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学们一致认为，我们是经历“德雷福斯事件”的最后一代人。①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充满了各种悖论。它是法国战败(普法战争)和13国内政变的产物；1875年的宪法，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第三共和国“社会异常地稳定，政治却异常地不稳定”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四十年里，它经历了五十多个内阁。然而，继任的一系列联合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和教育改革，实施了较为成功的外交和殖民政策。它虽然有过几次严重的衰退，但总体上却很繁荣；它虽然落后于德国、英国和美国，但正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发展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在艺术、文学和医学等方面，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1886年7月6日，布洛赫出生于里昂。在他不满2岁的时候，全家就搬到了巴黎。他的童年、少年和成年初期，都在首都度过。所有布洛赫的成长期正值第三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巴黎历来以其魅力和文化闻名于世，当时它还是法国的重工业和轻工业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大众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布洛赫没有直接经历过普法战争的溃败，也不存在什么复仇情绪。他在一个自由、进步的政权下长大，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共和理念，也具有很强的反民主色彩。布洛赫属于中间的一代：他的上一代人创立了共和国，并对其进行各种改造；他的下一代人要么极左，要么极右，始终挑战着国家的政治、理性和哲学原则。②
关于布洛赫的童年，我们所知甚少：一方面，他很少谈及；另一方面，相关资料也非常匮乏。几乎整整二十年里，他们一家都生活在巴黎南部，住在14区阿莱西亚街(rued'Alésia)72号。布洛赫是家里的小儿子，父母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他孩提时代，40多岁的古斯塔夫就对他进行历史学的训练。他的母亲萨拉聪慧过人，富有音乐才华，是一个细心的组织者，一生致力于丈夫的事业和儿子的教育。布洛赫身材单薄、沉默寡言，非常崇拜他外向的哥哥。虽然兄弟俩分开了七年，关系却一直很好，而且志趣相投。路易学习医学专业，尤其精通小儿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一个索邦大学教授的女儿结婚，并生有二子，后来他成了儿童疾病医院(Hopital des EnfantsMalades)白喉科的主任。①
布洛赫一家是典型的阿尔萨斯犹太人——共和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们切断了与祖先和家族的联系，逐渐淡忘了对犹太区的记忆；他们把首都当作家园，宣称法国大革命让他们获得了自
由，第三共和国是他们的庇护所；他们强调，法国在道德、自由和文明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高贵和理性，是他们所秉持的理念。法国犹太人既不是沙文主义者，也不是盲目的仇外者；他们在狂热的雅各宾派爱国主义和左翼的反民族主义之间，努力寻求一个平衡点。②
毋庸置疑，布洛赫早年所受的教育增强了他的爱国热情。第三共和国可谓是一个教学改革的动态实验室。由于第二帝国饱受质疑，第三共和国的学校改革者便把公共教育看作“色当战役之后解决法国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③。随着费里法案(The Ferry Laws)的实施，法国于1879年至1886年建立了一种集中化、标准化的教育制度，用公立学校的“公民教育”取代了过时的宗教训诫。这样一来，历史学便成了一门必备的科目，因为它可以再现昔日的辉煌，治愈法国被外国入侵和战败所造成的创伤。受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作品的影响，法国开始重写教科书，以培养青少年对祖国的自豪感。而且，最早的一批共和派教师，也以激进的爱国主义著称。①在布洛赫的青17年时代，人们非常重视体育运动和身体素质，因为这是自我重生和国家复兴的必备技能。②
