于持续发展社会经济起了重要积极作用。恩格斯后来曾经指出：“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协作社等这样一些措施，完全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①
公社还大力促进工人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既扩大了工人就业，又提高了生产力。公社经济改革的另一重大举措是开启了工人自主管理企业的初步实践。对保卫公社起重大作用的卢浮军械修配厂原来是为私人所有和经营的，资本家本想转移设备对抗工人革命政权。该厂工人奋起保护工厂，经公社批准由工人组织负责军械的修配。几经民主讨论和民主协商，5月3日制定了工厂管理条例22条。其要点是：领导工厂的公社代表、厂长和工长以至武器收发人员均由工人大会选出，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设立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厂领导和每个工段选出一名工人代表组成；设立工人监督委员会，由工人选出的代表组成；公社代表、厂长和工长的职责和劳动时间、劳动报酬等均有明文规定。可以说这些规定开创了社会主义企业由工人自主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先河。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劳动报酬制度的重新规定。公社既然是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它必定会从工人阶级意志和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制度劳者少获、不劳而获、高官厚禄、百姓无禄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不合理的分配制度进行根本改革。除了上述规定公社委员年薪6000法郎，政府职员工资高低差距不超过5倍之外，公社还调高了以往工资过低者的待遇。如把邮局投递员的年薪从800—1000法郎调到1400—1600法郎。一般工种的工人每天报酬2—3法郎，有专门手艺的工人如木工、瓦工、铜工、土工每天可给予3法郎75生丁。公社对私营企业与雇工签订的合同同样要求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资，并且破
天荒第一次规定，劳动时间为每日8小时(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工人每天劳动都在10小时以上)。总之，公社劳动与交换委员会尽力“寻求使工资与劳动相称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开始探索如何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公社在如何保证市场供应、物价稳定、满足居民消费需要方面也采取了强有力的举措。公社对粮、煤和各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来源和供销，由粮食委员会等专门机构统一集中管理，严禁私商、奸商从中投机牟利。公社一开始就决定粮食、食品和各种货物运入巴黎一律免税，以利于物流通畅，保证巴黎的各种民生需要。到4月16日公社因财政收入困难才取消免税规定，但是还积极努力从四面八方进货。5月8日公社下令限定面包价格每公斤50生丁(即半个法郎),严防奸商抬高价格。总之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样经济的四个环节都采取了初具社会主义性质的举措，第一次塑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雏形，既坚持、保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又利用、发挥了私人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还限制、打击了私人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坚决维护、增进了工人和劳动人民的权益。
巴黎公社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崭新举措，首先是繁荣报刊。公社存在72天期间出版的各种报刊多达数十种，各种政治派别、各种政治观点、各种不同风格的文化传播媒体应有尽有，真可以说是繁花似锦、异彩纷呈。在公社机关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上几乎每天公布公社委员会每次会议的记录，及时向人民通报公社决策的内情。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①除了公社机关报外，还有布朗基派的《杜歇老爹报》、蒲鲁东派的《公社报》、新雅各宾派的《人民觉醒报》、激进共和派的《口令报》、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报》、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观点的《红色·青年报》,甚至还有不属于任何派别和团体的民间报纸，如著名作家维·雨果主办的《号召报》(主要由他的儿子弗·雨果撰稿)。各派都办有多种报刊，观点不尽一致，时常互相批驳，舆论很不一致，对公社领导提出各种建议和评论。有的主张立即向凡尔赛进军，有的强调要尽快开展民主选举，使政权合法化，有的甚至要求同凡尔赛妥协。公社领导尽量让公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多种论调、多种声音便于公社领导了解民心民情，博采众议，民主决策。但是对于反对公社革命的报刊则是严加取缔。1871年4月18日公社决定：“鉴于出版自由的原则和在巴黎存在同情敌军利益的报纸不能共容，《公共福利报》《晚报》《钟报》和《国家评论报》应予查封。”①这些报纸竟把凡尔赛敌军称为“我们的士兵”,还公开煽动内战，对巴黎公社保卫者散布诋毁性言论，甚至把军事情报通知敌方，所以公社必须对之采取断然措施。
