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持心灵与世界二分的前提下，我们始终面临着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意向性(intentionality)研究正是人类对解决这一问题所进行的尝试。从阿奎那将其赋予心智外客观实在的中介属性，布伦塔诺、胡塞尔从心理学、现象学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到现代心灵哲学家从“内在论”的心理语义学出发，试图分析意向性概念本身以描绘其与语言的图景，以及功能主义、突现唯物论等科学主义流派企图在现代科学基底上对该问题做出哲学探讨，这些努力无一不昭示着这一传统心灵哲学议题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同语言哲学和知识论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关乎“脑一世界”“思想一实在”关系的重要方面，伴随“语言学转向”,意向性问题的语言属性逐渐显现，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的思维改造作用让人们意识到，意向性研究需从语义地内在分析与语用地实在论建构两方面进行，从而论证心理意向结构的存在，实现“脑一世界”关系的现实性。
而对以上两点的确证也是经验知识获取其合法地位的前提与基础。麦克道尔将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解读为非传统的经验论，进而从意向性问题出发，将塞拉斯日常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延伸到世界与心灵关系的层面上，借塞拉斯的哲学完成了实在论与理性之间的先验关联，使客观意指，即意向性问题有了合法性，也为心灵哲学与知识论创造了融汇之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通过揭示心理意向性的语用化建构，阐释其路径和意义，继而以麦克道尔对塞拉斯理论的批判为线索，阐发其实在论与理性的关联，是看待现代哲学问题的一条独特路径。
(一)心理意向的语用化建构
从语用学转向的视角上，理性地审视20世纪哲学异彩纷呈的发展，我们会自然地发现，一方面，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和渗透，无疑最广泛地标示了哲学浪潮的主题趋势；另一方面，由于“语言学转向”尤其是“解释学转向”的不可逆转，心理解释的意向重建成为两大思潮全新的融合点和生长点。这不仅使得“心理学转向”成为自然而又必然的趋向，同时为科学实在论的进步提供了新的界域和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揭示传统心理意向性问题在语用学研究层面上的“策略性”转移，阐明“意向自然化”的必然性，最终在科学的意义上建构意向实在论，将是颇为重要的一项工作。
1.“意向性”研究的主题转变
历史地讲，意向性问题属于心灵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研究的范畴，指有所意指的意识的性质。这一研究渊源于中世纪经院哲学家阿奎那，他从本体论的视角考虑，赋予意向性以心智外客观实在的中介属性。在批判、继承和改造阿奎那意向性学说的基础上，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纯粹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意向性作了深入的探讨，开创了现代心灵哲学意向性理论研究的传统。
(1)传统的意向性理论
作为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意向性理论，布伦塔诺对意向性问题的探讨开始于他对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分，因为他把心理现象定义为在心智中以意向的方式涉及对象的现象。在他看来，心理现象之不同于物理现象的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意向性，因此，“意向性是心理现象的根本标识”。由此，布伦塔诺进一步考察了意向性的特征，把意向性规范为：①意向性是一种属性。它作为属性的意义就在于它并非心理现象或其他心理属性所赖以存在的不可还原的基质，它仅在活动主体的意义上而不是非物质实体或心智实体的意义上作为属性而存在；②意向性是一种指向(directed)或涉与(aboutness)。这就是说，既然每种意识都是关于某一对象的意识，那么,任何心理活动就都不是纯粹的活动，其独特本质就在于它必然地指向相关的物理对象，而不论该对象是否是现实的存在。物理现象正因此而包容在心理现象之中；③意向性是一种对象的内在存在性。作为意识对它所涉与的对象的一种主观性态度，意向性所指的对象不是外在的实在，而是内在的存在，只具有内在的客观性(immanent objectivity)。
在布伦塔诺工作的基础上，现代西方心灵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意向性问题作了有意义的探索。从总体上讲，存在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向：
其一，以语言分析为基础，对表示心理现象的语词和概念给予普遍而优先的关注。这种趋向的形成源于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和行为主义的持续衰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认知心理学的蓬勃兴起。在总体上，与此趋向相对应的理论形态，包括罗素的中立一元论、石里克(M.Schlick)的分析行为主义及奥斯汀等人的理论。他们从“内在论”的心理语义学出发，把心理意向性的自然位置定位于思想或头脑自身之中，试图通过对意向性概念本身的地位、本质、作用进行完整而系统的分析，从而展示意向性与其对象、意向性与语句、意向性与语言之间的清晰图景。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试图从语义分析的方法论上解决意向性问题的尝试。其二，现代物理主义的发展和科学实在论的兴起，导致了“自然主义的回归”并因此提出了解决心理现象的新策略。包括功能主义、突现唯物论等在内的科学主义流派，试图利用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等前沿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坚持多元主义的基础上，把意向性问题建构在现代科学的基底上并进而做出合理的哲学探讨，以提供有意义的新理论，构筑出“新的模型”。他们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自然当作是一切存在的总和，因而不存在超自然的东西，心智及其语言表现形式仅仅是特定实在世界中的存在。所以，意向性问题并没有超出科学的界限。事实上，他们正是从“外在论”的角度，将意向性的对象延伸于外在的客观实在的自然世界，从而做出了某种“函数式”的对应求解。
