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早期欧洲自然形成的大学如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不同，德国大学是各德意志城邦意志的产物。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自发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具有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各项传统。与之相比，德国大学产生较晚，并从一开始便处于国家意志的掌控下。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发展成为强有力的德意志帝国，中央权力较为孱弱，实力雄厚的各地方诸侯们往往出于政治统治和控制臣民的思想意识，以及炫耀自己实力的目的，纷纷建立自己的大学。
到了18世纪，新兴的君主制邦国出于统一国家，强化臣民思想控制的需要，更是不断将大学置于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大学原有的许多传统自治权利更是丧失殆尽，国家权力全面介入大学的教育教学、人事财政等各个方面，使得大学完全成为了政府的附庸。此时，德国大学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培养具有各种实用知识的官吏，被称为培养“国家臣仆的学校”。
进入19世纪以后，德国大学受制于国家的特征也没有根本改观。1807年，第一次普法战争失败后，普鲁士一半以上的国土被法国割去，法军进驻首都柏林。由于战败、割地等原因，普鲁士丧失了包括著名的哈勒大学在内的七所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国王决定接受哈勒大学校长的建议，在柏林重建大学，当时提出重建大学的主要理由就是：“国家必须用脑力来补偿在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德国建立后来闻名于世的柏林大学的初衷，就是让它为普鲁士的复兴以及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服务。
后来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包括德国大学在内的德国教育基本上完成了国家赋予它们的使命。当第二次普法战争胜利后，普鲁士元帅毛奇曾经自豪地说：“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在德国人都在为自己的特有教育体制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时，尼采却对德国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和国家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提出了猛烈的攻击和批判。
（一）德国高等教育的迷失
尼采认为，德国的高等教育受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和职业主义的侵蚀，已经丧失了其根本目的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所需的手段。在尼采看来，德国高等教育将“德意志帝国”作为目标，在丧失了教育和教养这一根本目的的同时，也丧失了以教育家作为高等教育目的的手段的可能性。他指出，“在德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目的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教育，教养是目的自身——而不是‘帝国’——，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教育家——不是文理中学教师和大学学者——可人们忘了这点……”[[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4.]
在《权力意志》中，尼采用他那特有的文风描绘了迷失目的和手段后的德国高等教育的种种乱象。
学会忍受这种无聊、单调，而且不光是忍受，也要学会看到这种无聊为某种更高的刺激所围绕：这就是迄今为止所有高等教育事业的任务。学会某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而且就在其中，在这种“客观的”活动中感受到自己的“义务”；学会把欲望与义务相互区分开来加以估价——这就是高等教育事业不可估量的使命和成就。因此，迄今为止的语文学家自在地都是教育家，因为他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迈向卓越的单调活动的典范：以他为旗帜，青少年学会了“死记硬背”，这乃是他们将来机械地、优异地完成义务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作为国家官员、丈夫、办公文秘、报纸读者和战士）。[[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526.]
如上所述，在尼采看来，德国高等教育的迷失既体现在教育目的方面也体现在教育手段方面。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高等教育目的方面，德国已经放弃了教育和教养的根本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帝国利益”。德意志帝国所主张和宣传的“德国！德国！德国高于一切！”思想正是导致高等教育目的迷失的根本原因。随着教育目的由“教育和教养”转移到“帝国利益”，德国高等教育的使命和任务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高等教育的任务变为教会学生为了帝国利益，忍受各种单调无聊的训练；教会学生压制个人的主观欲望，以完成各种职责和义务。