布洛赫在家里不太可能接受犹太人的传统教育，或亲历任何宗教仪式。一个世纪前，他们全家就已成为法国公民，接受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像大多数归化的法国犹太人一样，古斯塔夫和萨拉把传统的犹太教看作过去的遗物，是分裂和蒙昧的表现。①因此，“教育”意味着为进入主流社会所采取的训练和准备。通过在学校的学习和各种竞争激烈的考试，任何人都有机会进入一流的高校，并能在一些受限制的领域任职，如政府、军队、艺术领域、出版社、法律系统、医学行业、学术机构等。法国的犹太人虽然不多，却在各行各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②
当然，社会上也不乏诸多反对之声。在布洛赫出生的1886年，爱德华·德鲁芒(Edouard Drumont)的两卷本畅销书《犹太人的法国》(LaFrance juive)问世。该书罗列了对犹太人和第三共和国的一系列指控，很快就大获成功，一年之内售出了十几万册。《犹太人的法国》标志着现代法国“反犹运动”的诞生。长期以来，犹太人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指控和法律歧视，如今又加上了经济、政治、种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指责；而且，这种指责与大众传播工具、现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法国的反犹主义者打着德国“科学”的幌子，宣称犹太人虽然获得了解放，也逐渐融入了法国社会，却始终存在一个集体的身份认同，这是分裂祖国的潜在因素。作为个人，他们永远也不能融入法兰西民族，因为他们在民族、历史和宗教方面不具备“法国性”。1893年出生的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借文学人物之口愤怒地说道，犹太人从犹太教堂一下子蹿升到了高校索邦，玷污了他所珍爱的“古老而又丰富多彩的法国文化”①。
在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之前，法国犹太人倾向于淡化反犹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舶来品(德国),对它的态度非常谨慎，甚至不屑于发表任何评论。②然而，在德雷福斯被捕之后，这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且不论是真是假，反犹主义者将德雷福斯的“罪行”渲染成一个民族的污点：“犹太裔法国人”再次成为“犹太佬”,一个不能归化、独立的民族。③
法国犹太人面临着身份危机和人身安全，因此他们的反应慎之又慎。一开始，就连古斯塔夫也认为德雷福斯有罪，因为他很难相信，身为国家卫士的军队会犯错——而且会有人仅仅因为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就去迫害一个法国军官。①其实，德雷福斯并不是第一个在总参谋部任职的犹太人，法国军官中的犹太人不在少数。不论当时还是现在，这或许出乎不少人的意外。②饶勒斯(Jaurès)等法国自由派人士认为，这一案件会根据德雷福斯援助德国的程度而从宽处理。德雷福斯的家人则四处奔走，为争取改判不懈地进行着斗争。此外，施以援手的还有勇敢的犹太爱国者贝尔纳·拉扎尔(Bernard Lazare),以及自由派政治家约瑟夫·雷纳克(Joseph Reinach)。在营救德雷福斯的整个过程中，一些非犹太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玛里·乔治·皮卡尔(Marie Georges Picquart)、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奥古斯特·修雷尔-凯斯纳(Auguste Scheurer-Kestner)、饶勒斯等人，把一个原本的地方性事件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犹太人被排斥的感觉。然而，当时有关“辛迪加”的一则流言开始盛行：据说，在争取案件重审的行动背后，有一个财力雄厚的组织企图借机控制和消灭法国。于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开始谨慎起来：他们作为忠诚的法国公民，决心表现出对司法公正原则的信念。③
巴黎高师的德雷福斯派运动，由吕西安·埃尔(Lucien Herr)和加布里埃尔·莫诺(Gabriel Monod)领导。埃尔是一个图书管理员和社会主义者，莫诺是《历史评论》(Revue Historique)杂志的创刊人和编辑。
后来，又有一些人加入了这一运动，其中包括主管学生事务的院长保罗·迪普伊(Paul Dupuy)、日耳曼学家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文学史家古斯塔夫·朗松(Gustave Lanson)和数学家、科学部副主任朱尔·塔内里(Jules Tannery),以及古斯塔夫。巴黎高师是支持共和理念和德雷福斯派的重镇，它逐渐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实际上，德雷福斯事件将整个法国学术界分成了几个派别，使学者们“卷入到群众集会、政治同盟和报刊论战等不太熟悉的领域”。①
