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玄之指出，天地会的不少仪式都是由正统道教而来的。[65]什么才算是道教，从来都是个问题，戴玄之只是粗略地运用这个词语来指他视为中国民间宗教的信仰和习惯。参加天地会仪式的人，也像参加乡村仪式的人一样，是在寻找一种知觉经验以及自身的行为宗教认可。在拜会仪式中与天地会创始人同列的神明，也是乡村道士所接受的，至于那些插在木制米斗中央的灯、剑、镜、秤、尺、剪刀和算盘，则是道教打醮仪式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问答部分是拜会仪式的主体，是天地会独有的，但符咒和神秘的文书则叫人想起道教的做法。因此，天地会的传统为何是异端的问题，与道教地位的问题密切相关，尤其因为道教奉行于乡村，也存在于国家的正统意识形态当中。
尽管清政府对于不影响到政治秩序的非儒家信仰一般相当宽松，但正统中国信奉的是儒家，而很多乡村宗教以及为乡村宗教服务的道教仪式，都是异端。问题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清王朝的儒家秩序之中，皇帝及其臣僚高居着沟通天人的位置，而道士在其仪式中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两者的分别，不是宇宙论的分别。清朝末年，道士已经可以接受反映尘世官僚架构的层层神明，然而他是在直接拜祭中向上苍禀告，而儒家却是强调皇帝或其主持老百姓祭典的代表的角色。无论清朝官员私下的信仰如何，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是反对道教在社群中间所举行的醮会的，因为涉及道教的社群仪式很容易便威胁到国家的象征性权威。[66]
清代的民间宗教与国家的正统颇不相同，因为民间崇拜较接近道教的，而非儒家的天人观点。民间宗教突出神明对人类一切活动的认可，所以接近于魔法。个人通过祷告、祭奠，以及运用宗教符咒，感通于天。民间宗教的很多方面，清政府虽无法与之妥协，但也不能视若无睹。舍难取易的办法，就是只把那些公然宣示造反的教义，或与曾一度造反的组织有关的民间宗教打成乱党。官员无须深究一个教义是否会煽动造反，因为他们只需看看这些教义是否与法律的定义相符。
本文认为，叛乱的教义不一定是指向造反。然而，天地会的传统碍于其叛乱的性质，不能整合到官方的宗教系统中。魏斐德指出，天地会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合法性源头。[67]此外，由于天地会尊崇明朝皇帝，于是便与清政权不两立：在天地会的参照系统中，清政权是不合法的，而由于天地会是合法的政治秩序的支持者，于是便可标榜得到社会伦理和正统神明的认可。这个信仰系统对于那些自觉是罪犯的人必定相当吸引，因为他们是忠于明室的叛乱分子，遂得以摆脱清政府的宗教垄断，自行安排神明的庇护。
天地会自我形象中的合法性，当可解释这个组织为何不与大多数具有合法地位的社会习惯对立起来，却坚持实行这些社会习惯。天地会的规条并不反对孝亲、敬老，更大的忠贞——效忠明室，反而是以经过调适的形式遵行这些道德规范。[68]甚至可以说，成员间的兄弟之谊并不是对三纲的破坏，而是调整；因为一个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成员，其对别的成员的关系也一定等同于兄弟的关系。组织的确先于家庭，但经过拜会仪式，组织已形同家庭。就天地会的情形看来，即使是一个异端的思想也不能避开社会的符号结构。正统与异端虽然在当前的目标和重点上并不相同，但在正当性申辩的需要方面，彼此所采用的基本概念——“纲常”——却是与中国文化相通的。
[1] 原文为：“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Kwang-Ching Liu and Richard Shek eds.，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4，pp.365-392.
[2] 本文定稿后，关于天地会又出现了两部著作：David Ownby，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Barend J.ter Haar，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Leiden：E.J.Brill，1998.
