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几千年没有中断过。先人给后代子孙留下了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文化经典是世界少有的文化瑰宝。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化经典是民族文化发展成熟程度的标志性界碑。研究中国文化基本精神，当然要研究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但又不能仅停留于典籍的研究，必须同时着重历史和现实中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活生生的民族精神，这就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其中包括为中华民族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的实践精神。人民群众和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体。单纯停留在文本范围，跳不出旧时注经的樊篱。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0]还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1]从经典文献、中国人民及其杰出代表人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更具有说服力。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基本精神之文字符号载体的典籍，不是可以任意解读的单纯文本，而是实实在在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实践融为一体的精神承载。
一、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结晶
在世界文化史上，像中华民族这样拥有如此多的经典文献而且重视整理、传授，是罕见的。中国不仅有经典，而且有堪称古代百科全书的各种类书，广收文献、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可供研究和吸收的经典，包括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规模宏大的文献宝藏。经典的产生和传承、文献的大规模整理，这对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持续不断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构是一个整体，但整体中的部分可以各有特点。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经典文献中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例如，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九流十家，各有其说；儒墨道法，各有所本。但它们不仅相异，还有相同之处。因为它们是在大体相同的地理、经济和政治环境中产生的，从而可以“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文化经典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精粹。
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不能简单归为儒家精神。毫无疑问，儒家学说是对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影响最大、最为久远的学说，但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包括各家的优秀思想。近代德国学者施伟策肯定各家的贡献，他在讲到中国文化的生命观和世界观时说：“世界与生命之肯定问题，无论在其本身还是在它与伦理学的关系方面，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未能像在中国思想中那样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样子。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列子等，都是这样的思想家。在他们那里，西方思想须努力解决的世界观，却被一种非常奇怪而又深深吸引我们注意力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2]
中华民族经典中包含的智慧是丰富多样的，很难通过几个格言式的论断概括无遗。随着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的研究，它能够不断推陈出新。不同人是在不同条件下阅读经典、研究经典的，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中国注经著作之多也是世界罕见的。但无论如何解读，其中不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得到共识和具有导向性的思想应该摆在首位。例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胞物与的和谐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兼爱非攻的和平精神，便国不法古、与时俱化的求实和变革精神，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与庄子的安时处顺、淡薄名利的思想，孙子兵法中的战略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与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可以相互补充，成为一个面对各种处境优裕从容的完整的精神世界。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具有特色的整体结构的支柱，是中华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根本特征。因此，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就要了解中国文化及其基本精神。否则，任何对中国的理解都只能是表面的、肤浅的、瞎子摸象式的各执一词。
中国的文化精髓不是外在的器物，而是内在的、需要研究才能不断理解的民族精神。有些西方哲学家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一点。例如，法国诗人瓦莱里在给中国作家盛成《我的母亲》一书写的序言中说：“如果我们仍然无视一个外民族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而仅仅欣赏他们创作的花瓶、瓷器、牙雕、青铜器和玉器，那是无法真正评价和发掘一个外民族的聪明才智的。因为远比这些只供摆饰、消遣的珍贵纪念品的艺术宝贵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13]所谓民族生命力的内在核心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及其特有的工艺品、器物和一切可以称为中国的东西，都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世界任何国家可以用现代工艺仿效中国的各种器物，但无法仿效其中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因为器物在国外只是一技一艺、一物一器，而在中国它是整体文化结构的一部分。一张檀木太师椅可以仿造或出口，但它在以往中国厅堂中形成的中国特有的文化氛围是无法移植的。它的文化味道是中国的，而且只能是中国的。