在尼采看来，丧失教育和教养目的的所谓德国“高等学校”事实上做到的，根本不是进行“高等的教育”，而只是在进行一种“残忍的训练”，是为了以最少的时间支出，让大批青年男子能够最好地被使用，能够被利用来服务于国家。
其次，在高等教育手段方面，德国缺乏那种自我培育而成的教育家，取而代之的是文理中学教师和大学学者。德国高等教育在手段方面的迷失是其目的迷失的必然结果。一个以帝国利益为根本目的，以职业和技能训练为主要任务的高等教育，必然要任用那些缺乏独立思想、方法机械简单的人作为教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戏谑地称，“迄今为止的语文学家自在地都是教育家”。这是因为，语文学家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迈向卓越的单调活动的典范，他们做教师肯定能够成功地教会学生学会死记硬背、机械呆板，以便为学生们将来机械地、优异地完成各项义务打下扎实的基础，从而高效地、出色地完成高等教育的任务。
在尼采看来，缺乏有思想的教育家这一教育的首要前提，是导致德国高等教育和德国文化的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符合尼采高等教育观所需的教育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他们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产生呢？尼采认为，高等教育所急需的教育家应该是深思熟虑的、高贵的思想家，而不是目前在德国文理中学和大学中作为“高级保姆”展示给青年人的那些“博学的粗汉们”。那些“粗汉”只会通过死记硬背的训练，将学生训练为一个毫无个性和创造力的，只知道机械地、优异地扮演国家官员、丈夫、办公文秘、报纸读者或战士等角色的人。与之相反，作为高等教育家的高贵的思想家会时时通过他们的言语或者沉默表现出一种成熟的、甜美的文化，从而帮助受教育者发现自我，丰富和提升他们的生命力。
尼采认为，德国高等教育急需的这种高贵的思想家只能通过自我培育而成。为什么不能通过学校教育来培养呢？尼采之所以坚持教育家应该由自我培育而成，既与他对德国教育的成见有关，也与他的基本哲学主张有关。一方面，尼采对德国教育极为失望，不信任它能够培养出具有独立思想并能深思熟虑的高贵的思想家。另一方面，尼采基于权力意志的哲学思想主张人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动物，人的自我完成最终只能依靠自己，即所谓“自己造就自己”。因此，尼采特别强调人的自我教育，如前所述，他甚至主张教师的使命就是让自己变得多余。
总之，尼采极力反对德国高等教育在目的和使命方面的双重迷失，反对为了帝国利益，而将训练学生成为机械地完成各种外在义务的缺乏独立自我和鲜活生命力的“义务人”。在他看来，完成这样一个目的和任务的德国高等教育必然是单调和无聊的，为了让学生学会忍受这种单调和无聊，它们就会将其与某种“高尚的”义务相联系，学会把欲望与义务相互区分开来加以估价，并让一些极其单调乏味的所谓“学者”作为教育者。在尼采看来，这就是当时德国高等教育的现状，而改变这一现状的措施之一就是要重新恢复高等教育的教育和教养目的，任用真正的思想家作为教师，并以其作为手段实现高等教育的这一根本目的。
（二）以平庸为准绳的德国高等教育
尼采认为，德国高等教育丧失了教育和教养的高贵目的，变成了职业养成所，处处盛行着一种不体面的匆忙。古典教育的彻底失败在使青年人青春虚度的同时，也进一步地加剧了德国大学的平庸化。
1.高等教育盛行一种不体面的匆忙
尼采对以职业训练为主要目标，忽视自由教育的德国高等教育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认为这种高等教育放弃了对更高类型的人的培养，从而导致高等教育蜕变成了职业养成所，并最终导致了“高级文化”的没落。
在今日德国，无人再具有给予他的孩子们一种高贵的教育的自由：我们的“高等的”学校，及其教师，教学计划和教学目标，全部以最暧昧的平庸作为准绳。到处盛行着一种不体面的匆忙，似乎一个23岁的年轻人倘若尚未“结束”，对于诸如“什么职业”那样的“主要问题”尚无答案，就是耽误了什么。——恕我直言，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自己负有使命……他有时间，他不慌不忙，他根本不考虑“结束”，——在高级文化的含义上，30岁的人是个初学者，是个孩子。[[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6.]
可以看出，尼采的高等教育观是一种传统人文主义的自由教育观。在他看来，高等教育以职业为导向，只能导致高等教育的教师和受教育对象的选拔降低标准，导致高等教育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以平庸为标准，否则，就会有大量的受教育者不能按时完成学业。
在尼采的眼里，高等教育完全应该是一种精英的闲暇教育，应该坚持高标准的选拔和教育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其“高等的”本性。对于这样的高等教育而言，23岁就匆忙地结束学业去从事某种具体职业，实在是委实太早。在他的高等教育理念下，30岁的人还只是一个初学者，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孩子，根本不能急于就业，而应继续留在高校里，在高级文化的长河中从容地自由徜徉。
2.古典教育违背了教育的最高原则
尼采认为，德国高等教育的平庸性不仅体现在其明显的职业养成取向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古典教育的彻底失败上。
在这些朝气蓬勃、如饥似渴和热情洋溢的年代里，我们的教师本应教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然而他们却只是向我们传授“古典教育”！在这些如火如荼的年代里，我们却不得不死记硬背关于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他们的语言的残缺不全的知识，使我们苦不堪言，完全违背了一切教育的最高原则；只有饥饿才有权决定食物！[[德]尼采.曙光[M].田立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134.]
