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直接明了的是，前面的方法论考察如何转化为社会研究的实践。对阿多诺社会学的理论维度的更好把握取决于一种理解，即理解理论分析在他的特定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调查中的运作。阿多诺的一些作品阐明了这种运作。接下来的两节将分别引用1938年到1953年的著作以及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著作。这个区别主要不是由时间顺序引起的，而是反映了理论分析在两个文本中表现自身的不同方式。
(一)对大众文化的反思
在第二章中可以看到，阿多诺的美国社会学从各种经验来源中汲取材料。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阿多诺认为这样的事实重构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它们掩盖了它们的社会维度。下面的段落将阐明他相应地做出的识别社会学材料的社会维度的努力，这种努力所借助的是那些贯穿在他的交换社会理论中的概念。通过揭示材料所掩盖的东西，理论不仅提出了看待社会生活的新视角，而且推翻了事实的这样一种主张，即主张成为现实的正确表达。
1.无线电广播的理论化
阿多诺对拉扎斯菲尔德20世纪30年代无线电广播研究的参与使他理论分析的旨趣对他社会学的影响变得突出了。就拉扎斯菲尔德的标准而言，阿多诺“简直是太过于理论性了”(杰内曼，2007:18),这个事实看起来为两位流亡者之间众所周知的摩擦贡献了重要的意义。阿多诺围绕音乐一社会学问题精心制作了理论框架(1991a:29—60),并打算把它们用在该计划的无线电广播和听者反应的调查中(CM218)。拉扎斯菲尔德(1941:2-8)则信奉“行政研究”,这牵涉到有关哪些类型的听众——考虑到某些属性、禀性、习惯、环境，等等——消费不同的媒体及其内容的经验研究。行政研究也试图观察媒体内容是如何得到接受的：广播节目是受人喜爱的还是令人讨厌的，它们如何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得到理解和回应，或者它们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研究经常应机构的要求得到实施，而这些机构试图用广播、报纸或者其他媒体来影响公众。尽管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欧洲实证主义者”,但是拉扎斯菲尔德(1941:14—16;1968:271,322—326)也同情霍克海默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旨趣。他盼望批判社会学和行政社会学之间的合作，特别是阿多诺的理论工作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合作，并希望概念的框架能够有助于收集和阐明资料。阿多诺发现，他将为之做出贡献的社会学从而把理论仅仅当作一个“补充的”角色，并且一旦获得资料就废弃理论。他不能够同意这一点(CM 223,227-228,另见CoM477)。阿多诺的目标是对事实材料进行一种批判的理论考察，而不是对事实材料的收集和澄清进行概念的指导。①
阿多诺的“无线电广播相面术”开始充实这个见解。阿多诺认为，广播音乐和听者反应都是由社会所中介的。广播音乐是一种商品：作曲的标准化(1941:17—24;1945:210—212,216-217)、反复的“广告宣传”(1941:27一32)以及无线电广播技术(1938:23—24,28;1945:209;1979)对音乐的冲击必须联系社会上盛行的交换法则来加以理解。这与阿多诺的生产力受制于生产关系(另见CoM60—61)的信念是相一致的。他补充说道，标准化的、不停地进行广告宣传的、商品化的音乐遇到了完全的承认、自动的反应和“商品的聆听”。例如，夸张地迷恋贵重无价的乐器以及将兴趣集中于一系列有味道的乐段，而不是在精神上主动地经验那些得到整合的艺术整体(1941:21一24,32—37;1945:211-215)。收集关于听者的经验材料的社会学家们必须同时拷问，“在多大的程度上……受试者的主观反应是……自发的和直接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后面还有传播机制和机构的暗示力量……听者所面对的媒体和材料的客观含义——以及最终广泛地支配一切直至社会整体的社会结构”(CM 220)。
“肤浅的资料的处理”是不能够揭示它们背后的“动力”的(CoM110)。只有材料的理论分析才使得社会学家们“对(听者)的理解胜于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理解”(1945:216,另见1938:4),并使得无线电广播胜于它所表达的事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太过于牵强附会的’……(我们的陈述)越是超越有限而直接的情境并始终把它联系于基本社会条件，它们就越是有价值的。”(CoM103)阿多诺猜测，例如，音乐的消费促进了社会整合：流行音乐的“催眠”效果使得听者从工作日和他们不断面临的经济威胁中转移出来，空闲时间的放松意味着为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出他们的劳动能力，而自由选择的假象掩盖了消费者在社会依赖中的悲惨境遇(1941:37—39;1945:212,216)。根据阿多诺所说的标准化热门歌曲的“社会现象学”(CM226),听者的偏好乃是被训练出来的，即偏好于他们儿时环境中的音乐，主要是大调和小调相关的调性构造。工业模仿了这些音乐模式，一旦一首歌曲在商业上获得了成功，它的模式就不停地被重复并成为所有热门乐曲的僵死标准。尽管歌曲的肤浅的、图式的“伪个性化”为——本来要以疲软的消费来惩罚多样性的缺乏——听者提供了他们知觉为新奇的刺激，但是它们使音乐停留在了那些得到归化的市场性的界线之中(1941:22—26)。广告——歌曲的富有魅力的呈现和重播，“伪专家”关于风格和音乐家的讲演，等等——可以进一步确保，甚至标准化的音乐一旦听到也不会忘掉(1941:27—32)。这些看待广播现象的视角大多是由对资料的隐蔽社会维度的理论考察来确立的，“坚持事实”是“虚幻的”(CoM104-105)。①
2.分析法西斯主义
