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偶然轻易取得胜利
1917年8—9月列宁匿居芬兰除了埋头撰写《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和《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两部论著之外，还发表了《革命的任务》《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马克思主义和起义》等重要文稿，从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上为党积极组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夺取政权、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做了较为全面的思想准备。
尽管列宁充分考虑到要如何实现武装起义的问题，但是他并非醉心暴力革命的布朗基主义者。我查阅到他从1917年9月初到10月初这一个月中，曾经先后3次提出争取和平掌握政权的殷切设想。第一次是9月1日列宁在《论妥协》一文中表示：鉴于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已扬言不支持临时政府，要自己建立对苏维埃负责的政府，所以布尔什维克愿意与之妥协。即只要赞成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保证布尔什维克的自由活动，就不再主张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有可能和平解决政权转移问题。列宁说：“假如还有百分之一的希望，那还是值得试一试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①可是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依旧毫无作为。所以再过两天，即9月3日列宁又写道：“从种种迹象看来，和平发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②第二次提出和平发展设想是在9月上半月写的《革命的任务》一文中，列宁说：“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③列宁此文发表在9月26日和27日《工人之路报》第26号和第27号上。几天之后，即10月1日列宁又在致中央委员会等党组织书中第三次提出争取和平发展问题。他说：“很可能正是现在还可以不起义而夺得政权，譬如，莫斯科苏维埃立即夺得政权，宣布自己(同彼得格勒苏维埃一起)是政府”,“胜利是有把握的，而且十有八九又可以不流血。”④可是掌握莫斯科苏维埃领导大权者还是不敢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样最后一次和平发展的机会又丧失了!
1917年10月3日党中央要求列宁尽快回到彼得格勒，以便直接领导中央工作。10月7日列宁从维堡区戴假发化装返回首都。10月10日即召开中央全会，列宁在会上作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提出武装起义业已完全成熟的决议草案。起初在会上未获得众人同意，大家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于是列宁在发言中对他主张武装起义的决议草案作了更加充分的说明，终于为掌握全党情况并且担任这次中央会议主席的斯维尔德洛夫①所信服。随后还有8位中央委员表示赞同，最后在会上获得10票通过，只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二人依然认为起义时机尚未成熟，表示坚决反对。10月16日党中央委员会又紧急召开扩大会议再议起义之事。会上有列宁与季诺维也夫两个观点不同的决议草案，从夜里8点到翌日凌晨3点列宁三次发言，会上经过充分商讨和激烈争论，列宁主张立即准备起义的草案终于以19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能妄评任何起义的决议案，以6票赞成，15票反对，3票弃权被否决。可见会上仍然有少数人是不赞成列宁意见的。②
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等人从1917年10月初起确实就在密谋防止革命的新对策。他们想把首都迁回莫斯科古都，让德军占领彼得格勒。同时还想把守卫首都的卫戍部队几万人调往前线作战，以免他们被布尔什维克“赤化”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得知这个信息后，当即于10月20日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由3个布尔什维克(安乐诺夫-奥夫申科、波德沃伊斯基和萨多夫斯基)与2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拉吉米尔和苏哈里科夫)组成军委常务局。这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直属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实际上由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直接领导。成立这个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为了保卫首都免受德国军队入侵，实际上它成为十月武装起义的指挥中心。以往苏联和近年来俄国、我国出版的多本斯大林传记中都认为：在10月10日的中央委员会上决定组成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布伯诺夫7人组成的政治局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实际上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如何成立政治局，此事有待进一步澄清。①十月武装起义中列宁的得力助手是托洛茨基，而非斯大林。斯大林自己在1918年11月6日发表于《真理报》上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文章也明确讲到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他这样写道：“有关组织起义的一切实际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下完成的。人们可以十分肯
