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德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基于齐白石（1864—1957）的自述材料[1]，结合现存作品，对其山水画创作情况进行梳理。本文主要关注四点：一是开始学画山水画的情况；二是“五出五归”与《借山图》的创作；三是《南岳全图》和山水条屏组画的创作；四是50岁以后不再画山水的说法与其时山水画实际创作情况。
一、开始学画山水
齐白石在其自述中说，他“出生在清朝同治二年（癸亥，1863）十一月二十二日”，“生肖是属猪”。[2]这里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是中国传统的农历记日，一个在中国一般民众心目中再普通不过的冬日，但同治二年癸亥的这一天，恰是公历1864年1月1日，即现在国人谓之“元旦”的一个重要日子。正是因为这一天已跨进公历的新一年，所以从这一天开始便不再是同治二年大多数时间所对应的1863年了。按中国传统习惯，人一生下来就算作一岁，所以齐白石在自述中所提到的年龄，即使不算后来因为避讳而自行虚长的两岁，也比现在我们通常认定的周岁年龄多了两岁。按照中国传统的虚岁算法，加上自1937年开始虚长的两岁，常在画款中题署九十几岁的长寿画家因而就让人觉得更加长寿了。
齐白石8岁开始画画，最早接触的是雷公像，接着更多描绘的是花鸟虫鱼走兽。齐白石自述，清同治九年庚午（1870），他正式跟随外祖父读书，在描红之余就私下画画，并因摹画邻居家房门上挂着的一幅雷公神像，“画得真不错，和原像简直是一般无二”，得到同伴的赞许，便“对于画画，感觉着莫大的兴趣”，“常常撕了写字本，裁开了，半张纸半张纸地画，最先画的是星斗塘常见到的一位钓鱼老头，画了多少遍，把他面貌身形，都画得很像。接着又画了花卉、草木、飞禽、走兽、虫鱼等等，凡是眼睛里看见过的东西，都把它们画了出来。尤其是牛、马、猪、羊、鸡、鸭、鱼、虾、螃蟹、青蛙、麻雀、喜鹊、蝴蝶、蜻蜓这一类眼前常见的东西，我最爱画，画得也就最多”[3]。
齐白石开始接触到山水画，缘于《芥子园画传》，但在30岁以后才真正学画山水。1928年，齐白石应胡佩衡（1892—1965，名锡铨）之请，为其所刊《湖社月刊》“雪景专刊”作《雪山图》，其上款识明确表示：“余数岁学画人物，三十岁后学画山水，四十岁后专画花卉虫鸟。”[4]而胡佩衡则认为，齐白石学画山水是从他二十岁见到《芥子园画传》时就开始的，二十七岁正式学画山水。他说道：“白石老人在青年学木工时，才见到《芥子园画传》，开始学画树木山水，二十七岁后去胡沁园家，才正式学画山水。”[5]
清光绪八年壬午（1882），20岁的齐白石已经有了五六年做雕花木工活计的经历。一次，他在一个主顾家里见到一部乾隆年间翻刻五色套印的《芥子园画谱》初、二、三集，如获至宝，认为该画谱“从第一笔画起，直到画成全幅”，“非常切合实用”，便希望能够“从头学起，临它个几十遍”。[6]于是，他将该套画谱借回家，利用做工之余，用薄竹纸一幅一幅钩影下来，并订成十六本[7]。《芥子园画谱》即《芥子园画传》，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由芥子园甥馆首次印行，其后经不断翻刻或摹印增图重刻，成为近三百年以来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套学画指南和临画范本。《芥子园画传》初刻本和很多翻刻本，使用了多色套印技术[8]。《芥子园画谱（传）》初集是山水谱，但其看到画谱，想到的多是“觉着我以前画的东西，实在要不得，画人物，不是头大了，就是脚长了，画花卉，不是花肥了，就是叶瘦了”[9]。从其“光绪丙午年庚子月甲寅日”（1907年1月5日）的一处记录可知，他当时“扪写《芥子园画传》十六册中选临之誊本，凡八册，计山水、人物各二，花卉、草虫、翎毛、走兽各一，共百廿又八页”[10]。前述《雪山图》款识显示，画家本人未将当年勾影《芥子园画谱》作为其学画山水的开端，盖缘于当时齐白石临画《芥子园画谱》的兴趣点主要在人物和花卉，对山水画并未太多关注。至于希望“临它个几十遍”甚或花费半年的工余时间从头至尾逐幅勾影一遍，并留有选临誊本之山水两本，只不过是觉得画谱实属难得，摹图订册自存，以便以后随时拿出来学习。事实上，这些临摹图本后来确实成为齐白石创作的常用粉本（“亦吾二十余年常用之粉本也”[11]），成为他山水画创作的重要图像来源之一。
当然，齐白石题画中所谓“三十岁后学画山水”，可能也不过是一个大概时间，因为根据其自述，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26岁的齐白石拜“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又会画山水人物”的萧传鑫为师学画。如果如齐氏所述“他把拿手本领，都教给了我”[12]的话，萧传鑫理应也将画山水的“本领”教给了他。一年后，齐白石跟随胡沁园（1847—1914，名倬，字汉槎）学画，后经胡氏介绍，开始跟随谭溥（字仲牧，号荔生，又作荔仙）学画山水[13]。这是齐白石关于自己开始学画山水的明确记载。前引胡佩衡所言齐白石“二十七岁后去胡沁园家，才正式学画山水”，即是前述所指在胡沁园家跟随谭溥学画山水之事。但此后的几年间，其主要精力还是在画像方面，至于在山水画方面，应该用力不多。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齐白石32岁。这年春天，他住在长塘黎松安家时，黎松安的祖父“会画几笔山水的，也收藏了些名人字画，都拿了出来给我看，我就临摹了几幅”[14]。但此处也并未说明所临摹的作品属于什么题材。