1943年，与拉扎斯菲尔德分道扬镳之后，阿多诺仍然在研究广播材料，但是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马丁·路德·托马斯演说的内容分析。该研究是阿多诺对当时政治的反应的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托马斯“试图发起一个架构于宗教、定位于政治的法西斯主义组织……‘基督教美国十字军’”(卡瓦雷托，2007:133)。正如以下两个例子所说明的，托马斯的计划也体现了阿多诺的努力，即努力从理论上穿透不值得信赖的事实表面，并着眼于典型的反应和潜在的社会维度来审查修辞学的刺激(参见CM 237)。①
该研究的第一部分调查了托马斯对自我刻画的诉诸，例如，他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伟大的小人物”,强大高贵但却贫穷渺小。阿多诺联系资本主义中的听者心理探讨了这个形象的迷惑力。听者被不名一文的伟大人物所吸引，因为在依赖和异化的痛苦条件中，在人们认为他们自己任凭“庞大盲目的经济力量”摆布的地方，听到甚至高贵的人物也面临经济的不安全后便减少了他们自己的惭愧。演说者对现金的诉诸进一步使个人感到满意，因为他们想象着，不管他们的情况如何紧急，他们也能够支持某位有着重要意义的人物。在伟大和渺小相一致的假象下，甚至穷人也感到“得到了提高”(GS9.128-33)。
阿多诺在后来的年月里多次回到“伟大的小人物”的形象，每次带着一个略微有些不同的分析重点。1949年的一次指出，做出一副友好邻人姿态的煽动者利用人们的一种欲求，即在一个“技术化和专业化瓦解”人际关系的工业化社会中欲求“真正的关系”(VSI283—284)。1951年的一个更为精致的研究以弗洛伊德的术语重新配置了问题。既然在当前条件下主体不能够满足其“自我需求”,那么自恋之爱就是岌岌可危的。这触发了一种力比多位移：它不再是自我，也不是自我理想，而是理想化的领袖，这个领袖接受了大部分原来滋养自爱的能量。①“伟大的小人物”吸收了这种能量：他的假定的高贵使他变得惹人喜爱而无挫折失意；他与他的渺小听者们的表面相似允许他们把他们的自爱余痕同他们对他的爱调和起来(SSI419一421)。听者中的同一化随后建立起了一个追随的群体(SSI417)。领袖的追随者们彼此等同，这种等同的基础是一起将他们的自我理想置换为相同的领袖形象(SSI419,弗洛伊德，1955:107-108,116)。
在有关托马斯研究的另一个段落，阿多诺对批判分析的追求超越了社会学的方法论维度和实质性维度。阿多诺(GS9.1114—115,另见SSI401)强调说，托马斯几乎专门展示“不透明的、孤零零的……事实形象”。煽动者知道，如果他从事“合乎逻辑的、前后连贯的、协调一致的思考”,即“自主的逻辑进程”,那么他就不仅为“那些(他)想要攻击的人”提供挑战他的基础，而且还公然反对他所展示的不连贯的、“不相干的……事实”,与此同时，他就有破坏他的神示预言的危险。阿多诺不是暗示对于事实材料的理论审查是一个纯粹社会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是暗示他的读者们要反思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所吸收的无论什么资料。对经验直接性的批判审查支持人们在政治上抵抗法西斯主义的宣传。②阿多诺这位1943年的受迫害者并不奢望去怀疑这种抵抗的必要性。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概念也指导着阿多诺对《权威主义人格》研究的参与。在对人格倾向以及相应“附送项目”的决定上——恰恰就是实施经验研究的前提条件——研究者们考察了现存资料以及理论工作(CM234)。例如，有一种贯穿着心理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想法认为，表达“迷信”的项目反映了一个软弱的自我，这个自我已经放弃介入压倒性条件并将责任转向“超越个人控制的外部力量”(AP 236)。不过，甚至《权威主义人格》千辛万苦确立起来的资料也无法被当作现实的表达来加以信赖。只有理论解释才能够接近材料隐蔽的心理学维度和社会维度。“打算作为一项经验调查”的研究，阿多诺(SoI185)回顾道，最终由于其强烈的思辨倾向而与经验研究的规则相冲突。对于阿多诺来说，正是对隐蔽的心理学事实维度的理论突袭使得该计划变得更为丰富了，亦即较之局限于经验程序和材料的努力而言，社会一心理学和社会学洞见变得更为丰富了。
“《权威主义人格》的解释，”雅霍达(1954:12)强调说，“是根据心理分析的理论来展开的。”特纳(2002:155—158)认为，阿多诺把应答者态度模式底下的历史—材料条件仅仅当作背景，而不是批判性地分析它们。鲍曼(Bauman,2000:152—153)表明了一种相似的看法。事实上，该研究的作者们反复警告说，他们的人格探究只是产生对社会现实的有限见识(AP608,661,972—976)。①然而，对这个社会学讨论有重大意义的是，在好些段落里阿多诺的确试图译解资料的社会维度。他坚持认为，反犹主义的偏见，包括“好犹太人/坏犹太人”的区分(AP622-627),与犹太人的特征无关(AP609)。刻板是“在异化世界中进行虚假定位的一种手段”(AP 622,另见608)。当代资本主义的不透明性藐视人们的批判—分析审查，并培养了他们对政治问题的无知愚昧和缺乏兴趣(AP 658-663;另见布克-莫尔斯，1977:183—184)。个人靠着误导性的智性罗盘来处理他们的困惑，这样的罗盘也包括政治上的成见(AP 662—669),对官僚主义者的种种弊病进行谴责(AP 693-695)或者把不切实际的权力等级归于政客(AP 669—671)。②后面的这个“人格化”问题，作为把社会关系和条件“的抽象费解的特征转译”“为……活的经验”的一种主观策略，频繁地重现于阿多诺后期的社会学工作之中(SSI188,另见CM63,OL426,PETG 59-61)。《权威主义人格》的主要社会学发现之一可以做这样的概括：“社会进程的客观化，它们对内在的超个人法则的服从，看起来导致了个人与社会的一种智性异化。这种异化被个人经验为方位迷失，并伴随着害怕与不确定……刻板症和个人化则可以被理解为克服这种不安状态的策略。”(AP 618)阿多诺补充说，“无数现代生活现象的工业标准化”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墨守成规的思想”今天如此之常见(AP 665)。在这里，社会的准自主运作，社会的僵化、异化和商品交换的均质化力量突显出来并成为应答者态度的条件。这与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第一章已经有所概述，而且下
