碍于篇幅，本文只能点出宗族历史研究方面可能和应该采取的方向。无论如何，本文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印证了宗族是一种文化形式的观点。[70]但须强调的是，这种文化形式适用于从明朝开始出现的经济和政治目标。珠江三角洲大约在16世纪之时出现了一种情况，官式的宗族得以成为宗族组织的模式。这种情况在往后二百年持续发展：16世纪之时为财雄势大的宗族所独有的特点，至18世纪已经是司空见惯。许多群体移植了这种模式，它们追溯自己的世系，作为划分居住权的一种手段。随着书写日趋流行，明朝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地方的意识形态日趋结合，再加上宗族制度有弹性，所以这种模式便普及起来。书写的扩展，无疑促进了书面文件在土地交易上的广泛应用，也使通过登记和合约持有土地成为重要的宗族活动。而土地则为礼仪提供资金，以维持宗族的宗教元素。
在宗族发展的过程中，有功名的地方领袖渐被视为宗族权威的支柱。就地域管治方面而言，在佛山这种出过功名士子的地方，他们大抵逐渐控制了地方政治。但是，应该理解到，大多数村落并没有取得过功名的人，而除了少数功名十分高的人（例如进士）之外，那些功名并不足以凌驾在其他地位认可方式和权力之上。功名士子所处身的社会，宗教关系、居住关系、赋税关系等种种关系层层覆盖，而他之所以能成为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之间的中介，只是由于他周围的宗族制度造就了他的地位，而宗族之间的制度承认了宗族的独立地位。佛山的例子显示出官方意识形态普及所带来的微妙变化。尽管北帝庙仍是地方组织的核心，但周旋于佛山与政府之间的却是由功名士子所控制的宗族。
16世纪至18世纪二百年的发展，使功名士子成为地方社会的领袖，但必须记住，这是一种渐变过程，并且即使到了18世纪，其亦无独占的权力。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地方群体最初是以祭祀地点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一变而为赋税登记的群体，再变而为宗族，以士大夫的宗族组织模式为理想。不过，祭祀地点的宗教礼仪和组织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消失。16世纪以前，与先人无关的祭祀地点成为地方组织的核心；18世纪以后，这些地点则居于以祠堂为核心的组织之下。因此，宗族的历史也就是国家权力向地方社群扩展的历史，而这当然也是中国国家缔造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原文为：“The Lineage as a Cultural Invention：the Cas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Modern China15.1（1989），pp.4-36.作者按：感谢萧凤霞和华琛（James Watson）两位对本文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耶鲁大学和匹兹堡大学宣读时的最初几稿时所做的评论，以及提出的修改建议；蒙香港共济会东亚研究基金拨款促成该项研究，在此一并致谢。
[2] 对于这个问题较为全面的讨论，参看David Johnson，Andrew J.Nathan，and Evelyn R.Rawski eds.，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一书所收的文章。
[3] Herold J.Wiens，Han Chinese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Hamden，CT：Shoestring Press，1967.Eberhard，Wolfram，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Leiden：E.J.Brill，1968.
[4] P.Ebrey and James L.Watson eds.，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45-46和J.L.Watson，“Anthropological overview：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scent groups，”pp.247-292，in Ebrey and Watson，1986，pp.287-288均讨论了字辈的使用。Ebrey指出这种风俗可能自南北朝（221—589）时期。
[5] 有关品官的扼要说明，参看H.S.Brunnert，and V.V.Hagelstrom（1912），Present Day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China，Shanghai：Kelly and Walsh；Taibei rep.1971，p.507.