①据曾任斯大林秘书的托夫斯图哈证明，他曾亲眼看到斯大林于1924年在1917年10月10日中央决议下面增补了成立政治局等语。主要根据这个史料，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郑异凡写出《斯大林伪造的“政治局”》,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3期。我认为此说难以成立。据托洛茨基在《斯大林评传》中说：当时中央会议快结束时，捷尔任斯基偶然提出倡议，决定为在政治上指导起义而组织由上述七人组成的局，但是这个决定毫无意义，“起义政治指导局”甚至一次会议也没有开过，只有它的名字保留在用铅笔写的杂乱的记录里(在用墨水写的附言中)。这个有名无实的局，以“七人”这个简称载入“官方的历史中”。参见《斯大林评传》,齐干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24页。由此可见，尽管中央政治局没有正式建立并开展活动，但是俄党中央确实有过要建立政治局的动议和决议，因此难以断言斯大林伪造政治局。
定地断言，党首先应当主要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因为他迅速地使卫戍部队归附了苏维埃，并且有效地组织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我是在1981年年初从杭州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国际共运史教研室1980年10月编印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第二辑第81页读到这段话的。这段话出自法共历史学家让·艾伦斯坦著《斯大林现象的始末》一书，杭州大学郑德弟、张忠琪、陈畅、方光明把全书译出，中文236页，作为研究斯大林问题资料印出。我由于教学工作需要，当时细读过中文版各卷《斯大林全集》,从未见过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做过如此高度肯定的评价。所以立即核对了手边的中文版《斯大林全集》第4卷，其中收入斯大林写的《十月革命(1917年10月24日和25日在彼得格勒)》。文中记述了这两天的革命大事(见该书第137页至第139页),发现上述这一段如实评价托洛茨基的话语被不加声明地全部删去了。
事实上自从1917年9月底，党中央会议决定准备武装起义以来，托洛茨基为争取卫戍部队和组织工人赤卫队确实做了大量工作。他几乎天天都到驻军地区和工人区联系群众，发表演说。士兵们和工人们一听说这位布尔什维克的新首领来了，都主动、好奇地围拢过来，目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教诲。他早在1905年12月革命**中就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后流亡国外，1917年5月回国后又积极投身革命，七月事变中被临时政府逮捕，9月初出狱，又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他在广大工人士兵中有很高声望。他思维敏捷，言词简洁，善于抓住民心，富有鼓动能力，每次演讲都深受欢迎。
在托洛茨基带领下，经过众多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艰苦努力，到10月下旬布尔什维克党已得到卫戍部队的全力支持，建立了近万人的工人战斗队。到起义前首都工人赤卫队已发展到约2万人，全国已约有20万人，都配备有武器弹药。
列宁了解到托洛茨基等人为准备武装起义做了大量工作后，愈益感到武装起义迫不及待，胜券在握。同时他得知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正要从前线调回精锐部队，准备发动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建立军事专政。所以他又连续向党中央提出举行武装起义的建议。据我考证，从1917年9月以来列宁先后7次向中央提出武装起义问题①。其中第一次是9月10—14日给中央发出《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
和起义》两封信；第二次是9月28日给中央写信批驳反对起义者，敦促中央早下决心准备起义；第三次是10月1日写信给党中央要求立即准
备武装起义；第四次是10月8日又写了《局外人的意见》和《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提出武装起义的五条原则，指出拖延起义就是背叛革命；第五次是10月10日和16日在党中央会议上他部署了关于起义的一些具体问题；第六次是10月17—19日他连续写了三封信，即《给同志们的信《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和《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们的信》,坚决要求举行武装起义，尖锐批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的十三个错误观点；
第七次是10月24日在《给中央委员的信》中提出：“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①。为了直接指挥武装起义，10月24日这天晚上列宁亲自从隐居地来到党中央和武装起义指挥部所在地的斯莫尔尼宫。
托洛茨基连日来一直遵照列宁的部署采取军事行动。1917年10月22日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定下的苏维埃节日，即为了纪念1905年革命**中彼得堡苏维埃决定成立战斗队的有意义的日子，十二年后的这一天首都苏维埃又重新武装起来。这一天群众集会遍布首都各处，托洛茨基在涅瓦河畔人民宫三千多人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激动人心的讲话，号召劳苦大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为改善自己的处境和生活而斗争，会场上欢声雷动，**满怀。10月23日中午他又到彼得保罗要塞参加士兵大会，争取要塞士兵转到起义一边。有人生动地形容托洛茨基的讲演“与其说是言语，不如说是鼓动的诗歌”,士兵们听得兴奋不已时，不断高举军帽高呼“乌拉!”前几天要塞的指挥部还反对武装起义，现在把要塞守卫部队争取转变过来对于起义胜利有重要决定作用。这不仅因为要塞中收藏有10万支枪械，而且还由于大量的大炮正对着临时政府所在地冬宫。10月24日这一天托洛茨基指挥的工人赤卫队和起义士兵果敢出击，分头分别去占领中央电报局和彼得格勒通讯社以及电话局，火车站和涅瓦河上的所有桥梁，还要占领分布在市内的临时政府的各个机关和银行等要害部门。10月24日晚上11点列宁从隐居的维堡区戴着假发，避开街上的巡逻队，在一位芬兰同志化装陪同下，坐了一段电车，赶到斯莫尔尼宫，亲自指挥武装起义。