面的第四章还将重提——是相一致的，即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产生困惑和害怕的凝固的、异化的总体性，当作一种使思想适应于同一性原则的交换关系的包容语境。作者们得出结论说，潜在法西斯主义人格的转化取决于“改变……总体的社会组织”(AP 975)。
3.得到审查的星星
1952年到1953年，阿多诺为加利福尼亚哈克基金会工作。该基金会有着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临床兴趣，对此，阿多诺试图“从社会学上来……加以强调”(GS9.211)。阿多诺的主要成果便是前面提及的占星术的定性内容分析，它集中于“右翼”《洛杉矶时报》星象专栏(SDE 56)。与早期研究一样，阿多诺的文本解释运用心理分析和社会学的概念——包括他有关文化工业(DE 94-136)和神秘主义(SDE 172—180)的理论——来处理资料隐蔽的社会维度。
段落摘选可以说明这一点。①阿多诺承认，尽管专栏的星宿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是非理性的，但是人们对它的“敏感性”却“借助某些社会和心理学条件而保持清醒”(SDE49)。盲目再生产的、物化的、固化的资本主义整体产生了一种经验，即一种把社会当作变幻莫测的、令人生畏的命运的经验。解读占星术可以平息这种经验。宿命的社会系统向星星的投射为它提供了“更高的……尊严和辩护”,而“那种认为星象如果得到正确解读就会给出某种建议的观念减轻了……对社会进程的冷酷无情的害怕”(SDE 57-58)。自恋者尤其为此感到兴奋，“对于他来说，占星术就像其他非理性信条如种族主义那样提供了一条捷径，而提供捷径的手段就是，把复杂的东西放入一个方便的公式中并给出……某种令人愉快的满足感，即感到……被排除出教育特权的人仍然属于少数……‘知情者’之列”(SDE 61)。
“一种超人的结构所承诺的……帮助”也改善了人们的悲惨境遇，这些人“依赖于社会，他们发现自己始终处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的情境之中”(SDE74)。专栏的“抚慰人心的暗示……向读者再次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并通过确立对诸事有益的某种巫术式信心来克服他的忧惧”(SDE76)。额外的满足感随着占星术的预言而到来，这预言就是，生活困境的解除完完全全地在于个人以及他对星象的观察——经常是实际的，“坠地的”(参见SDE 72-73)——即关于如何对待身处世界之中的他自己的建议(SDE 78-79)。占星术绝不是它乍看起来的那种没有危害的偏差：由于为现状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占星术专栏鼓励读者们去适应和整合现状。
阿多诺对一系列更深项目的隐蔽社会维度的理论分析揭示出，提升齐一性构成了占星术的“总规则”(SDE 80)。专栏的时间维度尤为有效。交换社会要求个人既作为工人又作为消费者来运转。占星术为它的读者们提供了一种二相性的指导——据称适应于一种宇宙节奏——即指导他们与这些二律背反相调和。工作任务，特别是假定必要却又无谓的琐事，抵偿快乐被分配在上午；游戏和快乐奖励工作被分配在下午。读者们欣然把这种定位策略当作一种自然参照点来加以接受。他们对交换的履行是得到担保的：上午/下午的计划既没有让生产损害消费，也没有让消费离开生产的毫无意义的如同机器般的运作(SDE 89-101)。
不过，在更为细致的审查之下，各种幸福模式的公式化的星宿处方只允许快乐“服务于……某种自我提升……的隐秘目的”(SDE 101)。快活的外表有助于被视作成功的；参加聚会、狂欢和旅行会扩大人们的网络；接受邀请(不论你是否喜欢它)可以保持人们的地位；甚至风流韵事也能推动人们的事业。正如赫胥黎小说中官能的**使个人落入《美丽新世界》的机构陷阱那样(SDE102-103),娱乐尽管是一项下午的活动，但却服务于上午的劳动，并把主体同社会的生产主义命令统一起来。
这些段落表明，阿多诺对社会学材料能透露它的社会维度以及他的诸般努力感到怀疑，这里所说的努力是指借助他有关交换社会最重要方面——固化、异化、依赖、整合、交换原则(SDE 153-166)——的理论把资料当作社会趋向的征候来加以审查。通过阐明材料所隐藏的东西，这些理论分析坚持不懈地动摇了它的认知价值。在他研究的最后部分，阿多诺说道：“正如哲学经验主义的信徒们看起来比思辨思想家们更容易受到有组织的次要迷信的影响，那种教导心灵绝对服从给定资料即‘事实’的极端经验主义，并没有由以把可能和不可能区分开来的诸如理性观念这样的原则。”一种“常常不再能够抵制神话**”(SDE158)的“心态”得到了发展。阿多诺把两样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一样是社会研究者对经验资料的信任，被认为是一种对掩盖其社会维度的事实重构的不加批判的相信；另一样是根据星宿“事实”而来的对世界的迷信观点，阿多诺也将其描述为粉饰性的社会趋势。他在美国的社会学工作因而是以一种极具挑衅意味的呼吁而结束的，即呼吁不要相信受社会限制的社会学资料，并且要从理论上来考察它们。
“坠地之星”的理论维度强调了为什么“内容分析”就阿多诺对文本的社会学处理而言并非用词不当。他对文件的经验处理看起来与话语分析的程序关系更为紧密。话语分析者们强调，语言不是纯粹的副现象，而是社会活动的一种形式(吉尔，2000:174—175)。阿多诺同意地说，甚至占星术著作也履行了重要的心理学职能和社会职能。不过，话语分析者们倾向于否认文本能够成为“一条通向某种其他现实的途径”(吉尔，2000:175)。他们坚持研究“文本本身”(吉尔，2000:177)。相反地，内容分析者们则不仅把文本当作对社会世界的影响，而且同时把文本当作流行的“世界观、价值、态度、意见、偏见和陈规”的一种“表达媒介”(鲍尔，2000:133—134)。内容分析意味着通过文本来分析这些语境。阿多诺把占星术文献当作商品资本主义的智性条件和社会条件的一种表达。文本的社会学分析涉及对这些条件的确定，这些条件尽管是由包括说和写在内的人类活动所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但是它们运作起来却仿佛是独立的。社会条件反过来塑造了这些人类活动。
4.结果还是互惠?
