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私塾
私塾生活是陈鹤琴童年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光绪十八年(1899)正月十六，陈鹤琴上学了。那时他8岁，实则不过7岁。王星泉先生是他的“开笔”先生。上学有一定的礼节须遵守：一是祭菩萨；二是上学(包括拜孔子、拜先生等);三是祭祖；四是请先生吃饭。这表示儿童上学是人生中一桩重要的事情，也是人生中一桩很有趣味而且值得纪念的事情。
私塾里的教学法与学校里的大不相同。每天上午八点左右，学生走到书馆，先向孔子神位一拜，拜了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就开始朗读昨天所上的一课。先生来了，学生就一个一个地把书拿过去，放在先生的方桌上背给先生听。旧书背完了，先生给上新书。先生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一节念完了，先生在一节末尾的一个字旁加一个红笔圈，以作记号。
学生就把书拿回去，放在自己的桌上朗朗诵读，身子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若是念得口干，停止了，先生把戒尺示意性地敲敲。学生一听见戒尺声又朗朗诵读。到了十一点半，先生说：“放学了。”学生就把书包折好，向孔子神位作一个揖，鱼贯而出各自回家了。午饭一吃，不到一点钟又去上学了。下午要写大字。学生一到书馆，就把书包打开，把纸拿出来写。开始写字的时候，先生把着手写，同时告诉学生字要怎样写。撇要怎样撇，才会有力；横要怎样横，才会不曲。先生把了几天，便由大一点的同学代先生把着写，等到学生稍微有点会写了，才让自己写。描写的是石印的描红字。一年后，描红字不写了，写印格了；印格学了之后，就临碑帖了。
字写好了，学生就把上午所上的新书朗朗诵读。那时先生用红珠笔改字，字写得好，加一个红圈，写得特别好的，加一个双圈，写得不对的，加以改正。写得不好的，加一横，若写得太差了，就加一个×。
到了四点钟，放晚学了。先生把字纸一张一张地发还给学生。若是“红蛋”,即红圈“吃”得多，心里就很高兴。若“甘蔗”即红直，红×吃得太多，先生还要把学生“关晚学”。放学回家时还要向孔子神位作揖。
若在夏天，天日很长，天气又热，那下午写字之后，就对“对子”。对对子是做诗的初步，对对子也很有味儿。
对完对子，学生就要游戏了。游戏在私塾里是绝对禁止的。但学生对对子的时候，先生大概是睡午觉的。但先生不到寝室去睡而是躺在书房里。因此小孩子就不能任意大声游玩，只能做一些静的游戏。
两种游戏，是学生最喜欢玩的。一种叫做“木偶戏”,一种叫做“斗船”。“木偶戏”是一个人自己做的。在两个大拇指上，画了两个不同的脸孔，一个画孙行者，一个画二郎神，再在指头上戴上两顶纸帽子，孙行者的食指当做金箍棒，二郎神的食指当做方天戟，如此孙行者拿着金箍棒，二郎神提着方天戟，就在天空交起战来，口里还做出锣鼓声，好像做木偶戏一样。你做二郎神捉拿孙猴子，我做《四郎探母》,他做《打鼓骂曹》。“斗船”是两个人玩的。船是纸折成的。各人先折好了许多纸船。你拿出一只来放在桌上，我也拿出一只来放在桌上。两只船要头对头碰着。各自嘴巴对着自己的船尾。两军对阵，就喊“一二三!”各自吹着自己的船，两只船就相斗了。谁的船被打翻了，就算打输，再摆出一只船来斗。若两只一起打翻，那把它们翻过来，摆好重斗。这样斗来斗去很有趣。假如游戏正玩得出神的时候，先生醒了。学生立刻把两只手放下，口里还乱喊乱道： “子曰!子曰!”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私塾里的先生个个都要装腔作势，做出“圣人”模样。不准学生顽皮，不准学生游戏。笑笑说说都在禁止之内，所以先生自己必定要摆出一副严厉的样子。
陈鹤琴在星泉先生的书馆开笔后上了半年学，下半年就在家里拜他的二哥做先生。不到半年二哥就不教私塾了，由他的同学王立贤先生来代替。立贤先生教了两年。二哥去世后，自己家的家塾停办。陈鹤琴转入陈家的私塾读书，在那里读了三年，直到14岁那年的年底。这样，陈鹤琴读私塾，拜了四位先生，换了三个私塾，读了六年死书。