次年（乙未，1895），他又为诗社社友画过花笺，其中有山水画题材：“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地画上几笔，有山水，……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到（倒）也雅致得很。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分给社友们写用，就足够的了。”[15]可见他当时在花笺上画山水也极简洁，或者就是寥寥数笔，否则很难“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当然，花笺功用的限制，也不允许画得很繁复，像传统山水画那样反复勾皴染点。从现存1894年所作《龙山七子图》图轴，1896年所作《山水》扇面，1897年所作《绿杉野屋》图轴、《山水》图轴，1898年所作《蔬香老圃图》横幅，1890年所作《乌巢图》横幅，[16]可窥其时风貌。
二、“五出五归”与《借山图》的创作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齐白石为江西商人画《南岳全图》组画，挣得数百银子的酬金。他以此酬金典租了莲花寨下梅公祠堂作为新居，并在祠内新筑书房，名曰“借山吟馆”，并画《借山吟馆图》。所以名为“借山”，画家认为“山不是我所有，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17]。“借山”一词，后来被齐氏反复用于山水画题，其后一系列的“借山图”作品，也常被视为其山水画经典。齐白石“借山图”创作的图像资源，主要得益于他历时八年“五出五归”的游历。
两年后，壬寅（1902）十月初，齐白石出发去西安，这是他“五出五归”的“第一出”。“（途中）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皴法，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中途，画了很多，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路过洞庭湖，画的是《洞庭看日图》；我六十岁后，补题过一首诗：‘往余过洞庭，鲫鱼下江吓，浪高舟欲埋，雾重湖光没。雾中东望一帆轻，帆腰日出如铜钲，举篙敲钲复住手，窃恐蛟龙闻欲惊。湘君驶云来，笑我清狂客，请博今宵欢，同看长圆月。回首二十年，烟霞在胸膈，君山初识余，头还未全白。’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时，画的是《灞桥风雪图》，我也题过一首诗：‘名利无心到二毛，故人一简远相招，蹇驴背上长安道，雪冷风寒过灞桥。’这两幅图，我都列入借山吟馆图卷之内。”[18]
次年，癸卯（1903）三月初，齐白石随同夏午诒（？—1935，名寿田）一家动身进京，“路过华阴县，登上了万岁楼，面对华山，看个尽兴”，于是当晚挑灯画了一幅《华山图》[19]。“渡了黄河，在弘农涧地方，远看嵩山，另是一种奇景。我向旅店中借了一张小桌子，在涧边画了一幅《嵩山图》。这图同《华山图》，我都收在借山图卷内了。”[20]再次年（甲辰，1904）的春季，“王湘绮（1832—1916，名闿运，字千秋，号湘绮）师约我和张仲飏同游南昌。过九江，游了庐山。到了南昌……我们常去游滕王阁、百花洲等名胜”[21]，到中秋节回到家乡。这是齐白石“五出五归”中的“二出二归”。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七月中旬，43岁的齐白石应汪颂年（名诒书）之约，与之同游桂林。“在桂林过了年，打算要回家，画了一幅《独秀山图》，作为此游的纪念，我把这图也收入借山图卷里去。”后因家事，画家辞别众友，取道梧州、广州，赶到广西钦州。在钦州，见到了郭葆生（？—1922，名人漳）“收罗的许多名画，像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等真迹，都给我临摹了一遍，我也得益不浅。到了秋天，我跟葆生订了后约，独自回到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三出三归”[22]。
因与郭葆生有约，过了丁未（1907）新年，齐白石即动身再去钦州，“坐轿到广西梧州，再坐轮船，转海道而往”。从北仑河北岸的东兴过铁桥到对岸的越南境内，画家“画了一张《绿天过客图》，收入借山图卷之内”。随后画家又回到钦州，直至冬月才回家乡，“到家已是腊鼓频催的时节了。这是五出五归中的四出四归”[23]。
齐白石在家时间不长，又应罗醒吾之邀，于戊申（1908）二月到了广州，秋天回家。在家住了不长时间后，又第三次去了广州。[24]在广州过了己酉（1909）新年后，正月到钦州，住到夏天过后，再经广州去香港。齐白石从香港到上海，几日后到苏州，夜游虎丘未尽兴，第二天到南京。在南京匆匆逛了几处名胜，坐江轮西行。回途中，“路过江西小姑山，在轮中画了一幅《小姑山图》，收入我的借山图卷之内”。画家于九月到家，结束了他“五出五归”的最后一次行程。[25]
自壬寅（1902）十月初动身去西安，到己酉（1909）九月回到家中，齐白石历时七八年，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沿途所见各地山光水色不同、人物风情各异，大大开阔了画家的眼界。从画家自述的经历可以看出，其所到之处，无不被当地美景所吸引，引得他常常情不自禁，赞叹不已，如初次进京路过华阴县时，在万岁楼上，面对华山，他发出“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风景之美，真是生平所仅见”的感慨[26]；在与汪颂年同游桂林时，他觉得“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甚至认为“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27]从钦州北仑河北岸的东兴过铁桥到对岸越南境内，他看到此地“野蕉数百株，映得满天都成碧色”，认为“另有一种景色”；[28]画家“在钦州到广州的路上，看见人家住的楼房，多在山坳林木深处，别有一种景趣”，于是作了一首诗：“好山行过屡回头，戊巳连年忆粤游。佳景至今忘不得，万山深处著高楼。”[29]