阿多诺警告说，面对不服从译解的资本主义条件，理论的主张必须细心地加以查看。通过着手处理材料的社会维度，理论分析不仅动摇了材料，而且为看待社会所中介的现象以及交换社会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是，这些视角很少穷尽质料并且常常抵制和解。理论并没有达到对社会现象的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或者确定无疑的解密。它们的调查必须继续。这意味着实施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并处理新的材料，这反过来要求理论的审查。理论和观察进入一种互惠的关系之中。
在阿多诺的美国社会学中识别这条轨迹是困难的。他的解释似乎是在主张一种没有根据的明晰度，它对他的方法论工作所提出的理论社会学分析的问题进行粉饰。看起来阿多诺的解释无情地批判了社会学的材料，而没有随后进入与新资料的一种互惠关系之中。他根据他所确立的分析框架或新的观念来译解新材料。但是有些情况看起来很少，即他在着手再处理新资料前从根本上挑战他的理论断言。他的理论断言读起来像是关于想象的陈述，即以交换社会的理论为形式对材料的最终真理所做的表达。在托马斯研究中，心理分析理论，特别是社会理论当然“优先”于材料(卡瓦雷托，2007:164—165)。阿多诺的无线电广播著作甚至包括一张有关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公理”清单(1945:210—211)。阿多诺没有授予理论断言以结论的地位吗?这也许关系到一种他感到(CM242)过高评价经验材料而把理论贬低为可予驳斥的假设的美国科学环境。
这个问题要求一种小心谨慎的批判回应。阿多诺否认他的分析已经得出了结论，并陈述了联系所有得到讨论的研究继续进行调查的要求。无线电广播著作被描述为进一步经验探究的“模式”。新材料也许能“改正”——他借此想说的看起来更像是“改善”而非“证伪”——“定理”(CM227)。因此，阿多诺至少打算坚守他对拉扎斯菲尔德的宣告(A&.H2427),即“辩证的方法”将保持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的“一种互惠的关系”——一种“相互依赖”(1938:i)、“相互交织”(1938:6)或者“相互作用”(CoM446)。阿多诺的妻子说道，托马斯研究也从未被看作穷尽的或者结论性的。我提及阿多诺多年来所坚持的看待“伟大的小人物”的不同理论视角。他也许否认它们可以达到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格蕾特尔·阿多诺(Gretel Adorno)继续说道，阿多诺把对托马斯文稿的研究理解为《权威主义人格》的一种基于文本的对应物(A&H4758),它在对主体的新的经验探究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调查。作者们告诫说，《权威主义人格》的理论考察也不应该被读作为结论——即使它们显得明白清晰——而是应该被读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假设”(AP 604)。对于邦斯(1983:215)来说，它们不是“结果”,而是“解释的‘开放’提供(Interpretation sangebote)”:“不确定的和初步的”,但却能够给出新的“视角”。“坠地之星”也许可以被解读为根据新的即文本的资料[参见克鲁克(Crook)在SDE13-24]①对某些理论观念所做的调查，这些理论观念贯穿于阿多诺早期有关法西斯主义和刻板症的研究中。占星术篇的“结果”也“不可避免地必须被看作试验性的”,它们等
待着更多的经验材料，特别是有关读者的经验材料(SDE 54)。①如果考虑到阿多诺否认他的理论断言是最终的并且是计划实施的进一步的经验研究，那么认为他打算使那些断言成为结论的分析就是错误的，这与他的方法论警告是不相容的，该警告所指向的是对交换社会并且在交换社会之中所做理论反思的不稳定性。尽管如此，阿多诺美国社会学中的许多理论陈述听起来像是结论性的，因为它们道明了他看待由社会所中介的现象的视角，道明了他看待社会整体的视角。这看起来部分地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坚持根据新资料来重新考察理论问题的计划大多一直没有得到实现。作为结果，对阿多诺作品这一部分的某些批评就很难不予理会了。威特金(2003:117)抱怨说，阿多诺的无线电广播研究最终主要是“阐明了他的理论”。②凯尔纳(2002:99-103)认为，阿多诺没有从文化工业的外部来考察对立的亚文化，而亚文化表达了对齐一性的反抗，这就使他对流行音乐的理论解释变得很片面。在海曼和希茨利看来(1954:102),阿多诺在《权威主义人格》中的分析章节使“判断”免除了“科学的约束”,并且使理论“诊断”横行“泛滥”。克鲁克(SDE 25-28)拷问了阿多诺有关听者和读者反映的陈述的价值，因为它们建基于对无线电广播演说和占星术文献的研究，而不是对听者和读者的研究，③并且指出，阿多诺由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了那些反应的性别维度。
如果在某种社会学中理论是非结论性的并且需要重新面对资料，而资料又总是有限的并且服从重新而来的理论批判，那么这种社会学是难以提供肯定的结果的。尽管阿多诺的有些美国社会学著作读起来好像理论并没有面临这些困难，但是对否定的偶尔强调是显而易见的。阿多诺告诫说，他的无线电广播研究“理论上是一种实验”(1938:2)。一些媒体分析者通过宣称广播把高雅文化带给更多的人来回答广播、音乐和听者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1979:110—113)。阿多诺的“广播交响乐”并没有带来全面的可供选择的结果。他具体说明的一点是，无线电广播——以及“令人作呕的”(1972:128)重复——改变了交响乐及其接受方式。这主要使阿多诺能够挑战一个结论和拷问一种权力，挑战的结论是无线电广播可以作为一种适当的手段来培养对原创作品的有意识的经验，拷问的权力是听者反应的经验记录可以对该结论加以巩固(1979:112,135—139)。《广播音乐的社会批判》(A Social Critique of Radio Music)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一条对行政研究的竞争性的进路。行政研究根据有关听者响应刺激的资料回答了诸如“广播如何能够把好音乐带给众人”这样的问题。阿多诺避免回答这个问题。既然无线电广播侵害了“好音乐”,并且既然在音乐被商品化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那些被社会化为商品聆听的大众不能够真正地经验“好音乐”(1945:208—211),那么达到所述目的的可能性就的确是值得怀疑的。阿多诺解释说，他的广播著作集中于否定音乐在广播上的“不真实的形象”,集中于揭露这种“不真实性”的社会条件(CM226)。《权威主义人格》的“收获”也不在于“它的实证见识的绝对结论性”,“而首先在于对问题的设想”。它是一项“前导性的研究”,“探讨……可能性”而非给出“不可反驳的结果”(CM235)。霍克海默(1985:263)关于他的朋友的“社会学研究……对经验主义的违背毫不亚于结论性的理论”的说法或许有些片面，但是它捕获住了这项研究的某种定位。