列宁得知武装起义已经顺利取得决定性进展后，主要是与中央委员们集体商讨两件大事：第一，明天即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如何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工农临时革命政府，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第二，尽快全部占领各要塞部门，如何攻克冬宫，彻底消灭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完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列宁赞成工农革命政府取消原先各部部长这些充满“官僚主义霉味”的称呼，托洛茨基建议工农革命政府称为人民委员会，各部部长改称人民委员，政府首脑称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些名称体现了工农革命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列宁同意这些意见，并且提名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是想自己亲自主管党务工作，由党对政权机关起监督和保证作用。托洛茨基当即表示自己不能胜任政府首脑。列宁说：“为什么不行?”“您本来就是掌权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脑嘛!”①托洛茨基马上提议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们一致同意，认为理应由列宁任主席。大家还商议了各部人民委员的安排。10月24日整天和夜晚，市内枪声不断。出动的起义军只有2万多人，而政府的守卫军有几万人，但是分散各处，缺少斗志，偶有顽抗即被击溃，所以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10月25日凌晨大约两点钟，按照列宁部署，起义军开始全面分头占领上述通讯联络、交通要道和政府机关各要害部门。斯莫尔尼宫通宵达旦灯火辉煌，人们进进出出络绎不绝，电话铃声不断传来捷报，指挥人员不停发出指令，到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上午克伦斯基眼看大势已去，又调不来部队，他焦急万分，11点钟乘坐一辆挂着美国国旗的小汽车，男扮女装，逃出首都奔西南方向而去。他不是临阵脱逃，溜之大吉，而是要亲自去调兵遣将，进行垂死挣扎。①
中午时分，起义军占领了玛丽娅宫，宣布解散了预备国会；下午一点左右，起义军占领了靠近冬宫的海军部大楼，逮捕了主要军官。2点35分，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特别会议，托洛茨基在会上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庄严宣布：临时政府已经不存在，预备国会已经被解散，火车站、邮政局、电报局、通讯社、国家银行等都已经被占领，只剩下冬宫，马上就要决定其命运。这时列宁正好莅临会场，代表们目光聚焦，热烈欢呼。他随即请列宁在讲台上讲话。列宁简要说明这次俄国第三次革命(即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之后的胜利——引者注)胜利的意义在于建立了被压迫群众自己管理的苏维埃政府，现在应该着手建设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最后高呼：“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②
攻打和夺取冬宫这最后一仗，几经充分准备，从下午6点钟开始。军事革命委员会先向困守在冬宫内的临时政府阁员们发出最后通牒，责令他们在20分钟之内缴械投降。当时守卫冬宫的士官生和卫队仅有800余人。阁员们坚持只能向立宪会议移交权力，决不向“暴乱者”投降，同时他们还指望克伦斯基总理会派来援兵，所以还要负隅顽抗。一批士官生居然在冬宫周围用木料、砖头筑起街垒，架起机关枪和大炮，妄图阻挡起义者的冲击。军事革命委员会按预定计划，晚九点由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巡洋舰发射耀眼的红色信号弹，然后由彼得保罗要塞瞄准冬宫连续开炮①,空炮(信号弹)与实弹相结合，震撼了龟缩在冬宫中的反动派。最后起义军冲破冬宫的大门和窗户，蜂拥而入。
在这里我还要穿插讲一件鲜为人知的故事，那就是参与攻打冬宫的工人赤卫队中还有两位中国工人。据列宁格勒地区十月革命档案记载，1917年彼格德勒有众多华工参加工人赤卫队。其中刘福辰和马扎瓦二人手持步枪，高喊“乌拉!”,争先恐后冲锋在前，光荣地参加了攻打冬宫的历史性战斗。②到午夜2点10分，临时政府部长们都束手就擒，被逮捕押走。“阿芙乐尔”是俄文音译，原意是曙光、朝霞，阿芙乐尔巡洋舰红色信号弹的炮声确实像是黎明的曙光，绚丽的朝阳，预示着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到来。阿芙乐尔巡洋舰在得悉冬宫已被占领后还用无线电向世界发布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喜讯。近几年来我国报刊上发表了好几位专家学者的文章，竟认为阿芙乐尔巡洋舰发射炮弹是子虚乌有、伪造历史。为澄清是非，我于2007年细查了俄文与中文有关史料，写出专文说明历史真相。①整个说来，十月武装起义是较为顺利地取胜的，总共才死6人，伤50人。②尚未开始攻打冬宫，列宁就立即要在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下午宣布“全俄第二次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因为列宁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名义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在当天就已起草好，上午起义既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所以下午正式开会，这份“告工兵农书”正式宣布：“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手里”,“临时政府已经被推翻。”③这样也就是向全国和全世界表明俄国已经实现了全部政权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经过紧张筹备与安排，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当晚10点40分在斯莫尔尼宫大厅开幕，出席者有来自全国各地400多个苏维埃有表决权的代表650人，其中布尔什维克390人④,占大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27人，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代表共约有150人，其余为各少数民族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还有3个无政府主义者。大会开幕后首先按各党派代表比例选举大会主席团。其中布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托洛茨基等14人，左派社会革命党有斯皮里顿诺娃、扎克斯等7人。社会革命党7人与孟什维克3人拒绝参加主席团。接着对大会议程和大会性质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代表纷纷谴责布尔什维克通过暴力夺取政权是“军事阴谋”,是“政变”,是"无理性的犯罪行为”。