有关的法律参看薛允升著：《读例存疑重刊本》（北京，1905；黄静嘉编校本1970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1792年的法律特别针对台湾，1811年修订后把广东和福建涵盖在内，参看《大清会典事例》，1899年重印，卷779，第18页下～第19页上。这些法律改变的历史回顾，参看Robert J.Antony，“Brotherhoods，secret societies，and the law in Qing-dynasty China，”in David Ownby and Mary Somers Heidhues eds.，“Secret Societies”Reconsidered，Armonk，N.Y.：M.E.Sharpe，1993，pp.190-211.有关天地会史学的全面讨论，参看Dian H.Murray（in collaboration with Qin Baoqi），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 在有关这些仪式的诸多记录之中，可以特别参看Gustave Schlegel，Thian Ti Hwui，The Hung League，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Batavia：Lange and Co.，1866；reprint，Singapore：Government Printer，n.d.；J.S.M.Ward and W.G.Stirling，The Hung Society，or The Society of Heaven and Earth，London：Baskerville Press，1925—1926；以及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北京：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重印。
[4] 关于上海小刀会，参看卢耀华：《上海小刀会的源流》，《食货》1973年3卷5期，第207～218页，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
[5] 1811年的小册子已收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下称《天地会》），1（1980—1988），卷1，第3～32页。其他的小册子除了已经收入Schlegel，Thian Ti Hwui 、Ward and Stirling，The Hung Society，以及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之外，最重要的一些见于罗尔纲编著：《天地会文献录》（出版日期、出版者不详，1942年序；香港：实用书局重印，日期不详）。有关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参看M.L.Wynne，Triad and Tabut：A Survey of the Origin and Diffusion of Chinese and Mohammedan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Mala Peninsula A.D.1800—1935，Singapore：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1；Leon Comber，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Survey of the Triad Society from 1800—1900，Locust Valley，N.Y.：J.J.Augustin，1959；以及W.Blythe，The Impact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a Historical Stud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6]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1年，第79页。庄氏引述的备忘录，载《天地会》，卷6，第424～427页。
[7]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92～93页。《大清历朝实录·仁宗实录》，沈阳：“满州国国务院”，1937年卷304，第24页上～第25页下。
[8] 《大清历朝实录·宣宗实录》，卷196，第9页上～第11页下。
[9] 佐佐木正哉：《淸末の秘密结社》，东京：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1967年，第31～32页。
[10] 《仁宗实录》，卷296，第21页上～第23页上；《宣宗实录》，卷158，第18页，卷168，第24页上～第26页上，卷280，第17页下～第19页上。比较《仁宗实录》，卷176，第30页上～第31页下；《宣宗实录》，卷69，第10页下～第11页下，卷72，第26页下～第28页上。
[11] Schlegel，Thian Ti Hwui，pp.27-31讨论了腰凭的内容。其他的例子见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第25页上～第26页上，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一书图版第5页，有上海小刀会腰凭的复制品。至于案例三，参考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1，第26页上和David Faure，“Secret Societies，heretic Sects，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5.1（1979）：11的讨论。
[12] 这是《西鲁书》所描述的版本，也见于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第3页下～第7页下。不同的版本，见Murray，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pp.197-228.
[13] 《天地会》，卷1，第15页。
[14] “洪英”一词也用以指天地会的成员，Schlegel，Thian Ti Hwui，p.29提出了把这个词解释成“洪氏英雄”的理由，这显然是一语多义，既指凭证本身，也指朱洪英，以及那个成员自己。
[15] Frederic Wakeman Jr.，“The secret societies of Guangdong，1800—1856，”in Jean Chesneaux ed.，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pp.29-47认为那些所谓与天地会相关的组织是独立的，但承认它们“互通消息和守望相助”（30），但我们没有这些互惠互利的证据。
[16] 有关东南亚这些组织一个极佳的描述，见Mary Somers Heidhues，“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West Borneo and Bangka：kongsisand hui，”in Ownby and Heidhues eds.，“Secret Societies”Reconsidered，pp.68-88.