[6] 文字对非文字社会的冲击，参看Walterong，Orality and Literary：the Technologizmg of the word，London：Methuen，1982十分重要的观察。
[7] J.L.Watson，“Anthropological overview：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escent groups，”pp.247-292，in Ebrey and Watson，1986，p.286也指出了成文族谱的这样一些效果。
[8] 这一节主要概括自拙作David Faure，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9] 应该指出，K.Hazelton，“Patrilin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ed lineages：the Wu of Hsiu-ning City，Hui-chou，to 1528，”in Ebrey and Watson，1986，pp.137-169.其中第166～167页夸大了徽州的宗族与广东的宗族的差异。就Hazelton所指徽州宗族的三个特点来说，香港的研究Rubie S.Watson，Inequality Among Brothers，Class and Kinship in South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David Faure，“The Tangs of Kam Tin-a hypothesis on the rise of a gentry family，”，1984，pp.24-42，in David Faure，James Hayes，Alan Birch eds.，From Village to City：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1984，pp.24-42.David Faure，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香港新界也如徽州一样，以官式祠堂为中心的宗族建设总是由宗族里渴望取得官位而有时也得到了官位的少数人所推动，而这些地方也往往视宗族为涵盖了不居住在一起之人的群体，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衍生自居住权追溯的问题，却又不为其所局限的一种做法。Hazelton指出的第三个特点，即徽州的宗族可能仅收到足够的租以敷礼仪开销之用，而广东的宗族则拥有大量公产，我认为这个差异可以用史料多寡来解释。Hazelton引用来论证广东宗族的新界研究，是实地考察所得，而且运用了香港政府编制的详尽土地注册资料。徽州研究的土地所有权资料只比成文族谱记录的多一点，尽管据我的了解，有些账目资料仍然存在。族谱似乎不但记录确实的耕地数目，也记录了祖尝司理所负责的耕地数目。此外，香港政府也以祖尝的名义注册了一些公家地（村里的鱼塘和空地）。在英国法律实施之前，这些土地很多都可能没有注册。我认为广东的宗族决不异于徽州的宗族，就以我们略知其详的几个新界例子而言，在外观上却极为相似。Hazelton的说法所显示的，是我们在没有现代土地记录和实地考察支持的情况下从成文族谱研究宗族历史时的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也应该用到香港以外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包括我自己的）之上。
[10] 黄慈博1957年收集了这个传说的不同版本。有关这个传说的研究，有罗香林：《中国族谱研究》，香港：中国学社，1971年，第180～183页，第194～197页、陈乐素：《珠玑巷史事》，《学术研究》，1982年，卷6，第71～77页、Taga（1981），第455～456页，以及牧野巽，《中国の移住传说—特にその祖先同郷伝说お中心として》，《牧野巽著作集》，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5年，第5卷，第54～83页。
[11] 牧野巽，《中国の移住传说—特にその祖先同郷伝说お中心として》，《牧野巽著作集》，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5年，第5卷，第58～62页和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州：中山图书馆，1957年。重印了某些文件。
[12] 例如，见于《石头霍氏族谱》（1902），原序第1页上～第2页下。
[13] 牧野巽，《中国の移住传说—特にその祖先同郷伝说お中心として》，《牧野巽著作集》，东京：御茶の水書房，1985年，第5卷，第54～83页。
[14] E.Ahern，“Segmentation in Chinese lineage，a view through written genealogies，”American Ethnologists3（1976），pp.1-16.也有类似的观察。
[15] David Faure，“The Tangs of Kam Tin-a hypothesis on the rise of a gentry family，”in David Faure，James Hayes，Alan Birch eds.，From Village to City，Studies in the Traditional Roots of Hong Kong Society，Hong Ko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1984，pp.24-42.
[16] 《岭南冼氏宗谱》（1910），卷3，第1页；《东莞方氏族谱》（1965），第66页。
[17] 《南海沙头》（1895），卷1，第6页上～第7页上；《巨鹿显承堂重修家谱》（1869），卷1，第1页上。
[18] 有关“猺民”的文献如雨后春笋，我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过山榜》编辑组：《猺族〈过山榜〉选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广西猺族社会历史调查》，第八册，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猺民”融入汉族的事例，参看S.L.Wong，“In search of a forgotten tribe—the Yao people of the mountains，”Lingnan Science Journal17.3（1938），pp.477-481.