德雷福斯事件是当时社会的焦点，贯穿了布洛赫的整个青少年时期。布洛赫8岁的时候，德雷福斯以叛国罪被逮捕。虽然军队对此事极为保密，但在10月29日，德鲁芒创办的《自由言论报》(La LibreParole)还是将其披露了出来。为此，总参谋部加快了军事审判的进程，他们利用虚假的文件，仓促地将德雷福斯定罪、判刑，并把他流放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进行单独监禁。②1895年7月，布洛赫9岁的时候，皮卡尔中校被任命为情报处处长，开始独自调查这一事件。在布洛赫10岁的时候，贝尔纳·拉扎尔的小册子《一个司法错误：德雷福斯事件真相》(Une erreur judiciaire: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Drey-fus)在布鲁塞尔出版，后来它开始在巴黎流传，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德雷福斯派运动。1898年，布洛赫12岁的时候，一系列事件如狂风暴雨一般纷至沓来：左拉发表檄文《我控诉》(“J'accuse”),埃斯特哈齐(Ferdinand Walsin Esterhazy)乘航班逃往英国，伪造证据的于贝尔·约瑟夫·亨利(Hubert Joseph Henry)自杀，法庭决定重审德雷福斯案。
然而，左拉对政府的指控反而激化了拉丁区的反犹暴行，洗劫、殴打犹太人和“犹太人该死”的咒骂声在整个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蔓延。①
布洛赫刚过13岁生日不久，法国被迫于1899年8月7日至9月9日在雷恩军事法庭开庭重审德雷福斯案。不出所料，他依然被判有罪，但“情有可原”。法国总统埃米尔·卢贝(Emile Loubet)随即宣布赦免，条件是德雷福斯放弃证实自己无罪的努力。如今，德雷福斯派开始占据优势。1906年7月，在布洛赫20岁的时候，最高法院撤销了雷恩法庭的判决。法国议会作出决议，授予德雷福斯荣誉军团勋章，并恢复了他的军籍。②
德雷福斯事件对布洛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曾在一篇简短的证词中说，自己与这个时代的人格格不入，他更认同的是老一代人的价值观。1904年，当他步入巴黎高师门槛之时，恰逢一个杰出时代的终结。1890年至1904年，典型的巴黎“高师人”投身于共和主义理念：他们反对一切教条主义和等级制度，是饶勒斯式的社会主义者、尚未染上沙文主义的爱国者、没有任何宗教派别或偏见的自由思想者。很多学生与教师一起签名请愿，要求法庭重审德雷福斯案。③然而，“1905年入学的年轻人”却迥然不同：他们是“**裸的非理性主义者，甚至是反理性主义者”。德雷福斯派对教会和军队的报复使其群情激愤和异化，他们的灵感来源是贝玑，而不是饶勒斯。①四十年之后，布洛赫在法国的黑暗时期回忆道，贝玑在这一事件中大无畏地站在犹太人一边，像诗人和记者那样对“世事”疾恶如仇；然而，他更欣赏饶勒斯明晰平和的历史视角。
布洛赫并不像父亲那样，盲目地相信法国军队的领导才能。德雷福斯事件让他看到了军队势利、反犹主义和反共和的一面，其教育体系非常狭隘，尤其是在面对国家政治和司法部门时，它极力维护自己的自治权。没过多久，布洛赫就亲历了军队的生活。德雷福斯事件之后，法国在1905年推行的征兵法确立了普遍征兵制，但服役时间从三年减少到两年。布洛赫充分利用了此前针对大学生的豁免权。1905年9月至1906年，他志愿在皮蒂维耶(Pithiviers)第46步兵团服役。在申请休学的时候，布洛赫向巴黎高师的教导主任保证，身体训练应该可以弥补他离开的一年——他优雅地将其称为“智力休眠”。①
布洛赫对新闻界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指出，即使是最好的记者，也会受到商业行为和时间因素的限制。在很多年之后，他依旧认为这些人“思维模式化”,“一味追求画面感”,始终站在“谎言鼓吹者”的前列。②
布洛赫对法庭程序非常迷恋，这或许与德雷福斯事件有关。他主张历史学家在对待材料时，应该像法官讯问证人一样一丝不苟——虽然也难免存在缺陷。他一生反对欺骗和谬误，这无疑与他年轻时所受的刺激有关。在德雷福斯获得平反六年之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布洛赫出席了亚眠(Amiens)中学的颁奖典礼，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近期学术造假的目录。布洛赫以精明的德尼·弗兰-卢卡(DenisVrain-Lucas)为例，讨论捏造史料、抄袭他人的史学家，认为他就像亨利上校一样，为回应人们的各种质疑，不断伪造伽利略与帕斯卡的通信。①
有时候，歪曲的现实会以集体的方式呈现，布洛赫对此也有所警惕。虚假消息(谣言和错误信息)源于人类的错觉、判断失误、不可靠记忆以及特殊的环境。在轰动一时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涌现出了各种名目的现代反犹主义，然而其内容和传播绝不是“自发的”。虽然布洛赫的思想植根于19世纪后期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但是他也承认，流言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1914年，他强烈建议自己的学生采取“批判的精神”,因为这是哲人面对现在和过去应有的反应：