公社的文化建设在文学艺术活动方面显示出生机与活力，它对陶冶人民的革命情操、鼓舞人民的爱国斗志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公社的文艺活动，我看出有六个鲜明的新特点：第一，从文艺作品的指导思想来看，洋溢着革命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把以往第二帝国时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靡靡之音和个人崇拜、皇权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情调一扫而光。第二，从文艺创作的表现形式来看，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诗歌、散文、短篇小说、戏剧、绘画、音乐、舞蹈、雕刻等，应有尽有，各个领域的文艺工作者都迸发出创作**，显示出自己的出众才华。第三，从文艺创作的内容质量来看，达到了优质化的境界。有一批杰出的文艺家起了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如诗人、画家鲍狄埃，雕刻家达鲁，油画家米莱，漫画家多米埃，等等。第四，从文艺活动的场所来看，表现出多元化。有音乐会、画廊、美术展览、舞厅、晚会、各区的俱乐部活动和群众集会的演出等。第五，从文艺活动的对象来看，突出了大众化，即面向劳苦大众，而不是文艺活动只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第六，文艺工作有公社委员会统一集中的领导，而不是文艺工作者自发的、分散的活动。公社委员库尔贝是著名艺术家。公社于1871年4月17日成立了由47人包括库尔贝和诗人鲍狄埃在内组成的艺术家联合会委员会来组织各项文艺活动，并且面向大众改组国家图书馆、开放博物馆，还抓紧法兰西优秀文化遗产和艺术珍品的搜集和保护工作。
公社的文教建设在发展学校教育和教育改革方面也有创新。第一，开启普及的免费的初等教育。在法国，以往学校教育是有产阶级培养后继人才的世袭领地，高昂的学费长期把平民子弟拒之门外，望校兴叹。公社尽力开办初等学校，让6-15岁所有少儿尽快进入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不分民族、性别和家庭宗教信仰，只要有区政府的证件都可以报名入学。公社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就能保证工人和城市平民、贫民的子女都能入学受教育。第二，公社重视幼儿的集体教育。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于1816年最早在英国创办了幼儿园。法国的布朗基进而强调只有从教育入手才能使人从小就摆脱宗教偏见，实现社会主义。公社发扬了这个传统，一个“教育之友协会”进一步主张“教育要从婴儿出世抓起”,建议每个区都要建立一个托儿所，要配备非神职人员对幼儿进行
世俗教育。巴黎第八区进行了新的幼儿教育试验，在两所教会学校中任命了新的世俗校长，招收3-7岁的幼儿，对孩子施加新的教育。第三，公社还特别重视妇女教育。以往法国的女子学校多由天主教会的修女掌管，对女子灌输宗教偏见，使女子身心都受损害。公社着力要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使女子能走出修道院，参加社会工作，独立谋生。公社创办过工艺美术女子职业学校和缝纫职业学校，特别注重吸收工人子女入学。这如同办托儿所一样，都是法国教育史上的创举。第四，公社还努力举办职业教育。4月28日公社做出决议，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在巴黎各区推行统一的职业教育，举办多种行业的职业学校，以便在较短时间内较快培养出革命急需的掌握一定技能的专业人才。早在4月3日电报局长波维尔就签发了电报学校招生的通知，在《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上发表。其中指出：“巴黎各分局，由于凡尔赛政府的阴险破坏，目前均已陷入停顿状态。为充实各分局的报务人员”,所以急于开办电报学校，“一般聪敏人经过短期集训即可，时间不超过二十天，并立即发给适当的薪金”。①第五，公社对学校教育的内容进行重大改革。法国的教育原来掌控在天主教会手中。公社于4月2日就决定实行政教分离，废除政府的宗教预算，“信仰自由是一切自由之中最重要的”,不能强制儿童从小接受神学教育，学校教育应由宗教教育转向世俗教育，教给学生一般科学知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追求真理。为了贯彻实现世俗教育的方针，公社及时撤换了一些在学校担任校长的神职人员，使广大教师从行政官僚和神职人员的监控下获得解放，并且提高了教师的地位，把教师的工资提高1-3倍。第六，为了加强对发展教育和改革教育的领导，公社在教育委员会瓦扬委员领导下，专门成立了由5位专家组成的“教育组织委员会”,负责各区统一的发展教育，改革教育的方案和实施步骤。该委员会曾经召集中小学教师和家长开会，共同研究教学大纲、教学方法和教育法诸方面的改革问题，还召开了医学院学生、医学博士和医生的会议，拟定医学教育改革方案。
巴黎公社非常重视社会建设。首先是采取了很多新举措，以维护工人的权益。首先解决面包房工人长年累月通宵达旦值夜班、不见天日的艰苦劳动、损害健康问题。公社委员会为了维护面包工人利益，于4月20日回应全体面包工人的正义要求，决定：“面包房的夜班一律取消。”①同时要从4月27日起实行。这引起面包房老板强烈反对，而面包工人则以损坏烤炉来抵制老板。老板认为：为了赶在早市出售面包满足广大市民需要，必须要有工人夜间劳动。在公社领导下，经过工人、面包师与业主协商，于4月27日再颁法令：“面包房的工作不得在清晨五时以前开始。”②也就是说，在取消夜班之后，改用上早班来弥补。这样民主协商取得的共识，既照顾了劳资两方的利益，又满足了市民的需要，可谓互利双赢。这是工人政权开创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范例，它使资本与劳动由彼此排斥转变为互相容纳，达到社会和谐、经济繁荣。为了防止雇主不执行这个法令，公社于5月4日又补发一个决定：第一条，凡违反取消面包房夜间劳动命令者“其夜间烤制的面包一律没收，并交各区区政府分发给需要面包的人”。第二条，“本决定应张贴在各面包商店的醒目之处”。第三条，“本决定由各区区政府负责执行”。③这个补充决定考虑得非常周到，事后没有发生过面包房老板违反命令的事件。
公社维护工人权益的另一崭新举措是1871年4月27日公布了《关于禁止罚款和克扣工资的法令》。其中指出：“鉴于某些管理部门一直在实行课收罚金和克扣工资的制度；这些罚款，往往以无谓的借口予取予夺，造成职工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这种令人难堪的强行克扣是没有根据的；在实际上，罚款以隐蔽的方式降低工资，使课收者有利可图；而这种处罚不论在实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极不道德的，未经任何司法机关的批准。”法令对罚款和克扣工资的原因和后果、不合理、不合法、不符道德等做了充分说明之后，特做出如下三条规定：“第一条，任何公私企业的管理部门，均不得擅收罚金和扣款，职工的原薪应照数全部发