应该看到，布伦塔诺及其后继者们从“内在论”和“外在论”的不同视角就意向性问题所做的研究是极具其时代特征和意义的。至少他们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意向性问题的语言哲学属性，从而能够系统地从现代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出发，在句法和语义的层面上，给予意向性问题以较为合理的阐述。更重要的是，他们已初步意识到，意向性及其对象不应只是思想之内的事物，只有将它们与自然实在联结起来，才能进行有意义的说明。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仅仅对意向性本身做一种“内在化”的概念明晰，或只是从语义分析的角度为其指派实在的“映射”值的话，仍然没有避开传统形而上学框架的局限，仍是企图一种机械论式的求解。意向性问题的研究决不能局限于语言分析本身或单纯的语义层面。事实上，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的现象，因而“在语言基础上的意向性的形式必然是一种社会的形式”。①它不仅内在地具有其本身的功能、结构和逻辑形式，而且也必然受制于其所处的文化的、社会的、科学的和心理的氛围。因此，如何合理而又批判性地把语言分析与自然化的方法内在地融合起来，在广阔的背景上寻求其共同的关节点，才是真正解决意向性问题的最有前途的出路。
(2)命题态度理论
传统地解决意向性问题，或是从本体论上对“心灵”和“肉体”孰先孰后争论不休，或是从认识论上把意向性建构为思想的内在解释和语言意义的原子论说明。但是，这样一种策略显然是狭隘的。因为意识或内在意识，并不是心智或思想的唯一标志，更为确定的(外在的)标志在于它的言说或使用语言的一种能力。可以说，在特定语境中，这是思想显现的唯一确定标志。而这样一种能力，无疑会促使主体的心理意向性诉诸
(i)他所具有的精神行为或态度；以及(ii)此行为或态度的对象或表征内容。这样一来，思想就成为一种心理表征能力，而作为主体对其提出命题所具有的心理状态的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便成为心理表征的对象。事实上，把思想看作“命题或类似于命题的观点在当代哲学中是一种普遍的共识”。①在这里，命题态度作为被表征的对象被看作是具有客观性的心理实在，它既不同于承载思想运动的物质实在，也不同于被表征的事物的形式实在。在严格的语词意义上，它是一种具有确定命题趋向性的心理状态。不言而喻，思想把客观实在的观念还原为一种具有心理趋向性的命题态度，对于意向性理论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具体体现在：
首先，命题态度的引入，使得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观念在语言和心灵哲学中具有了普遍的认识论意义。具有语义和句法特征的心理表征，是思想的一种语言，它“既作为命题态度的直接对象，又作为心理过程的域而发生作用”。②因此，一方面，作为意谓或指称能力，它具有“关联”的属性，要求一种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解释，这使得它指称事物的方式形同于自然言说的语句，从而自然地进入了语言交流的公共媒介；另一方面，它自身又具有内在表征的特性，因而它的意向内容能够“指称”并且“表征”所有存在或非存在的对象，以补偿人类认识中现实对象的缺失。所以，任何具有命题内容、满足条件(或真值条件)的命题态度便可成为具有适当指向的意向状态的表征，而表征的意义就在于，由此我们能够透视出主体在完成命题态度的过程中，客观地展示出意向性的结构特征及其逻辑形式。这样一来，“理解意向性的关键就在于表征便成为不言而喻的了”①。
其次，命题态度成为连接主体意向性与其言语行为的中介。“语用学转向”要求对意向性的研究决不能仅限于语义层面，而必须把它当作是在人类进化当中，充溢社会文化特征的语言心理现象，即它必须外展于语言使用的界域中。这样一种语用化的要求为命题态度提供了广阔的拓展空间。因为，主体意向的完成，绝不仅在于某种心理状态或态度的形成，更为重要的在于由此而引起的特定言语行为的发生和完成。存在一个主体意向，即存在某种心理状态或心理事件，意味着必定具有付诸相关行为的趋势。其因果关系表现为：
引起先在意向—→行动中的意向—→身体的变动
这样，言语行为作为心理陈述的外在表达，能够使我们通过对它的分析来展示心理意向的结构，从而使言语行为成为心理意向图景的自然的外延表达。
最后，心理意向分析方法已成为必然而又普遍的研究手段。在人类行为从语义的理解走向语用的解释过程中，必然内在地蕴含着形成主体命题态度之个体的、心理的、规范的和社会的背景，从而体现为不同心理意向的趋向性。因而，对本文的解读已不是单纯语义分析所能把握的，必须诉诸心理意向分析。事实上，言语的意向性作为心理意向性的一种特殊情况，使得我们能够用意向性观念来分析意义、指称等观念。具体地讲，主体的言说为真，内在地蕴含着他不仅给出了某种承诺，而且提供了形式语句陈述的真值条件。而这样一种语句陈述的真值条件也正是相关言语行为的心理表征的真值条件，从而也恰好就是意向状态的满足条件。这样一来，为把握不同的心理意向的趋向性，用意向分析方法揭示意向状态的满足条件便成为首要手段。
由此不难看出，一旦将意向性问题的研究奠基于命题态度并诉诸主体的言语行为，意向性理论就会在语用的整合中生成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首先，其实质意义在于，“意向整体论”成了意向性研究的必要前提。从本质上讲，一种命题态度所涉及的内涵是深刻的，外延是广阔的。它不仅要求关注主体的偶时意向及语词选择的当下“认知态度”,而且由于其现实化而诉诸了言语，预设了意向行为并将行为动机归因于意向主体的先在意向，从而使得“我们不仅可用心理、思想、行为和语词来恢复人们的清晰图像，而且可提供心理的本体性和因果性相互作用的意向归纳推理”。①而正是这一主体态度的整体意向性选择，显示了在此问题上所具有的语用学特征。
再者，面向语用而生长的意向性研究，适应了“实在论要求意向性”的趋势。既然具有意向特性的、作为心理表征对象的命题态度是实在地存在着的，那么,它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心理意向和与其相关的对象特性之间构建由此达彼的桥梁，从而在“意向实在”的基点上拓展实在论的界域，而且，正是命题态度的实在特性，使得我们能够将意向自然化，从而为深入地进行“意向实在”的研究提供自然的逻辑前提和本体论性的必要基础。
