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走到何处，在这个现代化的城市空间中，我们都处于软件的指引之中：开车，遇红灯停车，过马路，乘电梯，使用洗衣机、洗碗机或微波炉，打电话，写信，听CD机或玩电脑游戏，这个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既然我们已经在日常生活的空间中建立了一种普遍的机械书写方式，现在我们需要为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寻找一个明确的来源。在本节中，我们将阐明，这一有效性来源于三种相互差异但却互有交叉的地理学。第一种最为突出，作为软件书写的及成排编码产物的庞大且复杂的地理学——自20世纪40年代编程发明以来，囊括了许多不同地点和语言——获得了迅猛的发展。而这一书写的地理学只会不断地扩展下去，尤其是考虑到现代经济——一个以软件②和生产越来越多的与软件相应的编码为基础的经济——的需求，无论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电动牙刷可能需要的3000个或3000行编码，还是存储于个人电脑中的上百万编码。“商业周期和华尔街的**可能会来了又去，但是，总有一些人要建构起所有需要的软件。程序员是信息时代的工匠、手工艺者、砌砖工和建筑师。”③
人们对软件编程本身依然知之甚少。就我们对它的了解而言，它是科学、工程和艺术的微妙混合物。总体而言，对编程劳动过程的研究①并没有把握它的书写技巧中的准确结合成分，也没有能够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在编程方面明显地要好过其他人。如克努特②观察到的：
有大约2%的大学生，他们的智力使得他们在计算机编程方面有一技之长。他们擅长于此，程序从他们的脑中源源不断地流出……这2%的人能够真正让机器做出令人赞叹的事情来。我并不希望这样，然而，事实可能就是如此。③
关于新的发展，如网格编程，是否能够克服对那些可以掌握少数高阶语言(如C语言和其衍生语言)的极少数人的依赖，或者巨大数量的程序是否能够最终成为自动程序，即软件生产软件，我们都将拭目以待。
尽管软件编程拥有从多地同时产生的长期历史，它的地理学现在已经稳定下来。首先，当然是所有教授程序员编写编码的机构：大学、学院、学校、计算机机构等。但是，编程的地理学通常都与软件生产中心相连，这一地理学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种就是那个由书写软件的人组成的庞大的复杂地理学。“信息技术产业的全球化没有被认为产生于虚拟经济，而是工业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特定关键性的计划和地区布局的产物。在这些全球化的工厂内，工人之间的关联一直在凝聚和分离的不同阶段之间循环，创新的原则有助于工人团结，而劳动市场中的职业结构则会使这种团结瓦解。”④软件生产的地理学被集中到极少数的关键地方和区域中：硅谷①、纽约②、伦敦和一些子公司，有时还包括像爱尔兰和印度等大规模的软件生产基地(通常集中于咨询、测试和支持等业务)。③然而，由于书写软件需要的技术依然供不应求，尤其是对新语言的需求，全世界软件的书写者经常被吸引至主要的软件书写中心来。④
另一种是包含了许多消费者在内的广阔得多的生产网络。自1983年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开创免费软件活动以来，开放的软件已经成为大规模的集体项目。 而网络语言，如Linux和Perl的创立则使这一情况愈演愈烈，这些语言从本质上看也是软件，而且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软件书写者的共同努力下其功能越来越强大。⑥带有熟悉的企鹅标志的传播甚广的Linux语言有三个来源：试图满足他们公司需求的专业企业研发者、商业软件公司、个体程序设计师。而Perl语言在很多方面的故事都更为有趣。由拉里·沃尔(Larry Wall)在1987年创建于圣莫尼卡市，Perl语言现在被看成是“网络的胶带”,带有明显熟悉的骆驼标志，通常会被误认为是一个委员会的实体——但这并不影响其效果——Perl是一种拥有百万拥护者的机械书写文化。⑦Perl并不遵循严格的逻辑，尽管这对于上一代编程语言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语言学专家沃尔创造该语言的目的在于模仿“富有表达力的”书写语言，其创作原则是“条条大道通罗马”。换言之，Perl是以“容易的事情应该是容易的，困难的事情应该是可能的”为原则的，它允许大量创造性语言的存在。⑧因此，Perl并不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计算机语言，但是，它却拥有变得模糊并到处移植的能力。然而：