给。第二条，违反本规定者，依法论处。第三条，三月十八日以后借故勒取的罚金和扣款，应自本法令公布之日起半个月内退还本人。”①这个法令的规定是很具体很周到的。包括公社企业管理部门都在内，可见当时不仅私营企业主有乱罚款、乱克扣现象，而且工人生产协作社的公营企业也有官僚主义者胡作非为。公社法令对之都要全面查禁，违者法办。
公社维护工人权益还有一个创新举措就是1871年5月12日通过了包工合同的法令。当时包工商人和企业主有随意压低工人工资的现象，所以公社依法规定：“凡是可以直接包给工人团体的定货，都一律委托给工人团体。价格应在军需部、工团和劳动与交换委员会代表的参加下，以公议办法规定。”②直接包给工人团体的好处在于私人资本家难以随意压低包工的工资，一旦出现压低工资的现象自有工人团体为包工做主；关于包工工人的工资标准在三方代表参加下劳资双方协商公议，这又是以协商民主来解决劳资矛盾、协调双方利益的互利共赢的好办法。
公社在维护工人和贫苦人权益方面还采取了要求典当铺退还20法郎以下低档典押品和免收1871年第3季度房租和征收空房、分给无房者居住等措施。
公社在维护工人权益的同时，还重视关照小资产阶级的权益。战争与围城使巴黎的很多小商人和小企业主无力按期偿还借贷的债款。原国民议会曾经决定各项债务必须在1871年3月还清，这是只维护债权人利益的极端措施。公社委员会在讨论中又有委员主张干脆明令在三年后再讨论债务问题，这显然是损害债权人的、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长期拖延政策。还有的委员认为此事应由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解决，这肯定是难以解决的。公社委员会经过认真讨论、辩论，于同年4月17日做出了较为妥善的决定：各种到期未付的债款，从7月15日起在三年内不计利息偿还，而且把这些债款分为12个金额相等的债票，每3个月付一个票。①这样三年内再细分为12段逐步偿还债务的办法，当然广受小商人和小业主欢迎。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建立工人阶级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是巩固工人阶级政权的重大战略方针。
公社的社会建设不仅表现在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改善上，而且还突出表现在尽力改进市政公共设施和社会风气上。公社曾经多次发出公告，欢迎各区居民和店铺提出修缮房屋和改善市容面貌的申请，及时领取营造许可证。其中包括修缮装潢，装修门窗，安装雨搭、店棚、广告灯，悬挂招牌、店铺标志，整刷门面，人行道上构筑跨空建筑，以及关于公共厕所、化粪池、肉案子、面包烤炉、古旧住舍、危险建筑等众多内容。巴黎市公路局征得筑路技师代表的同意，在各区区政府内设有路政处，专门协助各区居民和店铺来进行这些市容改造工程的大大小小项目。①这是工人阶级政权开展社会建设很有气魄的创新之举。为了整顿市容、优化环境，公社还于1871年4月12日发出公告：自4月14日星期五起，禁止各类粮、菜商贩在雨廊和中央菜市场门口设摊兜售，以免妨害交通和危及公共安全。②公社还大力倡导在各区的俱乐部开展多种多样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消除灯红酒绿歌舞厅里的靡靡之音，惩治聚众赌博、卖**嫖娼、偷盗抢劫、打架斗殴等各种陋习和不良社会现象，社会风气顿时焕然一新。公社还清理各处的停尸场。巴黎在围城期间死亡人口增多，只有及时迁葬才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经这样赞赏巴黎公社在短暂治理期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他说：“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
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大贵族麋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③
巴黎公社还重视开展军事建设(如实现军队专业化、革命化，加强军队制度建设，首次在军队中派出政治代表)和外事建设(如寻求工人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和平共处，正式宣布加入1864年日内瓦公约，要救护伤员和医护人员，不许伤害平民)。这里因篇幅有限，就不展开细述了。
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能够在短暂的两个月时间内全面开展政法建设、财经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和外事建设，在这些领域都采取了新举措，也都取得了新成就，的确是非常独特奇异的崭新创举。
二、内部危机与外敌入侵终致公社败亡
公社创建新社会、新国家虽然功绩显赫，但是1871年4月随着与凡尔赛方面敌军的斗争逐步加剧，公社委员会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深重。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及其分布在各个区的团级委员会要与公社委员会及其所属各个区区政府平起平坐，独立自主，自作主张，分庭抗礼。公社委员会及各区区政府则要求军队听从政府统一部署、统一调配。到同年4月底，随着公社与凡尔赛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加剧和军事上的失利，公社委员会内部的矛盾也加剧。由于在军事指挥上公社执行委员会、公社军事委员会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三方面主张不一致，令出多门，领导显得步调不一，软弱无力。所以公社委员中有人提议要成立一个救国委员会，作为单一的军事斗争的集中领导中心。另有一些公社委员反对另外成立救国委员会这个新的领导中心。于是，公社委员中在是否成立救国委员会问题上形成了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对立。多数派包括布朗基派与新雅各宾派，共有45票，少数派包括蒲鲁东派与个别布朗基派人士，共有23票。