结束第五次出游的次年（1910），齐白石在家中一边读书吟诗，一边“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五十二幅。其中三十幅，为友人借去未还，现在只存了二十二幅”[30]。同年，他还应朋友胡廉石之请，画《石门二十四景图》，“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31]。数年后的民国四年乙卯（1915）冬，又应胡廉石之请，为送出的这套《石门二十四景图》每景补题了一首诗[32]。《借山图卷》和《石门二十四景图》，被认为是该时期齐白石山水画的代表作品，是画家多次远游所获得的艺术成果[33]。
丁已（1917），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到北京。在法源寺家中，对来访的陈师曾（1876—1923），“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得到陈的鼓励。陈师曾在写给齐白石的诗中，指出齐氏“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鼓励他“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诗曰：“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34]
“五出五归”的游历，沿途所见所感，画家铭记在心。各地不同的山水景象，成为画家后来创作山水画的图像资源，其后齐白石的多件山水画作品，或单幅，或成系列，均可找到这时的图像痕迹，画家或称为“借山图”，或称为“借山吟馆图”，直至其晚年，如1947年所作《借山吟馆图》[35]、1952年所作《滕王阁图》[36]等等。
三、《南岳全图》和山水条屏组画的创作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38岁的齐白石应征为住在湘潭县城内的江西盐商画《南岳全图》，“很经意地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并“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的用了二斤”[37]。另一处的描述稍加详细：“盐商本是不懂得画的，讲究着色特别浓重，以为着色越浓，显得气派越大。”“（他为了）迎合盐商的心理，每幅都是画得重峦叠嶂，望去一片弄翠欲滴，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地用了二斤。”[38]这次画的《南岳全图》，有两个特点：一是形象复杂，“重峦叠嶂”；二是设色浓厚，“弄翠欲滴”。从创作心理看，主要是迎合主顾的意愿，画家创作的自主性尚在其次。那时候画家的山水画法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
以山水十二条屏的方式为人创作，这在齐白石是第一次。25年后，他又为北京名医陈子林创作了山水十二条屏作为贺寿礼。再七年后，他又为四川军政大员王缵绪画《四季山水屏》十二屏[39]。
据齐白石自述，乙丑（1925）二月底，他“生了一场大病，七天七夜，人事不知，等到苏醒回来，满身无力，痛苦万分。足足病了一个来月，才能起坐”[40]。另一处对这场大病的记述大同小异：“七昼夜人事不知，只剩下一口游气，在鼻子里微微地进出。等到苏醒过来，同瘫痪似的，满身无力，躺在**，足足养息了一个多月，才能起坐。”[41]或许是为了答谢医生的这次救命之恩，齐白石以山水十二条屏赠送给陈子林。
1925年，齐白石已经画名鹊起，多次参加中日绘画联合展览[42]，绘画市场日渐兴盛，经济状况也非昔日可比。1922年的东京展览，由陈师曾带去的他的数幅作品，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听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听说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43]如果说早年为盐商创作《南岳全图》时，画家还更多是被其丰厚的酬金所吸引，画名未显的齐白石觉得应该以作品尺寸大、数量多、创作用时长、形象繁复、色彩浓厚的方式才能“适配”这一丰厚酬金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衰年变法”和市场拓展的画家，再用山水十二条屏的方式为救命恩人作画，便愈加显得隆重了。画家对自身生命的珍视亦可由此窥其一斑。