2.意向性的自然化
从语用思维发展的趋向上看，摆脱传统的“心理——世界”形而上学难题，首要的就在于必须把对二元对立的信仰论争转变成对中介手段和实现途径的选择，从而把意向性问题与科学的、语言的、实践的、历史的自然化趋势关联起来，在自然化的轴心上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实现某种不可分割的相关性，进而在自然化的心理意向这一“收敛”性的哲学基点上，向所有不同的科学知识和文化领域“发散”。
(1)意向性自然化的必然性
作为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观念，20世纪的自然主义在新的科学认识和实践条件下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在这当中，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批判哲学和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无疑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形式。正是它们在冲破逻辑经验主义和约定主义的僵化的理性等级结构，代之以灵活而又广阔的自然主义的认识和理性结构，从而在用以明晰心理表征的本体论性的基础上，“自然地导致了现代物理主义的取向”①。可见，意向性的自然化，是由心灵哲学的发展以及意向性理论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
首先，绝对抛弃心理主义的分析运动破产之后，需要寻求新的哲学形式以弥补这一缺失。在传统哲学的发展中，错误地预设了这样两个假命题：①对认识论的研究只能用非心理学的方式，即所用的语词应是逻辑的而非心理学的；②哲学的反思(或具言之，意向性的本质)是先验的，即先在地具有不以实践为转移的逻辑结构。然而科学的发展表明，心理和生理能力根本不可能与我们对人类知识的研究毫无关联。因此，作为自然化“回归”的首要义务，便是在心灵哲学的研究中，将心理学重新引入并反对意向性的先验论。事实上，对心理学的普遍自然化这一后现代趋向要求，一方面，能够超越经验和形式描述的约束，而给出多层次、多向度的“语义下降”,从而说明物理实在和心理实在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意向性的自然化，使得它能够抛弃传统先验唯我论的“悬置”,更真实地走向与其对象密切相关的生活实践当中，从而在人类广泛的科学和文化所形成的背景之中，充分地理解命题态度的主体价值取向和言语行为的语用特征。
其次，命题态度的本体论性与其相关的物理环境或物理过程的内在统一，客观地要求意向性的自然化。在自然化的基点上论述意向性问题，必须解决①命题态度的实现过程能否与物理过程相容；以及②意向状态能否与对象世界和科学行为相关联。从本质上讲，这是就意向性是自然化的还是先验的不同性质之间的抉择。传统地把意向性看作是在先验的意义上先在的，其认识论困惑在于，由于把意向性与因果性(即自然化的理论)截然地对立于不同的话语层面上，从而抹杀了二者在语境中相互关联的内在统一。事实上，完全有可能在自然化理论的构建中存有一种意向性的解释。因为，在意向性是现象的被解释项而因果性是理论的解释项的意义上，二者是相互补充的。被意向性所特征化了的心理行为，是在自然的时空和因果秩序中作为事件而存在的，因此，自然存在性显示了意向性的属性；另一方面，在身体和精神被视为特殊类型的自然存在的观念中，整体地预设了实体及其系统的自然指称的因果可能性，从而，在这一特定条件下，意向性成为物质自然的映射，成为自然秩序的意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意向性的自然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内在地显示了与因果性的相容性，展示了作为语用学研究趋向的特性。
(2)意向性自然化的方法论特征
意向性的自然化以自然化的“回归”为契机，以走向语用为基本目标，在不断地寻求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关节点中进行的。在这当中，一切由于传统“心——脑”对立的机械二元论所导致的“机器幽灵”的神秘性，由于认识论的唯我论而导致的意向性对象的先验性，都随着自然化的普遍展开而消解。在新的意向性图景中，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心理的意向结构、逻辑的证明力和论述的说明力、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传统僵化界限被消除了，显现出的是在心理重建和语言重建的内在统一之中生机盎然的景象。从总体上讲，其语用学的方法论特征体现在：
首先，功能与指谓的统一构成了意向性自然化的基本特征。随着当代科学心理学的提出以及要求作为一门建制性学科而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得人类认识的视域已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内涵”与“外延”之争，而投向更为广阔的“整体意义论”。在这种整体图景中，如何更有效地将系统网络及其各个网点联结起来，成为问题的焦点。从本质上讲，功能涉及的是整体意义，它强调意义在整体的信仰之网中的作用，而指谓关联的则是意义的个体化，它强调意义在实现因果的真值条件中的作用，在意向性的自然化境况中，二者是相互融合内在统一的。它们之所以能够在外在同一和内在明晰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其原因在于①功能作用决定了命题态度，即命题态度生成于心理意向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之间，其表现方式被这些关系所限定，所以其表征符号所具的形式属性决定了它在信仰之网中出现的位置；这样一来，②由指谓作用所决定的个体化要想与外部世界建构起因果关联的真值函项，从而实现各个态度所达致的内容的话，就必须借助于其整体的功能才能保证内容与符号之间的正确映射；由此③一旦这种映射关联被确定，命题态度的趋向性被指谓作用个体化，真值内容被功能作用确定了相互依存关系，那么在两者动态作用的张力之间，自然化的意向性就可能建构起来。这一“建构”使得由句法结构的存在特性中自然获得的“因果力”与通过符号表征状态所实现的“语义力”之间保持了内在的统一。
