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逐渐兴起成为佛山的主导力量，可以有种种理解。在19世纪和20世纪，政府文件和士大夫著作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里甲的长官既不学无术，又贪污腐败。他们向当地人民诸多需索，而且挪用公款。不过，我认为佛山的历史与此有点不同。士大夫兴起成为佛山社会的领袖，关系到权力冲突，也关系到文化冲突。他们来自里甲登记户，但到了18世纪已经摆脱了他们低微的出身。里甲在晚明和清初为只有少数人可以跻身的上流所藐视。乾隆版的《佛山忠义乡志》是一部新文化的记录。此书在士大夫与八图的纠纷中编定，表达了士大夫的观点。因此，佛山不仅是一个经商买卖的世俗之地，也是士大夫灵感的来源地。
这样，问题就应该是，究竟引进到佛山的士大夫文化是否反映出士大夫的性格。不少士大夫均与佛山的商人有关，有些士大夫甚至自己就是商人，而商人能够自立门户，但这些都无关宏旨，因为这不是一个谁统治谁的问题。进入佛山的文化不是一种纯然的城市文化，而是一种笼罩于宗族和科举考试的文化。佛山是乡，它的组织是一间庙宇，后来是一个义仓。有人可能会夸大了这种情况，认为佛山连勉勉强强的城市文化也没有出现过（这是另一篇论的题目了），但那种政治文化并未使佛山与整个社会脱离，而商人也没有通过佛山在全国政治中取得一席之地。如果佛山曾经有过一个资产阶级，那么，套用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说法，这个资产阶级常常向士大夫“投诚”，正如西欧的资产阶级向贵族投诚一样。[74]因此，佛山在商业上是一镇，在政治上是一个乡、一个行政单位，正如中国其他地方在18世纪和19世纪是行政单位一样。
[1] 原文为：“What Made Foshan a Town？The Evolution of Rural-Urban Identities in Ming-Qing China，”Late Imperial China11.2（December 1990），pp.1-31.本文最先发表于1989年3月17—19日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笔者感谢萧凤霞、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华若璧（Rubie Watson）给予的意见。
[2] G.William 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1964），pp.3-43，2（1965），pp.195-228，3（1965），pp.363-399；“Chinese Peasants and the Closed Community：An Open and Shut Cas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3.3（1971），pp.270-281.
[3] G.William Skinner，“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in Skinner 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p.275-351；F.W.Mote，“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1350—1400，”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01-154；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4] Susan Mann，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175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5] 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Sian Reynolds trans.，Glasgow：Fontana/Collins，1973.特别是p.23，Marianne Bastid-Bruguiere，“Currents of Social Change，”in John K.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vol，11，pp.535-602，特别是pp.560-571.
[6] 刘献廷：《广阳杂记》（17世纪），北京1957年重印，第193页。
[7] 《佛山忠义乡志》，乾隆十七年（1752），卷2，第5页下引述县史，说五斗口司1452年设于佛山，但又说这个说法查无实据。卷3，第7页下则提到五斗口司负责治理佛山，原位于平州，1664年才迁至佛山。
[8] 陈炎宗（1709—1778）是1741年的举人，是佛山最老的宗族之一金鱼堂陈氏的一员。他的行状见《佛山忠义乡志》（1830），卷9，第18页。陈氏族谱《金鱼堂陈氏族谱》，佛山博物馆有存本。
[9]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首，第24页。
[10] 佛山的历史，参看黄建新、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1987年，第26～56页。霍球《灵应祠田地渡额事记》一文最早提到1513年灵应祠的“修缮”，见《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23页下～第27页下。灵应祠在该文中不称为祠而称为堂，因而灵牌究竟是否放在那里并不清楚。卢梦阳《世济忠义记》一文最早提到定期祭祀抗贼义士，见《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19页上～第23页上。霍球是正德中叶（约1510年）的举人，而卢梦阳则是1538年的进士。霍球的生平见《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8，第8页上，卢梦阳的生平见《广东通志》（1822），卷69，第1164页。