德国著名文化理论家施宾格勒在讲到中国园林时，也是强调文化内在精神对外在实物表现的影响。他说：“中国的园林避免那种朝气蓬勃的景色。它布置得景色重叠，不将目标指明，却引起信步漫游。具有通过重门、丛林、台阶、桥梁和庭院的通路的中国早期的‘教堂’——辟雍，从来不曾有过埃及式的冷漠行进式或哥特式的排闼直入。”[14]“庭院深深深几许”“曲径通幽”，就是中国民族不喜张扬、含蓄、深遂的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当然，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可能是绝对的菁华、毫无杂质，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一样。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不少领域有过令世界羡慕的创造，但也沉积下不少文化杂质。如果只看到精华而无视杂质当然是片面的，可如果不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即它的主导方面，着眼于维持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而是过分强调它的杂质，更失之于片面。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毛泽东当年说过：“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所以当下，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一些经典。特别是从事人文学科学习、研究和教学的人更应该如此。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学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通过阅读经典体会和学习我们先哲们的智慧，这比起只满足于流行的快餐文化或者用不着费心费力的文化消闲，要有益得多、深沉得多。
我们不应该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复兴中以读经为第一要务，因为现在不是封建科举时代。我们必须懂得什么叫“复古”，什么叫“继承传统”。
崇拜过去，蔑视现实，言必夏商周，唯经典是从，谓之“复古”；立足现实，把古代优秀的东西用来推进现实，创造未来，谓之“继承传统”。毛泽东说过：“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需要保存。”[16]文化不是停滞不动的，中国文化应该发展。继承、创造、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发展的规律。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之文化发展的中断，都是因为与此规律相背。在中国当代，有选择、有目的地引导人们阅读一些古典名著，而且提高阅读水平、加深理解，重视掌握其中蕴藏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肯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有利于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文素质的提高。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这是正确对待中华民族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二、中华民族文化与中国人民
世界上不存所谓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无庸讳言，中华民族文化对于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有着重大影响。中国文化优越论是坐井观天之论，但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大酱缸，中国人的一切不文明行为都是源自中国文化，也是妄自菲薄。中国文化中当然有年积日久的消极的东西，特别是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衰败、接踵而来又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但从整体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比较优秀的文化，这是世人公认的事实。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家的统一，对民族性格的形成，起着重要积极的作用。
中华民族文化绝不是只以文字为载体存放在图书馆里的文献，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之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儿女共同创造的，而中华文化又以其文化乳汁孕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说，中国人身上都烙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民族认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文化认同。民族和个人类似：每个人有个性，相互区别；每个民族亦有民族性格，相互区别。民族文化的长久积淀必然成为塑造民族性格的文化环境，民族性格就是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被内化的民族文化。文化是发展的，所谓民族性格也不是不变的。
例如，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美国作家赛珍珠在《中国：过去和现在》中说：“和谐是中国文明的关键词：一个人与他周围的人、与自然和谐，那么这样的人是有教养的人，这是智慧的哲学，富于和平和自我控制。”[17]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是她在中国生活多年从中国人民身上得到的亲身体会。
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确是主张和平的。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和谐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弱和保守，并以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以自保的防守政策、汉唐的和亲政策以及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厌战情绪为例。这是不理解中华民族内各民族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各民族间虽然有过矛盾和战争，但最终都是化干戈为玉帛。在中华各民族之间，中华文化主张以“和为贵”化解民族间的积怨和矛盾。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民族的形成和民族间的和睦相处。中华民族能融合成包括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就与这种政策有关。在历史上，虽然民族间存在矛盾和战争，但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是不主张民族战争的，是“敷文化以柔远”，以文化力量促进民族的融合。
中华民族在内部各民族间主张民族和谐，对外同样如此。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没有向外侵略和扩张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与外界的交往都是文化的或商业的交往。陆地或海上的丝绸之路，是寻求贸易和文化交往的友谊之路。即使在中国仍然保持强国地位的明朝早期，永乐三年三保太监郑和率领当时最先进的船队240多艘，数万之众，前后七次，远航东亚和东非多国。远航是否具有国内皇权争夺的政治目的史无定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外没有掠夺、没有战争，而是友好交往。它不是西方资本主义那种以殖民和掠夺为目的的海盗式的远征，而是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和平精神。
当然，和谐绝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对外来的侵略逆来顺受。中华文化不会培养“狼”，但也不会培养“羊”。中华民族文化主张和谐，同时又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倡导爱国主义，纪念和传颂战死疆场、以马革裹尸的血性男儿。中华民族是既主张和谐又具有反抗侵略精神的民族。当年日本占领东北，进行压制与奴化教育和宣传，但中华民族文化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爱国主义传统，使得日本军国主义终究不可能长久占领东北。东北被占领是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可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罗素在《中国问题》中也曾断言：不管满洲现在的政治状况如何，它将仍然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人面临困难，满洲就能归回中国。为什么？罗素除了说中国力量源于她的4亿人口之外，特别强调：“来自他们民族习惯的坚韧性，以及他们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18]凝聚力是一种内聚力。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力量。