其次，主体的整体意向在科学理论的构建和科学文化的说明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哲学的解释和说明中，试图避免任何意向性的概念是没有出路的。对于一种科学理论或一种文化说明而言，它是被科学家共同体的意向运动所构成的。由于理论实体是在特定语境中被假定的，所以，相关主体间已预设了科学理论的建构和有效的意向行动。正因为如此，理论实体才可被当作是在意向性构建的意义上相对这些理论而独立的。因此，孤立于任何科学共同体的整体意向性来谈论理论实体是否是“真的”、“有意义的”或“可确证的”是毫无意义的。正是共同体的整体心理意向的说明，客观地显示了理论实体在框架构建中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相对性。
最后，意向性的自然化是将人类意向与实践语境联结起来的中介。在传统的心理主义理论中，由于没有意向范畴的位置，因此意向性不可能被自然化。它仅是在指称表征状态的“狭隘”内容中，被构想为某种机械论的随附。意向的自然化从反传统的意义上，调和了“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在这里，不仅意向内容成为广阔的，而且意向状态也不再是纯粹内在机械论的功能，它通过寻求内容与表征之间协调的因果关联而从本质上依赖于主体对语境信息的各种解读。在这一点上，意向性自然化的路途就是走向语用、走向实践语境的过程。总之，对于意向性的自然化来讲，“如果没有考虑到它的因果作用及其存在的语境性，是不可能被阐明的”①。
由此，不难看出，意向性的自然化是在语用学视角下重新建构意向性理论的中介点和生长点。其本质要义在于，把意向性的研究构建成为一种基于语境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意向性对命题态度从而对心理表征能力的选择，无疑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正是由于关注于心智的心理表征能力，使得人类的命题态度直接当下地与认识主体的背景信念、价值取向、时空情景相关联起来，从而通过语境行为被自然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对意向性的自然化表述使得心理语义分析具有了深厚的心物基础，使它得以在对心理符号、图像和语言的变换、重组中，揭示出语言使用的必然性和对信息处理的心理意向性之间的一致性，从而在具有本体论性的层面上对语言的意向结构进行深层探索，最终将心理意向性构建于实在的基底上。
3.意向实在的语用建构
命题态度的选择和意向性的自然化这些背景论题一旦被解决，意向实在论的建构就成为必然的了。因为自然化的目的，是要论证“脑——世界”关系的现实性，而不仅仅是心理意向结构的存在。从本质上讲，心理意向结构仅仅是实现“脑——世界”关系并对其进行自然化的语义分析的手段和途径。在这个意义上，意向性的自然化不仅是达致意向实在论目的的可行的方法论理论，而且它本身表明了作为意向特征与语义特征相统一的意向结构的实在性要求。正是在此基础上，意向性的自然化为意向实在论的建构扫清了两个关键性的障碍：其一，源于命题态度既具有意向性的特征，故是否命题态度能与实在性具有特定的关联值得质疑；其二，源于一般公认的心理学法则总是显然地在一种理性的(逻辑的、证据的)关系中与意向状态相关，故意向心理学的一般公认法则是否是实在地可操作的深受怀疑。事实上，如果相关心理行为生成了某种命题态度并由此代表了在思想语言中与语句的一种特殊关系，那么,这种特殊关系就为思想语言中可能的无限心理表达行为的要求和以标准的逻辑规则来选择这些表达的能力提供了基础。这样一来，对命题态度本质的论述从而对心理表征能力的确定，对心理过程本质的阐明从而对思想的演算功能的考察，便可转化为在预设的语义价值、逻辑结构、因果效应状态基础上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意向实在论的建构。可以说，意向实在论建构的目的也正是基于提供这样一种解释的目的，即“意向状态如何能够因果地与其他状态、与世界及其被感知为意向内容的行为相关联”①。这样一种意向实在论，一方面，具有一般意向实在论的特点，即主张真实地存在着命题状态，它具有实在的意向属性，并且这种属性因果地意含于心理行为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它是科学的，其科学性就体现于，它包含着应用意向术语来测定意向现象的理论规则。从总体上讲，这样一种意向实在论的语用思维特征体现在：
(1)意向实在论满足了科学心理认识的本体论需求。科学心理认识在走出传统“心——脑”对立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束缚之后，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失去本体的“无根迷途”的困惑，而意向实在论的立场，不仅接受了一般成熟科学理论所假定的理论实体，而且对这些科学的性质和规则也给予了理性的认同。从本质上讲，意向实在论就是“关于命题态度的实在论，其本身事实上就是关于表征状态的实在论”②。它的理论内核在于坚持(i)存在心理状态，并且它们的存在和相互作用引发了特定的行为；以及(ii)这些因果地同样有效的心理状态，在语义上也是有价值的。这样一来，由于它不仅关注于主体态度的指向而且赋予其特定的意向值，从而就将内在心理意向要求或意向趋势与外在因果指称分析或方法融合起来，合理有效地为科学心理认识提供了实在性的基底。
(2)意向实在论体现了人类文化解释的“语境趋向性”。20世纪“语言学转向”所引致的极端形式理性和纯科学主义困境使得“解释学转向”成为哲学发展的必然。其根本抱负便是要把心理解释的意向性重建作为解释事业的重要特征。在这种由“单纯理性的说明”转向“心理解释的全面实践”过程中，如果没有对心理意向的自然化解释，那么所面对的将是极其严重的“解释赤字”。事实上，心理分析的解释实践的引入，就在于它构成了一种“深层解释学”,一种解释人类行为的方法。其意义就在于，人类的文化解释是一个具有广阔内涵的整体的结构系统，在其中，包含着各种客观的、实践的、文化的或共同体的整体意向性。同时，诉诸主体的命题态度、偶时意向、言语行为的心理意向实在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语用系统，在人类文化说明的深层内涵上，它与文本的解读要求是一致的，需要求助于作为一种实在而构建的体现了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统一的语境背景。这无疑从另一个层面上反映了在人类文化的说明中，对科学的、心理的、文化的和实践的语境的趋同性。