机灵的人知道，确切的证据不好找，反而不如无知的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指责朋友说谎。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参与重大辩论，不论是考察一个仓促判决的案件，还是为某人或某个观点投票，你都不应该忘记批判的方法。它是迈向真理的一24条路径。②
德雷福斯事件最终水落石出，这让很多已经归化的法国犹太人相信：任何势力——不论是教会、保皇派，还是它们在军队、城镇和乡村中的支持者——都无法剥夺一个世纪前法律赋予他们的自由。根据1789年的《人权宣言》,他们并不是寄居在法国的犹太人，而是“犹太裔法国公民”,其公民权利受到法律和政治程序的保护。作为回报，他们必须对渴望融入的祖国绝对忠诚。布洛赫在关键的青年时期，见证了这些理念所经受的考验和实践，对它们信心十足。
布洛赫在学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在名校路易大帝中学学习三年，于1903年通过了古典课程(文学与哲学)的毕业会考，等级是“优秀”。他每年都在班里名列前茅，曾获得过历史、法语、英语、拉丁语和博物学的一等奖学金。一年之后，他通过了巴黎高师严格的入学考试，其中历史科目的分数很高，还获得了奖学金。这时他还不满18岁，在文科预备班(巴黎高师预科)学习了仅仅一年。中学校长在给他写的推荐信中说，他是一名“优秀的学生，极具创造力，又不乏技巧性”;他是一个教授的儿子，“前途一片光明”。①当年夏天，布洛赫开启了个人的首次英格兰之旅。这一年，英法两国签订“友好协约”(En-tente Cordiale)。然而，让布洛赫印象深刻的并非张伯伦(Chamberlain)时期伦敦的繁华，而是泰晤士河边大量无家可归的失业人群。②
1904年11月1日，布洛赫抵达位于乌尔姆街的巴黎高师，当年巴黎高师与巴黎大学合并。学校为整合两校的资源，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严格的寄宿学制被取消了；全体教员由学校任命；除涂尔干教授开设的必修课法国中等教育史外，高师学生所有的课程都在索邦。11月23日，新任校长拉维斯在就职演讲中敦促高师学生，要努力让自己成为训练精良的教师，为国家服务。①
事实上，1904年的教育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虽然巴黎高26师取消了自身的教师和课程，但仍保留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氛围。在布洛赫学习期间，许多教授依旧在巴黎高师开设小班和研讨会。“高师精神”并没有像一些人希望或害怕的那样随之消失。巴黎高师的入学门槛依然很高，吸引着第三共和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孕育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政治家、法官、外交家和教师。①巴黎高师积极参政和报效祖国的传统得到了传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800多名“高师人”参军，其中239人壮烈牺牲。②
布洛赫在巴黎高师参加了一个精英团体，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略带讽刺甚至偶尔刻薄的幽默，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普遍使用亲密的第二人称“你”来称呼彼此，终生维持着良好的私人和职业关系。布洛赫与一些“高师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如地理学家菲利普·阿波(Philippe Arbos,1882—1956),社会学家乔治·戴维(Geor-ges Davy,1883—1950),汉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古希腊学者、巴黎高师后来的图书管理员保罗·埃塔(Paul Etard,1884—1962),数学家保罗·列维(Paul Lévy,1886—1940),哲学家伊曼纽尔·勒鲁(Emmanuel Leroux,1883—1942),古典学者路易·塞尚(Louis Séchan,1882—1968),以及法学家雅克·玛斯格里(JacquesMassigli,1886—1971)。
