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的忧虑被验证了。
柳倩失踪了。
得知钟新明出事后，凯瑟琳公司立即作出反应，停止一切业务，封存账目，等专人来重庆处理撤销代办处事宜，并指定财务负责人暂代钟新明职位。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柳倩没有来，谁也找不到她，不管用何种方式。
柳倩的失踪，证明她十有八九参与了谋杀。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只有许多疑点，多得让人相信嫌疑人非她莫属，可惜就是没有证据。
柳倩是不是主谋，目前难以认定，但至少她参与了谋划。
柳倩因其秘书工作的便利，得知钟新明具体的出行时间，然后充当谋划的实施人之一。从事件发生的情形推断，她的任务就是制造出钟新明被车撞击的条件，这对她而言，易如反掌。
柳倩作为秘书开车去接钟新明，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到了机场，她按事先的计划没有在候机大厅右出入口处停车，这同样是必需的，也同样是自然的。事后她可以解释说，这是为了帮钟新明提行李，尽管没有什么行李可帮着提的，而这样的解释是不会有人提出怀疑的。接下来就是设法让钟新明独行到候机大厅，柳倩不会冒自己也被撞的风险。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伺机而动，它也许是跟在钟新明的车后面来的，也许是提前等候在机场，是哪一种并不关键，关键是一旦钟新明走上了停车场与候机大厅之间的车道，桑塔纳必须全速冲上去，火候要精确，稍早或稍晚，钟新明还没有走上车道，或者走近入口，车的冲击路线就会曲折，曲折就会影响速度，一则容易引起钟新明的警觉而闪避；二则撞击可能就不是致命的。事成后，肇事车疾驶而去，选择合适的地点把车丢弃。柳倩则用记车牌号的方式，诱使警方对她判断失误，其实她仅仅是求得一时的失误，寻求暂时的保全，她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继续对付杨奇和丘敏。真正撞死这两人后，她可以一走了之，也就不在乎警方对她的怀疑了。
可能的情形是，钟新明被撞击后没有说出一句话就断气了，至于请另外两个人送葬的嘱托，完全是柳倩编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诱骗另外两个目标现身重庆，然后依次实施谋杀。
既然谋划人谋杀的目标是钟新明、杨新和丘敏三个人，那她也一定清楚他们三人关系紧密的程度，她确信若钟新明出事，另外两人一定会到重庆来。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另外两人到了以后，首先选择的目标是杨奇，至于为什么，文静还没有想通。这一次还是柳倩出面，约杨奇到石小路某一个地段等候，用什么借口？杨奇死了，柳倩失踪了，暂时还不知道，但肯定是理由充分的借口，充分得杨奇一定会去。时间选择在晚上10点以后，是因为那时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地点选择在石小路，是因为石小路是重庆市区内路面最宽的公路，肇事车容易达到理想的速度。具体的过程不得而知，但杨奇死了，第二个目标的谋杀计划也就完成了。
下一个当然是轮到丘敏了。前两种方式，再在丘敏的身上重复显然是不行了。
柳倩这时能够做到的就是随时掌握丘敏的行踪。用什么方式掌握，还得再查一查，但从柳倩自身推断，她应该失踪了，否则就会让警方抓个正着。不管怎么样，谋划者得知丘敏要到机场接杨奇的妻子，这正是实施谋杀的绝好时机。因为尽管丘敏何时到何处已无法弄清楚。但他是接人去，被他接的人——杨奇妻子的行踪是确定的。只要航班正点，那么，她会几点飞抵重庆机场是确定的。因此，丘敏的出行时间也应该是确定的，出入不会太大。丘敏不确定的是，到了机场会不会同样发生停车次序的改变？假如车停在了入口处而不是停车场，那么，谋杀终归是一事无成。所以，谋划者计划换地方，而最保险、机会最大的地方就是酒店的门口。早一点儿或晚一点儿，丘敏总会出来的，只要不是代办处派车，他就必须乘出租车。若乘出租车，他就不可能一出酒店门就上车，因为门口的停车道上是不允许随便停出租车的。他招呼出租车后，等待的时间，哪怕再短暂，都会有一个时间差，也就出现了实施谋杀的时间和机会，只要能够抢在出租车前面。现在看来，谋划者也许考虑过车道坡度的问题，但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地点，于是只好孤注一掷，寄希望于车速能快到置丘敏于死地。但终究还是给门卫留下了反应的时间，使他能够迅速地把丘敏拉离死亡。
文静暗道侥幸，假如丘敏也被撞死了，警方会不会很快把这三起车祸联系到一起，真的就很难说了。
而让文静称奇的是，谋划者竟然固执地每一次都使用墨绿色的桑塔纳，每一次都计划让目标死于车轮下，而且一定要目标都死在重庆，不是在北京，也不是在青海。谋划者的这种固执，是出于个人的偏好呢，还是隐含着某种特殊的用意呢？
如果此推断离真相不远.案情并不复杂，只要找到柳倩，再顺藤摸瓜地找出主谋人，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重庆警方发出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寻找柳倩的踪迹。
重庆警方分别向北京、青海两地警方发出协查请求，试图从杨奇和丘敏的周边社会关系寻找线索。
重庆警方彻查重庆地区所有的墨绿色桑塔纳轿车，以期能够寻找出本案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