作为沃尔的成就，Perl要远远超出任何一种单纯的强大的语言。Perl是使最后一波互动的网站——即电子商务本身——成为可能的关键技术之一。它还开创了另外一个领域，即编程语言的领域，这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开放式发展过程，与之前那些为传统的软件公司所采用以创造它们自己的秘密武器的过程相比，前者带来了更好的结果。①
至少，这部分是由这一发展过程的开放性导致的：“如果你的问题Perl社区不能够解决，你还有最终的后盾：源代码本身。Perl社区并不在升级的外衣下出租给你他们的商业秘密。”②
无论这一语言究竟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开放性软件正在许多地方被同时编写，然而即便如此，这些地点和人群所处的层级也非常明确。
第二种地理学是权力的地理学。权力从一开始就被植入软件之中。例如，二进制代码就是以莱布尼茨主义的允许和不允许的概念为其预设的。尽管如此，软件除了微信息处理的逻辑和材料技术之外没有固定的边界，因此，我们必须找到适应这一特征的研究成果。在此，我们主要依靠的是福柯的治理术概念。福柯的关注点主要是对治理进行分析，我们如何治理，在特定的区域内如何进行治理，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这些区域能够突显、持续发展和发生转型，这些都是他关注的核心点。在迪安看来，对于治理的分析要从问题化的四个维度进行：
(1)可见性的特征形式，看和感知的方式；
(2)思考和提出问题的独特方式，以思想产生过程和一定的词汇为基础(例如，那些来源于社会、人文和行为科学的);
(3)行动、干预和引导的特定方式，由特殊种类的实践理性(“专业技能”和“诀窍”)构成，并以一定的机制、技艺和技术为基础；
(4)形成主体、自身、个体、行为者或人格的特殊方式。①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软件贯穿于每一个维度之中。通过信息化的空间，它改变了可见性的形式，并因此产生了新的分析对象；通过新的分析程序，它改变了思维和提出问题的方式；通过产生新的决策范本，它改变了专业知识的性质；最后，通过产生强化了的能力，它不仅通过对自身技术的组成因素的质疑，以及通过对自身是不是一个有意义的管理范畴的质疑，改变了人类主体的本质。
因此，软件现在是国家和商业进行管理的主要技术，然而，它不仅仅一个强有力的司法媒介。软件日益成为管理的实践。先前可能遭到质疑的程序，现在看起来已经变成了处于清晰话语之下的、不再被遮蔽的程序。
从这个角度来看，除了无数编码的客观事实之外，软件是由什么组成的呢?从根本上而言，我们可以说它是由能够适用于确定条件的行为规则组成的。然而，这些行为规则在遥远的距离之外，因此，通常情况下，这些编码看似与它所适用于的环境没有任何关联。
与将程序看成是一个影响人们现实生活的工具不同，程序设计师们有时将之看成是一个游戏，看成是对他们的独创性的挑战。计算机的这种疏离的特质使我们容易忽视程序设计或程序错误对人类的影响。比如，一个连接不同区域的分散的数据库的任务被等同于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而已；程序设计师并没有注意到人们隐私得减少，以及可能导致的损害概率得上升。②
同时，程序设计师自身也在探讨他们究竟在生产什么,那些编码中所包含的决定到底是谁做出的①。对软件行业的劳动中相当稀少的民族学研究②也几乎没有涉及该问题，尽管它无疑是重要的。
我们可以说，编码是一种法律。然而，它并不是那种被看作是成套规则的法律，而是那一系列形成相遇可能的故事的法律以及行为的新适应性标准的法律。总和起来，这些故事所表现的行为标准是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适用于任何条件的，这些故事可以是简单的模块，可以是加密程序，也可以是整体架构。因此，编码对行为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从现有的绿色、琥珀色、红色的交通灯，到仅有23个人可以同时参与的美国在线聊天室(最初只是一个编码工程师的选择),再到从每个人身上可以搜集的并转换为商业用途的那些信息。在特定高度的编码领域内，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可以被使用：