[11] 见本书科大卫：《宗族是一种文化创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12] 我们对佛山直至“黄萧养之乱”期间的了解，除了来自族谱外，主要来自收在《佛山忠义乡志》各个版本中的五篇文章。其中唐壁的《重建祖庙记》和无名氏的《庆真堂重修记》，分别载于《佛山忠义乡志》（1752），第14页下～第16页上和第16页上～第19页上，都写于“黄萧养之乱”前。陈贽的《祖庙灵应记》，载于《佛山忠义乡志》（1752），第11页下～第14页下，写于1450年紧接着“黄萧养之乱”平定之后。陈贽是广东参议属下一名官员，“黄萧养之乱”后巡检佛山地区，并亲自视察佛山的防卫工事。揭稽按照陈贽的文章写了《奏请檄劝忠义疏》，收于《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1页下～第3页上，而这个奏疏则引出礼部1453年的一份报告，载于《佛山忠义乡志》（1923），卷8，第4页上～第5页下。陈贽称佛山的防卫组织为“铺”，揭稽则称佛山忠义父老“所领八图之民”为“铺”。揭稽的奏疏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向皇帝请求准予定期祭祀北帝、维修北帝庙，以及赐封佛山忠义父老和宽免他们家庭的力役。礼部文书中有一道谕旨，准予正式祭祀北帝，却未提嘉奖忠义父老。这些父老在乱事之后仍然健在，显然没有理由马上就祭祀他们，但陈贽的文章也提到要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碑文之上。《佛山忠义乡志》（1923），卷8，第19页下～第20页下，收入了载有那些父老名字的碑文，然而只从1623年起。“社”没有在任何文件中出现过。但是，《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第7页和《南海佛山霍氏族谱》提到过古九社的崇高地位。《霍氏族谱》提到古九社之一的富里社之上有一个匾，所署年份为1488年。族谱卷1，第33页上～第34页下也讨论到九社。
[13] 鹤园冼氏是佛山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参看《岭南冼氏宗谱》（1910），卷3/6，第1页下～第2页下，卷3/17，第1页下。普君墟原名塔坡墟，《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3，第20页上，而塔坡寺则是佛山的原址。普君墟属金鱼堂陈氏所有。《金鱼堂陈氏族谱》，卷10下，第10页下～第11页下。
[14] 《重建祖庙记》称北帝庙为“祖庙”，并说该庙之所以得此名称，乃是因为人皆视之为佛山的主要庙宇。北帝（在《重建祖庙记》中以其正式名称“真武”称之）在众多神明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灵验。
[15] 《重建祖庙记》和其中一人的族谱中有记载此事。有关族谱所记，参看黄建新、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载《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页。
[16] 华琛：《神祇标准化——华南沿岸天后地位的提升（960—1960）》，载陈慎庆编：《诸神嘉年华——香港宗教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3～198页。
[17] 《佛山街略》，1830年。
[18] 陈贽：《祖庙灵应记》，《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12页上。
[19] 《佛山忠义乡志》1752年版所收的陈贽文章，说的是35个铺，而1830年和1923年版所收的文章，说的则是25个。
[20]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3，第14页。
[21]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第7页；（1923）卷8，第20页上。
[22] 《明清佛山碑刻》，第119～124页。
[23] 卢梦阳：《世济忠义记》，《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19页上～第23页上。
[24] 李待问1604年中进士，官至户部右侍郎总督漕运。他可能死于1642年或稍后，生平见《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8，第6页上～第7页下，其中提到他死于落任返乡的那一年。他对佛山的贡献，见《佛山忠义乡志》（1752），第3页下～第6页上。
[25]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6，第3页下～第4页上。
[26] 《南海鹤园陈氏族谱》，卷4，第43页上。
[27]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6，第3页下～第4页下。
[28] 《南海鹤园陈氏族谱》，卷4，第43页，称这个祠堂为水边陈大宗，看来似乎就是卷1，第53页上提到的风水河边西便巷属佛山全部陈氏宗族所有的那个祠堂，也就不同于二月十四日北帝驾临的那个金鱼堂陈氏宗祠。如果这个说法对的话，那就意味着佛山两大陈氏宗族鹤园陈氏和金鱼堂陈氏皆声称自己与北帝有关。
[29] 《南海鹤园陈氏族谱》，卷4，第43页上。
[30] 鹤园是北帝庙附近的一个铺。
[31] “开图建籍，直省皆然，惟粤东广州郡属南海县内佛山乡为特异。佛山一乡内开八图，编八十甲，税富丁多，里皆仁厚，兼以地势坤，龙盘虎踞，水绕峰回，元魁迭出，又成一名镇。四方商贾，舟车辐辏，皆由开图建籍，得地得时所致也。”魏绾：《赞翼堂记》，《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1，第12页上～第13页上。把聚居地的成就归因于先人择得风水之地，是珠江三角洲开村故事最常见的模式。这种故事突出了先人对后人的恩泽，从而使后人对先人的利益关系有了合理的基础。
[32] 《鼎建公馆铺舍碑文》，《南海鹤园氏族谱》，卷4，第38页。
[33]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首，第24页上。
[34]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3，第28页下。
[35] 《佛山忠义乡志》（1926），卷14，人物六“义行”，第41页。
[36] 《胡氏四房谱》，不署日期。按：译者未能找到原文，兹根据英文译为白话文。
[37]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6，第9页上。
[38] 《明清佛山碑刻》，引《佛镇义仓总录》，卷二。这里所说的绅士是否有功名，并不清楚。但就18世纪的佛山而言，可以假设其为有；至于其他乡村，则未必。绅士一词的用法，参看David Faure，The Structure of Rural Chinese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21-222.