在1904年入学的四十一名学生中，有十人于1914年至1919年去世，其中七人是布洛赫的好友。最有才华的三个人——安托万-朱尔·比安科尼(Antoine-Jules Bianconi,1882—1915)、马克西姆·大卫(Maxime David,1885—1914)和欧内斯特·巴布(Ernest Babut,1875—1916),均死在战场上，其中两人死于疾病。古代语言和语法专家卡西米·朱利安·瓦扬(Casimir Julien Vaillant,1883—1918),在战27争结束前一个月去世，年仅35岁。当时，他刚刚接受了鲁昂(Rouen)中学副校长职位。在1913年至1914年，他和布洛赫曾在亚眠做过同事。埃米尔·贝施(Emile Besch,1884—1919)是布洛赫更为亲密的朋友。贝施年轻时患过肺结核，后来被迫放弃文学研究，在英吉利海峡的度假小镇贝尔克(Berck)生活了很长时间。在此期间，他拜访过以前的同学，并与之保持通信。战争期间，他在靠近前线的巴勒迪克(Bar-le-Duc)中学教过三年书，后来被迫撤退到了诺曼底的卡昂(Caen),继续从事阅读和写作。他本性有些消极，又为战壕中的朋友忧虑，再加上疾病的不断恶化，最终于1919年3月14—15日的夜晚，在贝尔克去世。布洛赫在一天之后复员。①
布洛赫在巴黎高师的生活一帆风顺，蒸蒸日上。一年后，他被授予了学士文凭(licence),其间他写过一篇论文，分析查理大帝时期牧师会教规中关于vassi和vassali的用法。在第二学年的后期，他在中世纪学者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Christian Pfister)的指导下，完成了关于巴黎南部地区社会和经济史的论文，获得高级研究证书(dipl?med'études supérieures)。毕业时他以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历史和地理学科的教师资格考试(agrégation)。①
布洛赫接受职业训练之时，正值法国历史学家进行自我评估的重要阶段。四十年前，以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为首的一批先驱者，致力于构建一门专业的历史学科，以客观性和科学性为准绳，将历史学家与同样记录过去的牧师、政治家、记者和业余爱好者区分开来。他们本着“批判的精神”,对历史学领域中常见的浪漫化和文学化倾向提出质疑。德国是他们效仿的榜样，因为那里资金充裕，大学和研究所的全职专家可以潜心学术，传道授业。②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政府为了与教会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对抗，乐于接受改革家们提出的科学理念。早在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法国就进行了各种改革；如今面临来自商业、科学以及学术界的压力，
第三共和国开始启动高校体制的现代化改革。1884年，哲学家、“高师人”路易·利亚尔(Louis Liard)被任命为教育部高等教育主管。利亚尔和以前的同事密切合作，筹备并引领了接下来十八年的教育制度改革。为解决越来越大的升学压力，他们对巴黎大学进行扩建，创建了一些省级中心，新增了不少教职和奖学金，课程的设置和考试形式也有所改变。①由于历史在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再加上勒南、拉维斯等历史改革家所做的巨大努力，这门学科在政府的大力扶植和庇护下，有了显著的发展。巴黎和外省的一些大学，新增了许多历史教师的岗位，其工资和研究津贴由政府资助。
虽然历史是这一系列改革的中心，但与数学、生物、物理、化学、医学等法国享誉世界的学科相比，历史学家很敏感地意识到自己的从属地位。古斯塔夫那一代的史学家以莫诺为首，他们竭力效仿甚至想要超越德国人；他们不断完善研究方法和技巧，在文本细读、研究和文体等方面，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准则。莫诺是法国史学之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学生，参加过格奥尔格·魏茨(Georg Waitz)在哥廷根举办的著名研讨班。即使库朗热、拉维斯等研究民族史的老一代权威，也希望进一步提升法国的学术水平。他们创立了许多学术团体，召开各种地区和全国性的会议，其史学观点集中体现在两种学术刊物上——《历史与文化评论》(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deLittérature)和《历史评论》。前者创办于第二帝国时期(1866),专门刊登各种学术评论；后者由莫诺创办于1878年，汇集了一批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学术成果，对更“深入地理解民族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①