5月1日选举第一届救国委员会时，少数派中多数人拒绝参加投票，投票者只有37名，另有25人弃权，选出5人组成救国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掌握大权，这标志着巴黎公社的活动进入它的后期。新当选的5个委员都属多数派，其中3个是布朗基派，2个是新雅各宾派。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起新的领导核心的好作用，反而增加了公社领导层的矛盾，即在公社委员会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救国委员会与它们之间的矛盾。4月30日原军事委员会代表克吕泽烈因指挥不当、在保卫伊西炮台中打了败仗被撤职后，由罗谢尔上校担任军事委员会代理代表。他主张大力整顿军队，重振军力军威。可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要趁机从公社委员会手中夺去军事指挥大权。救国委员会不但无力缓解它们之间的矛盾，反而擅自干预军事，任命新的指挥官，随意调动军队和军队领导人，而且5人之间互不团结，互不联系。这引起了公社委员会的不满。5月9日伊西炮台失守，形势危急。公社委员会急忙开会重新改选救国委员会。选出布朗基派的朗维耶、埃德和阿尔诺和新雅各宾派的冈邦和德勒克吕兹5人组成第二届救国委员会，领导公社的最后斗争。
救国委员会新的领导班子比旧班子坚强有力。然而公社形势更加危急。1871年5月10日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与德国俾斯麦政府正式签订了和约，德国同意释放10万战俘。这样梯也尔就可以动用这批战俘联合德国军队共同围剿巴黎公社。5月12日救国委员会发表告人民书，指出：被凡尔赛政府用重金收买叛徒，包括弃守伊西炮台的内奸，大部分都已被捕，即将对之进行审判，号召“革命的一切有生力量团结起来，以作最后的努力”①。在这危急关头，公社本应上下同心同德、内部团结一致，共同外御其侮，抗击入侵敌人，可是5月12日公社委员会准备补选一名救国委员会委员时(因德勒克吕兹不能兼任公社委员和救国委员会委员二职),多数派宗派思想严重，不从大局出发，心胸狭窄，不容异己，坚决不同意少数派提名左派蒲鲁东主义者瓦尔兰接替德勒克吕兹，偏要让威望和才能远不如瓦尔兰的比约雷当选，以便由多数派包揽救国委员会的全部权力。5月13日、15日多数派还把公社委员会中的一些少数派委员撤换为自己的人。少数派对此异常不满，于5月15日发表反对救国委员会的声明，表示今后退出公社委员会，只在区政府基层坚持保卫公社的斗争。这无异表明公社领导层的矛盾尖锐化。多数派借口少数派把领导的内部矛盾公开化，要下手逮捕少数派人员。不少民众也批评少数派这种分裂行为。17日公社委员会开会时，一些少数派人士承认并且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多数派有的人对此持欢迎态度，但是有的人还不依不饶地继续批判少数派的错误言行。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仍然谴责了少数派。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于5月20日召开紧急会议，力求缓解两派的争论，促进两派的团结。广大民众也是开会呼吁大敌当前两派要加强团结，联合行动。
公社领导层中两派的矛盾无疑已经造成内部的政治危机。正当内部危机暴露之时，外部敌人趁机猛烈入侵。1871年5月21日梯也尔政府军约13万多人，装备有从德国得来的枪炮，在叛徒提供情报后提前加速攻进巴黎城。就在这一天，德国政府撕下原先对巴黎公社表示“中立”的假面具，兑现对梯也尔政府的承诺，出兵包围巴黎的东部后方。这时在前线的国民自卫军不足2万人，寡不敌众，腹背受敌，前后被攻。公社进入了最后的“五月流血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紧急呼唤人民以革命的行动誓死捍卫巴黎公社。就在5月21日这一天，巴黎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争先恐后踊跃上阵，满怀**奋起与士兵一道用石头、砖木、铁板、沙袋等在各条大街通道构筑了532个街垒，处处安营扎寨，坚韧不拔地抵挡敌人前进。41岁的女教师路·米歇尔领导的妇女营英勇地参加战斗。米歇尔参加过1871年1月22日的武装起义，战斗在蒙马特尔高地，获得“蒙马特尔红色姑娘”的称号，5月23日她又率女兵来保卫蒙马特尔高地。还有众多爱国少年英雄参与巴黎保卫战。14岁的符·迪波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们送去一桶水解渴。他被敌人发现后能够机灵地端起马枪向敌人射击。他还机智地拦住了一马车的弹药急速送到自卫军战士阵地。①在“五月流血周”中，这类可歌可泣的妇孺英雄事迹十分感人。前面提到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被任命为巴黎防卫区司令，5月23日他身先士卒亲临蒙马特尔高地最危险地带部署防务，指挥作战，腹部意外中弹，血染沙场，以身殉职。
蒙马特尔高地失守后，激烈战斗转移到巴黎市中心。由于公社社员步步为营，顽强抵抗，凡尔赛军队一整天难以推进一公里。24日公社委员、检察长里果在奋斗中被捕，敌人要他呼叫“凡尔赛军队万岁”,他却义无反顾、毫不畏惧地高呼“公社万岁!打倒杀人犯!”当场被杀害，光荣牺牲。5月24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出版最后一期，命令居民要交出从窗口射杀国民自卫军的凶手，自行处决罪犯。25日市政厅被占领，公社委员会被迫迁到巴黎东部第十一区区政府，深夜又撤到最东部的第二十区区政府。这一天公社委员、救国委员会委员、新雅各宾派德勒克吕兹不顾年高体弱(62岁),不避艰险困苦，亲自投身激烈的街垒战，在伏尔泰林荫大道上中弹毙命，为国献身。为了抗议凡尔赛分子进城后对巴黎人民的大屠杀，26日公社处决了62个人质。27日凡尔赛军队占领了东部拉雪兹神甫墓地。在这里不到200名公社战士与5000名敌军短兵相接，肉搏激战。大部分战士惨烈捐躯。因弹尽粮绝被俘者全被枪杀在墓地一块墙角前。后人在此矗立“公社社员墙”,作为对革命先烈的永久纪念。①公社最后余部近百人5月28日仍然在公社委员瓦尔兰、费烈、茹尔德、朗维耶等人领导下在拉雪兹墓地周围的第十一区和第二十区的部分地区坚持最后斗争。委员们仍然身披红色绶带，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为工人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决战到底，壮烈阵亡!据有人统计，巴黎公社革命有近73000人在战斗中牺牲，近3万人被反动派杀害，近61000人被投入监狱或被流放。②
