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时，首先发现的就是中国军队的武器与英国军队之“坚船利炮”的明显差距。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批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的洋务派。洋务派普遍认识到中国谋求富强之道需从“练兵”“制器”开始。奕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购买外洋枪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李鸿章也悟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14]。为了改变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状况，洋务派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了一些军事工厂，进而开始了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史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强兵非仅有坚船利炮即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由局部学习西方转向全面、综合学习西方的趋势，开始由“变事”向“变法”发展，由学习西艺向学习西政发展。盛宣怀在《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中说：“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显然，这已不是就练兵而练兵、就理财而理财、就育人而育人，而是主张在经济、军事、教育方面综合学习西方。学习西方的主张，除了旧有的练兵制器外，更集中于发展工商、改革教育方面，人们对官办及官督商办已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主张全由商办，政府应恤商惠工，设立商务局、商会，保护新式工商业。甲午战争前，洋务派就已认识到八股试帖、章句小楷“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此时则更是大声疾呼，明确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广设学堂，以使国无弃民，地无废才。国人对西方政治的认识也得以改变，已意识到“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主张对官制、体例进行改革。张之洞认为西方由于有议院，“君与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15]
1898年（戊戌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批改良主义者在光绪皇帝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政治改革尝试。改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史称戊戌维新或百日维新。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1895年4月消息传到国内，正在北京赶考的康有为联合一千多名举子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痛陈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拒绝议和、主张变法。此番行动被称为“公车上书”，虽未实质上触动清廷，但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公车上书3个多月后，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宣扬维新变法思想。8月，维新派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半年后，《国闻报》由严复在天津主编，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维新变法宣传主阵地。1898年年初，全国各地宣扬维新变法思想的报馆、学堂、学会超过300个，影响遍及全国，也触动了清廷中改良派的神经。
1898年，随着维新变法运动声势的不断高涨，时年27岁正血气方刚的光绪皇帝下定决心实施新政。6月11日，光绪皇帝颁下诏书，名为《明定国是》，号召举国上下“共济时艰、发愤为雄、努力向上，不徇私援引、敷衍因循”。由此正式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康有为等人一直倡导的变法运动终于得到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肯定。1898年6月16日，康有为第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共同商讨和确定下一步维新变法的具体措施和步骤。康有为建议光绪皇帝：用手中已掌控的权力推行变法，量力而为、循序渐进；用新设衙门机构具体实施变法，而勿用保守派和反对派盘踞的旧衙门机构；从朝廷百官中擢升新人参与维新变法，而勿因变法革除旧臣的职务；召见和起用民间志士才俊，委以变法差事，而勿赐予正式官职，但允许他们就变法事务直接上奏。
此次召见后，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并获许向光绪皇帝专折奏事。康有为凭借前期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经过短暂的修正提炼，向光绪皇帝提出了新政的一系列建议。光绪皇帝采纳了康有为的绝大多数建议，并以这些建议内容为主向全国下达了180多件变法诏谕。归纳起来，其内容包括：（1）进行政治改革。裁撤中央和地方重叠的衙门机构，精简官员，鼓励满族人自谋生计，删改不合时宜的政令，允许各级官员就治国理政之事上表。（2）振兴经济。设立农工商局和路矿总局，开矿筑路，振兴农业、工业和商业，改革财政，建立国家预算编制制度，创办邮政，等等。（3）改革教育。设立学校、取消书院，试策论、废八股，创办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创建京师大学堂，允许自由创立学会和报馆，国家资助优秀学子出国留学，等等。（4）发展军事。裁剪绿营，用洋操、洋枪训练陆军和海军，力行保甲，等等。
令人痛惜的是，百日维新最终被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所扼杀，光绪皇帝被软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害，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海外[16]。
维新派已认识到，富国强兵不仅要求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工商业，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维新派试图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君主立宪制，可惜这一美好愿望被当时的保守派扼杀了。
戊戌维新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改革、奋起的机会。紧接着，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抛弃国都，挟光绪皇帝西逃，这是中国多年未有的奇变。庚子回銮，满洲贵族集团创巨痛深，不得不捡起被他们否定过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实行“新政”。客观地说，这次改革在某些方面迈出的步子更大，是有成绩的，例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实业、鼓励资产阶级发展，以及编练新军、实现军事现代化、进行法制改革等[17]。