这些自命为民主派的人士竟然要求成立一个基础广泛的民主派政府来召开立宪会议。实际上就是主张新政府要以他们为主体。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大会上遭到多位代表批驳，尤其是托洛茨基在会上针锋相对地指出：“眼下发生的事件是起义，不是阴谋。”托洛茨基义正词严又打中要害的讲话在会场上引发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也使得孟什维克首领马尔托夫等人气急败坏，马上站起来说：“那我们现在就离开。”他们那一伙100多人纷纷退出会场。这样第二次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为工兵农当家做主的真正革命的议会。卢那察尔斯基接着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以大会名义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
这份宣言书中宣告苏维埃政府提议马上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把土地分给农民，军队实行民主化，实行对生产的工人监督，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设法将粮食运往城市，将生活必需品运往农村，保证俄国境内各民族享有真正的自决权。这些内容全面满足了当时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等的强烈要求，没有空话、套话和官话。宣言书除2票弃权、12票反对外，获得绝大多数代表赞成通过。第一天晚上的大会开到凌晨5点多才结束。第二天(1917年10月26日，公历11月8日)晚上9点继续举行大会第二次会议。头一天晚上列宁密切注视攻打冬宫最后一仗的进程，没有参加大会。当他第二天晚上出现在大会讲台时，“延续了好几分钟的欢呼。欢呼结束之际，他简单明了地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①。
随后列宁受大会主席团委托，在大会上做了关于战争问题和土地问题的报告，受到广泛拥护，最后一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其中对和平问题这个紧要而棘手的问题，提出苏维埃政府要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缔结公正的民主的合约进行谈判，终止罪恶的战争。《土地法令》在表决中以1票反对、8票弃权获得绝大多数代表通过。其中规定：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土地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考虑到当时广大农民还深受社会革命党关于平均分配土地思想的影响，布尔什维克没有立即提出土地国有化的主张，而是采纳了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关于土地问题的委托书，其中要求把土地按劳动力平均分配给劳动者使用。这种在策略上政策上的妥协，有利于使苏维埃政权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与拥护。受大会主席团委托，加米涅夫做了关于政权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组成的专题报告。他依据党中央决定指出：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先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政府名称定为人民委员会，设主席1人，分设14个人民委员部，各部首脑称人民委员。布尔什维克党曾经邀请左派社会革命党3个人参加政府，但是他们认为这样会加深他们与社会革命党等之间的矛盾，因此暂不参加。政府组成人员是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陆海军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德宾科和克雷连柯，司法人民委员洛莫夫，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劳动人民委员施略普尼科夫，农业劳动人民委员米留廷，工商业人民委员诺根，粮食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邮电人民委员阿维洛夫，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交通人民委员人选暂缺，有待遴选。这15个人民委员候选人全是坐过牢、被流放过或流亡国外的老布尔什维克，其中11名知识分子，4名工人。这个政府名单在大会上获得绝大多数代表通过。
大会最后选举出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相当于当今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62人，左派社会革命党29人，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6人，其他左翼小党派4人。加米涅夫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代表大会于10月27日凌晨5点15分闭幕。没有乐队伴奏，没有统一指挥，代表们满怀豪情自发地高唱“国际歌”欣欣然分手离去，大家都深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闭幕标志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当然，苏维埃政权在首都以外全国城乡的普遍建立还经历了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凯歌行进”时期。
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六对原因
社会主义革命起源于1848年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72天革命，那两次革命先后都失败了；随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合法斗争与秘密斗争，也未能取得政权。西方不亮东方亮，社