近代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牺牲奋斗的历史。毛泽东在追悼抗战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说过：“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19]中国人民以宁死不屈、同仇敌忾、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又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彻底革命精神，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不久又进行了抗美援朝的战争。这些都是表现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发扬中华民族的正气的结果。和谐精神与自强不息的战斗精神不是绝对对立的。和谐是我们的目的，但追求和谐与发扬自强不息、敢于斗争的精神是相互依存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正处于和平发展中，中国倡导建立和谐世界、和谐亚洲，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当代国际问题上贯彻“和为贵”的精神。当然，中华民族不会同意以牺牲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代价的所谓“和谐”。主张“和为贵”的孔子说过：“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中，这种所谓“礼”就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学者们不断在探讨，为什么在众多古老文明中唯独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没有中断，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存在过分裂但终究走向了统一？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幅员广大的疆域，处于内陆、东有大海西有高山北有沙漠作为屏障，这些或许是后来中国版图内众多民族通过交往融合成中华民族的重要因素。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都不是独立的单元，而是相互作用的。历史证明，任何强大的帝国如果单纯以军事手段维系而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虽能崛起辉煌于一时，终会成为过眼烟云的历史陈迹；同样，任何古老的文明如果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国家结构和相对稳定的疆域，国家分裂和民族间的争斗不断，那么随着民族矛盾尖锐而导致统一国家的解体和分裂，文化发展的延续性也会中断。没有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和谐，就不会有文化传统的延续。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发达的农业经济。在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发达的农业经济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拥有黄河、长江这样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在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发展出比较成熟的中央集权和文官制度。正是在这些条件下，中华民族产生了特有的与其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符合的发达的中华文化。这种文化又成为支撑它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和平、包容，重国家、重集体，重亲情、重友情，这些是长期劳动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民族文化长期哺育的结果。
中华民族文化哺育中华儿女上述优秀民族性格的途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虽然有发达的文化经典，但一个以农民为主体而且多数是文盲的国家，经典文化如何发挥它的作用？中国文化有精英文化也有世俗文化，这两者不可分。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士大夫，是通过经典文化来培养的。这包括学校、书院、私塾等途径，特别是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制后来僵化为以四书五经为敲门砖，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绳索，但它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传承起过重大作用。另一种方式是世俗化的。中国普通老百姓没有条件接受学校教育。他们不是通过阅读经典，而是通过劳动和实际生活，通过民风、民俗、传统节日、地方戏以及人际交往中的道德规范、具有文化承载的谚语和格言，来接受中华民族文化的。这些都是与人民的实际生活融为一体、最为普通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经典文化中的基本精神通过多种方式，借助世俗文化发挥它的作用。即使没有读过经典的中国人，包括人口众多的中国农民，在这种文化环境下都会受其濡染和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在不同程度上由民族文化精神培育，具有中国人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中国人。
中国文化中那些有利于维持旧的封建统治、维护官贵民贱、宣传因果报应和鼓吹旧的伦理道德的思想，同样也会通过世俗化途径而成为束缚和驯化人民思想的枷锁。我们应该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不全是优秀文化，各家学说中包括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中，都有不少杂质和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然而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却永远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思想财富。
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基本精神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得到贯彻和实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在君重民轻的封建社会从来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往往流于空话；“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在君臣之间、在所谓君子之间并非都是现实的人治的关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它们的价值。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思维方式，而且具有理想性、价值性和导向性。中华民族历代的先进思想家和杰出人物对自强不息、和而不同、民胞物与、海纳百川等精神的正面认同、追求和实践，不断鼓舞和激励中华民族在任何挫折和磨难下依然奋勇前行，这种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得到继承和充分发扬。
三、历史杰出人物与中华文化精神的人格化