所谓的死书，不是说书本身是死的，而是说很多书如《百家姓》《三字经》《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幼学琼林》等，被先生教得没有生气了。尤其是从11岁到14岁在陈家私塾就读的那三年，可以说是被耽误了三年。那也正是陈鹤琴童年中最重要的读书时代。那位先生是个鸦片鬼，早上学生都到了，他老人家还在被窝里。教起书来，没精打采，随便教教，根本不讲。结果，读了三年书，还不及现在的小学生读半年呢。而且书虽读了，但完全不明白书中的意思，好像是小和尚念经。六年最宝贵的光阴，除了认识三四千字之外，可说差不多等于白白浪费。
总之，陈鹤琴的童年教育大致如下。体育方面：先天充足，后天虽苦，还培养得宜，所以童年时毫无疾病，身材虽短小，然而很结实。智育方面：读了十部书，认识了大概四千个块头字，书中的意思可说茫然不知，块头字的意义也多半不了解。八股文章没有开过笔。一封信、一张字条也写不通。德育方面：母亲的教导和影响，二哥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经典的儒化，使他知道应当孝顺母亲，应当友爱兄弟，对人要忠信，待朋友要亲爱，也知道一些做事、做人以及读书的道理。总的来说，童年时代的人生观，“还不过是一种显亲扬名的人生观，一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不过这种人生观是比较纯洁、天真而已。”①
2.中学时代
陈鹤琴进中学读书，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他14岁时，小姐姐出嫁到杭州。姐夫陆锦川到百官来“过门”,看到小弟陈鹤琴忠厚和气，就叫他到外边去学生意，所以陈鹤琴15岁就到杭州拱宸桥姐夫家里等机会学做生意。可是等了半年，也没有什么好的生意可学。于是姐夫就决定送他到学堂里读书，如果读不成书，以后遇到好的生意还可以学。
那年八月下旬，由友人杨信一先生介绍入杭州蕙兰学校读书。学费膳费一共不过32元。但是这一笔学费也是不容易凑齐的。当时，陈鹤琴的小哥正在报关行学生意，没有钱来培养他；他姐夫也没有什么钱，只好将姐夫的皮衣服及小姐姐的首饰，典质了35块钱，送他进学堂。临走的时候，姐夫对他说：“读得好，可以读上去；读得不好，就去学生意。”那是姐夫对他的警告，但也给了他努力的机会。
陈鹤琴在童年时代，已受过相当多的刺激，认识到读书的重要，也深知他二哥当年求学的失望。现在他的求学机会来了，他便会牢牢地抓住，死也不肯放松。所以中学时期也是陈鹤琴一生中最艰苦的奋斗时期。
他一进学校，便发奋读书。进校那天，他从拱宸桥到杭州淳佑桥，上岸进蕙兰，天色已晚。一到房间就和同房间年纪较大的同学章庆祺交谈起来，对方告诉他有关英文的一些读音方法——划音法。那天晚上，陈鹤琴非常高兴，就把洋蜡烛拿出来给对方用，把茶食拿出来请他吃。过了不久，章庆祺就把英文划音法完全教他了。得了这种划音知识，他好像得着一把钥匙。
进了蕙兰中学，就要读中学程度的书。而陈鹤琴在私塾里虽读了六年，但读的是死书，只会“死背”而不知理解。幸而那时中学的课程还没有统一规定，蕙兰虽是一种旧制中学，但一年级的程度还是很低。
陈鹤琴是从一年级开始，英文从26个字母读起，那时读的课本是《英文初阶》。很幸运他由口齿伶俐、说话滑稽、英文程度很好的祝德泉先生教英文。算术在私塾里没有学过，所以要像小学生从一加一学起。国文也并不深，大概是读《四书》《占文》《东莱博议》这一类书。在蕙兰读书的方法和从前在私塾里也不同了，先生要给学生讲解了。
蕙兰很注重《修身》《圣经》课。体操一科，也比别校教得严。史地方面，有中国历史、外国历史、中国地理、外国地理等。科学方面，有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物理化学等。算学方面，有代数、三角、几何。
陈鹤琴的六年私塾功课差不多等于零。旧制小学课程原定七年，旧制中学课程原定五年。陈鹤琴把小学课程跳过不读，用四年半的时间把五年制中学的课程读完，可见他的学习非常之努力。
陈鹤琴在蕙兰的读书生活，说起来也是很有趣的。古人闻鸡起舞，陈鹤琴是鸡鸣读书。每天清晨，天未明就起身，春秋天气温和，大约五点钟起身。冬天天气寒冷，五点半钟起身。夏天天亮很早，四点半就起来。