[19] 参看李默、刘耀荃、黄朝中编：《广东猺族历史资料》，广西：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48页，引《增城县志》（1921）第一章。
[20] 《过山榜》编辑组（1984），第2页。
[21] 有关猺民开基传说中起源部分的各个版本，参看《过山榜》编辑组（1984），第117～127页。
[22] 不应假设成文记录与口述版本一致，可注意《过山榜》中的这个故事，与C.B.Lee，“Local history，social organization and warfare，”Lingnan Science Journal18.3（1939），pp.357-369的口述版本之间的差异。
[23] 《过山榜》编辑组（1984），第114～116页。
[24] 《过山榜》编辑组（1984），第31～33页，第47～60页，第81～83页。
[25] 《过山榜》编辑组（1984），第34～36页。
[26] 比较Jack Goody，The Logic of Writing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54-159.
[27] 广东的历史学家对于佛山成为冶铁业中心的由来，尚存争议。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认为源于明朝，但唯一的证据只是元朝此地的地方志《大德南海志》，并无提及佛山是一个墟市。然而，《大德南海志》确有提及佛山的摆渡，只是没有关于墟市的部分。佛山博物馆馆长陈智亮（不署日期）则主张源于宋朝，其根据是镇上的冶铁厂遗迹。不过，还有待遗迹完全出土后，才能确定。
[28] 此即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关于明朝政府对北帝的尊崇，参看《明史》，第1308～1309页（第五十章）。
[29]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19页上～第161页。
[30] 崔弼：《光孝寺志》（1791），〔不署日期〕；《越城龙母庙志》（1851）；科大卫（1986），第184～185页，n.12。
[31] 《广东通志》（1561），卷50，第14页，第21页上～第22页下，第42页下～第43页上，第50页下～第51页上吴廷举、丁积、邱道隆，以及魏校的行述。针对“**”寺庙的举措并不局限于广东。佛山人霍韬1537年在南京施行的一次，可参看Chaoying Fang，“Huo Tao，”in L.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eds.），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p.682.
[32] 《石头霍氏族谱》（1902），卷1，《祠记》，第1页上。
[33] 关于社及其祭祀活动的讨论，参看David Faure，The Structure of Rural Chinese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70-80.关于以土地龛为中心的乡村聚落与里甲的关系，参看栗林宣夫，《里甲制の研究》，东京：文理书院，1971年，第5～10页。
[34]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不署日期〕，卷11，第33页上～第34页下。
[35]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10，第27页下～第28页下。
[36]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3，第2页下。
[37]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不署日期〕：卷9，第11页下～第16页下；《南海鹤园冼氏家谱》（1910），卷7，第25页。
[38] 《佛山忠义乡志》（1752），卷3，第3页下，卷10，第19页上～第23页上；《岭南冼氏族谱》（1910），卷4/1，第14页上～第16页上。
[39] 霍韬、方献夫（1485—1544）和湛若水（1466—1560）都是广东人，是在“大礼议”（1521—1524）中站在嘉靖帝一边的少数几个官员，而祠堂的兴建也与他有关。湛若水以理学名家，是陈白沙（1428—1500）的弟子，为后代的广东学人（包括霍韬之子在内）所崇重，并曾为多部族谱写序。由此观之，佛山祠堂建筑的理学元素与个别人的趣味密切相关。关于霍韬、方献夫和湛若水在“大礼议”中的作为，参看Woo（1984），第1～34页。
[40] 《石头霍氏族谱》（1902），卷1，《祠记》，第1页。
[41] 《石头霍氏族谱》（1902），卷1，《原序》，第1页上～第2页下。
[42] 《石头霍氏族谱》（1902），卷1，《原序》，第1页上～第4页上。
[43] 叶显恩、谭棣华：《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广东历史学会（1985），1985年，第147、154页。
[44] 《上园霍氏族谱》〔不署日期〕，卷1，第1页上～第2页下。