当今重新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我认为可以从哲理高度最简明地说：巴黎公社是偶然诞生，必然灭亡。如果没有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和随后资产阶级推行卖国投降政策，仅凭当时法国内部劳资两大阶级的矛盾，远没有达到能够爆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当时法国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还没有成熟。到1870年，法国还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水平还不高，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化的大生产远未占优势。小生产在法国工业中仍然占主要地位，近60%的工人是在小生产部门干活。75%左右企业家是小业主；小企业工人的平均数量为5-10人。约有75%的企业家是小企业主。拥有数千工人的大企业屈指可数。①而且法国的大工业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几个大城市，其中只有巴黎工人的革命性、组织性最强，其他城市的工人远比不上巴黎工人，都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当时法国依旧是小农占大多数的农民国家。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和保守性，资产阶级政府又极力对农民散播诽谤巴黎公社的谎言，使它难以成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最后被梯也尔征兵去攻打巴黎的，有不少正是被愚弄的农民。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了巴黎公社革命难以得到全国其他城市工人的强烈响应，更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有力支持。尽管巴黎公社还派专人到几个城市联系发动建立公社，还发表过两份告农村和农民书，并且向农村通过发放气球散发呼吁农民支持巴黎公社革命的传单，然而收效甚微。里昂公社只存在3天(3月22—25日),马赛公社最长，存在13天(3月23日至4月4日),圣太田公社也只存在3天(3月26—28日),勒克勒佐公社和图鲁兹公社也都只存在3天(3月25—27日),纳尔榜公社坚持了8天(3月24—31日),里摩日公社一天就败亡(4月4日)。以上这6个外省市的地方公社，好比是一簇昙花，含苞欲放就遭风吹雨打，都凋零散落了!巴黎公社的理想是建立“世界共和国”,第一国际也曾经动员英、德、意、西等国工人大力支援巴黎公社，然而当时欧洲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也远未成熟。总之，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客观的物质技术条件、工人阶级条件、农民同盟军条件以及国际条件都不具备。
同时，革命的主观条件也有很大欠缺。巴黎公社革命主要是由以工人为主的国民自卫军去夺取政权和维护政权，缺少工人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近现代世界政治是政党政治，现代化国家是由政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由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由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如上所述，1871年初巴黎正在积极筹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可惜政党尚未建立，3月18日就自发地爆发了革命，由国民自卫军起义夺取政权。3月28日巴黎公社委员会执政后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即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会。5月1日起从巴黎公社委员会中又产生一个救国委员会。三头六臂互相牵扯，缺少一个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统一、集中、坚强、正确的领导，巴黎公社终究不免败亡。当然，客观条件不成熟更带根本性。巴黎公社领导人即便不犯没有及时进军凡尔赛，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军事指挥不当等错误，巴黎公社顶多也只能再坚持几个月，根本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兰西共和国，更不可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
既然巴黎公社必然败亡，那么又如何理解它偶然诞生呢?这就要从哲学原理的高度和深度来理解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内在紧密联系。恩格斯有一句至理名言：在所有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①。简言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认为，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在社会现象中，最根本的是经济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内在矛盾必然最终要以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但是每一次爆发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偶然事件，未必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灭亡的表现形式，它很可能只是这种必然性的额外补充。巴黎公社革命就是当时法国因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这个偶然原因而引发的。又由于法国富有民主共和传统和第一国际六年多革命活动对法国工人的深刻影响，所以巴黎公社能够取得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和社会主义民主执政这样双重崭新创举的非凡成就。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②如果缺少第一国际的影响和帮助这个外来的国际的偶然因素，巴黎公社也无法取得崭新创举的必然成就。从这种偶然补充的社会现象中，我们可以深入洞察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和轨迹，进而提高我们的认知，使我们能够更加切实地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准备好从未来的偶然性中去体现必然性。