齐白石再一次创作山水十二条屏，是1932年画给四川王缵绪的《四季山水屏》。王缵绪（1885—1960）作为四川军政主官，当时驻守重庆。他曾长期购买齐白石的印章和绘画作品。齐白石在自述中提到：“四川有个姓王的军人，托他住在北平的同乡，常来请我刻印，因此和他通过几回信，成了千里神交。”[44]这位“姓王的军人”，就是王缵绪。齐王二人的交往，屡见于齐氏日记、信札、画款和印章边款[45]。王缵绪曾多次致信邀请画家到四川游玩，均未能成行。1931年，王缵绪又一次写信邀请齐白石到重庆游玩，因为“时变”的原因再次未成行。其后，齐白石作《梦游重庆》诗并序，写道：“王君治园与余不相识，辛未（1931）春，以书聘游重庆，余诺之，因时变未往。闻余苦于磨墨，赠以小婢；又闻家山伤财，担赠负千金；愿余身健，常进药物；恐余冬寒，远寄丝绵。神交之道，虽古人未有能如治园之笃者。因感，余梦见荆州。百回尺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46]对王缵绪的多次、多途径体恤和照顾，齐白石深有愧疚之意，于是打算为其作画以为报答。《梦游重庆》一诗，就是为王缵绪赠画而作的题诗[47]。从他们的交往经历可知，二人当时已非一般的书画印章买卖关系，画家引之为“千里神交”“万里神交”“神交之道，虽古人未有能如治园之笃者”。曾表示50岁后不再接受订购山水画件的齐白石，将十二条屏的《四季山水屏》赠予王缵绪，正是对这种至深交往的郑重表达。
1936年初春，当王缵绪再一次邀请画家到四川游玩时，画家就带着妻儿老小，于阴历闰三月初七日离平南下，从汉口，往川江，过沙市，至万县，泊武陵。其后，又经嘉州、重庆、内江，十六日到达成都，并游览青城山和峨眉。一路下来，画家认为“川中山水之佳，较桂林更胜一筹”[48]。
1900年齐白石为江西盐商所作《南岳全图》，现不知所终。1925年送给北京医生陈子林的山水十二条屏，为私人收藏，曾于1954年在故宫举办的“齐白石绘画展”和1958年在苏联展览文化馆举办的“齐白石遗作展览会”上展出。2017年底在保利秋季拍卖会上拍出的《山水十二条屏》，据说就是这一套。此《山水十二条屏》分别为：《江上人家》《石岩双影》《板桥孤帆》《柏树森森》《远岸余霞》《松树白屋》《杏花草堂》《杉树楼台》《烟深帆影》《山中春雨》《红树白泉》《板塘荷香》，均为纸本，每幅高180cm、阔47cm，除《石岩双影》为水墨外，其他11幅均为设色。
赠王缵绪的《四季山水屏》，后由收藏者捐献给当时的西南博物馆（今中国三峡博物馆）。该山水屏包括有标题的《清风万里》《岱庙图》《借山吟馆图》《绿天野屋》《荷亭清暑》《一白高天下》《雨后云山》7幅，无标题的《夕阳水渚》《飞鸟暮归》《月圆石寿》《木叶泉声》《梦游渝城》5幅，均为纸本，每幅高138cm、阔62cm，除了《绿天野屋》《雨后云山》《月圆石寿》3幅为水墨外，其他9幅为设色。
对比两套山水十二条屏，可见二者之间构思运意和章法布局的关联性和高度近似性，如前者的《石岩双影》与后者的《月圆石寿》，前者的《烟深帆影》与后者的《夕阳水渚》，以及《山中春雨》与《雨后云山》，《红树白泉》与《木叶泉声》，《板塘荷香》与《荷亭清暑》等。这种相似性，多是由画家作画多使用稿本，常常依照一幅画稿反复进行创作的习惯所导致的，尤其表现在其山水画和人物画创作方面。
除了上述三套山水十二条屏外，齐白石的多条屏山水系列作品仍可见。如他在1922年的一幅山水作品的款识中就曾提到，在京“为友人始画四小屏”[49]。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有齐白石《山水条屏》3屏。由画家在其中一幅作品上的题款可知，该作品亦属应他人所托而作[50]。其他山水画系列条屏，如作于1919年的《四季山水条屏》、作于1920年的《四季山水条屏》、作于1922年的两套《四季山水条屏》、约作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四季山水条屏》等[51]。
四、所谓50岁后不画山水
齐白石自述，30岁开始学画山水，50岁后不再画山水。他说：“我画山水，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五十岁后，懒于多费神思，曾在润格中订明不再为人画山水，在这二十年中，画了不过寥寥几幅。”[52]齐氏所说的50岁，也就是民国元年壬子（1912），这个时间是他“五出五归”后在家里完成了对游历期间所记画稿的整理，画成52幅《借山图卷》后两年。“五出五归”后，画家不再做远游之想，只希望能够在老家安排生活，照料家庭，享受天伦，终老家乡。至于后来寓居北京、定居北京，是画家当时所不曾想到的。
齐白石在多种场合都曾表示过这种对山水画的远离，如他曾记道：“中年仅自画借山图数十纸而已，老年绝笔。”[53]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作《伤往事》诗：“老来山水断因缘，最喜闲游是少年。无事出门三十里，赤泥山下听流泉。”[54]20世纪40年代，他在为人画《冰庵刻印图》[55]上题“冰庵弟请予卅年以来不作之作”，依然传达了多年不画山水、也不愿再画山水等信息。
齐白石50岁后不愿再画山水，或又声称“老年绝笔”，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山水画创作一般需要勾皴染点等相对繁复的作画程序，费时费力，效率不高，而他又“不愿落入前人窠臼”，不愿沿用传统山水的画法而自创风格，“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因此画家不愿意再“多费神思”。
除了主观上的“不愿”，可能还有客观上的“无奈”。齐白石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画环境，决定着他早年接触传统山水画经典作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即使是在“五出五归”期间，也只是偶尔见到为数有限的古代名家或冒充古代名家的山水画，所以他在传统山水画方面下的功夫并不太多，导致其对传统山水画技法的掌握和熟练程度远不如他对花卉虫鱼题材的驾轻就熟。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经眼率很低的这些古代或临仿古代山水画作品表达了特别的关注之情。如他在1922年秋天的一件山水作品款识中提到：“余年未二十七岁时未出本邑，不知世有善画之名家。一日至长沙，客舍有少年人来，自言恪勤之裔孙，出画四幅求售，欲得纹银二两，且言八大山人所作者。余细观其画，系第二层，惟有题跋之字迹若有若无，八大四字似是，余亦不知为何人。以银一元得之，即将题跋舍去之，藏于箧。至衰年来京师，陈师曾见而讶之，惜不知作者为谁。余以来处告之，师曾曰：此临八大者或有之，非八大笔也。叮咛即付裱褙。记而藏之。”[56]