一个没有英雄的历史是寂寞的无声息的历史，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孱弱的民族。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在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制度下的文化的凝结，而文化精华与广大人民又哺育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杰出人物。他们堪称民族的脊梁，国家的栋梁。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中的人物，就是中华民族文化基本精神的人格化，也是中国人民的杰出子孙。他们既是文化和人民的产儿，又是具有文化传承和民族激励力量的样板。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20]这两段话最生动地表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力量。
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许多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们的人格和气节为时人和后人传诵和景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最为中华文化所称道的理想人格、气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以强烈的感情讴歌了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体现中华民族精神风骨的各类历史人物，文天祥自己就是其中最杰出之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中华民族文化倡导的人格和气节的诗化。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都有自己值得称道的杰出人物。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谭嗣同的“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树立了以壮烈之死为改革鸣锣开道的英雄形象。至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以及无数在战场上、在刑场上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视死如归的英雄，都既是共产主义精神、又是中华民族传统基本精神的当代体现。又如钱学森先生，不仅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有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21]可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文化高度认同的一种方式。
鲁迅针对1931年“918”事件后一些人对自己国家失去信心，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的颓败情绪，发表过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2]鲁迅还针对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革命者的白色恐怖悲愤地说：“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总在一面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23]瞿秋白、方志敏，以及被国民党暗中处死于龙华监狱的五位左翼作家，在鲁迅眼里就是中国的这种脊梁。事实证明，扼杀作为民族基本精神代表的杰出人物的往往是专制统治者，特别是拼命维系腐败政权的统治者。从这一角度说，真正能体现中华民族基本精神的不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统治者，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和为民族兴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杰出历史人物。
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轴和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不能否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需要批判，人民中受其影响而产生的落后的东西需要不断改进。我们不能赞美三寸金莲，不能赞美纳妾以及一切与近代文明相悖的东西。但我们也应该相信没有永恒不变的中国人，也没有永恒不变的民族性。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会改变，文化会发展。在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华民族文化中消极的或由于政治原因被扭曲、被滥用以维护旧的统治愚弄人民的东西，那些压抑和钳制人民的精神和个性的东西，会逐步被清洗和淘汰。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中国人的某些缺点会发生变化。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阿Q是旧式农民的形象，而不是中国农民永恒的形象。为人所诟病的中国人中的一些不文明现象、一些缺点都是时代造成的，而非中华民族的民族劣根性。没有天性丑陋的中国人，只有丑陋社会和腐败政府酿造出的某些中国人的不文明的丑陋行为。任何对国民性和所谓民族劣根性的抨击，最终若不指向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只停留在文化层面，则是难中腠理的。毛泽东曾经预言：“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2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摆脱旧制度的桎梏，以新社会主人的身份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人中落后的不文明的东西在改造中国社会的同时不断得到改造。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文化自觉和民族自豪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原来被讥讽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被组织起来了、被团结起来了。这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变化在思想文化上的必然反映；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文化复兴。当然，把中国13亿人都变成具有高度文化素质和文明行为的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历史发展是包含矛盾的。在社会发展中，一个民族的传统既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垫脚石，又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因此，社会发展往往会成为破坏传统和重建传统的双重过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传统的最大冲击来自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程。这是一次人类观念历史的大变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在传统与现代关系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做过非常生动的描述。不同于卡莱尔或西斯蒙第等人，他们由于这种变化而企图扭转历史前进的方向，对田园诗般的往昔怀着无比惋惜的伤感情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向前看：他们肯定这种变化的积极意义，赞扬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同时又指出资本主义把人与人的关系变为**裸的利害关系，把人类感情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这种人际关系和价值观是一种异化，但它是历史的过渡，必将为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观念所取代。倍倍尔曾说：“目睹资本主义条件下种种丑恶现象，目睹宗教唯灵论和金钱拜物教对群众的腐蚀，我们痛心疾首。我们多么渴望有朝一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逐步地、全面地、系统地实现我们的思想道德信念和核心价值！”[25]
