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居然起晚了。也许这应该归咎于那些1966年产的葡萄酒。我刚穿完衣服，约好前来送我的杜邦先生就敲响了我的房门。
进门之后，杜邦看了看我的样子，假装生气地用英语对我说道：“你可真是个大作家！我告诉你，我的汽车可以等你，那火车可不会等你。”
杜邦绝对是个热心的好人。我们已经认识多年。我这次到法国访问就是他一手安排的。因为是老朋友了，我也故作沉着地说道：“那怕什么？如果我赶不上埃克斯去马赛的火车，你就直接送我去马赛火车站嘛！”话虽然这样说，我的手已经开始很快地收拾行装了。
杜邦说：“没门儿！我才不管你呢。你可以步行去巴黎嘛。走一个星期，我估计你还能赶上去北京的飞机。”
“谢谢。我会认真考虑你这个建议的。”
我和杜邦拿着行李走下楼来，办理了离店手续，然后走出旅店大门。我用留恋的目光最后看了一眼我生活了近三个月的地方，钻进了杜邦的小汽车。我看了看手表，对杜邦说：“还来得及。请你开车往佐敦公园东面绕一下，我得去一个朋友那里取个东西。”
“你这么快就交上朋友啦？难怪你后来不找我了，连个电话也不打。是个法国姑娘吗？”杜邦把车开出旅馆的院门，向右拐上大街。
“你想什么哪？你以为我是你吗？”我想起了杜邦在北京时总要求我给他介绍一位中国女朋友的事情。我笑了。
杜邦也笑了，说：“你当然跟我不一样啦。你根本就没有让我帮忙嘛！她很漂亮吗？”
“不是她，是他。”
“那就是同性恋喽？你可真时髦啊！”
“我告诉你，那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那可就更时髦啦！”
“我说你有没有别的话题？难怪你们法国人在街头酒吧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就一杯啤酒，或者一杯咖啡，一点儿都不闷得慌，原来你们都是在谈论这种话题啊！”
“不不，我们也谈非常严肃的话题。”杜邦一脸认真。
“谈什么？把每周五天工作制改成四天？”
“不是，我们谈中国的‘**’嘛！”
“得，得，还是谈你们的同性恋吧！”我知道，每当我和杜邦发生争论的时候，他就会提起“**”来。
“怎么样？你们的‘**’比不过我们的同性恋吧？一比零！”
“还有你们的‘裸滩’！”我知道杜邦对那种集体在海滩上**身体的行为颇不以为然。
“你去看过啦？”杜邦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我怎么敢去那种地方？在那些裸男**中间，我绝对是个外星人！”
“那你也裸嘛！”
“我们中国人可没有那种习惯！”
“那你们的公共浴池算什么？”
“那可是男女分开的。”
“还是同性恋。”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敢去‘裸滩’呢？”我决定反击。
“哦，我也不喜欢那种习惯。”杜邦的口气果然疲软了。
“在你们法国，那‘裸滩’可是最时髦的地方！”我乘胜追击。
“得，得，一比一，握手言和。”杜邦投降了。
说笑之间，我们的车已经来到了杨先生的楼下。在楼门外，我看见停着两辆警车，还听见楼里有人在大声说话。我觉得很奇怪，就快步从打开的楼门走了进去。
来到二楼，我看见几名法国警察在杨先生的房间里，一种不祥之兆突然从我的心底升起。我急忙向门里走去。
一位警察拦住了我，用我听不懂的法语向我问话。我连忙用英语向他解释。但是那个警察的英语也很糟糕。正在我和警察尴尬地望着对方的时候，杜邦从楼下走了上来，便充当了我们的翻译。
警察首先查问我的身份。我给他看了我的护照，并说我是访问学者。他看了看护照，问我到这所房子里来干什么。我说我来找杨先生。他问我与杨先生是什么关系。我说我是杨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他想了想，又问我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什么时候。我说是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吃的晚饭，然后我送他回的家。时间大概是半夜十二点多钟。
警察让我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然后对我说杨先生死了。我感到震惊，忙问是怎么死的。他说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法医的检验结论。他让我讲一下我和杨先生交往的情况，特别详细地询问了昨天晚上的经过。然后，他对我说他们在现场上发现了一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很可能是写给他的一位中国朋友的。我说那信一定是给我的，因为据我所知杨先生在此地只有我这么一个中国朋友，而且他说过要让我给国内带一封信。我要求看一看那封信。但是警察说他们现在还不能让我看那封信，要等到他们找人翻译成法文了解了信的内容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把信给我。我说我只看一下信的内容，并不把信拿走，而且我看了信的内容之后很可能就会得知杨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了。这对警方的调查工作很有帮助。那位警察说他必须照章办事，尽管他觉得我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无权把那封信交给我。可恶的法国官僚主义！
我不死心，继续向警察解释，说我下周就要回中国了，而且已经买好了今天去巴黎的火车票。我不能在埃克斯等候。没想到那位警察听了我的话之后，要求看我的火车票和飞机票，并且告诉我现在不能离开埃克斯，要等杨先生的死亡原因查清楚之后才能走。不过他的态度很客气，而且表示他们可以和铁路部门联系，帮助我改换车票。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
其实我现在也不想走。虽然我和杨先生纯属萍水相逢，但是，如果我在杨先生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回国的话，我会终生感到遗憾和不安的。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邦。杜邦也同意我的决定，并把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然后，警察把我们送了出来。
杜邦让我住到他家去。我知道西方人是不愿意让外人打扰其私生活的，便坚持还住回那家旅馆去。于是，我又住进了那间熟悉的小屋。
下午，我无所事事，便漫无目的地走到街上，后来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佐敦公园里。我坐到经常和杨先生同坐的那个长椅上，默默地望着面前那棵高大的柏树的树干。我又看到了一队大蚂蚁在树干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我仍然看不出它们究竟在为什么奔忙。我的眼前一片模糊。
杨先生死了。这真是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如果是自杀，那么他为什么要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如果是他杀，那么杀害他的人又是谁呢？虽然我是个作家，而且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但是我却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案件看来比小说中的案件还要复杂。我感到了无奈和彷徨。