史学改革在制度上取得胜利之后，实证主义史学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派系，来自外部的质疑声也不期而至。德雷福斯事件是一块试金石，把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共识敲得粉碎。老一辈历史学家信奉“德国探寻事实”的理论，然而90年代的一些新院士对此并不认同，他们甚至开始质疑历史的科学性诉求。1896年至1897年，夏尔·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和夏尔-维克托·朗格卢瓦(Charles-VictorLanglois)在索邦首次开设历史研究法的课程。一年后，他们出版了第一本法国历史培训指南——《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historiques),进一步激化了专家群体与批评者之间的争论。瑟诺博斯既反对历史通俗化、浪漫化的余毒，也反对学究们的迂腐之风。他认为，如果要重构过去，需要对各种碎片式的文献进行梳理，但这绝不等同于科学家对现象的直接观察。在他看来，历史是研究者对苛刻的事实进行收集和综合的一个过程。②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都是布洛赫的老师，他们强调文献的首要地位和个案的独特性。③瑟诺博斯在《当代欧洲政治史》(Histoire politique de l'Europe contemporaine)一书中，聚焦于个人和政治事件，重视宏大事件背后偶然性因素的作用。
德雷福斯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也促使人们透过政治视角，揭示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进程，从而拓宽历史的研究领域。1896年，莫诺主张历史不应该只关注伟人和大事，还应该考察庞大而又发展缓慢的制度，以及经济和社会状况。①与前辈们相比，新一代史学家所秉持的共和观点更为激进。他们受饶勒斯《法国大革命：社会主义史》(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的影响，开始质疑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政治史观。历史学家亨利·豪塞(Henri Haus-er)和阿方斯·奥拉尔(Alphonse Aulard)试图在课程设置中加入社会和经济史；中世纪史专家费迪南·洛特(Ferdinand Lot)呼吁同行们更多地从事跨学科研究。1908年，一本面向经济和社会史的全新杂志问世。②
在莱茵河另一侧的德国，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也在质疑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机制，提倡一种“普遍史学”,试图将人类的一切活动囊括在内。兰普雷希特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甚至在法国的刊物有所体现。比利时中古史专家亨利·皮朗1(Henri Pirenne,1862—1935)是兰普雷希特的朋友和学生，他在传统派的国立文献学院(Ecole des Chartes)和改革派的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都有过求学的经历。他既受惠于法国的实证主义，也对其科学性的诉求持怀疑的态度。他才华横溢，一空依傍，在讨论西方城市文明的根基和比利时的历史时，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视角和中古史的局限，开创性地采用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他重提米什莱的理念，宣称历史如同人类的精神一样微妙，与人类瞬息万变的现实休戚相关。历史虽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但研究者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使命非常高贵，也很有必要性。皮朗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依旧致力于促进学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德两国史学家沟通的枢纽。①
在历史学的一些姊妹学科中，法国学者开始撼动德国人的统治地位，并且对研究方法和目的进行重估。保罗·维达尔·德拉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1845—1918)引领人文地理学的新流派。1891年，他与人合创刊物《地理学年鉴》(Amales de Géographie);1903年，他完成了《法国地理学概论》(Tableau de la géographie de la France),对法国的自然特征作出了新颖的解释。他还否定了德国人所迷恋的地理决定论，因为这经常会被用来为民族扩张、人类不平等、财富不均等现象做辩护。维达尔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一名娴熟的地图制作师；他深受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所代表的旧传统的影响，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他充分借助历史和其他学科，试图创建一种与历史关系密切的、全新的地理学。这门学科并非建立在民族中心论或铁律的原则之上，而是以潜心的研究为基础，灵活地运用跨学科、比较的方法。①