[39] 《南海鹤园陈氏族谱》，卷4，第45页下～第46页上，载有一份不署日期的鹤园陈氏户口名单，而卷4，第38页下～第42页上，则载有一份佛山八图户口的完整名单，可资比较。
[40]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首，第4页上。
[41] 《佛山忠义乡志》（1926），卷9，第6页上。
[42] 并非名单中的所有名字都见于这部地方史的绅士一章中，也并非绅士一章的所有姓氏均见于这个名单。这个差异意味着一些功名是佛山以外的宗族所取得的。
[43] 第六个人是南海五斗口某个地方的人，但文字漫漶不辨。由于佛山也属五斗口，所以不能排除这个人的原籍也是佛山。参看《明清佛山碑刻》，第143页。
[44] 《明清佛山碑刻》，第126页。
[45] 《佛山忠义乡志》（1923），卷3，第6页上，第7页下；两批绅士的分歧可能正显示外来人是在南海县以外取得功名的。
[46]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3，第3页下～第4页上。
[47] 其他存在于18世纪中叶的桥，参看《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3，第17页下，其中一些的兴建必定早得多。
[48] 见本书科大卫：《宗族是一种文化创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49]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8，第5页上。
[50]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7上，第3页下～第4页上，以及卷8，第8页上～第9页上冼桂奇的生平。
[51]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首，第8页上～第13页下，并参看卷8，第11页上～第13页上出版此书的捐资者之一庞景忠的生平。
[52]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6，第9页上～第12页下；卷4，第1页下列出梁焯（1514年进士）是佛山第二个进士，在冼光（1496年进士）之后，但卷8，第1页下～第2页下冼的生平中则说其祖父已由佛山迁往顺德。1910年版的《冼氏家谱》由居于佛山鹤园铺的冼氏编修，冼桂奇等人包括在内，明言（卷1，第2页）冼光的曾祖父已定居顺德，其分支另立一族谱。
[53]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3，第3页下；卷8，第7页下。
[54] 片山刚：《清末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图甲制的矛盾及其改革（南海县）》，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1987年，第341～369页。
[55] 《佛山忠义乡志》（1923），卷4，第3页上～第5页上。
[56] 关于佛山冶铁业，罗一星：《明清时期佛山冶铁业研究》，广东历史学会：《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曹腾騑、谭棣华：《关于明清广东冶铁业的几个问题》，《广东历史学会》，1985年，第117～131页。
[57] 《明清佛山碑刻》，第13～15页。
[58] 罗一星：《清初两藩踞粤的横征暴敛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岭南文史》，1985年第1期，第75～81页。
[59] 道光年间佛山铸造的几门大炮上镌有“李、陈和霍”字样，见《明清佛山碑刻》，第508～509页。李氏在此也当包括李待问一族。
[60] 《明清佛山碑刻》，第20～22页。但也应注意，石湾归黄鼎司管辖，不属佛山。
[61] 《明清佛山碑刻》，第36～38页。
[62] 《明清佛山碑刻》，第38～40页。
[63] 《明清佛山碑刻》，第343页。
[64] 《明清佛山碑刻》，第83～86页。
[65] 《明清佛山碑刻》，第86～89页，引《佛山镇义仓总录》。风水码头1790年的租金达217两，金额不菲。该年的账目见《明清佛山碑刻》，第93～95页所载的碑文，其中并无北帝庙的开支。那些开支大抵来自庙宇相当可观的资产收入。
[66] 义仓的建立，参看《明清佛山碑刻》，第96～100页。
[67] 《明清佛山碑刻》，第90～92页。
[68] 《明清佛山碑刻》，第343～344页；佛山市博物馆1981：第49页说米仓所在的太平沙属黄鼎司的管辖范围。
[69] 会馆在清朝时称为大魁堂，“魁”字含有科举高中之意。
[70] 嘉会堂的兴建情况，见于庞景忠：《乡仕会馆记》，《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41页上～第42页下。
[71] 关于社学的重建，参看霍从龙：《修崇正社学记》，《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28页下～第29页下。
[72] 有关这些事件的各种记录，见于《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45页上～第46页下、第60页上～第62页上、卷11，第4页上～第6页上、第8页上～第12页上、第12页上～第13页上；《佛山忠义乡志》（1830），卷13，第16页下～第18页上；以及《明清佛山碑刻》，第33～36页。
[73] 《明清佛山碑刻》，第96～100页，第390～441页。
[74] Fernand Braudel，trans.Sian Reynolds，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Glasgow：Fontana/Collins，1973，pp.725-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