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尼采

三、尼采的自我超越过程

字体:16+-

以精神三段变化的教育过程观考察尼采,我们发现尼采本人经历了一个由“天才崇拜的时代”(崇拜叔本华和瓦格纳),到“否定的时代”(敌基督、驳叔本华、驳瓦格纳),再到“创造的时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瓦格纳去世)的自我教育和自我超越过程。

(一)天才崇拜时代的尼采

尼采的精神转变为骆驼的阶段,大约在1870年至1876年间。在这一阶段,尼采极为崇拜哲学家叔本华和艺术家瓦格纳。《悲剧的诞生》(1872)和《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1876)等,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

早在1865年10月,21岁的尼采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古典语文学专业时,就阅读了叔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立刻就被叔本华的思想观点所深深吸引,从此便认定叔本华是自己的精神导师。1869年11月,尼采在莱比锡结识了日后对他的思想和精神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另一位人物——瓦格纳。

在《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尼采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崇拜和敬仰之情。他的教育思想也明显受到这两个人物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尼采将论战的矛头对准了“理论家”、对准了19世纪的学者,对准了德意志精神的贫困化。他认为,在德意志精神中找不到力量,找不到充实的生活和天才的创造性了。整个德意志教育充满了单调、机械、无聊的特征,在军国主义和职业技术主义的钳制下,德意志教育走向了颓废和衰落。

尼采认为,当时的德国处于一个偏狭平庸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勉强忍受。没有人对他追求的伟大风格和教育理念感兴趣,没有人哪怕仅仅以千分之一的热情和痛苦来对待他和他的思想,他只能在叔本华和瓦格纳那里找到思想的慰藉。对此,他有着常人难以体验的切肤之感。

为了能以25岁的年纪构想出《悲剧的诞生》,一个人必须已经对自身中的一切作多少体验啊!

我从未抱怨我无法形容的匮乏:决不听一种类似的声音,决不受相同的痛苦和意愿。

我自己知道,在任何文献中都没有具有此种丰富心灵经验的图书,而且从最伟大的直到最细微和最精巧的东西都是如此。除了我,没有人能认识和弄懂这一点,原因在于以下事实,即:我注定要在一个蠢材发达的时代里生活,而且还是在一个民族中间,这个民族在一般心理事物方面还缺乏任何预备性训练(那是席勒和费希特严肃对待过的一个民族!!)。[[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56.]

尼采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蠢材发达的时代,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民族是一个在一般心理事物方面还缺乏任何预备性训练的民族。对他来讲,在这样一个时代和民族中生活,是命中注定的,因此,他从不抱怨任何匮缺和贫乏。他勇敢坚毅地生活着,并且已经对自身中的一切产生非常深刻的体验,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心灵经验。这一时期的尼采愿意像骆驼一样跪下来,心甘情愿地将最重的负荷扛在肩上。

《悲剧的诞生》是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开始酝酿,最终于187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希腊人的种种随想的著作,也是尼采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中最健壮、最优美、最令人羡慕、最富人生魅力的种类,这些希腊人——怎么了?偏偏他们需要悲剧?而且——还需要艺术?希腊艺术有何功能?”[[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赵登荣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3.]在这本书中,尼采获得了两项根本性的发现,一是对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现象的认识,二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

在尼采看来,把握狄奥尼索斯现象,是通向古希腊悲剧诗人的一把金钥匙。什么是狄奥尼索斯现象呢?就是肯定生命,甚至肯定生命的最陌生和最棘手的问题的一种现象。在尼采看来,古希腊人需要悲剧决不是因为他们贫乏、病弱、悲惨、可怜,恰恰相反,古希腊悲剧神话是一种因幸福舒适、健康无比、生活充实而生发的对于生活中的艰辛、恐怖、邪恶、疑难问题的理智的偏爱,是一种来自充盈和超充盈的、天生的、最高级的肯定,一种无保留的肯定,对生命本身一切疑问和陌生东西的肯定。尼采认为,悲剧的诞生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摆脱恐惧和同情,为了用激烈迸发来摆脱危险的冲动,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同情,成为生命本身的永恒快乐。

此外,尼采在这本书中还首次认识到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用“理性”对抗本能,而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借助苏格拉底问题,尼采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伦理道德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回答就是,道德本身就是颓废的象征,是对生命的诽谤和敌视。