由于陈鹤琴进校时，年龄已比较大了，要追上去，只有每日多读几个小时的书。所以牢记母亲的教导：“三日起早比一工。”起得早比起得晚要多出许多时间。他的早起是全校出名的。他是当时蕙兰一百四五十位同学之中，每天起得最早的学生，并且天天如此，后来在圣约翰，在清华也都是天天早起。有时候，鸡鸣了，实在不愿意起床时，就用“卧薪尝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等格言警句来激励自己、战胜自己，不虚度一刻光阴。每天从早上5点或5点半起一直要读到晚上9点钟睡觉为止。每天读书总要达十二三个钟头。他能吃苦，不贪安逸，不怕艰难，以坚强的意志、强大的自信，战胜一切身体的欲望。他的这种意志力和自信心，对于他一生做人做事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陈鹤琴很注重读书的方法。他刚进校就向章君请教英文划音法。后来在学习中也比较注意英文单音字的拼法和复音字的拼法，所以对于英文拼字还是能应付自如的。当然他也“死记”过英文小字典，对中文的《古文观止》《礼经》《礼记》《庄子》《荀子》等也都是死读硬记，一知半解的。结果下了不少冤枉工夫，没有多大益处的。
当初蕙兰考查成绩的办法是：每天上课的时候，先生总要把昨天所上的功课温习一遍。每星期六上午不上新的功课，只把一星期五天内所上的功课考查一下，作为小考。每月底把一月内四星期的功课考查一下，作为月考。一学期结束考查一下，作为大考。一年的功课总考查一下，作为年考，年考成绩的优劣，就决定班级的升级。
蕙兰还有一种特别的劝学激励方法，即坐荣誉座。蕙兰是一个教会学校，每天上午11点半钟学生都要做“礼拜”。礼堂的座位是依照每学期大考的成绩编排的。全校成绩第一名坐在第一排的末座，第二名坐在第二排的末座。这些“末座”,其实都是“荣誉座”。陈鹤琴第一学期的成绩列在全校十名之内。第二学期他的成绩列在全校第四名，就坐在荣誉座了。有一学期他居然坐在第一排荣誉座上。
读书最怕没有恒心。陈鹤琴用一种自励的方法，也就是古人用的“座右铭”来维持苦学的恒心，来刺激他向上的精神。他把好的格言，一句一句地写在纸条上，挂在墙壁上，并且常把这些格言当歌儿来唱。这些格言对于他人格的发展是很有影响的。在中学时代他最喜欢奉行的格言如：卧薪尝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志者事竟成；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寸阴是惜；满招损，谦受益等。
在中学时期，他的人生观和从前有很大的不同了。从前他只知道显亲扬名，谋个人的福利。此时他有爱人的热诚，牺牲的精神。知道不仅要为己，还要为人。自从他在蕙兰受浸礼起，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把“小我”竟变成“无我”,并以“无我”二字作他的隐名。
在那个时代，他就立誓不嫖，不赌，不吸烟，不喝酒。对于这“四不”,他素来严格而极端地遵守。就是在他结婚的时候，虽照旧俗设宴招待亲友，但也没敬酒，亲友敬他，他也没有回敬，即使得罪人也不愿抛弃他的主义。这“四不”主义，几十年如一日。后来只是对酒的态度，不如从前那么严格，偶有宴会，也喝一两杯。
3.大学时代
(1)在圣约翰大学。
陈鹤琴19岁那年(宣统二年)从蕙兰毕业，他的母亲、姐夫、小哥都很高兴。但中学毕业后该去做什么又成了问题。他虽然可以去考邮局、海关之类的职位，但他的志向不在赚钱谋生，因为他立志要做济世救人的事业，以前那种显亲扬名的狭窄观念，早已抛到脑后了。那么究竟怎样去济世救人呢?他还“毫无具体的计划，只晓得要济世要救人，非有学问不可。要有学问，非读书不可。”①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小哥(小哥待他很好，除了
在蕙兰的第一学期，自他从蕙兰读书起一直到清华毕业，所有的学费、零用、衣服、书籍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他的小哥供给)。小哥听了他要上进求学，就满口答应。所以陈鹤琴20岁那年的前半年就慕名进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圣约翰大学。
