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任何个人是绝对完美的，历史上也没有任何文明是无可挑剔的。中华文明同样有其不足和弊端，历史上也发生过许多极其丑恶的、骇人听闻的事情。我想，欧洲文明同样如此。
20世纪初以来，检讨中国传统文化之阴暗面的文献日积月累已汗牛充栋。我只想立足于今日现实并结合民族复兴之迫切需要略述两点：
（1）中国古代社会不是钱穆先生所说的那种由平民政府领导的平民社会，而是有较严格的等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这样的社会，妇女受到最严重的压迫。
（2）中国古代思想缺乏对客观性的执着追求，在政治和道德上也一直缺乏康德所说的“对法则的敬重”，从上到下都缺乏规则意识，即统治者不太习惯于依法行政、依法执法、依法司法，民众也不太习惯于按规则办事。
当然，由于思想精英领导社会，故长期重视道德与文化，而相对轻视工商，这便不仅使工商不能充分发展，也使武备（军事）趋于衰弱。从保护环境和发展文化方面看，这是优点，但从文明冲突和民族角逐方面看无疑是弱点。武备的衰弱使人口众多的汉族两度被人口较少的游牧民族征服。但那只是军事和政治上的征服，而不是文化上的征服，因为征服者的文化最后也消融于汉族文化之中。然而，19世纪末，中华文明在遭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文化挑战。
与欧洲文明比较，中国思想精英不太重视逻辑和数学，而古希腊哲学家一直很重视逻辑和数学。于是，现代科学很难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发。欧洲中世纪继承了古希腊的逻辑和数学，经过启蒙，重视逻辑、数学且接受观察和实验的检验的现代科学就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进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客观知识。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你很容易把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看作中华文明的致命软肋，而把发展出现代科学看作欧洲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但换个视角，你会发现在这一点上，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皆有得有失。很显然，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技术，没有现代技术，就没有现代工商业的极速膨胀，没有现代工商业的极速膨胀，就没有全民“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可能，从而就没有我们今天正面临的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没有现代科技，也就没有核战争的威胁。中华文明之所以可持续，恰因为她以道德为本而相对轻视科技，且以道德去约束科技。而欧洲文明恰因为发展出现代科技，才使当代人类面临空前的危机。
[1] [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夏继果译，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 [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夏继果译，70～71页。
[3] [元]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 [元]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 闵宗殿、董恺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123～124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6] 闵宗殿、董恺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123～124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
[7] 闵宗殿、董恺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93～94页，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该书的数字有误，如果洪武十四年人口为5987万人，清道光十四年增至40100万人，则增长了6.7倍，而不是该书所记的5.7倍。
[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9] 丁孝智：《中国封建社会抑商政策考辨》，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1）。
[10]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四部丛刊景明翻元刊本，6页。
[11] 《欧阳文忠公集》外集卷第九，四部丛刊景元本，371页。
[12] 《范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景明翻元刊本，73页。
[13] [元]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23～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4] 于少海：《明代重农抑商政策的演变》，载《东华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15]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览》第三卷，568～569，长沙，岳麓书社，1990。
[16] 王凤兰：《中国医道》，3～6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
[17] 王凤兰：《中国医道》，6～10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
[18] 王凤兰：《中国医道》，10～12页。
[19] 方皓、张功耀、陈士奎、王宝玉、杨念群：《取消中医：无知还是拯救？》，载《中国医疗前沿》，2006（6）。
[20] 王凤兰：《中国医道》，1～3页，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9。
[21] [美]席文：《科学史方法论讲演录》，任安波译，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2] 陶飞亚：《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医的启示》，载《中医药文化》，2015（2）。
[23]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11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4]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7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5] [英]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5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6] [英]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53页。
[27] [英]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49～5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2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9] [英]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5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0] [英]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5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1] [英]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57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32] [英]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62页。
[33] [英]L.比尼恩：《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孙乃修译，67页。
[34] [法]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林志明、张婉真译，51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35] [法]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林志明、张婉真译，6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36] [法]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林志明、张婉真译，67页。
[37] [法]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林志明、张婉真译，67页。
[38] [法]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林志明、张婉真译，69页。
[39] 实应称之为“不矛盾原则”，该原则禁止说话和思维出现矛盾，视矛盾为错误。
[40] [法]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林志明、张婉真译，9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41] [法]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林志明、张婉真译，95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
[42] [法]弗朗索瓦·于连：《本质或**》，林志明、张婉真译，96页。
[43] [德]卡尔·雅思贝尔斯：《智慧之路——哲学导论》，柯锦华、范进译，69～70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44] [德]卡尔·雅思贝尔斯：《智慧之路——哲学导论》，柯锦华、范进译，70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45] [法]皮埃尔·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张宪译，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6]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联合报》，1990-09-26。
[47] 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1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48] 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55页。
[49] 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56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50] 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57页。
[51] [美]S.温伯格：《终极理论之梦》，李泳译，194页，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
[52] 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到9000万。
[53] [美]罗塞尔·罗伯茨：《看不见的心——一部经济学罗曼史》，张勇、李琼芳译，245～246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54] 在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人却热衷于用技术手段改变人性，如做变性手术、改变人类基因、增强人类智能，甚至追求永生不朽等。
[55]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6]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完全不同于欧洲古代的封建制。
[57]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8]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0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59] 刘海峰：《中国科举文化》，323～32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60]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6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23页。
[62] [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夏继果译，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3] [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夏继果译，65页。
[64] [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夏继果译，67页。
[65] [美]罗伯特·B.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夏继果译，68～7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6]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67] 《汉书·循吏传第五十九》记载：“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然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汉书》十一，3642～36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68] 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人在原子弹被使用以后曾后悔当初支持制造原子弹，但他们只代表西方人中的极少数。
[69] [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70] [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8页。
[71] [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72] [美]马立博：《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关永强、高丽洁译，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