尼采以“致理查德·瓦格纳”作为《悲剧的诞生》的前言,并在前言中热情洋溢地称瓦格纳为“我尊敬的朋友”,明确指明将此书献给“我的这位走在同一条路上的高贵的先驱者”。由此可见,当时的尼采对瓦格纳的崇拜之情。

《不合时宜的沉思》由四篇论战性论文组成,第三篇名为“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在这篇文章中,尼采称叔本华为“应当夸耀的一位导师和教化大师”、“梦幻中的那个作为教育者的哲学家”,认为他可与法国著名哲学家和作家蒙田相媲美,并表示愿意成为叔本华式的人物。

(二)否定时代的尼采

大约在1876年至1882年间,尼采的精神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开始由骆驼变成了狮子。这一阶段的尼采逐步在哲学上否定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在艺术上则彻底与瓦格纳的观众艺术观分道扬镳。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漫游者及其影子》(1880)、《曙光》(1881)和《快乐的科学》(1882)等。

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一天,——那是在1876年,我产生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蔑视和洞见:而且从那时起,对所有这些美好的愿望,我都无情地不予理会,那原是我青年时代所钟情的愿望。”[[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80.]尼采这里所说的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愿望,就包括他在青年时期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沉思》中所表达的对于两位精神导师的无限崇拜和敬仰的心愿。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尼采是一个狂热地跟在叔本华和瓦格纳背后亦步亦趋的骆驼形象,那么,这一阶段的尼采已经开始反思和讥嘲自己,由惟命是从的骆驼变成了发号施令的狮子。

当我过去把“不合时宜”一词写在我的书上时,在这个词上传达出多少青春、无经验、冷僻啊!现在我明白,带着这样一种哀叹、热情和不满,我恰恰因此属于现代人中最现代的。[[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94.]

是什么原因促使尼采在1876年突然间发生了精神的第二次飞跃性转变呢?导致尼采的精神由骆驼阶段变成狮子阶段的转折点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尼采因严重疾患辞去大学教职,二是对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否定,三是对瓦格纳教会化的反感。

1.身体疾患使自我重现

1869年2月,不到25周岁的尼采被破格受聘于巴塞尔大学,出任古典语言学教授。尼采本人对于自己的教学效果还是极为满意的,在其自述《瞧!这个人》中,他曾非常自豪地说:“在巴塞尔讲授高年级希腊文的七年中,我从未借故惩罚过学生;在我的班上,连最懒惰的学生也变得用功了”。[[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4.]如果不患病的话,说不定尼采很可能像康德一样一生生活在大学中,从事古典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了。然而,病痛一直在折磨着他。在他36岁那一年,尼采的身体状况糟糕到了极点,他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重度的消化系统衰弱引起了全面的机能衰退,持续的头痛和严重的眼疾已经使他难以看清三步以外的东西,几乎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1879年,病重中的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

在生命的低潮期,在生命中这段最最暗淡无光的日子里,尼采的头脑却极度清醒,思维也极为缜密,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反思,极其冷静地思考了许多在健康情况下不会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尼采开始了对他的人生、他的精神和他的精神导师的重新审视。这样,长期的疾患就成了上天对于尼采的丰富馈赠,它给了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和一双颠倒乾坤的大手。

正像他后来在《权力意志》中所言,此时尼采觉得自己以前的生命和精神难分难解地被禁囿于语文学和教学活动中了——被禁囿于生命的一个偶然事件和权宜之计中了。严重的疾病恰恰给了他从平庸生活中脱身的机会,也给了他精神转变的强大动力。

一个典型病态的人是没有办法康复的,更谈不上自我康复了;反之,对于一个典型的健康的人来说,病患甚至可以成为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成为促使生命旺盛的刺激物。实际上这就是今天浮现在我眼前的漫长的病患岁月。我好像重新发现了生命,也发现了自我。我品验了一切美好乃至微不足道的东西,通常是轻易品验不到的——从自身要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愿望出发,我创立了我的哲学……我生命力最低下之日,也就是我不再当悲观主义者之时。因为,自我再造的本能禁止我创立一种贫乏的和泄气的哲学……[[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1.]