三、巴黎公社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巴黎公社革命虽然只有短暂的72天，但是它在世界工人运动历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却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19世纪巴黎工人举行这两次重大的革命斗争，第一次是1848年6月巴黎工人武装起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血战四天，未能夺取政权而惨遭镇压；第二次是在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社会主义的政权，它为创建新社会、新国家、新秩序、新制度进行了新试验、新探索。所以马克思于1871年4月12日致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巴黎公社“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①。现在我进一步认为，巴黎公社是19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高成就。正如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名著《法兰西内战》一书的结尾所指出的：“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②马克思于1871年5月23日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做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时还深刻指明：“即使公社被打败，斗争也只是推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这些原则将一再凸显出来，直到工人阶级获得解放。”③
马克思为什么把巴黎公社定性定位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他所肯定“永存”“将一再表现出来”的巴黎公社的原则，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对此，我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热烈讨论、争论过。我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就是改变资本主义旧社会、创建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原则。从巴黎公社为我们所做出的“光辉榜样”和它失败的沉痛教训中，我们可深切感悟到、深刻认识到它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有了巴黎公社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入、透彻地来领会科学社会主义以下六个基本原则。第一，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的、必然的、渐进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尽管矛盾重重，但是它还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社会主义革命不可操之过急，急于求成。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必须是百折不挠、越挫越勇。第二，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不会是自发、自动的历史过程，必须经过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自觉、长期的斗争。工人阶级要善于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爱国者、宗教徒，以及妇女、少年等各种进步人士在内，结成最广泛的统一
战线。第三，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要有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社会主义会有不同派别甚至不同政党，社会主义各党各派要善于互相借鉴，加强联合行动，不可加剧内斗，排斥异己。巴黎公社在这方面教训深刻。第四，实现社会主义，首先要由社会主义政党执掌政权，通往执政之路并非都要通过暴力革命，在实行议会民主和普选制的国家可能是较为和平、渐进之路。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执政时，也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巴黎公社革命就是实例。第五，社会主义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后要逐步建设新社会、新国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政法建设、财经建设、文教建设、社会建设、军事建设、外事建设各方面都要善于创新，又要稳步前进。尤其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廉价、廉洁政府，树立社会公仆形象。民主和专政是政权的两个方面。巴黎公社并非只讲民主，不讲专政。当今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界有人不认为巴黎公社是“专政”,其根据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当时发表的文件中，连“专政”一词也找不到。①其实，在公社建立之初的3月22日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明确宣布：“巴黎不要统治别人，而要自由；巴黎的雄图是要建立示人以榜样的专政。”②也就是要严格依法执政，依法惩治罪犯。巴黎公社正是由于民主过于分散，专政不够有力而败亡。