另外，画家不愿意画未见之物，认为画山水还要见到真山水。除了“五出五归”游历所见这一创作资源外，画家后来很少外出观游，也就难以再获取新的创作资源，尤其是在他居于北京之后。在1926年住进北京跨车胡同后，齐白石只在1936年出游重庆一次和1946年到过南京一趟，其余时间基本上宅在家中。对传统山水画着力无多和“师造化”资源的固化，也加剧了画家自创山水“反复构思”的难度，因而也就更让画家“多费神思”。
齐白石的山水画师承，按照胡佩衡的说法，开始学的是清初“四王”，40岁以后“五出五归”，沿途写生，见过石涛、八大的山水画，对石涛的山水画尤其感兴趣[57]。在齐白石看来，“前清以青藤、大涤子外，虽有好事者论王姓（王翚）为画圣，余以为匠家作”[58]，而石涛所画山水，“数百年来毫无替人，虽有得其皮毛者，未免气薄”[59]。
齐白石多次表达过对绘画宗派拘束的反感和对“死临死摹”的反对，以及自创风格极少得到认同的苦恼。他表示“余画山水，不喜平庸，……然余画山水，绝无人称许”[60]。他还对张次溪说道：“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又曾说过：‘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诸朝巨手，平铺细抹死工夫。’因之，我就常说：‘胸中山水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赞同我这见解的人，陈师曾是头一个，其余就算瑞光和尚和徐悲鸿了。”[61]
陈师曾对齐白石绘画风格的转型转变产生过重要影响，促成了后者的“衰年变法”；同时，陈氏还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竭力推介和鼓扬齐氏绘画。1922年春，陈师曾还曾带着齐白石的几幅花卉和山水，到日本参加在东京府厅工艺馆举办的中日联合会画展览会[62]。
齐白石表示晚年不画山水，除了不愿“多费神思”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他“用我家笔墨画我家山”的“齐家山水”风格极少能够得到同行和社会的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创作山水画的积极性和自信心，尽管画家“自信都是别出心裁，经意之作”[63]，不时表示出对自己山水画满满的自信[64]。齐白石的山水画不受欢迎，早在他于1908年第二次到广州时就有反映。“那时广州人看画，喜的是‘四王’一派，我的画法，他们不很了解，求我画的人很少。”[65]定居北京后，其山水画依然未能得到美术界的普遍认可，甚至“遭到‘时流’画家的诽骂”[66]。即使是对齐白石赏识有加的陈师曾，见到《借山图卷》时，也只是肯定了其“画格是高的”，但同时也指出“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67]而当其山水画偶尔得到认同时，画家便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他于丁巳（1917）九月为友人作山水册页（北京画院藏）上题款道：“余不为人画山水，即偶有所为，一丘一壑，应人而已，秋江见而喜之。余为制小中幅。此余纸也。画中之非是，秋江能知之矣。”又在另一幅画上题道：“余重来京师，作画正多，初不作山水，为友人始画四小屏，褧公见之，未以为笑，且委之画。此画法从冷逸中觅天趣，似属索然，即此时居于此地之画家，陈师曾外，不识其中之三昧。非余狂妄也。”[68]可惜的是，天不假年，赞同齐氏艺术见解的伯乐陈师曾于1923年英年早逝，而另一知音、得意门人瑞光和尚（1868—1932）也在9年后去世，力图变革并渴望得到世人认可的画家越发感到孤寂。
齐白石虽然公开表示50岁后不再接受山水画件订购，晚年绝笔，但事实上，其后他的山水画创作仍然不少，有的是应人所请而作，有的是作为谢礼而作。这可以从其自述中找到记录，也可从多件作品的款识中得知。
除了前述给李子林的山水十二条屏和给王缵绪的《四季山水屏》外，1932年，他还因委托他人为其编印诗稿，“答允各作一图为报，破例画了几幅，如给吴北江（闿生）画的《莲池讲学图》，给杨云史（圻）画的《江山万里楼图》，给赵幼梅（元礼）画的《明灯夜雨楼图》，给宗子威（威）画的《辽东吟馆谈诗图》，给李释堪（宣倜）画的《握兰簃填词图》”[69]。此前一年，齐白石住在袁督师故宅的张园，先后画了《张园春色图》和《葛园耕隐图》，并为两幅画作题句，以表对主人殷勤招待的感谢之意[70]。1942年春，张次溪打算去长椿寺凭吊陈散原，“老人愿偕往，归后，特作萧寺拜陈图”给张[71]。
翻检手边图册，亦可看到齐白石晚年为数不少的山水画作。如《齐白石画法与欣赏》所附其山水画9件，均为60岁以后所作[72]。外文出版社出版的《齐白石画集》收录其山水画作品10件，其中9件是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所作[73]。《齐白石绘画精萃》收录其山水画作品30件，除《雨后云山》约作于1912年外，其余均为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所作[74]。其他如《齐白石全集》收录1919年以后齐白石山水画，除了前述系列条屏外，还有山水册页12开、仿石涛山水册8开、1931年作山水册页8开、1932年作山水册页12开等；此外，收录其单幅作品100余幅。[75]从统计数据看，齐白石自20世纪30年代晚期以后，所作山水画数量确有减少。