在尼采看来,让心灵摆脱怨恨,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长期的病患使他摆脱了怨恨,理解了怨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由衷地感谢自己长期的疾患。当然,他也明确指出,“疾病乃是一种强大的兴奋剂。只不过,为了消受之,人得足够健康”。[[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304.]从此,尼采的哲学便开始向复仇感和怨恨感宣战了,开始攻击“自由意志”学说,而向基督教宣战只是由此产生的一个个别现象,否定叔本华和瓦格纳就更是顺理成章了。

2.摆脱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尼采提出了重建文化的概念的使命,并且提出完成这一使命的两个典型的不合时宜的人物——叔本华和瓦格纳。当时的尼采还将叔本华和瓦格纳看作两个极端自爱和自我训育的形象,提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教育问题,即通过一个新的自我驯养、艰苦的自我防御,走向一条通往伟大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使命的道路。

然而,1876年前后,尼采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叔本华的否定生命的意志概念。后期的尼采断然与叔本华决裂,从根本上否定并摆脱了叔本华身上特有的一种悲观主义精神倾向。

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我的本能所谋求的东西乃是与叔本华相反的,那就是要为生命辩护,即使在生命最可怕、最模糊、最具欺骗性的现象中:——对于后者,我已掌握了“狄奥尼索斯”公式。[[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05.]

尼采认为,叔本华亦然耽于道德基督教的理想中,依然深深地受制于基督教价值,依然囿于那种应该受到诅咒的、目光短浅的善恶二分观念,以至于当自在之物不再是“上帝”之后,他便将其认定为恶劣的、愚蠢的、卑下的了。正因如此,叔本华把高等的理智理解为一种对意志的解脱,他不愿意看到对道德偏见的摆脱,不愿意看到天才的典型的非道德性特征。与此相反,他人为地把自己所尊重的东西即“非自身化”的道德价值,设定为最具精神性的活动的条件即“客观”观察的条件。

这样一来,叔本华就不能理解不同存在之可能性的无限多种方式,甚至是上帝存在之可能性的无限多种方式。而叔本华的道德偏见则最终导致了他的悲观主义态度以及对生命的彻底否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称叔本华其实最不懂得“意志”。

与叔本华相反,尼采则要为生命辩护。在尼采看来,生命可能正像叔本华所认为的那样充满了偶然、荒诞、无意义,甚至是可怕的和丑陋的,但他并不因此而否定生命。相反,他要用“狄奥尼索斯”式的精神对待生命,即使在生命最可怕、最模糊、最具欺骗性的现象中,他也要为生命辩护。这样,他就开始与生命悲观主义的叔本华分道扬镳了。

3.与教会化的瓦格纳分手

即便是在有意识生命的后期,尼采也对瓦格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承认自己对瓦格纳曾有过高度的热爱和尊重,胜过其他任何人。

那么,瓦格纳曾在哪些方面吸引了尼采,以至于使他成了瓦格纳的最初信徒呢?尼采最欣赏瓦格纳的乃是他以自己的艺术和风格所支持的反基督的美好部分。然而,1876年8月,尼采在受邀出席了瓦格纳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的演出后,情况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尼采成了全体瓦格纳信徒当中最失望者。从此以后,尼采开始彻底与瓦格纳分手。

对理查德·瓦格纳,我曾有过高度的热爱和尊重,胜过其他任何人;而且,倘若他最终并不具有糟糕的趣味——或者一种可悲的强制性——,与一种对我来说不可能的“精神”品质同流合污,与他的追随者即瓦格纳信徒们同流合污,那么,我就毫无理由在他有生之年就向他告别了;他是当今所有难以认识的人物中最深刻和最冷静的、也是最受误解的,与之相遇比其他任何一种遭遇更有益于我的见识。[[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2.]

推翻自己心中的偶像非常困难,无论这个偶像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还是一个具体的人物。把偶像推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自己内心中把自己作为一个偶像崇拜者的形象推翻的过程,是一个摆脱依赖,发现自我的过程,而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瓦格纳曾是尼采高度热爱和尊重的一个偶像,是当时所有难以认识的人物当中最深刻和最冷静的一个。是什么原因导致尼采在瓦格纳有生之年就与他彻底决裂了呢?是什么样的事件给尼采带来这样巨大的勇气,使他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心中的偶像推翻在地呢?