(3)意向实在论提供了计算机模拟人脑理论的哲学基础。现代计算机的发展无疑为意向实在论提供了合理的实证依据。从根本上讲，意义理论对计算模型的建构是基本的，因为计算机语言具有语义仅仅在于它们的使用者的意向，而使用者的心理状态恰是主体神经系统的功能状态。这些功能状态一方面具有实在的因果力，是人脑的物质属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表征状态而拥有了语义力。正是由于功能状态的因果力和语义力的心理统一，构成了心理状态的结构变换和对信息内容的加工处理，从而引发了人类的科学行为。对心理机制的这一意向实在论的考察，揭示了存在于各种心理状态之间的因果联系与命题对象之间所具有的语义联系之间的统一性，从而使得对“心理表征的假设”能够与“计算机隐喻”结合起来。这就是说，任何逻辑理性的演算均可由在句法上被构建的符号表征的简单操作而确定。这样，计算机便成为可与人脑相比拟的“实在环境”,计算的过程就类似于特定的“心理过程”。事实上，由于使用者赋予计算机的操作意向的存在，任何绝对中性的无意向的东西都被消解了。表面上完全形式化了的计算程序所体现出的是人类心理意向的深层展示，并且计算机愈益更新换代，越显示出对人脑更为逼真的模拟。
(4)意向实在论蕴含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趋向。作为传统意义上截然对立的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在语用学视角下相互渗透和融合的产物，意向实在论的建构无疑为寻找新的哲学研究的基点提供了可能的合理途径。长期以来，代表了不同哲学主题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一直处于对抗性的哲学情绪状态中，如何在新的研究基点上消解对抗、增进对话，便成为理论探索的焦点话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心理意向的一种实在论、本体论性的重建，正是透过语用思维的视点，把握并展示了两大哲学传统主题发展的最新趋向。一方面，通过关注命题态度、运用自然化的策略，将心理意向建构于包含主体的认知态度、价值取向、生活实践的实在基底上，不仅反映了人类文化说明的语境趋同性，而且显示了走向语境实在的必然性和建构语境实在的可能性，在更为根本的语境实在的基底上展示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本体论性上的一致；另一方面，意向实在的建构也反映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认识论性上的一致。由于心理意向作为一种实在所具有的对认识工具和思维途径选择的广阔性和包容性，使得理性与非理性、逻辑与意向、经验与心理这些标示了不同哲学传统认识特征之间的僵化界限被消除了，在心理重建和语言重建的内在统一中，逻辑理性的科学认知和语言心理的文化态度达到了平等的、关联的新融合。在这当中，同时伴随着的还有方法论的更替和重新选择。传统的静态语义分析手段在新的认知背景下愈益不能满足认识的需求，它已逐步为关注于符号使用和语词指称及主体意向和命题态度的语用分析所替代，在心理意向的本质特征上构成了语义和语用分析方法的统一，反映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方法论性上的一致。不言而喻，正是对心理意向的语用化建构，使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能够寻求到新的突破点和关节点，在共同的发展当中逐渐地在本体论性、认识论性和方法论性上趋于一致，展示了语用思维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趋同性。
当然，坚持一种科学的意向实在态度，并不意味着可以无止尽地夸大命题态度的价值取向或任意地赋予意向行为的真值条件，意向性只是在本体论性的意义上才具有实在的合法性。事实上，心理的意向性不仅创造了意义的可能性，而且限制了它的形式。对于每一个命题态度所构成的意向行为，“感知经验语用地显示了其对象的意向性解释”①。除了相关行为的意向性对象的结构之外，它需要求助于语境的、因果的因素，从而在整体的相互关联之中，给予真正的自然化的解释。
(二)意向性与经验知识的重构
塞拉斯在《经验论与心灵哲学》(1956)中对“所予神话”进行的批判，其目的是要防止观察框架被理论框架所取代，以保证观察框架在方法论上的适当性，即它依然是科学知识的出发点，也是对知识论基础的探索。但麦克道尔则把塞拉斯的哲学解读为非传统的或改良了的经验论，进而从思想的客观意指(objective purport)问题(即意向性问题)出发，把塞拉斯的哲学描述为先验经验论。麦克道尔这样解释塞拉斯，是把塞拉斯的“明显的影像”和“科学的影像”或日常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关系问题，延伸至世界与心灵或实在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即他主张的先验层次，就“哲学研究应从现代科学开始”这个共同点而言，二者的哲学旨趣是同根的。不过，麦克道尔对塞拉斯的解读更蕴含了一种独特的应对当代哲学问题的理路。
1.观察知识的两个逻辑维度
与罗蒂相似，麦克道尔也把塞拉斯的《经验论与心灵哲学》看成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缩影。①塞拉斯的目标就是批判传统经验论，并提出一个非传统的经验论。因此，他批判“所予神话”,却并不拒斥所予；批判基础主义，却并不否认经验知识有非推论的基础。
传统经验论认为，人通过经验获得的知识中，有一种非推论性知识，它不以其他知识为前提，而是其他知识以它为前提。塞拉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知识。塞拉斯指出，人们如果只看到这种知识是其他知识的基础，“基础”的隐喻就会遮蔽如下情况：如果其他经验命题以观察报告为基础是一个逻辑维度，那么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则是另一个逻辑维度。②
这里的“另一个逻辑维度”,通常被称为“第二逻辑维度”。这是麦克道尔认为塞拉斯不仅是另一类经验论者，而且是另一类基础主义者的主要依据。因为塞拉斯承认观察报告表述的知识依然是其他知识的基础，但不是“所予神话”,而是在“第二逻辑维度”上预设了其他知识的可依赖作用。两个“逻辑维度”的划分是麦克道尔解读塞拉斯的总纲。①
塞拉斯批评“所予神话”时，区分了两类陈述，“看到”(see)的和“看起来”(look)的陈述②:
(1)看到X,在那里，是红色的；
(2)在那里的X,在某个人看来是红色的；
(3)在某个人看来似乎那里有一个红色的东西。
这两类陈述包含了共同的断言：在那里的X是红色的。区别是陈述
(1)完全认可这个断言，陈述(2)和(3)没有完全认可，它们只是经验报告。不过，它们虽然是个体的内在经验报告，却并不能与真实经验相区分。对此，麦克道尔评价说：“‘看起来是红的’中的‘红色的’在表达‘外部经验’概念上并不比‘是红色的’中的‘红色的’少，事实上二者表达的恰是相同的概念。”③二者作为经验没有区别。