虽然齐白石对其山水画自视甚高，但总体看来，其绘画成就主要还是在花鸟工虫水族一类题材。相对于花鸟工虫水族画，其山水画成就尚居非常次要的位置，甚至排在其人物画成就之后[76]。四十多年前对齐氏的“论定”——“在艺术上，主要是在花鸟画（花卉虫鱼等）方面，齐白石有一定的成就，应该给予适当的评价”[77]，也未将其山水画看作其艺术成就的主要方面。现在梳理齐白石的山水画，再回看这个结论，似仍未“过时”。
[1]关于齐白石的自述，最早有香港《大公报》辑成、香港上海书局出版的《齐白石诗文篆刻集》所收《白石老人自述》版本，稍后有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的《白石老人自传》版本。其后，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79年版、岳麓书社1986年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均依据香港的《自述》版本。但是，香港的《自述》版本是删节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自传》版本相对完整。参见杨良志：《齐白石、张次溪与〈白石老人自述〉（《自传》）》，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一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8页。本文所称齐白石自述材料，包括齐白石的自述、画作款识、笔记、日记、诗稿等材料，齐白石的自述采用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白石老人自传》。
[2]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13页。
[4]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雪山图》见同书所附图110。
[5]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
[6]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7]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5页。
[8]参见刘越：《〈芥子园画传初集〉考评》第二章，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9]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10]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一册“绘画”图四五，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11]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4页。
[12]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
[1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32页。
[14]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37页。
[15]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39页。
[16]图见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一册“绘画”图四、图二二、图二八、图三〇、图三一、图三二，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绘画”第4、22、28、30、31、32页。
[17]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47页。
[18]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49页。
[19]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0页。
[20]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21]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3页。
[22]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
[2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
[24]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齐白石画集》所附《年表》认为，齐白石于1909年“春，三游广州”，与齐氏自述“在家住了没有多久……又动身到了广州”，“在广州过了年”的说法不符。严欣强、金岩编：《齐白石画集》，外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25]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0页。郎绍君先生将齐氏1908年的春往广州秋回家视为其“五出五归”，此后不久第三次去广州到1909年9月回家则视为“六出六归”。齐氏自己则将两次广州之行看作一次。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一册《齐白石传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26]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0页。