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先在地跨欧亚两洲、靠近东方的俄国取得胜利，这种看似历史的偶然现象却是体现了社会发展内在的必然规律。对此非常值得历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认真细加分析。我以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再加上以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原理来透析，可以说十月革命的偶然轻易取得胜利是以下六对原因的结合促成的，其中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一对原因是外因与内因的结合，以内因为主。外因是指20世纪初世界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1914—1918年发生的世界大战。使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互相削弱，形成了资本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在这个薄弱环节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鏖战正酣，自顾不暇，无力进行武装干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俄国正是当时帝国主义各种矛盾的集中点。俄国不仅有沙皇专制制度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且还有资本主义劳资两大阶级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与各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俄国帝国主义与德奥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五种矛盾聚焦在一起，所以只有俄国才可能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正是基于对当时国际和国内矛盾的深刻分析，才在1915—1916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新理论，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验证了这个新理论。
第二对原因是远因和近因的结合，以近因为主。俄国自1547年至1917年沙皇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历经370年，其间从1547年至1861年共314年是军事封建农奴主义，从1861—1900年近40年是军事封建资本主义，1900—1917年这17年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这370年间俄国社会经济基础从农奴制到自由资本主义制再到垄断资本主义制，发生了两次较大变化；而上层建筑不变，一直是封建君主专制和采取对外军事扩张。这种社会结构性的矛盾长期未解决。到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依旧坚持专制统治，拒不召开立宪会议，拒不实现国家民主化，拒不退出帝国主义战争，所以势必引发工农大众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社会结构长期积累下来的军事专制与和平民主的矛盾。
第三对原因是客观与主观原因的结合，以主观原因为主。十月革命比较轻易取得胜利还因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实力与政治实力都相当薄弱。俄国资产阶级长期依附地主阶级沙皇专制制度，缺少参政和统治经验，二月革命后才执政8个月就垮台了。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之外，还由于执政的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决策的错误。如果立宪民主党执政后能及早退出战争，及早召开立宪会议，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及早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及早解决广大人民迫切要求的“和平、土地、面包”三大问题，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推迟爆发，俄国资本主义就可能延续发展一个历史阶段。
第四对原因是宏观与微观的原因的结合，以宏观原因为主。宏观上俄国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势单力薄，主要依赖英国美国这两个协约国盟友在财政贷款和武器装备方面给予援助，它把自己捆绑在帝国主义战车上而不能解脱，其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都远不如后来崛起的德意志帝国，这就注定了它必然因战败而灭亡。在微观上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愚蠢至极。他既不学其先祖彼得大帝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也不学其祖父亚历山大二世基本上废除农奴制，而是以对外扩张的战争来防止国内革命，结果在1917年二月革命中王朝覆灭。随后立宪民主党推举不出自己的能人，却错用了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充当总理和总司令。克伦斯基是无能平庸而又专横独断的鼠辈。他勾结科尔尼洛夫反动将领搞叛乱，又不能及早配备强军守卫京都，听任卫戍部队大都被布尔什维克争取过去。他多次吹牛要消灭布尔什维克，要逮捕审判列宁，却没有得力措施。这就为十月武装起义的轻易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列宁于1918年4月29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总结发言中深刻指出：“欧洲开始革命比较困难，是因为在那里执政的，既不是象罗曼诺夫那样的白痴，也不是象克伦斯基那样的吹牛大王，而是资本主义的真正的领导者，这种情况过去在俄国是不存在的。”①