杨先生死了。他的死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吗？警察似乎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如果……如果他在那封信中写了一些不利于我的话，那么我该怎么办呢？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收集有利于我的证据呢？但愿他不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跟我开这么个玩笑，不要给我留下一道我很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证据难题。于是，我又感到了恐惧和不安。
我站起身来，觉得自己不能在这里听天由命，必须去做点儿什么。我回到旅馆，在自己那间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着，思考着。
我整理着自己的记忆和思维。我把自己和杨先生相识的经过从头到尾回想了一遍，努力追忆着他对我说过的话，并试图分析那些话语之间的或明或暗的联系。
我知道，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时间过得真慢！
又一个第二天早上。我一夜未眠，头觉得昏沉沉的。我放慢自己的一切动作，以便让自己觉得时间不那么难熬。我等待着，期望着，我相信今天会有消息，起码杜邦是应该来的。
终于，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而且一直走到了我的门口。接下来是重重的敲门声。我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定了定神才起身去开门。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杜邦，另一个就是昨天上午跟我谈话的那个警察。
我愣愣地望着他们，不知该说些什么。
杜邦若无其事地向我问好，然后故意问我能否让他们进屋。我连忙把他们让到屋里，坐在椅子上，自己则坐到床边上，尽量保持着脸上的微笑和内心的平静。
警察用平和的语气开始了问话，当然还是通过杜邦的翻译，“你叫何人？”
我点了点头。
“你是个作家？”
我又点了点头。
“你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
我别无选择，只好又点了点头。
“我们认为，你应该为那位杨先生的死负责。”
“为什么？”我站了起来。
“我们这样说是根据杨先生临死前写的那封信。”警察不动声色。
“那封信是写给我的？”
“是的。”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警察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夹子，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复印纸，递了过来。
我接过信纸，很快地浏览起来。看着，看着，我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
因时间紧迫，杜邦开车一直把我送到了马赛火车站。我总算赶上了去巴黎的高速火车。在站台上，我和杜邦告别，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他祝我一路平安。
火车缓缓地开出车站，逐渐加快速度，先向东再向北，穿过马赛市区，然后就飞快但平稳地奔驰在以绿色为主的山峦原野之间。
我坐在车窗旁边，默默地望着窗外向后移动的景物，花草，树林，牧场，果园，村镇，蓝天，白云……然而，这些美丽的景色却未能驱走我内心的压抑，这明媚的阳光也未能照亮我心头的阴影。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杨先生的事情。我站起身，从提包里拿出那张信纸，又仔细地读了起来——
何人先生：
我没有想到此生的最后一封信会写给一个相识很短的朋友。大概你也不会想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与你一起度过。然而，这正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动。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这些天来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一直对我的身世很感兴趣，想知道我是谁，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生活。现在我决定满足你的愿望。
我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既有善良美好的东西，也有邪恶丑陋的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里。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学生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的爱情生活是非常不幸的。上大学以后，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用不谙世事的心在花前月下订立了海誓山盟。我们要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我们曾经非常幸福。
然而，后来爆发了“**”。我的父亲一下子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当时，那对我的影响并不算太大，因为我已经独立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还不错。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我是个“逍遥派”。但是后来，我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再后来，我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一关就是八年！
我不用说那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因为那是人们可想而知的。但是我还有另外一样痛苦，那就是我的心中一直苦苦地思念着我的恋人。我既担心她因我而受到牵连，又担心她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当时，我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希望她没有忘记我们的诺言；另一方面，我又害怕她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我。
当我终于被“平反”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她。但是，人海苍茫，她已无影无踪。我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终于明白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我决定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恢复高考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而且选择了法律。我的亲身遭遇告诉我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法律，代表人民意志而且至高无上的法律。我要把自己剩余的生命都贡献给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又考取了出国留学生，我去了美国。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为证据学。学成之后，我回到祖国，在大学里教书。后来，我第二次来到国外，并且在法国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尽管我在法国的生活相当优越，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祖国。我尽可能寻找机会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回国讲学。为了不触动我内心深处的伤疤，我尽量把我的活动局限在学术领域内。但是，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而且还有命运。