[17] Fei-ling Davis，Primitive Revolutionaries of China，A Study of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1，pp.101-125，以及Jean Chesneaux，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Gillian Nettle，tran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1，p.31混淆了拜会仪式中的主礼成员和新人应当加入的执事会。这两部著作所假定的这些执事会的划一程度，也较见于原始材料的为高。咸丰时期的参考资料是曾望颜18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回忆，收录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太平天国史料》，北京：开明书店，1950年，第523～527页。
[18] 参看Jean Chesneaux，“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s historical evolution，”in Jean Chesneaux ed.，Popular Movements，pp.1-21，以及Lee Poh-ping，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Kuala Lumpu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48-58.
[19] 徐栋：《保甲书辑要》，约成书于1837年，辑于1871年，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重印，卷2，第16页下～第36页上。卷2，第34页上～第35页下讨论了乞丐和运输工人的腰牌。《宣宗实录》，卷284，第20页上～第21页上也提到运粮工人的腰牌。
[20] 参看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4章。诗歌通常是以“有何为证？”一问引出，“舅父”便答：“有诗为证……”。
[21] Ward and Stirling，The Hung Society，pp.53-107.
[22] Barbara E.Ward，“Not merely players：drama，art and ritual in traditional China，”Man（new series）14（1979），pp.18-39.
[23] 这方面的证据见于Chan Hok-lam，“The White Lotus-Maitreya Doctrine and Popular Uprisings in Ming and Qing China，”Sinologica10（1969），pp.212-233；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山东：济南大学出版社，1980年，特别是第113～244页；以及Michael Saso，Daoism and the Rite of Cosmic Renewal，Pullman：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1972.
[24] 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广东文物》，香港：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第8章；Fredrikke Skinsnes Scollard，“Shiwan pottery explored，”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1978），pp.101-112.
[25] 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期，第125～139页；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83页。
[26]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61～162页；比较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3，第13页上～第14页上。
[27] 《天地会》，卷1，第110～112页，第116～117页。David Ownby晚近认为严烟等供述“并没有揭示出多少林爽文起义期间和前后反清或复明的证据。”参看David Ownby，“Chinese Huiand the early modern social order：evidence from eighteenth-century Southeast China，”in Ownby and Heidhues eds.，“Secret Societies”Reconsidered，pp.34-67；引文见第54页。
[28] 《天地会》，卷1，第126～127页；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第62～76页；以及Shaoqing Cai，“On the origin of the Gelaohui，”Modern China10.4（1984）：481-508，并参看Cheng-yun Liu，“Kuo-lu：A Sworn-Brotherhood Organization in Sichuan，”Late Imperial China6.1（June 1985），pp.56-82.
[29] 《天地会》，卷1，第64～65页，第137～138页。
[30] 《天地会》，卷1，第161～162页；比较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3，第13页上～第14页上。
[31] 参看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2页起。这种说法首先是由翁同文提出的：《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南洋大学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论文》1975年第3期（新加坡）。
[32] 《天地会》，卷1，第111页。
[33] 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出版日期、出版者不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重印，卷5，第10页下～第11页下。
[34] 比较《天地会》，卷1，第70～72页，第162～166页和秦宝琦和刘美珍：《试论天地会》，第167～168页。
[35] 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6页。
[36] 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78～113页。
[37] 前引书，第88～98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2，第727～729页。
[38] 《仁宗实录》，卷284，第31页下～第32页上，卷358，第4页下～第6页下，卷364，第15页；《宣宗实录》，卷12，第16页上～第17页上，卷26，第45页上，卷101，第40页上～第41页下，卷158，第37页下～第38页上，卷176，第7页上～第9页上，卷214，第43页下～第44页下，卷233，第11页上～第12页上，卷299，第5页上～第6页上，卷301，第34页上～第35页上。
[39] 《宣宗实录》，卷186，第8页上～第9页下。
[40] 《宣宗实录》，卷335，第20页下～第21页下，卷337，第20页下～第22页下，卷338，第5页上～第6页上，卷339，第33页上～第35页上，卷340，第13页下～第14页上，卷346，第23页上～第24页下。
[41] 《宣宗实录》，卷158，第37页下～第38页下，卷176，第7页上～第9页上，卷269，第4页下～第6页上。
[42] “把子”的意思在这里颇不明确，我把它当作“拜把子”或“拜兄弟”里的那个意思，见田宗尧编著：《中国古典小说用语辞典》，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年，第458页、第650页。关于李沅发、雷再浩和棒棒会，见Philip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Chang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07-112.