在尼采看来，失败的古典教育使德国的优秀青年人永远失去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因为古典教育并没有使青年人从古人那里学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些受过古典教育的青年人既不能像古人那样写作和说话，也不能像古人那样优雅骄傲地举手投足；既不能像古人那样研习剑术辩证法，也不能像古人那样角力、投掷和拳击；既不能像古人那样训练对美德的践行，也不能像古人那样进行道德沉思、道德批判，更不能像古人那样敢于对某种道德生活进行严肃勇敢的尝试；既不能像学习现代语言那样学习古代语言，也不能像一种古代的精神那样来超越生活的目标。
“一年又一年的寒窗之苦没有为我们换来任何一点真正的能力和新的本领，而只是换来了一大堆关于人们曾经一度能够知道些什么的知识！而且是多么肤浅的知识！”[[德]尼采.曙光[M].田立年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135.]尼采认为，这种错误的、失败的古典教育非但丝毫不能起到积极的效果，而且还将一种古典的狂妄无知和怀疑拒斥教给学生。
在尼采看来，以希腊人为代表的古代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作为其生活反映的词汇和概念，看似简单明了、确实易懂，实则极难理解，甚至无法理解。然而，许多从事古代教育的教师们，却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了古代。古典教师的这种错误认识要么是出于一种不负责任，要么是出于一种自以为是和狂妄无知。
由这样一些不负责任的、狂妄无知的古典教师，带着那些年幼无知的孩子在古代人的生活及其文化中东碰西撞，根本不可能产生对于古代事物的一种应有的敬重感和敬畏感，反而会产生一种对古代事物的敌视和反感，一种由于过于熟悉而产生的几乎不可磨灭的巨大的反感。这些古典教师在把自己的狂妄无知传递给了学生的同时，还传给了他们一种怀疑，使他们觉得古典教育对于人生发展毫无裨益。带着这样一种怀疑、敌视和反感进入大学的德国优秀青年们，不可能从大学教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追求卓越的志趣和能力，只能自甘平庸。
（三）德国大学：精神本能枯萎的温室
尼采认为，德国精神不仅变得越来越粗鄙和浅薄，而且更为可怕的是，在精神方面德国原有的严肃、深沉、热情，都正变得每况愈下。在他看来，德国大学应在很大程度上为德国精神的没落负责，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枯萎生命本能的温室。
尽管尼采1879年对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职，但他一直不断地通过阅读大学的出版物，来了解德国大学的情况。根据他对德国大学的了解，他认为，德国大学中的学者们在精神方面已经变得极为荒芜、自满和冷淡，彻底变成了科学的奴隶，完全丧失了精神的自由。
1.科学的非精神化窒息精神本能
自从1873年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首次将戴维·施特劳斯称为“教育俗物”，并明确反对狭隘的知识庸人以来，尼采一直致力于揭露科学活动的非精神化影响。在他看来，科学巨大的势力及其在大学中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得每位个人都被迫接受一种严酷的“希洛人制”，即科学奴隶制。这种科学奴隶制，在将每一个人都变了科学的奴隶的同时，戕害了人的精神自由，使精神缺乏深沉和热情，变得浅薄和冷淡。
由于大学受到科学活动的非精神化的严重影响，因此，那些具有完满、丰富、深沉之天性的学生，就再也不能找到适合于他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再也不能找到适合于他们的教育者。在尼采看来，科学的强势发展导致了碎片式的人性论的泛滥，培养出了大批没有文化的、自负的“单面人”，从而加速了高级文化没落。“我们的文化遭受的苦难，莫过于自负的游手好闲者和零碎不全的人性论的泛滥；我们的大学，违逆意愿地是这类让精神之本能变得枯萎的真正的温室。整个欧洲已经对此有所了解——大政治骗不了任何人……德国越来越被视为欧洲的平淡乏味之地。”[[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1.]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由一个培育自由精神的温室变成了一个枯萎精神本能的温室。
2.教育政治化和康德哲学侵蚀精神本能
在尼采看来，教育政治化和康德哲学是德国大学中侵蚀精神本能的又一股重要力量。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借助博士口试中的问答对话，对德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强烈政治化倾向以及康德哲学的不良影响进行了揭露和嘲讽。
出自一次博士考试。——“一切高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把人弄成机器。——“其方法是什么？”——他得学习让自己感到无聊。“怎样做到这点？”——通过责任的概念。“谁是他这方面的模范？”——那个语文学家：他教人死记硬背。“谁是完美之人？”——国家官员。“哪一种哲学为国家官员给出最高级的公式？”——康德的：国家官员作为自在之物被任命为法官，审判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3.]