美国在线聊天室不同于其他网络空间，它更容易识别出你是谁，而其中的个体则更难识别出你的真面目；如果它愿意，它更容易对它所有的“公民”展开对话，而那些持异议者如果想要在违背它意愿的情况下组织起来，则更为困难；对于它而言，营销变得更容易，个体则更难以躲藏。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叙述的世界；它可以创造其他世界，因为它掌控着那个世界的架构。在某种程度上，那个空间的成员面临着不同的自然法则；聊天室是这些法则的制定者。③
在某种程度上，软件实现的是先前所无法达到的对城市各种情况的标准化和分类，对此的探讨构成了鲍克(Bowker)和斯达(Star)称为现代世界的“范畴相互渗透”新一章的内容：
尽管出于参考目的，单独地抽出一个分类主题或标准是可能的，在现实中任何一条分类都无法单独存在。因此，普遍存在的子集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甚至通常情况下是相互融合的。一种系统论的方法可能会将标准和分类的增加仅仅看成是一种融合的问题——几乎等同于具有互通性的巨大网络。然而，这些现象的密集程度已经超出了互通性的问题，它们或被分层，或相互纠缠，或结成纹路，它们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生态学以及一系列展开的兼容结构，也就是说，它们促进了异质的“技术配置”的聚集……它们嵌入不同的实践社区中，比如，图书馆、唱片公司、办公室和保险公司等。未经划分的和非标准化的地区之间还留有空间，当然，这些空间对于分析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些空间也日益被看成是未经分类的和非标准化的。①
从这个角度看，德勒兹“控制社会”的概念最接近软件的治理术，因为它提供了一套持续的引导公民行为的模型，其重要性正在于此，这些模型通常都是合宜的。例如，编码最恶性的结果来自不同系统的连接方式为新的监视提供机会的时候，比如，通过提供一些先前不可能获得的信息。“正如一个产品经理曾经告诉我的，‘我从未见过谁不希望我们将他所拥有的两个系统进行合并’。”②然而，这些终将变成有目的性的。随着软件对环境的敏感度日益增加，它将会根据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规则，并提供一种新的机械式立场来判断：它可能将要重新改变对法律的定义。
作为新软件的区分和标准化实体的案例比比皆是，我们将主要关注一个特别有效的例子——普通的电子表格，由丹尼尔·布瑞科林(DanielBricklin),罗伯特·弗兰克斯通(Robert Frankston)和丹·费尔斯塔拉(DanFylstra)三人共同为苹果二代电脑研发的，带有对可视计算的简介的低成本电子表格程序于1979年首次问世，在随后的5年，电子表格每年的全球销量超过100万。由于附加的设计功能以及能够被应用到个人电脑上(导致了随后的IBM个人电脑第1、2、3代的Lotus程序的产生，以及微软的Excel表格，以及最近的Linux电子表格程序),电子表格变得更加受欢迎。当然，我们可以合理地宣称在十年之内许多商业活动都是“电子表格文化”。因此，电子表格不断演化出一种附加“所见即所得”的界面(具有多种文字处理功能),以及复杂的图表展示功能。
两方面的原因促使电子表格能够迅速地适应市场。第一，作为一种高层次的编程语言，它能够通过区区几项功能轻易地完成任务。如纳迪①所言，电子表格是可行的，因为它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控制约束规则，这意味着使用者只需要稍费力气就能直接获取想要的结果。绝大多数编程语言欠缺灵活性却富有普遍性的特征使得它们拥有更强的表达力。第二，电子表格的格式模仿了纸质的分类账页结构，因此，它早已为大众所熟知，并嵌入大家的日常商业生活之中，然而：
电子表格与早些时候的财务计算程序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在程序和数据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分离，相应地，程序和会计师之间也有着几乎不可逾越的分离。革新的关键并不在于界面因素或者软件结构的变化，而在于为使用者提供虚拟性的方面——对象及其行为的深层世界。电子表格基本上是熟悉的分类账页的常规结构与一个深层里相互连接的公式结构相结合的产物。一个普通的使用者也可以逐渐建立起一个复杂的财务模型，并通过连续迭代输入方式而对模型加以利用。
量上的逐步改变意味着人类在数据处理方式上质的改变。①
因此，管理行为被信息和互动性的新的生成方式、新的“日常商业生活”深刻地改变了：