第六，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是在坚持巴黎公社所揭示的“政权与财富公有”的前提下逐步提高科技与社会生产力水平，逐步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逐步达到消灭阶级与阶级差别，消灭城乡本质差别，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本质差别，达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达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达到社会的和谐自治，让全民过上幸福美满生活。巴黎公社先贤、先烈的这个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对于确立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重要意义。如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自1843年构建自己的科学世界观起，一直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同时坚决批判、反对社会主义，因为在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改良修补的思潮。经过欧洲1848年革命，他们眼看社会主义思潮在广大工人中也深有影响，所以马克思从1850年起也把自己的理论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从1864年建立第一国际起，马克思在参加总委员会的工作中，亲身感受到有多种社会主义思潮在英、法、德、美等国工人中深有影响，而共产主义曲高和寡，较少知音。正是在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从1873—1874年起才把自己的理论正式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以示与蒲鲁东、拉萨尔的改良社会主义和布朗基的激进社会主义有所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很少使用“共产主义”,他们显然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长远、更难实现、目前更难以说明细节的奋斗目标，这有待未来的社会实践来辨明、界定。
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对于重振和提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有重大意义。欧美多国先进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从中认识到，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才能自觉地统一领导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振兴。1871年10月15日在哥本哈根建立了第一国际丹麦支部，到1876年6月6日正式成立丹麦社会民主党，仍以1871年10月15日作为党的诞生日。随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有1873年匈牙利，1874年奥地利，1875年德国(两党合并)和葡萄牙，1876年美国，1878年捷克，1879年西班牙和法国，1881年荷兰，1882年意大利，1883年俄国，1884年英国，1885年比利时，1887年挪威，1889年瑞典。这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于1889年结合成第二国际组织，它继承第一国际的革命传统，在欧美重新振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对当今的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法国人民深刻牢记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惨烈历史。1880年法国政府大赦后，原巴黎公社社员流亡者和流放者回国后组成“巴黎公社老战士协会”继续宣传巴黎公社光辉事迹。后来老战士都谢世了，协会改名为“巴黎公社之友协会”,至今还继续活动。当代法国人还经常用多种方式纪念巴黎公社。2000年3月19日巴黎市政府特意把市区南部十三区的三条街道会合处呈三角形的地段命名为“巴黎公社广场”,以纪念当年巴黎公社英烈们在这里捍卫公社事业的最后搏斗。巴黎市长让·蒂贝里、十三区区长雅·杜篷等各界人士250多人出席了命名仪式。①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启迪法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当今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当代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新时代，要如何去再现巴黎公社的基本原则。
巴黎公社的历史对我国是长期深有影响的。