我又遇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也又遇到了她。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我的兴奋和激动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我很快就知道她不仅已经结婚生子，而且她的丈夫就是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就是当年带头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个卑鄙无耻的跳梁小丑！这是什么样的命运？！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恨她，当然最恨的还是她的丈夫。而且我的心底经常升起一种非常强烈的报复欲望。这种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设计了复仇的方案，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在内心中实施这个复仇方案。这会使我的心中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快感。
后来，我终于安排并实施了我的复仇方案。我利用老同学聚会的机会杀死了她的丈夫，我的仇人。我想我没有必要向你讲述我的具体做法。我只想告诉你，我干得非常巧妙。我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昨天晚上给你讲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许我此时讲这句话已经多余了，因为你大概早就猜到了这一点。你很聪明，又是侦探小说作家。
我又逃回了法国，而且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然而，我的心中渐渐没有了复仇之后的快感，代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负罪感。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许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场社会灾难的最大受害者，因此总觉得社会欠我太多，应该给我补偿。然而，我渐渐地认识到，那场灾难的受害者何止万千！我们中国人几乎都是在劫难逃啊！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迫害人的人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她和他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我们不应该总沉湎于一己的痛苦之中，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于是，我为自己那狭隘的复仇行为感到羞耻。我要忏悔自己的罪恶。于是，我每天到教堂去祈祷去忏悔。我希望自己的虔诚最终会使我得到主的宽恕。阿门！
然而，你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你的出现打破了我内心的沉静与平衡。特别是你让我看了你写的小说之后。你编的故事竟然和我的经历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我不相信生活中竟然会有如此的巧合。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万能的主为了拯救我那迷失了本性的灵魂，通过你的小说向我显示了他的无所不知和他的旨意。我感谢万能的主，阿门！
另外，从你的小说中，我还明白了，其实她早就知道我是杀死她丈夫的凶手。但是她不仅没有揭发我，而且还企图代替我承担罪责。我知道，她仍然爱着我。
是的，我明白得太晚了！
就在不久前，她随一个代表团来到了法国，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想跟我见面。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但是我去了马赛，见到了她，就是我们去基督山岛的那天上午。我本想当面向她承认我的罪恶，但是我当时没有勇气面对她的眼睛。我又一次选择了逃避。
万能的主，我有罪，我罪孽深重。面对这一切，我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结束我的生命。我决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旨意。阿门！
我并不怨恨你，我生活中最后的朋友。我将结束自己有罪的生命，我期待着万能的主赋予我新生。阿门！
这封信可以算作我给你讲的最后一课吧。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是证据，而且是证明价值很高的直接证据。它能够证明那些与我的过去有关的事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此，我希望你能够把它交给需要它的人。你擅长调查和推理，当然能够查明这个人是谁。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替我找到她！
这是我对你的最后请求和嘱托。
谢谢你！
“赵梦龙”
1998年5月20日
高速火车在广袤的绿色原野中奔驰。我看着窗外，眼睛不知不觉地模糊起来。我不住地问着自己：如果杨先生没有遇到我，如果他没有看到我的小说，他还会自杀吗？难道，是我杀害了他吗？不，他是自愿结束生命的，他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安宁地走向死亡的……我在内心挣扎着，从不同角度为自己开脱着。然而，那个可怕的念头顽固地折磨着我的心灵。
为了摆脱，我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回国以后，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那个“她”呢？杨先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的姓名和地址呢？他显然应该知道啊！我竭力去追寻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思维线路，但是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也许，这是杨先生给我留下的最后一道难题。
无论如何，我必须完成杨先生的嘱托。尽管我不知道她是何人、身在何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她，哪怕是找遍海角天涯！因为，这是一个死者的嘱托。
因为，我还活着！
选自《黑蝙蝠·白蝙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