在此，塞拉斯赋予经验两个方面：经验的意向性与经验的感觉特性。前者指它包含了断言，后者指认可事物“如此这般”。这两类陈述无法区分的方面就是意向性。当人们经验中有一种断言“事物如此这般”时，他需要决定是否去认可。如果认可，则会说“看到事物如此这般”,相反，则只会克制自己说“某物看起来如此这般”,但在后者的报告中依然包含了“如此这般”的断言。布兰顿(R.Brandom)认为：“既然声称‘X看起来F’并不承担一种有命题性内容的承诺——而只是表述一种可不顾及的这样做的意愿——那么是否此承诺(哪一个?)是正确的就不是问题。”①布兰顿抓住人们可以对认可进行阻止这一点，认为“看起来”的陈述只体现了一种对环境的回应意愿，“哪一个承诺是正确的”在这里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种承诺不具有命题性，所以没有真假，只是对这种意愿的发泄，不表达知识，经验即感觉意识的形成对于观察知识并不重要。这种立场使得任何经验论都没有了基础。相反，麦克道尔认为不论主体认不认可经验中的断言，在说“X看起来F”的时候，都承担了这种断言式的承诺。②
那么,塞拉斯是否回到了他所批判的“所予神话”?这正是麦克道尔解读塞拉斯的一个重要方面。观察报告中有概念性内容，前提是主体有感观印象。“所予神话”把它解释为纯感觉、直接经验。塞拉斯认为印象是主体对世界及其因果作用的语言表述：“……所有关于抽象的东西的意识——事实上，甚至是所有关于殊相的意识——都是一种语言事件。据此，甚至有关属于所谓的直接经验的这些类、相似性及事实的意识，也不是获得语言用法的过程预先假定的。”①塞拉斯的这种“心理唯名论”去除了印象的直接所予性，又使理由空间的断言、信念等具有指向世界的意向性。“塞拉斯与戴维森共有的印象观并未把印象从知识领域完全移除出去，甚至只去除了印象与人们所相信的内容之间的直接联系。印象在世界与信念之间的因果性中介作用的方式本身对信念来说是一个潜在主题，这些信念与其他信念的联系可能是基础性的”②。既然印象只是一种因果性中介作用，并非“所予”,那么印象就是不透明的，主体不能通过它直接面对世界，进而观察报告表达实在知识的可靠性，或主体表述观察知识的合法性就有问题了。
塞拉斯为此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是能做出正确、可靠断言的权威，第二是做断言的人必须明白，他对这些事物的言说有这种权威。③这就是说，观察判断的权威取决于主体的知识，即个体内在经验的报告在适当的条件下是与真实经验可靠地相关联的。一个观察判断的权威性在于语言共同体对它的合理认可和支持，实现这一点有赖于主体自身的知识。这正是第二个逻辑维度：观察知识也要以其他知识为基础。布兰顿说，这是一种可靠性推论，它使塞拉斯的第二个条件与观察知识是非推论的这一观点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①因为其中暗含了报告中表达的知识是推论性的。
麦克道尔总体上把塞拉斯看成是一个改良了的经验论者，②所以他不会接受布兰顿的这一批判。例如，要以经验为基础做出关于某物颜色的断言，在第二维度上依赖于一些知识，如“什么样的照明条件会对颜色呈现起什么样的作用”。人们可以说：“就我要说出物的颜色来说，这是好的光线。”这能够支持断言“某物是红色的”合法性，两者之间的关系
属于第二个逻辑维度，其间并不存在推论关系，主体对光所说的内容并不是“某物是红的”的前提。③由此看来，主体要明白自己对某一断言的权威，要以其他知识为基础，而并不是要把它置于理由空间给出前提，然后推出断言是真的。我们关注的是做断言的主体的权威，断言的内容则只是间接考虑。直接相关的是主体的断言是否可成为知识，而不是它的真理性。如果在断言活动中一个词没有权威，那么它就不会有相应的概念内容。主体获得词的权威来自语言共同体，因此这种依赖关系不能认为是推论关系。
坚持第二逻辑的维度上观察报告的非推论基础地位，不仅保证了塞拉斯哲学中的知识基础，而且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作用：表明塞拉斯不仅拒斥来自世界的外源性(exogenous)所予，而且拒斥内源性(endoge-nous)所予。后者源自“图式与世界”这一“第三个教条”,即戴维森提出的经验论的第三个教条。根据这种教条，概念图式与世界二元对立，世界在说明陈述的真理性过程中不起作用，陈述的真理性来自理由空间，这就是所谓的内源性所予。①如果塞拉斯第二维度上的依赖是推理性的，显然会陷入内源性所予。于是麦克道尔总结说：“塞拉斯的完整思想是，既没有内源性所予，又没有外源性所予。”②
2.思想的客观意指
《心灵与世界》(1994)发表后第三年，麦克道尔在伍德布里奇讲座(Woodbridge Lectures)中主要讨论了塞拉斯所关注的意向性问题，并认为意向性问题直接与塞拉斯的两个空间中在没有“所予神话”的情况下思想如何指向世界相关。③
麦克道尔认为塞拉斯是以康德式的方式来思考意向性的。但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中，塞拉斯从意向性方面对康德的解读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存在有塞拉斯所知的康德与他认为应该是的康德的区分。麦克道尔把塞拉斯的哲学框架总结为(至少在意向性问题上):把某物置于理由逻辑空间时所应用的概念工具，是不能被还原为那些未用于置物于理由空间的概念工具的。这就划出了一条界线。“置于理由逻辑空间”在线之上，而没有这样做的特征描述在线之下。①在线之下，“知”(knowing)只被描述为一种片断或状态，并不对之进行经验描述；在线之上，这些片断或状态被置于理由逻辑空间，其所说内容得以被确证。
这里的区分，是“认知性的”(epistemic)和“非认知性的”(non-epi-stemic)描述之间的区分。麦克道尔把认知性等同于“概念包含性”。用概念表述的信念和判断在此界线之上。塞拉斯关注的意向性就是这个线之上领域的意向性。
在《经验论与心灵哲学》中，塞拉斯把传统的感觉材料理论看成两种观点的混合体：一种观点认为有不包含概念的感觉片断，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推论地知道事情如此这般。前者在界线之下，后者在界线之上。在他对“看起来”的陈述的分析中，线上的内容就是“表面地看到”作为经验所包含的断言，是一种特殊的概念性片断，表面性地强加给主体视觉。塞拉斯说，视觉经验有特殊的概念片断还不够，还应该包括非概念的片断。②麦克道尔认为，包含的断言由对象引起，但塞拉斯依然要加一些非概念的片断，目的是以科学的方法提供一种说明，即以对象与主体间近似因果的联系，去说明“看起来”的陈述和“看到”的陈述间的共同性。③麦克道尔用一种十分简单的方式驳斥塞拉斯的立场：如果概念性的片断可以由来自环境对感官的冲击引起，则一方面不能保证那两种陈述间断言的共同性，比如我有红色的感觉，可能是由于看见红色的物，也可能是由于我头部受了重击；另一方面近似因果性可直接满足说明需要，架空了感觉的作用，使其只能成为一种“空转轮”。①