阿多诺1938年到1953年在美国的工作通常被解读为典型的社会学产出。美国研究不仅展示了阿多诺对经验材料的处理以及同时存在的不信任，而且还展现了他的种种努力，即努力借助他的交换社会理论来从理论上审查资料的社会维度并削弱它们的认知地位。然而，这些著作并没有最为显著地阐明他前面所展望的社会学分析的互惠性和否定性。要了解阿多诺方法论著作所概述的对社会研究中理论一分析程序——包括互惠性和否定性的元素——的更为彻底的阐述，人们必须转向那些通常不怎么被认为是他的社会学作品的核心著作。
(二)分析的节奉
阿多诺把他的著作看作对简历的抵制(SSI574)。① 下面的讨论并不旨在进行总结。阿多诺的许多论证是如此地多层面并且依赖于他如何表述它们，以至于摘要梗概冒着掩盖实质复杂性的危险。② 目标是考察阿多诺 20世纪 60 年代《批判的模式》的另一部分，以便阐明他后期社会学的一个独特方面。焦点集中于点明这些文本是如何显示——比美国作品更为广泛——上面所讨论的理论分析的元素的：它的作用和做法，它的互惠性和否定性，它的经验潜力以及它的问题。然而，若不处理文本的有争论的内容，这个阐明就是不可能的。而这种处理若不从这个讨论的主题焦点转移出来，就必定是概要性的。我希望通过揭示这些著作的一个不太明显的层面来抵消压缩阿多诺论证时不可避免的损失：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的一种持续分析策略的坚定不移的运作——在各式各样实质性要点的网络之下。
1.分析模式
1965年，当被邀请向一个无线电广播节目投稿时，阿多诺写作了“论这个问题：‘何为德国人?’”刻板症的批判者自己不会问这个问题——它是由身份决定的(CM312)。阿多诺不是设法去解决它，而是毫不留情地将其问题化并以此作答。更准确地说，阿多诺把问题以及假定对问题做出证明和回答的事实当作要求调查的经验材料。这与他后期社会学中的一个趋势是一致的，该趋势就是从社会生活细节的私人遭遇中汲取材料。当然，私人遭遇也没有免除观察的社会限制，它们的材料中隐藏着一种特有的双重社会维度，阿多诺试图借助他的交换社会的理论来分析这个维度。
如果不反思社会条件对意识的物化，阿多诺甚至不能够开始回应“何为德国人”这个问题，这种物化发生于社会条件对这个问题及主体回答的影响之中。他认为，两者都遵循典型的资本主义同一性思维：问题靠的是唤起对某假定国家的人们进行归类的一种德国本质，回答靠的是墨守成规。这样的思想很容易走向一种将团体内的东西加以理想化而对团体外的东西加以指责的危险的“集体自恋”(CM205-206)。因此，明确指出德国特性的可能性正是令人怀疑的。
阿多诺继续说道，德国唯一性的形象所突出的常常是国家的智性优越以及它的人民“为自身缘故而有所作为”的名誉。康德、歌德和贝多芬挑战了对德国唯一性的理论否定，他们可观察到的不同之处暗示了德国智性文化的唯一性。可是，对这种观察的社会维度的反思表明，它并非仅仅由使这些特征成为德国“财产”和“品牌”的商品思维所指导的。德国的智性成就要求进一步的审查，即根据它们的社会维度来审查。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延迟使得德国的文化生产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抵制商品化。“为自身缘故”这个公式是恰当的，因为国家的智**“把自身理解”为一种“自在的存在”,而不是“交换的客体”。虽然阿多诺最初持怀疑态度，但这里的德国文化看起来的确引人注目，尽管这种引人注目是历史的，而不是像它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自然的(CM206—207)。甚至这种见识也是非结论性的。德国知识界并没有完全被交付给商品交换，但它仍然是“为他物”的状态。正如唯心主义的“绝对者的悲怆”所指出的，它与征服世界的政治欲求相共谋。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知识界就像其他地方的知识界一样被社会化了(CM208-209)。
然而，国家社会主义的不可否认的经验事实确实减轻了对德国唯一性的所有理论的怀疑。鉴于德国以那些绝对主义的、权威主义的术语来进行思考，阿多诺承认希特勒在那里掌权一点儿都不意外。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阿多诺也审查和推翻这个事实，因为他强调，法西斯主义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而非国家问题，因而不是德国唯一的。他坚持认为，“这样的复杂性阻挠了对‘何为德国人’这个问题的任何毫不含糊的回答”(CM209)。这不是分析的缺陷：社会现实本身难以被社会学家进行理论解密。
通过设法避免为了明确结果而轻率处理事情的困难，阿多诺重新开始了。他以一个“更为温和的”问题——“为什么我返回了?”——来诉诸他对德国性的私人观察。难民返回一个曾经屠杀了数百万人并差点杀死他的国家也说明，它必定有着什么独特的吸引力。阿多诺立即描述了这一点。对影响他决定的社会条件的重新反思暗示，他可能正是“认同了所熟悉的东西”。另外，他对离开前的主导权力的反对使得海外整合变得同样困难，而灾难则使得返回以及同它的重现做斗争成为势在必行。这使阿多诺小心提防对由他的观察所提出的德国特殊性观念的赞同。然而，回到经验的层面上，阿多诺承认，德国对“保持微笑”的美国态度的抵制把德国文化区别出来。与此同时，他邀请读者们批判性地反思这一社会维度：美国的“人生观”掩饰了资本主义社会充满威胁的矛盾——但是对于一种纯粹智性文化的信念也这样做了。德国的智性文化和美国的“冰箱”“文化”之间的区分很可能是不公平的(CM209-210)。
与这种理论的断言相反，对私人观察的经验领域的求助产生了关于德国文化特质的另一种建议。如前所述，阿多诺视之为一个重要观察的是，在美国，与在德国相反，他的文稿所得到的编辑达到了难以辨认的程度。在一个更为宽泛的社会—历史语境下审查这个观察并没有使得阿多诺对它展开争论。他推测，德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相比的“经济落后”,为知识界留下了一个例外的“庇护所”,在那里知识界可以暂时躲避整合和商品化(CM 210-211)。①
在阿多诺1969年的文章“空闲时间”中，理论的社会分析同样地彰显了自身。这篇收录于《标题词》中的文章继续了他在文化工业上的工作。阿多诺从日常细节的私人观察出发。他发现“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我没有业余爱好，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工作狂……”阅读和音乐是“我的经验”所“不可或缺的”,但却并不服从“业余爱好”这个标签。“相反地，我的工作，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以及大学教学，……对于我来说是如此地充满喜悦，以至于我不能够把它表达为……对空闲时间的反对。”仅仅从他对问题的知觉来判断，阿多诺并没有看到工作和闲暇之间的不同。不过，他承认这样的知觉是不值得信赖的，并呼吁对造成它们的条件进行反思。只有对于获授这种少有的相对专业自主权的人来说，工作和空闲时间之间的差别才会瓦解。大多数依赖于打一份工而不管其内容的人会有另一种看法(CM 168-169)。