对社会语言学家安托万·梅耶(Antoine Meillet,1866—1936)来说，比较的方法极为重要。德国学者长期将语言与地形、气候等因素联系起来，以此来支撑他们关于社会发展和统治的理论。在梅耶看来，语言是特殊群体的“即兴创作”,受现实中各种不可测的因素制约，是一种跨时空的传递。因此，人类无法准确地再现语言流传和转换的过程。他在研究外来词、古语词和“边缘的”语言群体方面，具有创造性的贡献，为修正和完善地名学(toponymy)提供了帮助。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最终取决于概率和可能性。②
另一个“高师人”柏格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1904年，他荣升为法兰西公学院的院士，他在那里面对着广大听众，对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柏格森的一些概念，如绵延和运动、记忆和感觉、科学和直觉等，为历史现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他给布洛赫那一代人的启示是，不能人为地将过去分解或切割成某些时间周期和空间格局，应该使用“变量”的尺度和宽泛的区间，从而更贴近人类的时间和现实，这是他们学科的最终目标。①
哲学家、社会学家涂尔干及其信徒，对学院派史学家作出的贡献最为直接，构成的挑战也最尖锐。涂尔干将法国社会科学从“德国垄断”的格局中解放了出来，并将靶子对准了实证主义者。他在创刊于1896年的《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上，在各种各样的演讲和作品中，极力批评法国历史学家：他们对德国人亦步亦趋，漫无目的地收集事实，却从来没有一个可靠的理论能解释人类的发展。涂尔干希望社会学成为学术综合体中的基础学科，历史学则主要起辅助作用，如收集数据、创建年表、关注个体等。②
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争论爆发于1903年，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愈演愈烈，其代表人物分别是瑟诺博斯和涂尔干。1903年1月，涂尔干派经济学家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ois Simiand,1873—1935)在法国近代史学会(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面前，不仅反驳了瑟诺博斯对社会科学的诸多指责，而且对瑟诺博斯等人从事的历史学科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指出历史学家有三个“偶像”:政治偶像(沉迷于政治事件之中)、个人偶像(将历史等同于某个伟人的活动),以及编年纪事偶像(关于“起源”的错误成见)。①
1906年5月，双方的争论持续升温。在法国哲学协会(Société 34Francaise de Philosophie)的一次会议上，西米昂提出了历史学家的四条“法则”②。一年之后，瑟诺博斯开始回击。古斯塔夫等历史学家则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他们认为虽然历史学中存在一定的“法则”,但它们往往只能用来分析相对简单的现象，而且很容易发生改变。在两派激烈交锋一年之后，古斯塔夫不但批评瑟诺博斯视历史为偶然事件的观点，而且也抨击涂尔干将人类复杂的心理客观化的主张。社会学家大致形成了统一的战线，但历史学家却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一门根深蒂固的学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会面临诸多批评和异议。③
真正为历史学解围的是亨利·贝尔(Henri Berr,1863—1954),然而他并不是历史学家。在他看来，历史是一股统摄人类知识的力量。贝尔曾在巴黎高师学习哲学，是亨利四世中学的修辞学教师，他于1900年创办《综合历史评论》(Revue de Synthese Historique)。他认为，过度专业化会让学术变得越来越狭隘，他希望以“综合”的名义将人文科学统一起来。他的评论面向各个学科的专家，甚至是兰普雷希特和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等国外的学者；评论中经常充满各种激进的、有争议的词汇和段落。1904年，贝尔就当代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征求法国历史学家的建议，但是大多数人对方法论以及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不感兴趣。
贝尔的史学观具有创新性，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能自圆其说，却游离于主流的学术圈之外。1905年，贝尔与法兰西公学院院士失之交臂，更为传统的莫诺得以当选。尽管如此，贝尔的杂志对年轻的历史学家影响很大。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曾对自己的专业很失望，认为它尽是一些陈词滥调。1902年，他在巴黎高师的图书馆看到了贝尔创办的杂志，从此又燃起了对历史的**。①