在《科学与形而上学》中，塞拉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即麦克道尔所说的“先验的”方式，来说明感觉印象。他说：“反思人类知识的概念虽不是由独立的实在组成，但是以实在的影响为基础之后，(康德式)的杂多就有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其存在被设定有普遍的，或如康德所说，先验的基础。”②对此，麦克道尔指出，塞拉斯明显要给主体一种合法性，就是主体有理由相信主观发生的事件拥有客观意指，而不是如在《经验论与心灵哲学》中，感官印象只是保证视觉经验真的条件的一部分。③也就是说，必须证明概念事件的客观性是来自概念序列之外。他把塞拉斯这种理路命名为“感觉—印象推论”,并认为它是一种先验哲学。④麦克道尔事实上概括了塞拉斯在感官印象问题上的一种转向，可以称之为“先验转向”。这是他解读塞拉斯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
在《经验论与心灵哲学》中，作为意识对象的感觉印象是不透明的，通过它我们看不到影响感官的环境特征，因为本来关注环境的注意力都被感觉印象占去了。但感觉印象如果发挥其先验作用，则不存在此问题，主体的注意力没有阻碍直接指向知觉环境。至此，麦克道尔为塞拉斯的先验转向找出两条理由，它们都和与意向性相关的感觉印象有关，即感觉印象要么是不透明的，要么是一种空转轮。
塞拉斯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找到一种共鸣，就是知觉包含了由“纯粹的接受性”引导的概念性表象之流。康德说：“赋予一个判断中的各种不同表象以统一性的那同一个机能，也赋予一个直观中各种不同表象的单纯综合以统一性。”①直观中综合统一只是想象力作为的结果，而这种想象力虽是盲目的，却是我们灵魂不可少的动能。塞拉斯由此推论，塞拉斯的直观只是原概念性的，即使它们已经包含了知性的综合力，因此直观可以作为恰当概念获得的源泉。②
麦克道尔基本接受塞拉斯的这种观点。因为如果不承认思想接受独立实在的限制，就要面对一种二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概念的活动有客观性，那么它所指向的实在是它自身的投射，这必然要倒退到一种“唯心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则会陷入先验实在论，认为对象以一种世界自己的语言向我们言说。但他并不接受塞拉斯的具体思路，认为纯粹的接受性虽然是先验意义上的概念，但还是摆脱不了塞拉斯自己批判的“所予神话”的嫌疑。其关键在于，如果塞拉斯相信先验的运用必定来自概念之外，那么他对康德的解读就别无选择，只能把感性的先验作用解释为“纯粹接受性”的引导。而更重要的是，塞拉斯“无视康德所坚持的观点，物所呈现的现象可被想象为与物自身是同一件事物”①。在麦克道尔看来，概念无边界，实在处于思想之外但不在概念之外，这种哲学观并不接受物自体概念。麦克道尔不满意塞拉斯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但他认为塞拉斯的这种关于思想的客观意指的先验问题是有价值的。“看起来”的陈述包含了断言，是概念性的，虽然这种概念性的能力是被动应用的，但由于它是概念性的，能对信念进行理性限制，从而使世界直接呈现于主体，使思想有客观意指性。②
3.经验的概念性
麦克道尔关注的是塞拉斯哲学中思想与实在的关系。这与麦克道尔自己的哲学主张息息相关。在其最有影响的著作《心灵与世界》中，他提出的问题、对问题的诊断以及解决都与塞拉斯有联系。可以说，麦克道尔对塞拉斯的解读是在借塞拉斯的问题引渡自己的立场。
麦克道尔的《心灵与世界》起始于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塞拉斯说的所予是经验中独立于后天获得的概念能力而获得的东西。这种所予与信念不是一种辩护关系，因此是“神话”。塞拉斯拒斥的是试图确证信念的所予。支持这一观点的三个前提是：信念的理由只能是命题式的，只能存在于理由空间；理由作为命题是推论的结果系该空间的特征之一；传统认识论的所予是非推论的。③由此自然产生的问题是，究竟有没有非推论性的命题?这也是一个关于经验知识基础的问题。
前已提到，塞拉斯在他提出的“第二个逻辑的维度”上承认有非推论的知识，即概念性断言已具备了命题形式；否定了没有以其他信念作为基础的观察知识，即“所予神话”。麦克道尔对塞拉斯的这一立场持肯定态度：“如果一个人将知识论的意义归因于(如此表述)经验中的所予，那么他就是试图把至多可能只是一种无罪开脱的东西当作辩护……”①。
与塞拉斯所说的“理由逻辑空间”这一空间隐喻对应的是一种自由判断活动的领域，与它相对的是自然科学规律在其中发生作用的“自然逻辑空间”。那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空间。在理由空间之外应是自然规律的空间。赖特(C.Wright)把它称为“圈围模式”(Enclosure Model)。②在此，理由空间被设定一个边界，边界两边的空间有质的差异。麦克道尔指出，这是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在哲学中的反映。但是自由的理由空间与只有因果铁律的自然规律空间有一种不可协调性，二者的衔接成了问题。麦克道尔认为康德的箴言“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③,表达的正是这种协调和衔接的需要。从空间隐喻上来说，是自由的思维需要得到一种限制，即康德式的“思想有客观意指何以可能?”麦克道尔指出这就是一种哲学忧虑。在两种空间划分的前提下，要使思维不是空的，就必须包含理由空间之外的实在内容。“所予神话”是传统经验论在这一方面不能成功而做出的努力；事实上这种“所予”并不存在，因此只能是一种无罪开脱。①
麦克道尔从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中，引发出了他对哲学中普遍存在的关于心灵与世界关系之忧虑的揭示。他看到，现代哲学家们认为传统知识论有一个不可调和的问题：一方面，外部世界对思想所起的理性限制作用，是由一些因果性输入产生的；另一方面，这些因果性输入是非概念性的。他进一步指出，虽然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很有说服力，但是如果放弃“所予”则会走向另一极，即“融贯论”。②而这种融贯论主张“只有信念能算作持有另一信念的理由”③。信念的确证不受外在的限制，只要求一种内在规范性的理由之间的限制。但是由于那种忧虑的作用，接受这种融贯论又可能陷入“虚空中无阻的旋转”,于是又会返回到“所予神话”。这样，“所予神话”与融贯论之间来回摇摆就不可避免。④这是麦克道尔提出的问题，也是上文提到的忧虑的内容所在。