阿多诺后来转到工作和空闲时间之间的经验不同。与夏天对某人苍白的皮肤感到惊讶的同事们所提的问题“你没有度过假吗?”相似，“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听起来像是人们必须有一个业余爱好的指令。此外，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生产不应该被游戏搅乱那样，人们同意闲暇不应当需要任何令人回想起工作的努力。对这些观察的理论解码最初支持隐含的区别，尽管与同事们如何知觉它有所不同。在资本主义的“功能系统”中，工作和闲暇之间的分离证明了一种普遍的渴望，即渴望逃避每日的无聊和老套(CM168-170)。在个人于超出其控制的条件下日日工作的地方，“空闲时间”意指从其中摆脱出来的一段时间(CM167)。
在进一步的反思之后，闲暇和工作之间的差别再次瓦解了，不过，阿多诺这里所给出的理论视角并没有保持对它们的统一的充满喜悦的知觉，而他是从它开始的。闲暇产品是商品，由与统治工作相同的交换法则和利润法则所统治(CM169-171)。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典型不仅在于劳动的物化及其作为商品的产品(CM169),而且在于人们把它们当作工作之余的事物：“在仅仅以黝黑色为目的的日光浴中……商品的物神性质俘获了人们……商品对于他们来说变成了物神”(CM170)。许多业余活动尽管是多余的和缺乏创造性的，但却以真正的自发性为借口来游戏，它们抚慰着人们的一种认识，即他们的生产能力是受到束缚的，他们改变“僵化关系”的能力是有限的(CM172—173)。实际上，闲暇作为放松和体育运动是通过休息和通过提高健康及团队技能来再生产出劳动力：闲暇与工作日是融在一起的(CM169-170,173—174)。①
进一步的经验观察也隐含了工作和空闲时间的相同性。阿多诺指出，有些休闲活动会像工作那样使它们的参与者感到无聊。对它的社会维度的分析表明，工作之余的无聊反映了永远相同的由商业决定闲暇的世界，而工作之中的无聊则反映了细致划分的生产进程的标准化任务。无聊由于人们的以下想法而进一步加剧了，该想法就是，他们不能够在压倒性的社会条件下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为了生存甚至必须交出他们的想象力以便适应那些条件(CM171-172)。由改变看待空闲时间的视角而造成的复杂性在交换社会中是非常明显的。困惑的阿多诺承认：“在真正无与伦比的社会整合的时代，的确很难辨认出人身上有什么东西不同于从功能上来决定的东西。”(CM 167)
若要对阿多诺理论分析中的论证进行充分说明，就需要对两个文本展开更为详细的讨论。我的目标是对那些阐明他努力审查经验资料的段落进行提炼，他那里的审查着眼于经验资料的社会维度以及它们对交换社会所做的表达。阿多诺坚持不懈地考察，在何种程度上事实重构仅仅是观察的社会条件的结果以及现象本身如何由社会所刻画。这种运作一次又一次像闪电那样“打击”这些维度隐于其中的材料，并且使事实材料对忠实表达现实的主张蒸发掉。
2.互惠性和否定性
在阅读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时，克拉考尔写信给他的朋友说：
真的，泰迪……当我发现某个解释是片面的或者它看起来由于其他原因而不能令我满意时，紧随其后的一个段落对你一开始的立场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就……好像你已经回头看过了我，或者甚至看透了我，笑对我的顾虑，并把思想的下一个部件拿给我，一种已经预料到并且多半还取代了我想要对你说的东西的思想。(A&K 456)
克拉考尔表达了一个社会学—方法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他的表述所显示的要更为严重。该问题在阿多诺的《批判的模式》中清晰可见。他对材料的社会维度的反思给出了一些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各个现象，这种看待发生在这些现象的社会中介之中以及对交换社会的瞥视之中。例如，阿多诺有关“德国性”的争论处理了智性社会化，“空闲时间”则提出了物化和商品化。不过，理论的考察并没有提供答案。在回答“何为德国人?”这个问题时，这是一种政治观点。一个假定的事实是认为存在着一种正在等着描述的德国特性，而阿多诺表示甚至这个事实也是可疑的，并借此使他的回答转而明确反对那种提出该问题的分类上的同一性思维。阿多诺的不断修正的陈述传达了一种进退两难，即在不透明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因而还有单一的社会化现象——抵制完全的译解和决定。阿多诺警告说，他的文章是不连续的，因为现实是断裂的。它们的“洞见”不仅“确认”和“增加”它们自身，而且还使它们自身相对化并“限制(einschr?nken)它们自身”(NLI16)。无论事实还是理论都不是结论性的，调查必须继续。这需要重新处理经验观察，而经验观察的受社会限制的材料反过来不可避免地面对理论审查，这两极进入一种互惠的关系之中。鉴于阿多诺的美国社会学主要意指这样的互惠性，这里的文本实现了它。
这是可以弄清楚的。吉莱斯皮(Gillespie,1995:56)在阿多诺的著作中听到了“强烈的节奏元素”“规则的节奏单元”、有着不同“节奏价值”的部分句子。倾听阿多诺《批判的模式》的“节奏”在这个语境中是有说服力的。不过，尽管“节奏”是一个适宜的术语，我还是想用它来指一些不同的东西。这里决定性的节奏元素并不是句子的部分，而是两种段落：阿多诺的调查的表达经验维度的段落和表达理论维度的段落。对阿多诺模式的节奏的跟踪记录表明，他不断地在这两个维度之间来回移动而不在其任何一者中得出结论，这样他就保持了它们的互惠关系——始终追究相同的问题。
为了举例说明这一点，“何为德国人?”由以开始的是，根据那些遍布于观察主体的隐蔽社会条件来推翻一种经验暗示，即德国智性文化是唯一的。阿多诺回到了他的同胞们的智性成就的经验维度，这种回到挑战了那种反思。他根据它们的潜在社会维度对这些成就所做的考察是非结论性的，在一个方面上确认了德国文化的唯一性，在另外两个方面上又否认了它。该调查在经验的层面上继续，在这个层面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明显事实破坏了对德国唯一性的理论否认。然而，阿多诺的反思再一次表现为非结论性的，它们从一个角度来提出德国唯一性，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质问它。带着心中一个更为狭义的问题，调查得以继续，而阿多诺则回到了经验的层面。他在那里似乎是在观察德国的唯一性，但观察的社会内容的透露又推翻了它。另一种经验观察再次挑战了对德国唯一性的理论否认，而重新反思则否定了那种观察。令人费解并且与后面的否定相反的是，与德国智**的经验现实的重新面对显出了它的独特性，就像阿多诺后来的解释所做的那样。
尽管在阿多诺后期社会学文本中他的文章已经保证放弃了“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的“理想”(NLI13),但是理论仍然有规则地显得对经验有决定权。“何为德国人?”和“空闲时间”不断在两种节奏元素之间转换，但是经验的段落常常又短又急促，而分析的段落则又长又详尽。可是，意义重大并与阿多诺美国文本形成对比的是，较长的反思会有规则地抵达一个突然的停止。阿多诺认为毫无疑问的是，由社会所中介的现象是无法完全得到解码的。他看待材料的社会维度的理论视角通常甚至是彼此冲突的，比如，同时确认又否认一种由社会所决定的德国文化唯一性。理论陈述孤立地看好像是结论性的。正是因为这适用于一些几乎不可调和的陈述，所以反思以突出彼此的非结论性而告终。相应地，调查总是在继续，它在经验层面上追问相同的问题。例如，在阿多诺通过“何为德国人?”不彻底地公开承认他的反思的“模棱两可”的地方，他立即带着他的更为“温和的问题”回到“德国性”的经验问题。在两个文本中，观察偶尔也挑战理论的陈述，尽管观察反过来又总是碰到理论的审查——通常是碰到对那些并不令人感到满意而又被迫重新处理经验的分析的审查。如果它们的文本节奏被加以扩大，那么阿多诺的模式就阐明了他的交换社会的社会学考察中的一种倾向，即倾向于把经验层面和理论层面彼此互惠地联系起来。