[45] 《上园霍氏族谱》〔不署日期〕，卷1，第10页上～第11页上，第12页。
[46] 《南海佛山霍氏族谱》〔不署日期〕，卷11，第12页上～第13页上。
[47] 《南海鹤园冼氏族谱》（1910），卷3，第1页下～第2页上。
[48] 《李氏族谱》〔不署日期〕，卷5，第1页下《广成公传》；卷5，第4页上～第5页上《祖考同野以传》；卷七《祠墓志》。
[49]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9页。
[50] 根据《佛山忠义乡志》（1831），卷7，第5页下～第6页上，赞翼堂是为八图征税而设的。详情见叶显恩、谭棣华：《关于清中叶珠江三角洲豪族的赋役征收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卷2，第3页。
[51] 《佛山忠义乡志》，1831年，卷13，第17页下。
[52] 《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不署日期〕：第20页。
[53] 叶显恩、谭棣华：《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广东历史学会，1985年，第27～33页。
[54] 《番禺市桥坊英德堂家谱》（1896），《户口记》。
[55] 片山刚，《清代広東省珠江デルタの図甲制について》，《东洋学报》，1982年，第63卷第3—4期，第1～34页。片山刚，《清末広東省珠江デルタの図甲表とそれをめぐる諸問題：税粮·戸籍·同族》，《史学杂志》，1982年，第4卷，第42～81页。
[56] 《南海区氏族谱》（不署日期），中山图书馆馆藏手稿。
[57] 《广东通志》（1561），卷20，第10页下。我在1986年访问沙头，开始对崔氏有所了解。奉祀崔与之的祠堂已经拆毁，但祠堂前面的部分，属另一房的地方，则依然无恙，并在维修。有关这个宗族的记述，参看《南海县志》（1910），卷11，第23页，至于《南海沙头崔氏永思堂家谱》，则藏于东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
[58] 《南海方氏族谱》（1890），第1页；以及方献夫墓碑上的一则讣文，现存沙头附近西樵的一间博物馆内。
[59] 叶显恩、谭棣华：《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广东历史学会（1985），1985，第33～37页。
[60] 西川喜久子，《〈顺德北门罗氏族谱〉考》，《法律史学》，1983、1984年，第32卷，第1～22页；第33卷，第21～39页。
[61] 今堀诚二，《清代における農村機構の近代化について——広東省香山県東海地方における“共同体”の推移過程》，《历史学研究》，1956年，第191期，第3～17页，第192期，第14～29页。佐佐木正哉，《顺德县乡绅と东海十六沙》，《近代中国研究》1959年，第3卷，第161～232页。R.Eng，“Institutional and secondary landlordism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1600—1949，”Modern China12.1（1986），pp.3-37.
[62] 《赵氏族谱》（1937），第二册。关于珠江三角洲奴仆背景的问题，参看P.Ebrey，“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in Ebrey and J.L.Watson，1986，pp.16-61.
[63] Maurice Freedman，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London：Athlone Press，1958，pp.126-140；H.Baker，A Chinese Lineage Village：Sheung Shui，London：Frank Case，1968，pp.99-131.
[64] 这间早期的祠堂在族谱里称为“影堂”，意即墙上挂上先人的肖像以代替灵位。这种做法在17世纪初期族中有子弟考获了科举之后才给纠正过来。
[65] 《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不署日期〕，第40页下～第54页下，第117页上～第121页上，第163页上～第188页上。
[66] 《逢简南乡刘追远堂族谱》〔不署日期〕，第48页。
[67] 霍韬（1529）；庞尚鹏〔不署日期〕。
[68] 《太原霍氏族谱》〔不署日期〕，卷3《前后家训》。
[69] 我所见过的契约，有些是许舒收集得来的，现已刊于黄永豪所编之书（1987），另一些则由谭棣华编辑整理。
[70] Patricia Ebrey，“The early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in Patricia Ebrey and James L.Watson eds.，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1000—194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