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居然起晚了。也許這應該歸咎於那些1966年產的葡萄酒。我剛穿完衣服，約好前來送我的杜邦先生就敲響了我的房門。
進門之後，杜邦看了看我的樣子，假裝生氣地用英語對我說道：“你可真是個大作家！我告訴你，我的汽車可以等你，那火車可不會等你。”
杜邦絕對是個熱心的好人。我們已經認識多年。我這次到法國訪問就是他一手安排的。因為是老朋友了，我也故作沉著地說道：“那怕什麽？如果我趕不上埃克斯去馬賽的火車，你就直接送我去馬賽火車站嘛！”話雖然這樣說，我的手已經開始很快地收拾行裝了。
杜邦說：“沒門兒！我才不管你呢。你可以步行去巴黎嘛。走一個星期，我估計你還能趕上去北京的飛機。”
“謝謝。我會認真考慮你這個建議的。”
我和杜邦拿著行李走下樓來，辦理了離店手續，然後走出旅店大門。我用留戀的目光最後看了一眼我生活了近三個月的地方，鑽進了杜邦的小汽車。我看了看手表，對杜邦說：“還來得及。請你開車往佐敦公園東麵繞一下，我得去一個朋友那裏取個東西。”
“你這麽快就交上朋友啦？難怪你後來不找我了，連個電話也不打。是個法國姑娘嗎？”杜邦把車開出旅館的院門，向右拐上大街。
“你想什麽哪？你以為我是你嗎？”我想起了杜邦在北京時總要求我給他介紹一位中國女朋友的事情。我笑了。
杜邦也笑了，說：“你當然跟我不一樣啦。你根本就沒有讓我幫忙嘛！她很漂亮嗎？”
“不是她，是他。”
“那就是同性戀嘍？你可真時髦啊！”
“我告訴你，那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那可就更時髦啦！”
“我說你有沒有別的話題？難怪你們法國人在街頭酒吧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就一杯啤酒，或者一杯咖啡，一點兒都不悶得慌，原來你們都是在談論這種話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