如果把来回摇摆的原因归咎于塞拉斯主张的“理由逻辑空间”和“自然逻辑空间”的二分，那么解决方案是一种“绝对自然主义”,即在二分情况下所属理由空间的东西，全部由自然科学的语言进行重构，理由空间的自发性、自由等属性全被重塑于自然规律领域，事实上等于全部被取消，从而两个空间的区分也被取消。这是麦克道尔不能认同的。因为在其哲学深处更关心的问题是，在现代科学描述的世界中如何为独特的理由空间留有余地。
麦克道尔提供的出路是：“我们不应该把康德称为‘直观’的东西(经验的接收)理解为仅仅是一种超概念所予的获得，而应该理解为是一种已经有概念内容的发生的事件或状态。经验中人们接纳，比如看到，事物如此这般。这是人们也可以(比如)判断的那种事情。”①可见，麦克道尔的经验包含了概念性的能力的实现。但由于是在感性中，这种能力不是自由的应用，而是被迫的实现。经验中人们可以接受事物如此这般，这是概念性的；知性中人们相似地判断事物如此这般，前者对后者进行限制，而且是理性的限制。这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经验有无概念性。塞拉斯着意要去除内源性和外源性的所予，事实上已内含了内外的划分，即两个空间的划分。在此背景下，知识的内容来自哪里是一个问题。塞拉斯提出有关经验知识依赖的两个逻辑维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使问题又集中到经验获得的东西如何进入理由空间，用麦克道尔的话说，就是线上的理由空间与线下的“非认知性”描述之间的联系问题。②塞拉斯从康德那里得到启示，认为直观是原概念性的，包含了与知性综合能力相似的能力，可以为恰当概念的获得提供条件。这一点对麦克道尔立场十分重要。
4.先验经验论
麦克道尔对“所予神话”与融贯论之间的摇摆的诊断结果是一种哲学上的忧虑，即思想的客观意指的合法性问题。现代哲学把它表述为信念的确立需要经验的合理约束。但是这“很像是在要求一种对知识可靠性的辩护，而实际所需的却是一种先验的澄清”。①也就是说，解决摇摆问题与“先验的澄清”是同步的。把经验看成是感官意识自身内部概念能力的实现，一方面可不陷入“所予神话”,另一方面说明思想的客观意指是合法的，即实现了先验的澄清。关于客观意指观念的合法性问题就是麦克道尔的先验问题。这是他在《心灵与世界》中有关先验问题思考的主要理路。
可以看出，麦克道尔关注的是塞拉斯在《经验论与心灵哲学》中提出的实在论与理性的关系问题。这里的实在论的问题指的就是关于客观意指这一观点的合法性问题，而塞拉斯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实在论与理性之间的关联。因此，与其说塞拉斯有一种先验考虑，不如说这种先验考虑是麦克道尔自己的，只不过借塞拉斯的哲学来表达。
塞拉斯提出观察知识与其他经验知识，或经验与世界观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麦克道尔把它称为是两个逻辑维度：在第一个维度上，其他经验知识以非推论的观察知识或经验为基础，这是传统经验论所支持的；在第二个维度上，观察知识以其他经验知识为基础，这是传统经验论所不认可的。在麦克道尔看来，通过提出这种相互依赖，塞拉斯的非传统的经验论既为经验知识提供了可靠物，又构建了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验意向性的图景。思想的客观意指与意向性是同一个意思，都具有先验意义。①
第二个维度无疑具有先验性，因为它是一种条件，即把客观意指赋予了知觉经验。前已说过，先验性与一种合法性相关联，即思想有客观意指的合法性，经验依赖于其他知识而形成，从而有了概念性，获得了限制理由空间的合法性。因为概念性使它与理由空间有了理性联系，被它限制的内容有了客观意指性。经验是对象强加给主体的，虽有概念能力的实现，但是过程是被动的、非自愿的，因此可以说是世界直接呈现给了主体。可见，在麦克道尔的哲学任务中，需要经验不只是让它作为经验知识的基础，而且是为了确定经验特征以使客观意指在其描述的图景中有合法性。因此，“一旦我们关注塞拉斯用来替代传统经验论的图景有先验特征，自然就会看到原初逻辑维度也有先验的方面”②。可以说塞拉斯的经验论有先验性，是由于他提出的第二个维度，而有了这个
维度后，第一个维度也自然有了先验性。麦克道尔是要把塞拉斯从狭义的知识论中完全分离出来。他强调第一维度也有先验性，是因为第一维度最具知识论意味，由此就把塞拉斯的哲学描述成完全的先验经验论。
麦克道尔的哲学与他所描述的塞拉斯的先验经验论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经验有无概念性的问题推向先验层就与思想有无客观意指的问题直接相关。麦克道尔的理路是从“断言活动”经过“判断活动”再到“经验活动”,来追溯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如果经验是概念性的，那么客观实在在经验中就直接呈现于主体，从而断言与判断的客观意指就有了根本保证。麦克道尔由此把自己的哲学也推到了先验层面。
总而言之，麦克道尔把自己的哲学放到先验层面上，来考虑世界与心灵之间的关系。可以把他的这种努力看成为下一步的“第二自然”"自然的柏拉图主义”等观点做准备；也可看成是提出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哲学思路，在心灵中为世界留有空间，或部分地把世界同化到心灵，即为世界返魅。①但如果把它进一步看成对待现代哲学问题的一种独特路径，则会更有意义。麦克道尔提出并论证经验是概念性的，这使先验获得熨帖的实现，他的问题得到解决。但这仅仅是其哲学在先验层面上的结束，而非哲学的结束。②在麦克道尔看来，相关的哲学分支如心灵哲学、知识论所关心的问题要得到解决，有必要先从过去分析哲学拒斥的先验问题，如世界与心灵的关系问题着手，去澄清一些类似元问题的东西。③这有可能成为心灵哲学与知识论融汇之所，也是欧洲哲学传统中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阵地。当代分析哲学中认为分析哲学向欧洲传统哲学的回归，主要指的就是“知识何以可能”的回归。④麦克道尔自己也说：“在非教条的意义上，分析哲学可以把自身看成是欧洲大陆哲学传统的接续。”①麦克道尔自己提出的先验问题解决了，但与这一先验问题相关的具体哲学问题的研究才刚开始。在塞拉斯那里发现的先验经验论至少理解了在思想客观意指这一图景中，知性的概念能力如何起作用。②知性的概念能力问题，源自于康德所说的直观中表象的综合统一来自知性。在麦克道尔看来，思想指向客观这一图景已令人满意，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正是知识论和心灵哲学的任务所在。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