艺术感十足的电子表格——我们能够利用它削减成本!这里，我们应该重新组织这次交易!——能够也的确被证明是如《独立宣言》或《共产党宣言》一样拥有政治爆炸性的文本。电子表格软件为古老的格言“数字不会撒谎，但是撒谎者编造数字”注入了新的生命。随着预算和预测被用来寻找事先并未预见到的机遇，传统的权力、政治、生产力和利润的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财务类型的组织者发现他们自己经常根据电子表格在修改计划。②
电子表格因此在诸多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它提供了新的互动机会。其次，它为管理者们配备了修辞学的资源：电子表格的修辞学可以产生或多或少的具有说服力的报告(“电子表格修辞学就是将看似冰冷的逻辑数字转变成报告”③)。再次，电子表格提出了新的问题，对新的观点进行测试并提供新的商业机遇(比如，新的金融产品)。它们是“严谨游戏的媒介，也是反复处理硬性数字的方式”④。最后，它们提供一种新的语言。因此，施拉格(Schrage)稍有夸张地写道：
作为多国公司及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机构，爱波比集团名义上总部设在欧洲，且坚持声称英语是其主要的语言，然而事实上，爱波比的主导语言是电子表格。的确，一些高层管理者发现，以电子表格形式的预估和项目为基础的交流、异议和协商才是该集团商业发展的动力。“是的，我认为更熟练地使用电子表格比使用英语更重要，”一位集团的高级执行官表示，“我们的数字可能比我们的话语对我们更重要。”①
换言之，电子表格创造了新的管理形式，尤其是通过产生新的智性刺激。电子表格创造了新的联盟、新的力量以及新的现实。结果，它们作为模型的说服力使得它们能够将商业和金融移植入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中。它们寻找到了一个“设计的据点”。因此，比如，现在特定的电子表格程序可以拥有多种用途，如购买车辆、课堂笔记和作业、潜水减压、种子培育和交易、填埋气体的生产、考古挖掘、图书馆管理、化学特征、音乐创造以及房地产管理。
电子表格现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它也开始在很多与数字无关的领域中施展效用。电子表格可以被应用到那些通过简单的公式来计算价值量的积累的方面——尤其是那些需要开发新的可能性的情况。教授们使用电子表格来给出成绩，科学家们使用它来解释实验数据，建筑师们用它来跟踪材料的使用情况。新类型的电子表格已经被研发出来，视觉形象、声音和其他数据表现形式等都可以用来填充表格，并通过在适当区域的计算模板上进行交错存取。②
然而，福柯的治理术的概念还拥有否定的一面。尽管它强调权力的积极面，对限制的考察则占有压倒性的地位，无论这一限制是来自法律的还是自身施加的。还有第三种软件的地理学，霍巴特和谢夫曼称为“游戏的领域”①。软件整体的丰富性，以及它日渐复杂并因此产生的应激特性，都被看成是产生游戏性话语的方式，而这些都是目前主导性规则所不能把握的，由此软件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特征提供了一种创造新秩序的方式：
游戏是“自由的”,赫伊津哈(Huizinga)写道，但是它也“创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在它的创造性活动中，游戏不直接地模仿、反映、对应于或描绘外部世界，尽管它所产生的秩序也许最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游戏自身的秩序并非衍生性地模仿，而是别具一格地创造，正如希腊人在谈论戏剧的时候会说它是“有助于表演的”。然而，现在应该非常清楚的是，在现代的惯用语中，信息意味着总是处于进行的过程中，总是支持着人生这出戏剧的表演。也许，稍有隐晦的是，这一前进的过程是有方向的，不是朝着任何终极目标、目的或结果的，而是跟着它自己的规则——时间之矢。从这个受时间约束的信息游戏的运动中，新奇性、未预知的结构和“自由的秩序”都会浮现出来。②
游戏的富有创造性的特征还可以有另一种表述，作为一种虚拟性的强调，软件具有创造的潜力，这种潜力不仅是一种可能性。如列维(Lévy)所言：
这种可能性已经被充分地建构了起来，只是它还处于一种被闲置的状态中，它的实现不需要任何改变，无论是它的目标上的还是性质上的。它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现实，是某种潜在的东西。可能性完全等同于真实性，它唯一缺乏的就是存在，可能性的实现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因为创造意味着一个观念或形式的革新过程。因此，可能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区别完全是逻辑上的。