[27]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
[28]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8页。
[29]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
[30]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0页。有文章认为，《借山图卷》52幅，其中30幅被陈师曾借去欣赏，但因陈师曾1923年突然因病去世，这些画不知去向。林木：《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及其山水画研究》注释4，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三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31]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1页。
[32]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4页。
[33]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一册《齐白石传略》，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34]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6—67页。
[35]图见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六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图一九三。
[36]图见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七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图一二五。
[37]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45页。
[38]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39]参见林木：《齐白石山水十二条屏及其山水画研究》，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三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50—61页。
[40]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76页。
[41]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42]仅据《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出品目录》和《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目录》，齐白石参加“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的作品有《松鹰》，参加“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的作品共10件，其中山水画作品3件，分别是《水墨山水》《白石老屋》和《草堂烟雨》。见王燕来编：《历代书画录续编》第十八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301页。
[4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74页。
[44]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90页。
[45]关于二人的交往，参见张玉丹、刘振宇：《四川博物院藏齐白石作品初探：兼论1936年的齐白石与王缵绪》，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一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261页。
[46]齐白石：《白石诗草（庚午至壬申）》第12—13页，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诗稿》下册，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482页。
[47]从该诗手稿的修改痕迹看，“序”的最后一句“因感，余梦见荆州”原为“今题画及之”，可知此诗是为题赠王缵绪的画而作。诗见于《四季山水屏》之《梦游渝城》屏题识，“百回”作“毋忘”。