布洛赫亲历了这场纷争和论证，他的历史观在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已形成。②他深受时代的影响，将历史学与科学进行了比较。布洛赫认为，历史学与化学和生物学不同，不会涉及太多的分析和归类，它本质上是一个描写和叙述的过程。与瑟诺博斯相似，布洛赫主张一切学术研究都关注“事件”和“现象”:前者是一组事实的随机组合，相互之间的联系是暂时的；后者则是在对相关事件的分析之后才会产生。
布洛赫的看法与父亲类似，认为科学家考察的是相对简单的现象，他们可以进行概括，并给出一些解释；这些现象只是单方面地作用于观察者的意识。在布洛赫看来，历史学主要研究的是“心理”现象，它们同时作用于主体和观察者，因此几乎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解释。①
这种概括的过程会受到众多因素的阻碍，如现实因素、人为因素，以及历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特征——编年性、实证性和综合性等。尽管如此，这门学科仍然具有一些科学性的特征。布洛赫采取中立的立场看待瑟诺博斯与涂尔干之间的争论：他反对“错误地”区分社会和个人，因为社会不仅仅是“一群个人”。实际上，两者都遵循一定的“法则”,也存在一些重合的地方。布洛赫认为，有两个领域适合建立永恒的法则，即语言学和经济现象学(“人类对物质客体的利用”),这也是历史科学性特征的基础。在他一生的历史研究中，这两个领域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②
布洛赫反对打着科学名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这门学科被德国人所垄断，逻辑上不够严谨，充斥着各种错误。1908年至1909年，布洛赫在德国读书期间，曾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史专家有过密切的接触。他在柏林大学时，修过马克斯·泽林(Max Sering)和鲁道夫·埃伯施塔特(Rudolf Eberstadt)的课；他在莱比锡大学听过卡尔·布歇尔(KarlBücher)的课。布洛赫非常欣赏布歇尔“系统化”的学问，但对其形而上学的嗜好也有所批评：布歇尔在阐释经济发展的时候，总是借助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而且迷恋社会阶级的铁律，这往往与事实不符。③
在年轻的时候，布洛赫曾思考过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他拒绝研究荒诞、复杂的问题，反对诸如“路易六世时期”这样武断的划分。①
然而，在一年后的教师资格考试中，他却遇到了一些仍囿于传统时间和地理范畴的问题，比如，该犹斯·格拉齐(Caius Gracchus)统治时期的政治生活，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希腊帝国衰亡过程中的作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教会和国家。①
为消除历史学家各自为政的现状，解决技术上的短板，布洛赫呼吁建立问卷调查的标准。由研究者群体设计和管理的调查问卷，可以为史学家提供有用的证据，修正一些错误理论。三十年后，身为《年鉴》杂志主编的布洛赫，怀着同样的目的发起了问卷调查。②
在传统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文化”与专业化之间、大众普及者与渊博的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各种激烈的争论。布洛赫像他父亲那样，始终采取中立的立场。由于和上一代学者隔着足够的距离，他可以很好地考察“前科学时期”伏尔泰和米什莱的作品。布洛赫不喜欢勒南，因为他的历史野心过于膨胀。布洛赫对于库朗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父亲的书房里挂着库朗热的头像),认为他几乎能与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相媲美。③
布洛赫从巴黎高师毕业时，年仅22岁。他选修的课程包罗古今，注重各种因素的平衡，既有专业课，也有基础课；既有时髦课，也有经典课。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系统地阐释一些有用而又适当的问题，为综合精神寻找基础。为此，历史学家应该超越瑟诺博斯的局限，摒弃社会科学家的成见。布洛赫在评价前人时，批评方法也日益完善。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与生物学家有点相似，他们虽然具有极好的显微镜，却不知道该用来研究什么。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