到了圣约翰大学，尽管环境不熟，教师和同学是陌生的，读书摸不着头脑，也无从去切磋，但陈鹤琴的人缘素来很好。到了不久，同学熟了，朋友也日渐多了。尤其与同班同学沈子高最要好。沈又是一个老学生，常常能指导、帮助他。只是觉得功课还是很困难。因为在蕙兰，用的课本除英文科之外，都是用中文的。到了圣约翰，所用的课本除国文外，都是用英文的。理化、算学、历史都用原本。这个变化太大了，幸亏陈鹤琴在蕙兰的英文程度还可以，英文原本勉强可以读得懂。但感觉最困难的，就是他所学
的功课都是第二学期的新教材，第一学期的功课他又没有读过。因为当时中国的学制是春季始业的，而圣约翰是秋季始业。大学一年级一学期的功课全靠自己修读是很困难的。
陈鹤琴是不怕难的，他要读读看。当初进来的时候，卜芳济校长也是看到他在惠兰的成绩还不错，就叫他在一年级下学期试读两星期。若读得好就跟下去，读得不好，只可退到中等科去。
像当年进蕙兰时，他的姐夫警告他一样，校长也给了他一个警告。他心想，校长的警告也就是一个刺激罢了，他要硬着头皮，拼着命去读。两个星期的试读过去了，校长准许他继续读下去。别的功课他都可以应付，只是“拉丁文”读得特别苦。拉丁字从没有学过，比英文又难得多，先生还要他读拉丁书的下半本。所以他一方面，要补读上半本；另一方面还要赶读下半本。教拉丁文的巴尔登先生虽然严格，不过待他不错，常常叫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补习。学期结束考完试，成绩报告寄到家里。功课门门都及格，只有拉丁文考了59分，要到下学期补考。只因那年暑假陈鹤琴考取了清华，也就没再去补考拉丁文。
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数十年惨淡经营，苦心孤诣，把梵王渡一个小学校变为一个国内著名的大学，50余年来，桃李满中国，对中国的教育有很大的贡献。一个外国人能够做到这样，陈鹤琴感到十分景仰。但是在他头脑中还有一种不良的印象：在那里一般学生总不注重中文，学校更看不起中文先生。外国教员的待遇比教西文的中国教员好，教西文的中国教员的待遇比教国文的中国教员好。所住的房子，所领的薪金都有这三种等级。最痛心的是一般洋行买办的纨绔子弟，对于国文一点不注重，对于国文教员没有一点礼貌，有时还有意作弄国文教员。那种怕外国人而欺侮中国教师的奴隶心理，让陈鹤琴一直愤愤不平。
(2)在清华大学。
宣统三年六月，小哥看报得知清华学校招考。当时陈鹤琴已19岁。在小哥及几位蕙兰老同学的怂恿下，他就去报名投考。初考考的是国文、英语、算学，复考考的是国文、英语、算学以及史地科学，陈鹤琴顺利通过初考和复考。考取之后，承姚天造介绍，请范炯泰先生作保。到了清华，他被排在高等科一年级。那时清华还没有改大学，相当于大学三年的程度，所以他就在清华读了三年。这三年他获得了不少有用的知识，认识了许多知己朋友，还获得了一点服务社会的经验，立下了爱国爱人的坚实基础。
清华学校原是一个王公的花园，环境优美。学校监督是唐开森先生，待人诚恳，办事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不久他就病逝了。读书不到两月，武昌起义了。学校每人发20元遣散费。由于想读书不愿离开，动身太晚。他和同乡杨炳勋从北平乘车到天津，在天津乘太古邮船南下。在船上只能睡在货舱里的一口棺材旁，货舱拥挤不堪。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逃难，也是逃难中最难逃的一次。
他回到杭州，剪掉“相依为命”20年之久的辫子。之后，又回到圣约翰去读书。第二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清华登报开学，他又北上去读书。
陈鹤琴在清华读理科。伍尔德(Wald)先生教物理，孟龙(Malone)先生教西洋历史。辟盖脱(Pickett)两姊妹分别教美国史和德文。司密斯(Smith)先生教英语文学，施带尔(Starr)女士教美术，舒美克(Shoemaker)先生教体育。别丽司(Breece)教高年级的英文，韬美极(Talmage)女士教英文，教算学的是海痕司(Heines)先生。鲍尔特(Dr.Bald)先生是校医，还有最受欢迎的西莱(Scelye)女士教音乐。