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由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乡土中国正在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中国，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以血缘和人情为纽带的人际关系转变为以货币为交换纽带的金钱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方面的变化是急剧的。中国的农民已经不是小农经济下的农民，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是农耕方式下的农民，进入大城市被推进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农民已是与他们父辈具有不同观念的农民。他们逐渐失去由农业生产方式所赋予的乡土本色。各个阶层的人的思想观念都会在社会经济变动中发生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主要是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思想观念的解放，但也潜藏着价值观念混乱和道德滑坡的危机以及某些社会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翻版或缩影。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确出现了某些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类似的现象。但历史中任何类似的现象，在完全不同的条件、时代或制度下，却可以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我国精神文化领域中出现的消极现象是一种代价，但不是无足轻重的代价。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建设。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教化力量，但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现实出发，对转变中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巨大意义正在于此。
我们不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十全十美，是包医百病、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而是必须将之用得其所，用得其法，用得其道。例如，企图以中国文化来解决西方的制度性危机，这是一种文化迷信。用儒学来分析21世纪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用儒家道德来劝说和规范金融机构高管们的行为，我以为很难奏效。这不能怪孔子，也不能怪儒家学说，因为从一个公元前几百年的思想家的道德理想中寻找解决21世纪西方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药方是无能为力的。这不是孔子的错误，而是我们当代人的错误要回答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问题，必须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化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探讨，而道德并非分析的科学理论框架。道德批判并非科学批判，而只是对行为的评价。儒家道德劝说甚至对金融机构高管们进行道德的谴责和鞭挞，并不能杜绝资本主义制度性的危机。即使一批人暂时缩手，另一批人也会卷土重来，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物。
任何思想学说都是有所能，有所不能。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基本导向的先进文化建设，我们就可以从中华民族文化这座宝库中吸取丰富的资源。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实践之经验的积淀，其中包含的处理人类实践中一些基本关系的基本精神，具有某种超越性。以往存在于文化经典中的智慧，作为思想家的伟大理想，可以变为实践，发挥它教化育人的作用。
文化非常重要。毛泽东说过：“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来”。[26]毛泽东并不否定封建社会文化中的合理的东西。他以孔子的父慈子孝观为例说：“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胡涂，儿子怎么能孝呢？这是孔子的辩证法。”[27]但文化并不是社会最终的决定因素。
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具有世代延续的价值。可是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先进生产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的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是不能单独发挥作用的。没有硬实力的软实力是软弱的，没有很强的硬实力和具有渗透力的软实力相结合的所谓巧实力，其实并不“巧”，而是“拙”，中国鸦片战争以后百多年的民族屈辱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当时的孔子只能是孔庙中的圣人，当时的经典只能是藏书楼里的典籍。当年黑格尔十分轻视孔子的思想，说《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28]而当今世界对孔子则是一片赞扬，与黑格尔时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变化是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结果。
我们热爱自己的文化，尊重我们祖先的文化遗产。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划等号。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不能划等号。我们应当深入经典，走出经典，面对现代，放眼世界；要由我们的时代和实践来决定继承什么遗产和拒绝什么遗产，以及如何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而不应把当代作为传统的注脚。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应该着重它的基本精神，通过过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使之当代化、科学化，而且要在实践中贯彻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可以培育出既具有传统美德又具有时代精神的中国人，孕育出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新的杰出人物——社会主义时代“双百”式的英雄人物。如果离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把继承传统文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对立起来，传统文化中积重难返的消极的东西就会沉渣泛起，而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只能是供学者们抚掌赞叹和引用的经典文献中充满智慧的格言，这当然有悖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之基本精神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