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1977级 郑宜
1979年年底的一天，系领导通知我，日本的索尼公司要来拍摄启功先生的纪录片(当时启功先生在日本的名气可能比在国内的还要大),而在拍摄书法课时需要一名助手协助启功先生，做些递书、擦黑板之类的事情，他们推荐了我。
进“棚”录制那天，我穿着自己唯一的蓝涤卡外衣(裤子和鞋都是向同学借来的),坐在一张摆放了一些书和书写工具的课桌边，不知道该做什么。
索尼公司的员工们来了，他们配合默契地支起摄像机、灯光架、反光板，调试了灯光……一切都有条不紊，操作熟练。虽然空间很小，但他们搬机器道具时毫无碰撞。现场没人说话，安静得很，使得平日里习惯了大声指挥的校方项目人员也只能用耳语交流了。
这时有声音出现，人们涌向门口，启功先生到场了。日本人向他鞠躬，他还礼，然后就走到灯光下、讲台前。有领导向他介绍了我，他马上说：“你来了，那太好了!我就不写板书了，你来写吧!”
我居然就答应了!现在想想，那时也太自信了吧!是出于对启功先生的尊重而不愿推辞，还是真心觉得我可以为他减轻一些劳累?总之，在启功先生开讲后，我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开始写板书了。其间，启功先生对我没有提示，也没有要求，完全把写什么的权力交给了我，这该是多么大的信任啊!之前，他曾看过我们的书法展，那时我也有一小幅字列在其中。
影像留存下来了，我为此感到欣慰。虽然我完全配不上做先生的助手，但还是参与了这段在书法爱好者中广为流传的视频的拍摄，并得以与心中最仰慕、最敬爱的人同框。这个经历真是弥足珍贵。
参观故宫和荣宝斋也是启功先生纪录片的拍摄内容。跟先生进了故宫，才体会到什么叫“平趟”。几乎所有日常不对公众开放的殿堂、院落及藏品库等，我们都可以跟着他进入。启功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的顾问，也是清朝皇室后裔，他对故宫内的建筑、藏品的熟悉程度几乎无人可比。
拍摄当然是走马观花式的走走停停，不管在哪里停下来，先生都可以将眼前的物件和建筑如数家珍地道来。记得有人问先生是如何认识金文、甲骨文的，先生答说：“这就像你从小住在一个地方，每天从你家门口出入，用不着别人告诉你你家在哪儿你也能认识一样，是从小就接触，熟悉了。”
去荣宝斋那天的事情大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个场景令我难忘。
当天启功先生非常高兴，几次说要请大家吃同和居。到了中午，来接人的中巴车不能将所有人都拉上，日本员工和职位较高的老师都上了车，剩下包括我在内的三人还没上车，车子就启动了。启先生站到后车窗那里，指着我们，看上去是在诘问他们，我看到车内的日本人也是一脸懵。校方没有交代我们应该在哪里吃饭以及是否可以报销饭钱。那时人们身上是没有多少钱的，像我这样没有钱的穷学生，如果不是还有两位电教科的老师，就要挨饿了。下午大家去荣宝斋继续拍摄，谁也没提中午吃饭的事。
毕业后，我虽留校做了教师，但和启功先生的接触并不多。在先生晚年一次生病时，我报名去做护理，和他聊了一些家常，有些话至今记得。
我们谈到老师和学生，启功先生就说他自己从不好为人师，他说：“在学校里，我教你，咱们是师生关系；等你毕业了，要是留在学校一起工作，咱们就是同事关系；你出去有了别的工作，咱们就是朋友关系。”
那天他问了两次关于熬玉米面粥的事，他问我：“你会熬玉米面粥吗?”我说会。“那你知不知道怎么才能让粥里不起疙瘩?”我说了我的方法。他后来又问了我一次同样的问题，看来他家里人做的玉米面粥里常有疙瘩。
我一直想为启功先生做点儿什么,但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我喜欢编织钩针什么的，常常买一些毛线。那天我就带了一团紫色的毛线，现场给启功先生钩了一顶毛线小帽，他戴上帽子很是可爱，我心里也很满足。后来我看到启功先生戴着那顶小帽在不同场合拍下的照片，感觉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