张伯苓先生曾做教务长。虽然在清华的时间不长，但他的伟大人格，已深深地印在陈鹤琴的脑海里。校长周诒春，办事认真，毫不敷衍。校规不订则已，一订非守不可。他能处处以身作则，不爱名，也不贪利。说话总是诚诚恳恳，切切实实。他养成清华纯洁的学风，深受全体学生的爱戴，是陈鹤琴最为爱戴的导师。
清华的师长不但顾到学生学业的增进，而且还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格。周校长一方面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模范，另一方面常常对学生训话，做学生的晨钟暮鼓。所请的美国教师在礼拜天也是不辞辛苦，开《圣经》班，教学生如何求学做人，怎样处世待物。
周校长素来不主张学生读死书，在他的倡导下清华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什么辩论会、演讲比赛，什么足球比赛、篮球比赛，什么化装表演，什么音乐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陈鹤琴他们毕业的时候，还表演过一出《威尼斯商人》。
清华同学对于宗教也是有兴趣的。陈鹤琴他们几十个基督徒学生星期日要在美国教师的会客厅里做礼拜。第二年王正序、陈鹤琴等几个人创办学校青年会。他们一方面，互相砥砺，以身作则来领导同学，皈依真道；另一方面，实行社会服务，提倡教育。
在清华的第二年，陈鹤琴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在校内开了一个“校役补习夜校”班；一件是在城府办了一个“义务小学”。清华学校青年会是中国国立学
校内第一个青年会，校役补习夜校可能是中国学校内第一个校役补习学校。城府的义务小学，可能也是中国国立学校学生所创办的第一个义务学校。这两个学校都是陈鹤琴一手创办的，校长也是由他一个人兼的。教书他一个人顾不过来，就请同学帮忙。校役夜校有三四十人上课，城府小学也有几十个儿童。
陈鹤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还和陆梅僧等人办了同志会。同志会的名字叫做“仁友”,取“以文会友，以及辅仁”的意思，目的是切磋学问，砥砺品行，联络感情，互相协助。同志会的同学常常在一起讨论学问，规劝过失，还油印一张小报以资鼓励。这个小小的团体保持了好几年。
民国三年，学校要办一种刊物，由同学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陈鹤琴担任经理职务，负责出版发行事宜。一学期之后，学校看他干得还不错，就送他了一块金质五角宝星奖章。
在体育方面，陈鹤琴虽身材较矮，球类、田径也不及别人，但是力气、筋骨还是不错。体育先生举行全校学生体力测验，有握力、腿力、背力、臂力、举力和攀力等共七八项。全校几百个同学中陈鹤琴的体力总分位列第二。
第二年的全体比赛，他又考了第一。
在清华读书时，约翰·彭杨(John Bunyun)的《天路历程》(Pilgrim Progress)、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黑奴魂》(Uncle Tom'e Cabin)、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的《富兰克林自传》(Autobiography)这三本书，令他感触最深。在童年时代，他的人生观无非是显亲扬名；在中学时代，他的人生观是济世爱众；在大学时代尤其在清华，他的人生观除济世爱众外还能注意到救国。清华创办的历史让他明白，清华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款，庚款无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他认识到自己所吃的是民脂民膏，所用的也是民脂民膏，将来游学美国所有的一切费用，也都是民脂民膏。政府用人民的脂膏来栽培他，他不能不思报答。于是爱国爱民的观念从此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