相应地，这些文本展示了对于否定的倾向。不同的理论视角一方面彼此挑战而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又无情地否定每个经验观察的真理主张。由于理论上的结论和可信赖的事实是得不到的，所以研究并不以实证结果的方式提供许多东西。在第一篇中，理论有效地否定了德国文化是唯一的这个观点，正如它同样有效地否定了德国文化不是唯一的这个观点。通过他著作中的模棱两可，阿多诺强调了社会现实从同一化中的撤出。同样地，理论既质疑了空闲时间和工作之间的区别，也质疑了它们之间的相同。阿多诺只能够假定，如果还存在着一种免除生产的生活维度，那么它就与辨别不出一样好。
没有注意到以下情况就嘲弄阿多诺未能控制这些缺陷是目光短浅的，即没有注意到它们与他关于社会学分析的社会条件限制的方法论争论是一致的。①阿多诺不断证明他没有从经验和理论上把握住社会现实，这当然就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到作为对交换社会的考察的社会学的可行性。然而，部分地出于这个理由，社会学分析仍然是意义重大的。调查提供了看待交换社会及其单一现象的不同的——然而是有问题的——视角，与此同时，否定也一直在透露非同一性：一方面是社会化主体对社会现实的事实构想和理论构想，另一方面是社会现实本身。在他批判模式的反思节奏中，人们可以听到阿多诺社会学的非同一性思维的回响。根据阿多诺的看法，随后对社会现实反抗社会学探究的承认——这种反抗对社会学的经验事实、研究现象和理论程序实施中介——构建了一种方法论的以及实质性社会学的洞见。
3.密集的经验
《最低限度的道德》包含了对这里所探讨的在分析中运作的思维进程的一种贴切描述。思想不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一种散漫进展”,但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洞见”。“毋宁说，人们在一个偏见的网络中去认知直觉、神经支配、自我修正、假设、夸张”:它们形成了主体的“密集的……经验”(MM 80)。阿多诺《社会学著作》里的一个段落提及了经验和理论在社会学思想进程中的互惠性，它具体说道：“只有幻想和资质为了事实所做的一种结合才能达到经验的理想，这种结合在理论上是难以预料的。”(SSI,185—186)
尽管它们都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对于经验的社会学资料的理论处理加强了对交换社会的经验，因为它提供了看待交换社会的不同视角。可能不太明显但却耐人寻味的是，否定产生了社会经验的一个更深维度。在所援引的研究中，反思无情地推翻了经验材料，强调事实重构并没有值得信赖地表达它们宣称正在表达的现实。反思这么做凭借的是再三指出材料承担着一种无法直接接近的社会维度。理论考察也没有得出结论，社会以及它所中介的现象甚至对于理论来说也并非完全可接近的。这在某种文本中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文本不断地经历突然的停止、骤然的断裂和预料不到的方向改变，而不是依靠解决有分歧的难题而安定下来。阿多诺传达了对于一种社会整体的经验，这种社会整体尽管决定了所有的思想和个别的现象，但是却作为一个晦涩的实例与人对峙。否定产生了——并在书面上表达了①——对异化的经验，对一个如此僵化以至于作为不妥协的本质降临到个人身上的社会的经验。阿多诺曾经在另外语境中谈及本雅明的东西可适用于他自己这里的反思：他“如此切近地查看一切客体，直到它们变得陌生并且作为陌生者泄露它们的秘密”(VSI169)。“通过彻底的异化，社会关系呈现为盲目的第二自然，它是”——在这里阿多诺反过来采用了本雅明的一个意象——“神话景象所曾是的东西，不可企及之物和无法接近之物凝结成了它的讽喻意象”(NLI179)。
阿多诺宣称，实证主义社会学把事实当作“情况确实如此”而固定下来，而没有从理论上把它放在它以之为条件并运作于其中的社会动态里面。事实与它的“历史含意”相分离并且“呈现为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IS148-149)。维布伦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对应物，他把一系列不显著的文化现象译解为主导性社会制度的表现，尤其是“权力”通过“显著的消费”来进行示范的表现(IS146)。维布伦允许当代文化现象谈及它们的“史前史”,特别是刻画野蛮时代特征的制度的永存。如果把《闲暇阶级理论》(TheTheory of the Leisure,1994b)和《手艺的本能》(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1994a)放在一起阅读，那么维布伦工作的这个定位当然非常明显。②同样明显的是，为了与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维布伦的评论保持一致，阿多诺不能够安于他看待资本主义“神话景象”的理论视角。事实上，阿多诺的理论调查从来没有在它们的任务前清楚地说过放弃。通过一次又一次努力从社会方面来更加充分地掌握情况，他展示了他考察中的诸多不一致之处，但是他并没有把它们当作最终的东西来接受。阿多诺的努力展现了他的奋斗，这种奋斗是为了否定作为晦涩实例的一种不透明社会的视角，该视角以社会为条件，在社会学上有教益，但同时又是不令人满意和异化的。理论分析呼应了阿多诺社会学的双重性质。否定指出了社会的僵化，但是有一种想法也得到了否定，即认为社会是内在地不可测知的、自然的、本质的。解释必须坚持下去，以便发掘从理论分析中浮现出来的冻结了的异议，把已经凝固的东西溶解掉，紧贴事实把社会整体及其个别现象如其所是地译解为历史上可变的人类事务。
本节所考察的几个文本只是部分成功地实现了这个分析目的。在“空闲时间”(CM174—175,另见IS152—153)中，阿多诺提出了由一项研究调查所建立起来的资料解释，即调查人们对贵族婚礼的媒体再现的反应。与文化工业“完全统治”意识并鼓励“个人化”的期待相反，它显示——在他们的思想中——个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逃脱了控制，并且离开了传统的无批判的思维模式。这表明了一种可能性，即人类也许可以带来更为宽广的社会变革。①但在其他方面，与第一章所援引的文本并无不同的是，这里集中讨论的模式倾向于将维系社会的个人描绘为他们仿佛是被客观力量强迫这样做的。请回想一下阿多诺关于体育运动的讨论，即体育运动是为了生产进程来训练它的毫无戒心的参与者的。在“何为德国人?”中，阿多诺提到了读解该问题的社会条件的历史起源。然而总的来说，社会的历史可变性以影射的、抽象的方式或者通过否定社会的外表的方式而被标示为一种不变的客体。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重申，社会已经发展出了“不可避免并因而是合法的外观”。他坚持认为，有可能“看透”这种“总体社会”并指出它的“辩解”实际上是怎样地乏味。但是，他关于理论何以可能处理这项任务的建议是典型的简要的：它要求“总体条件的相面术和扩展个人资料的相面术”以及“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分析”(ND265)。实现它们自身目标之一——即把社会现实更为明确和具体地译解为由人类所产生和维系的一种历史的、可变的语境——的困难正在成为阿多诺交换社会的社会学分析的一个持久问题。