[4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978年第2期，卷13，第138～141页。
[44] 鸦片战争对广东地方秩序可能造成的影响，是在19世纪40年代还是在太平天国期间出现的，还不清楚。Wakeman，“The secret societies”对广东1840～1856年的情况有出色的描述。
[45] “米饭主”的意义，参看苏凤文：《党匪总录》，出版者不详，1889年，重印于古亭书屋“秘密社会丛刊”第4辑第4卷，台北：祥生出版社，1975年，卷9，第4页下。广西这些组织的例子，见前引书以及苏凤文：《股匪总录》，出版者不详，1889年，重印于古亭书屋“秘密社会丛刊”第3辑第1卷。
[46]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猛进书屋，1962年卷1，第240～242页。
[47] 关于洪大全的文献相当丰富。C.A.Curwen，“Taiping relations with secret societies and with other rebels，”in Jean Chesneaux ed.，Popular Movements，pp.65-84有概括的描述。晚近的讨论，见蔡少卿：《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历史研究》1978年卷6，第46～61页和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14～143页。可以特别参看Elizabeth J.Perry，“Taipings and triads：the role of religion in interrebel relations，”in Janos M.Bak and Gerhard Benecke eds.，Religion and Rural Revolt，Dover，N.H.：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pp.342-353.
[48]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245页。
[49] Ernest John Eitel，A Chinese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London and Hong Kong：Trüber and Lane，Crawford，1877，第282页把“放白鸽”解作“女子骗婚、拆白”，陈洸泷的职业由此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50] Sasaki Masaya，Shinmatsu，pp.39-47.
[51] Barbara E.Ward，“The red boats of the Canton Delta：chapter in 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Chinese regional drama，”载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民俗文化组》，台北：“中研院”，1981年，第233～257页。
[52] 陆宝千：《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第8～22页；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505～722页。
[53] Barbara E.Ward，“The red boats，”p.4.
[54] 麦啸霞：《广东戏剧史略》；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4，第5页下～第6页上。
[55] 朱寿朋：《十二朝东华录：光绪朝》，出版日期、出版者不详；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本，第2046～2047页。
[56] 前引书，第2946～2947页，第3461～3464页，第3661～3664页。
[57] 前引书，第307页，第309页。
[58] 前引书，第2946～2947页。
[59]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卷1，第142～151页。
[60] John Lust，“Secret societies，popular movements，and the 1911 revolution，”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pp.165-200.
[61] Wynne，Triad and Tabut，p.74.
[62] 前引书，pp.61-64；章盛：《香港黑社会活动真相》，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80年，第38～43页；《八十年前黑社会源流》，《新知周刊》，香港：1980年6月16日，15；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一编，第四册，台北：正中书局，1964，第647～684页。
[63] Charlton M.Lewis，“Some notes on the Ko-lao hui in late Qing China，”in Jean Chesneaux，ed.，Popular Movements，pp.97-112；朱金甫：《清代档案中有关哥老会源流的史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2期，第65～71页；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134～139页。
[64] 关于青帮，参看Faure，“Secret societies，”；陈国屏：《清门考源》，上海：1946年；香港：1965年重印，David以及胡珠生：《青帮史初探》，《历史学》1979年第3期，第102～120页。
[65] 戴玄之：《天地会与道教》，《南洋大学学报》1972年第6期，第156～161页。
[66] 比较Stephan D.R.Feuchtwang，“School temple and city god，”in G.William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67] Wakeman，“The secret societies，”pp.34-35.
[68] 这些规条部分可见于三十六誓，参看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3，第1页上～第12页上。相关的分析见陆宝千：《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尤其是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