但对“新政”的成绩也不应该夸大。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满洲贵族集团始终拒绝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一方面，它派人出洋考察，宣布预备立宪，摆出一副要引进世界先进政治制度的姿态，但是，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表明满洲贵族集团不想“让权于民”，也不想“分权于民”，相反，却将权力更多地集中到君主个人和一小撮贵族手中。晚清时期，中国出现过立宪派和颇具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他们求稳怕乱，害怕激烈的革命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变动和破坏，力图走君主立宪道路，但是，满洲贵族集团的倒行逆施让他们彻底失望。1911年，满洲贵族集团宣布铁路国有，与民争利，这就彻底与广大人民对立起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兴起，几乎所有人都站到了革命方面，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立刻风起云动，全国响应[18]。这便是中华文明历史上一次空前的转折——辛亥革命。这次革命的重要意义胜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包括汤武革命和秦灭六国。经过辛亥革命，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自武昌新军打响第一枪起，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了。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开始在中国建立共和制。革命派“立宪共和”的呐喊与现代革命理论具有内在的交融性。但革命与传统之间永远存在着巨大的张力，由专制而一跃进入共和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之后，政治上的“共和”之名是堂皇登场了，但中国的共和国建设之路是漫长的，既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和张勋复辟（短暂），又必然经历长期的名实不符而力臻名实相副的改革过程。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不妨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历程。有学者把民国经济史分为四个阶段：民初实现宪政阶段（1911—1915）；军阀混战时期（1916—1927）；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1928—1938）；抗战和国共内战时期（1938—1949）[19]。
在推动立宪过程中，各级商会形成网络，并逐渐学会英国式商会的自治和民主管理。在预备立宪公会等组织中，商人占明显优势。商人们认识到“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则与股份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清末民初宪政的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曙光初露，但随后的军阀混战打断了这一过程。[20]
军阀混战时期，不同军阀在其占领某地时重复收税，并预收未来的税，操纵实物与货币的换算率，增加苛捐杂税、战时捐税，并强制征购粮食，使经济不堪重负。由于连年战乱，农业的商业化趋势被逆转，农业生产力和产量下降，城乡贸易中断。但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军阀混战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观念和制度及宪政的推动（例如制定宪法）在这一时期都有不少进步，也为以后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基础。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终于利用其军力认真推动宪政。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于1931年5月5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政府于1936年公布“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这种做法使中国经济重上轨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期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21]。
国民政府推动宪政的努力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但是这种努力并未完全停止，这主要表现在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和地方参政会的选举和运作。国民参政会包括了所有主要反对党（包括共产党）的领袖。1942年产生大部分参政员的方式又由遴选制改为选举制。中国最重要的宪政发展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起草和各党派对宪政游戏规则的讨价还价过程。但这次宪政努力又以失败告终。其主要原因是主要政党坚持不经选举，而用联合政府方式将官位在主要党派之间瓜分，而宪政谈判的其他主要参加者主张在军队国家化、立宪、选举后，才由胜出的政党决定政府职位的分配。国民党没有对自己的权力做出可信的限制，以赢得共产党对公平游戏规则的信心。而主要调停者美国政府由于与国民党关系太近，也使共产党对调停者是否能发挥中立的第三者仲裁功能没有充分信心，导致百年中国最有希望的宪政过程完全失败。国共内战开始后，在没有主要反对党共产党参加的情况下，政府片面召开国大，通过宪法，宣布行宪，也树立了一个机会主义的榜样[22]。
总体而言，史学家们基本同意，1912—1949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下降了。
由于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络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1900—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城市的总人口是2730万，占5亿人口的5%～6%。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连接起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据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高达13.4%，1921—1922年有短暂萧条，1923—1936年为8.7%，1912—1942年平均增长率为8.4%，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23]。
我们不可一笔抹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现代化发展成绩，但因为内忧外患、战乱连连，故现代化建设极其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