(三)不驯服的至关重要性
奥斯维特拷问了后现代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即把社会的概念当作过时的东西打发掉。他为一种“温和的社会观念”(2006:108)进行辩护，“社会是社会交往即结构性语境中的个人活动的产物”(2006:95),它是包括材料和认知实践在内的“活动的条件和连续再生产的结果”。这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定义”(2006:91)。它考虑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观念，如果说“它们令人满意地阐释了……可观察的社会生活现
象”的话(2006:87)。奥斯维特(2006:86)的资源之一是阿多诺的社会概念。根据奥斯维特(2006:82-83)的看法，阿多诺无须“贬低……个人”便唤起了一种“不可知觉但却……决定着具体人类活动的……真实结构”,同时他还强调了“思想和现实的相互渗透”。通过把阿多诺的社会概念与唯心主义模式以及现实主义模式联系起来，奥斯维特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角度来看待阿多诺的概念以及它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潜在意义。
也许可以插入说一下的是，对于阿多诺社会学的连续的至关重要性的论证(不包括对它最有问题的成分的批评)最终认为，如果他的社会学工作——当然系于对资本主义交换社会的调查计划——被详细揭露出来的话，那么它将被证明是无关紧要的。阿多诺把资本主义社会设想为一个限制个人然而又是仅仅由个人再生产出来的结构，这个设想绝不是温和的，而是中介了两个极端。奥斯维特(2006:85)正确地指出，阿多诺“辩证的社会理论”试图“公平对待……矛盾的契机”。包含矛盾的观念反过来构成了界定社会现实的企图的麻烦资源。正如我在前面以及第一章所强调的，虽然阿多诺从理论上调查了支持经验现象的社会结构和机制，但同时存在的穷尽性或结论性阐释的努力却遇到了巨大的障碍。阿多诺关于无所不在但却始终难以捉摸的资本主义整体的社会学的主要贡献——或者说挑战——之一，看起来就是他证明了社会学家们在他们努力界定当代社会并阐释特定现象时所面临的困难。
有些学者意识到了阿多诺社会学所遭遇的两难困境，他们也许会把这些两难困境看作否认阿多诺社会学具有当代意义的理由。霍耐特(1991:61一62)强调，批判理论不能够“在经验上得到控制”。经验社会科学被当作一门“辅助学科”。然而，理论与此同时却采取了“否定论的转向”:它被“拒绝了……任何实证知识的主张”并且接受了“概念思维的一种自我批判的功能”。霍耐特宣称，阿多诺坚持《启蒙辩证法》所发展出来的历史—哲学论题。这些论题使得他把两样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一样是全部的经验科学和理论科学，另一样是文明的工具合理性对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控制与暴力统治，并因此使得他反对经验的以及肯定的理论知识。人们也许会进而得出结论说，阿多诺社会学的方法论僵局证明他的社会学工作没有能力对目前该学科中的辩论进行发言，而之所以造成这些僵局完全在于教条式地坚持20世纪上半叶所写的那些有待商榷的定理。
在回应霍耐特的论证之前，值得强调的是，对于阿多诺来说，社会学的“理论化”实际上是脱离经验研究而“相对自主的”(奥斯维特，2006:85),至少在某些分析步骤上如此。这无疑是他的工作对于今天像奥斯维特(2006:87)这样经验现实主义的对手的吸引力的一部分。它也是阿多诺和那些要求社会学—理论框架在经验上言之有理的当代社会学家们之间的一个潜在分歧点。尤里(2000b:21-22,27)出于有关移动、网络、花茎、茎节、流动的富有影响的“隐喻性”框架小心谨慎地提出了这个要求，这是他为一种21世纪的“超越于社会之上的社会学”而提议的。阿多诺分派给理论的一项任务是对社会现实在社会学上有着决定意味的方面进行分析，而这些方面是逃避经验观察的。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始终在经验上言之有理的标准将限制它们从事这项任务，因为一个框架越是声称代表不可观察的东西，它就越是容易被指控为经验上未加证实的。面对经验完全言之有理的标准，理论分析收回了对不可观察的东西的捕捉。相应地，阿多诺的交换社会理论——该理论被用于根据经验事实所没有表达的东西来解释经验事实——不必在其所有方面符合事实。“存在着社会学的定理”,他在回复波普尔时说道，“这些定理，作为对在外观背后运作的社会机制的洞见……与外表的矛盾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即它们不能够通过后者得到充分的批判”。对于超越直接经验把握的社会倾向的一种分析框架，社会整合理论“畏避测试”。“然而，实际上，能够在社会上得到观察的东西对于总体结构的依赖要比任何能够在特定的东西上得到无可辩驳和证实的发现更为有效，而且这种依赖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一种想象力的虚构”(PD 112—113)。事实上，一种理论配置越是译解材料的隐蔽内容，它就越是推翻材料表达现实的主张。从这个视角出发，“坚持事实”的要求就毫无道理地约束了对观察的理论设想，这些观察正是因为不能够揭示观察之外的社会语境而变得不值得信赖。重复一下阿多诺的公式，理论陈述越是“超越有限而直接的情境并……把它联系于基本社会条件，它们就越是有价值”(CoM103)。社会学需要作为反思实质的经验材料而存在，但是用来译解它的框架却能够“超出事实的东西之外”(SSI543),能够穿透材料的隐蔽维度，并且能够获得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视角，而这些视角对于观察来说是得不到的。当然，没有什么东西保护作为结果的陈述免于进一步的理论审查，以及因而免于重新面对经验资料。
霍耐特对阿多诺社会学中方法论僵局的描绘，尤其是认为其原因在于阿多诺坚持有关科学的工具合理性的论题的想法，是过分狭隘的。本章对这些僵局的重新陈述是：从阿多诺的社会学观点出发，观察和资料是不值得信赖的，并且容易受到理论的译解。而理论分析又总是不完善的、非结论的，甚至经常是矛盾的，因此要接受进一步的审查。正如我试图论证的，阿多诺把事实归结到理论审查，而把理论断言归结到进一步的考察，这样的归结主要是建立在对某些障碍的探究的基础上的，当前的社会条件为经验的和理论的社会学研究制造了这些障碍。这对于判断阿多诺社会学的持续相关性而言具有某些暗示作用。如果人们跟随霍耐特，那么只需要在一种狂暴的工具理性的概念下驳斥阿多诺的据称对所有科学思维进行顽固分类，就足以推翻阿多诺对经验和理论研究所做的批判，并使当代社会科学免于对它的任何进一步的关注。如果人们跟随我所提出的解读，那么若要平息阿多诺向今天那些从事经验和理论研究的社会学家们发出的警告，就要求社会学家们去证明他所强调的由社会造成的社会—科学问题并不存在——或者去解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