准确地说，虚拟的不应该和真实的进行对比，而应该和现实的做比较；与可能性不同，它是静态的、已经被建构好的，虚拟性是一种未决的复杂性，伴随一个情景、事件、对象或实体的趋势或力量，它还包含着解决的过程。这一成问题的复杂性属于某一个话题中的实体，甚至还构成了它的一个重要维度。比如，种子的问题就是树的生长，尽管事情不止于此，但是种子就是这个问题。这不意味着种子明确地知道树将来的生长过程，茁壮挺拔、枝繁叶茂，基于其内在的限制，种子必须对树进行创造，并与它所遭遇的环境一起“生产”出一棵树来。①
如此看来，软件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一种持续的、不可改变的叙事方式，它可以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实验工具：
实体现在在一个问题化的领域中发现了自身本质上的一致性，而不是主要通过它的现实性(一种解决)获得重新定义。一个既定实体的虚拟化过程包括确定它要回应的一般问题、实体朝着这个问题的方向发生的转变，以及作为对一个特定问题的回应而对最初的现实性的重新定义。②
于是，这一给定的答案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或许是被设计出要给出明确的和确定的回应软件，在某些情况下——如电子表格所展示的——可以成为一种对超越这些分类标准的创造力的激励：各种新类型的“是”和“否”。①于是，软件开始以相当富有创造性和独具匠心的方式被使用，从对动态事件进行重新定义的动画效果之发展②、采用新形式的乐器数字接口、新的戏剧和舞蹈形式③、将艺术家和技术进行匹配的方式④,到拥有高超技术的艺术家，如戴维斯(Char Davies)。他用软件创造了新的虚拟艺术形式，该形式认为，“无论何时，当人们在使用一款软件的时候——无论是电子表格还是物理模拟——他们都可以感受到美、满足、乐趣或者恰恰相反”⑤。这些美学的应用都依赖于软件程序，从早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苹果公司的Macintosh程序，如MacPaint和MacDraw,到复杂的现代多媒体程序，如Director,这些软件可以按照集中彼此间的差异但相互关联的方式运行。首先，它可以用来拓展人类的身体范围和意义，尤其是通过虚构出各种感情状态⑥。有趣的是，如此多的富有创造力的软件都关涉身体，既以新的方式呈现身体又在持续的质疑中扩大了其边界。⑦确实，新软件的开发，如触觉计算，承诺将进一步扩展信息化的体现形式，在软件和身体之间创造出无比微妙的对接效果。如坦哈夫(Tenhaaf)所言：“身体似乎以某种精细的方式了解自身，也许是明显无意识的，然而随着最新信息和对身体最深层的运行方式与它最复杂的生物社会功能的想象……进入自身并与自身的生物医学的可读性相互交织。”⑧其次，软件可以被用来质疑我们所熟知的欧美对表象的定义。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要进入一个信息化的环境中，那里没有任何表象。我们如何表象自己并形成与这个真实世界相关的主体性，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模拟进入并行的数字世界将会取代这种关系”①。这也许太极端了，但是我们也容易发现有多少艺术家和程序设计师正在使用软件来质疑传统的表象概念，这非常类似于斯特拉森对欧美视角主义的重塑：
假设文艺复兴的想象并没有时常试图使整个世界成为观察者眼中的独一客体，拥有一个视角也没有被看成是属于富有活力的生命的一种能力，作者所“看”到的将会是其他生命形式。那么现在，什么才是有限的呢?是一个人以自身的视角反观自身的方式吗?换言之，当一个人同时拥有自身的视角并接受他人视角的时候，或者，观察者意识到当他和她拥有对观察事物的相同角度的时候，他们将会遇到其他生命形式的与之相互的视角，是否此时就是终结了呢?②
再次，正是由于软件并非完美的媒介，它才能够带来被德勒兹称为是“糟糕的模仿”的各种机会。许多类型的软件都是带有“缺陷的”程序，它们能带来新的有趣的可能性：不完全复制的文化。③最后，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托马斯·纳尔逊(Thomas Nelson)和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二人所开创的这个传统中，他们不仅是超文本和万维网等的共同研发者，更为明显的是，他们对使用软件来促进人类的能力以及赋予“人类”以新的定义的关注，这使我们意识到软件创新经常在持不同意见的程序设计师④那里获得自身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