第五对原因是上层原因与下层原因的结合，以上层原因为主。十月革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俄国各民族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工农大众、劳苦大众奋起革命而取得的。这众多下层劳苦大众备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压迫与剥削，备受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灾难折磨，迫切要求解决“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迫切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是如果缺少布尔什维克党从上而下的正确领导，而听任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这些妥协主义者支配，那就不可能举行十月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从1903年形成独立派别起，历经1905—1907年第一次革命和革命失败后低潮时期种种苦难的磨炼和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12年成为独立政党后又迎来了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的考验，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八个月的复杂斗争使党的领导水平更加提高，党的队伍也更壮大了。1917年4月间党员只有大约8万人，7月增至13万7千人，10月又发展到35万人。①布尔什维克党还拥有一批职业革命家，尤其是拥有十几个中央委员组成的党的领导核心和杰出的领袖列宁。没有党的优质顶层设计是不可能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
第六对原因是浅层原因与深层原因的结合，以深层原因为主。什么是浅层原因呢?由以上我对十月武装起义进程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出，列宁7次提出武装起义的决策，力排众议，坚持到底，这是十月革命胜利的首要关键。为此我于2010年就发表过《没有列宁就没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首先胜利》专文。②从以上叙述中还可以看出，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计划，主要是托洛茨基带头实现的。所以今天我还要再补充一句评语：没有托洛茨基也就没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然，我们不能只从浅层上看到列宁与托洛茨基这两位领导人的重要作用，更要从深层上透视他们二人为什么能起这么重大的作用。其原因就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时代化、本土化、大众化，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俄国首先胜利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对策，武装了全党，武装了群众，托洛茨基带头坚决贯彻执行，广大群众群策群力，万众一心。探究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不仅要从浅层看到列宁、托洛茨基等领导人的重要作用，而且还要从深层透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无形指导作用和广大工兵农大众有形的决定性作用。
从上述对十月革命一国首胜六对原因的简要剖析，可以体会到十月革命的偶然轻易取胜实际上是世界和俄国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必然补充和表现形式。恩格斯于1894年在一封致友人的书信中深刻指出，在所有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①。十月革命的偶然轻易胜利所体现的必然深层规律在十月革命中主要表现为四种实力的汇合，即俄国各民族工农大众强烈的革命硬实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革命传统、革命经验的软实力，彼得格勒工人赤卫队和卫戍部队近3万人的锐实力，再加上列宁精心巧妙策划和托洛茨基等领导人大力宣传组织的巧实力。从控制论原理来看，列宁选定10月24日开始起义恰逢其时，早一天准备还不足、晚一天就会错失良机。正是这四种实力有机汇聚的合力，才使得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十月革命的特殊性。可以说十月革命是俄国特定国情特殊机遇的特异战果。因此十月革命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胜利取得全国政权，这种模式，百年来从未在其他国家重复出现过，今后也难再现。
三、十月革命胜利的四重世界历史意义
20世纪50—80年代，我在讲课和参编、主编的教材中，通常都把十月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归结为“开辟了四个历史新纪元”:第一，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历史的新纪元；第二，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历史的新纪元；第三，十月革命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第四，十月革命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形形色色机会主义历史的新纪元。现在看来，这种评价显然是过高了。但是自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灭亡以来，有人又走向另外的极端，他们看到十月革命的成果已经被连根拔掉，就完全否定十月革命正面的世界历史意义，甚至认为正是十月革命使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走了历史大弯路，受到历史大挫折。
我认为，十月革命不仅推翻了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开创了俄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而且还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表现为它为世界开创了新局面、新模式、新道路和新范例。现分述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不发达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局面。自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来，马克思、恩格斯和众多科学社会主义者一直都认为社会主义将首先在欧洲最发达的英、法、德三国取得胜利。实践证明，随后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的暴风雨真正震撼了世界，特别是引领了众多东欧和东亚不发达国家都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到20世纪40年代末从东欧到东亚有13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有古巴和老挝这些不发达国家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即便后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和瓦解了，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剧变，但是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迄今依然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模式。