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在这里要首先提到。1870年年底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政府曾经迫使我国清朝政府派遣一个特使团到巴黎，来为法国驻天津公使被群众杀死一事赔礼道歉。但是当中国特使到巴黎来履行这个任务时，法国旧政府已经迁走，巴黎公社政府没有让中国特使履行任何屈辱性的礼仪。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权使中国人免去屈辱之举②,表现出了对备受资本主义列强压迫的中国友好的态度。清政府派往法国的这个特使就是满族官僚崇厚。他坐轮船于1871年1月24日(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五日)到达法国马赛。崇厚的随员翻译官张德彝于1871年3月17日(同治十年正月廿七日)进入巴黎，第二天就爆发巴黎公社革命。他在巴黎亲历了这一场革命的始末，每天都写有日记。他这部日记定名为《三述奇》,书稿在北京图书馆和张氏家族中积压100多年，直到1982年2月才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德彝随使法国记》①,使我们看到了当年中国人所记述的巴黎公社革命全过程的较为客观的第一手资料。张德彝最早较为客观、公正地把巴黎公社译为“红头民政”。中国人从1871年起通过报刊和书籍对巴黎公社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了解。中国人民真正认清巴黎公社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始。报刊文章起初使用“巴黎民军议会”“巴黎自治团”或“巴黎共治团”等译法。李大钊在1923年发表《1871年巴黎“康妙恩”》,这是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评价巴黎公社革命的有重大影响的文稿，但是还采用音译，称之为“康妙恩”。采用古汉语意译为“巴黎公社”②,源于1924年瞿秋白的名著《赤都心史》。1921年中共成立后非常重视对巴黎公社的宣传、纪念、研究和学习。90多年来，关于巴黎公社我国出版过几十部书籍，发表过几百篇文稿。巴黎公社先烈的革命精神、巴黎公社开创的革命业绩、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教训等，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认识，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以往我们曾经有四次片面地错误地照搬巴黎公社的某些做法，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第一次是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激战，于22日打败军阀部队取得胜利(上海工人1926年第一次起义和1927年2月21日第二次起义均失败),立即召开上海市市民代表大会，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当时中共中央委员长陈独秀等人视之为上海的巴黎公社，意模仿巴黎公社，首先在工人最集中的大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给予外国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以沉重打击。但是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乘机于3月26日进驻上海，这个上海的巴黎公社当即被扼杀了。
第二次模仿巴黎公社是在1927年12月11日广州工农兵暴动胜利，成立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亦称苏维埃政府，这又是巴黎公社式的城市起义成功创建的革命政权。但是只经过三天就被镇压下去了。随后在总结广州暴动时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曾经把广州苏维埃称为广州公社，甚至还有人称之为“东方巴黎公社”。第三次模仿巴黎公社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急于把农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到更高类型的农村政社合一的自治组织，于是在农村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1959年甚至还要发展到在城市成立人民公社。第四次模仿巴黎公社是在“**”中，“四人帮”于1967年2月5日悍然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作为新的政权机关，自吹“上海公社是恢复巴黎公社的原则”。这些歪曲巴黎公社原则的阴谋先后都被党中央和革命人民粉碎了。
久经磨炼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挫折中汲取教训，改革创新。经历1927年上海、南昌和广州三次城市起义失败三次试错磨难之后，中共从中国实际出发再现巴黎公社武装夺取政权的原则，开创了首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全国政权的新路，终于1949年取得了全国的胜利。随后又经历了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和“**”中要搞“上海人民公社”表面模仿巴黎公社的波折。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切认识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做到长治久安，依据巴黎公社实践经验，稳定内部的首要法宝是各级政权领导人必须保持社会公仆本色。要使社会公仆不变质、不变为社会主人，必须贯彻执行巴黎公社的两大核心价值理念(民主与平等)和两项切实有效办法(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不得享有高薪和特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巴黎公社式的“廉价政府”和“廉洁政府”。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和基本原则，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贯彻。
巴黎公社委员、诗人欧·鲍狄埃在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后的6月初，满怀悲愤而又斗志昂扬写下了永远催人奋进的《国际歌》。这是巴黎公社先驱、先贤、先锋、先烈给后人留下的最直接、最形象、最响亮、最真切体现巴黎公社革命创新精神的精神财富。《国际歌》早已传遍全世界、响彻全中国，它永远激励人们去为实现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理想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