应该说,瓦格纳在187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上的表现,是最终导致尼采与瓦格纳彻底决裂的导火索。在这次音乐节上尼采发现了瓦格纳身上具有一种“糟糕的趣味”,并开始与庸俗的“精神”品质同流合污,与所谓的瓦格纳信徒们同流合污了。尼采这里所说的“糟糕的趣味”、庸俗的“精神”品质,指的是瓦格纳身上具有的“德意志狂和半拉子教会气”。[[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93.]在尼采看来,瓦格纳是在前所未有地适合于成为异教徒的时候,却成了基督徒。要知道,这些都是与尼采最格格不入的东西,也是尼采最不能容忍的东西。这样看来,尼采与瓦格纳的彻底分手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与瓦格纳彻底决裂了,但是,直到晚年尼采都一直坚持认为,与瓦格纳的相遇比其他任何一种遭遇更有益于他的见识。在尼采看来,瓦格纳事件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是分析和认识现代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个案。

当然,瓦格纳艺术观的转变也是导致尼采与其分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尼采看来,此时的瓦格纳已经由追求艺术家的艺术转变为追求观众的艺术,由追求以质取胜转变为以量取胜。他认为,瓦格纳艺术是对病态的需要、对残酷的需要以及对无辜(即痴呆)的需要的三种最时髦的需要之间的一个妥协。这种艺术因力求统一性的意志,通过刺激观众产生持久且强烈的情绪而对其施暴,但却无能于着眼于作品本身的伟大品质的提升。

从尼采的教师观来看,他对于两位精神导师的背叛,恰恰证明了这两位导师的教育成功。在尼采看来,一个伟大的教师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够也只能培养出一个背叛他的学生。他主张在两个主体和两个自我之间建立师生关系,开展教育活动和过程。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保持自我,不能因渴望热爱学生、献身教育,而成为教育的附属,成为学生的奴仆,从而丧失自己的自我以及人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同样,学生也要在教育过程中保持自我,不能因崇拜教师、依赖教师,而成长在教师的羽翼下,生活在教师的背影中,从而丧失自己的自我和独立性。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尼采对于叔本华和瓦格纳神圣否定,既成就了叔本华和瓦格纳的教师伟业,也为尼采发现自己、破茧成蝶,实现精神的第三次飞跃奠定了基础。

(三)创造时代尼采

1883年至1889年是尼**神发展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在这一时期,他的精神由狮子跃升为孩子,由神圣的否定阶段转变为神圣的肯定阶段。精神的神圣肯定阶段也就是尼采的创造时代。这一时期的尼采极为多产,尤其是在他1889年1月精神崩溃的前两年,尼采进入了一个创作的高峰期,使得他的思想臻至成熟,独创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时期,尼采的主要作品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之彼岸》(1886)、《论道德的谱系》(1887)、《瓦格纳事件》(1888)、《敌基督》(1888)、《瞧!这个人》(1888)、《尼采驳瓦格纳》(1888)、《偶像的黄昏》(1889)和《权力意志》(1885-1889)等。

尼采的新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结尾部分完稿时刻,恰巧在理查德·瓦格纳病逝于威尼斯期间,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尼采时代的到来,标准着尼采创造时代的开始。

1881年8月的一天,尼采在穿过希尔瓦波拉纳湖边的林带时,查拉图斯特拉的典型突然袭击了他,永恒轮回的思想在他心中油然而生。正如海德尔格尔所言,查拉图斯特拉是尼采用以宣讲永恒轮回思想的教师。什么是永恒轮回?就是肯定一切。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位最善于肯定的人,但他的每一句话却都意在否定。

恬适的性情、轻捷的步伐、无所不在的恣虐和放纵以及其他一切对查拉图斯特拉这类人来说比较典型的性格,向来无人梦想过,而这些东西乃是伟人的本质。查拉图斯特拉就是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在同敌对者的和解中,认为自己就是一切存在物的最高典型的。[[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80.]

查拉图斯特拉的性格特征难道不正是尼采的性格写照吗?查拉图斯特拉的使命不就是尼采的使命吗?这种狄奥尼索斯式的使命促使尼采像一切创造主一样坚强地举起坚硬的锤子,向人这块丑陋的石块锤去,以便在乱石飞溅中雕琢出最美的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