欧美众多发达国家都是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后探索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我认为俄国历史上有过五次走资本主义现代化之路的实验，然而都未取得成功。第一次是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改革，第二次是19世纪初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第三次是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的改革，第四次是1906—1914年斯托雷平的改革，第五次是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延误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既不退出战争，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又不召开立宪会议，不实行政治民主化，到七月事变后才急忙搞了个预备议会，欺骗民众。因此这个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就被十月革命推翻了。从此俄国开创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其要点是：实现政权工农化，劳动全民化，工业国有化，国家工业化，全国电气化，经济计划化，农民合作化，分配按劳化，福利公共化，社会平等化，文化大众化，教育普及化，学习普遍化，思想革命化，等等。苏联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就给随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发达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第三，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各国劳动人民开创了如何依据本国国情探索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中国共产党人起初缺少自己的实践经验，简单照搬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之路，失败后又有人急于求成，要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吃尽了苦头。总结经验教训后才开始从本国国情出发，重新探索一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农村包围城市方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模式。朝鲜、越南、老挝、古巴人民也在共产主义政党领导下依据本国国情探索本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当今亚、非、拉美众多不发达国家和欧美、大洋洲发达国家如何汲取十月革命经验教训，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走向社会主义之路，这是更加艰巨的历史任务。
第四，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开创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大众化的新范例。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时代化、俄国化和大众化，就不可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列宁适时于1916年提出了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理论，才使人们认清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由来和性质，确立了以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路线；正是列宁论证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俄国首先胜利的新理论，才武装了俄国党去夺取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列宁从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特殊国情出发，从20世纪初起就致力于建立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由先进分子组成的组织严密、纪律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才能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正是列宁在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的特殊环境中坚持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又能适时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又通过托洛茨基等人精心争取到卫戍部队并组织工人赤卫队，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布尔什维克党非常重视创办报刊，从1900年的《火星报》到1912年的《真理报》和1917年的《工人之路报》等几十种报刊，以及出版多种期刊、多种论著,起到了广泛联系群众、唤醒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作用。布尔什维克党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大众化的优良传统，非常值得各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学习和弘扬。
十月革命尽管是当年俄国特定国情、特殊机遇的特异产物，但是由于它具有上述四重世界历史意义，所以它的基本经验教训对于当今和今后的世界社会主义仍有重大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