尼采认为，德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人训练成为服务于帝国政治的一台高效的机器，甚至训练成一台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借助于康德哲学中的责任概念。康德将责任理解为人在没有外界奖惩的情况下的一种自由行为，是一种善良意志自身的条件。在康德的责任概念中个人倾向和意志被彻底排除，责任完全被理解为人的一种被感召状态。
在尼采看来，德国高等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去利用人，并且尽可能地使人接近于准确无误的机器。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就必须将人用机器的德性武装起来，即必须教人学会把机器般有用地劳作的状态感受为最高价值的状态。而德国大学正是通过对康德哲学中的责任概念的利用，实现其将人变成机器的教育目的。在德国大学中，服务于帝国被宣传成为一种神圣而崇高的责任和义务，成为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教育目的，像语文学家一样的教师们，通过他们机械、单调、无聊、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教学生学会对学习和自己感到无聊。久而久之，这种教育将会导致精神本能的枯萎。
通过对于“完美之人”的考问和对答的描述，尼采对康德哲学进行了更为辛辣的嘲讽。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自在之物”与“现象”进行了区分，而尼采则将这一区分用到了嘲讽德国对完美之人的培养上。康德哲学为国家官员给出了最高级的公式：具有想象的可能性的、绝对完美的国家官员，（也即“作为自在之物的国家官员”）作为法官，来审判相对不完美的现实中的国家官员（也即“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在尼采看来，这其实不过是想让作为自在之物的国家官员发挥典范的作用，来培养作为现象的国家官员，试图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3.三大“麻醉剂”扼杀精神本能
尼采认为，除了科学活动的非精神化、教育政治化以及康德哲学对德国大学的影响之外，还有三大“麻醉剂”在德国大学中肆虐，侵蚀着德国精神。尼采这里所说的三大“麻醉剂”指的是酒精、基督教和德国音乐。
没有一个地方像在这里一样，欧洲的两大麻醉剂，酒精和基督教，如此堕落地被滥用。近来甚至有第三样东西加入，单凭它，精神那所有精妙果敢的灵活性就能被扼杀。这就是音乐，我们那受梗阻的和起梗阻效应的德国音乐。[[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9.]
在尼采看来，酒精和基督教作为流行于整个欧洲的两大麻醉剂，近千年来一直更加疯狂地肆虐于德国。在德国大学中，大学生社团中酒癖泛滥成风。啤酒，这个“妩媚的褐色美人”，造成了德国青年精神的慢性堕落，在他们身上根本感受不到精神性的第一本能，即精神的自我保存本能。尼采认为，德国的第一个无神论者戴维·施特劳斯就是因酒癖而堕落成了“啤酒店福音”和“新信仰”的作者的。
其实，尼采本人从儿童时代就已经有了饮酒的经历，后来由于年轻男人的虚荣心作祟以及对葡萄酒的误解，还逐渐形成了饮酒的“恶习”。然而，人到中年的尼采对于酒精没有任何好感，尤其是晚年的他更是不时地强调自己“决不喝酒”，因为喝酒容易导致情绪的败坏和精神的堕落，容易将生活搞成一片“苦海”。
酒精对我有害，一天一杯葡萄酒或者啤酒就完全足以像叔本华那样把我的生活搞成“苦海”，这一点我也明白得稍稍迟了些，——其实我从儿童时代起就有所经历了。毛头小伙子时，我相信喝酒和抽烟一样一开始只是青年男子的[虚荣、吹嘘]，后来就成了一种恶习。也许这也要归咎于瑙姆堡的葡萄酒。——相信葡萄酒令人开心，为此我或许必须成为基督徒，可以说、可以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荒谬。十分稀奇的是，通过强烈稀释了的、哪怕那么小罐头的酒，会造成一种极端的情绪败坏，这时候，我几乎对烈酒麻木不仁。而在喝水手型的格罗格酒时，人们至少会把我弄翻。……可后来，人到中年，我决定越来越严格地反对一切“含酒精的”饮料了。[[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407-1408.]
在尼采看来，德国音乐的“美好的旧时代”在莫扎特那里就已经歌唱完毕，逐渐逝去了。贝多芬是一个在不断破碎的、旧的、软弱的心灵和一个终归要到来的太年轻的心灵之间的事件，在他的音乐中闪烁着永恒的丧失和永恒的奢望的微光。如果说莫扎特是欧洲音乐传统的伟大兴趣和风格的尾声，那么贝多芬就是这个风格转变和断裂的尾声，之后的德国音乐就都属于浪漫派了。浪漫派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是第二流的，只会在剧院和群众面前受到认真对待。由于舒曼陶醉于安静的抒情诗和情感嗜好，德国音乐遭到了最危险的威胁。从此，德国音乐不再是欧洲灵魂的呼声，而下降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事件。
如前所述，尼采对基督教对于精神本能的扼杀作用也有过详细的论述，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