[48]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92页。
[49]图见秦公、少楷主编：《齐白石绘画精萃》，吉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图23。
[50]图见王耀庭：《齐白石在他的时代》附图5，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一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73页。
[51]图分别见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二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图一至图四，图三一至图三四，图八八至图九一、图一〇〇至图一〇三，图二七六至图二七九。
[52]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85页。
[53]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9页。
[54]齐白石：《白石诗草（庚午至壬申）》第12—13页，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诗稿（下）》，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82页。
[55]《冰庵刻印图》，纸本，101cm×51.5cm，约1940年作，图见秦公、少楷主编：《齐白石绘画精萃》，吉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图80。
[56]齐白石《山水》款识，图见秦公、少楷主编：《齐白石绘画精萃》，吉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图18。
[57]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
[58]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9页。
[59]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7页。
[60]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9页。
[61]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85页。
[62]在其后的1924年，齐白石有10件作品参加“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其中山水画作品3件：《水墨山水》《白石老屋》和《草堂烟雨》。见佚名编：《中日绘画联合第三次展览会目录》，王燕来编：《历代书画录续编》第十八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01页。
[6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85页。
[64]画家自称对自己的山水画创作信心满满，与实际因遭受冷遇而受到打击的沮丧和愤慨，从他对“时流”的评价文字中即可探知，抑或可从心理学等角度深入探讨。另，齐白石引为知己的得意门生瑞光和尚，从日本须磨弥吉郎收藏其画作来看，其对山水画的理解力和实践水准，也还徘徊在比较低的层次。瑞光作品，[日本]西上实《雪庵瑞光的山水画法》附图2至附图4，见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五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108页。
[65]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59页。
[66]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第99页。
[67]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68]齐白石：《山水》款识，图见秦公、少楷主编：《齐白石绘画精萃》，吉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图23。
[69]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85页。
[70]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83页。同书张次溪按语：“张园春色图和钓虾图，今存中央历史博物馆，葛园耕隐图今存广东省博物馆。”关于《葛园耕隐图》，图见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附图。另据记载，“该画在20世纪60年代为梁戈亮的妈妈治病筹款，以一百五十元卖掉了”。见东莞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编：《东莞人在北京》，广东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88页。《葛园耕隐图》款识：“葛园耕隐图。黄犊无栏系外头，许由与汝是同倜。我思所旧扶犁去，哪得馀（余）年健是牛。次篁先生仁世兄雅属。癸酉秋八月，齐璜并题。耕野帝王家万古，出师丞相表千秋。须知洗耳江滨水，不肯牵牛饮下流。画园题后。是夜枕上又得此绝句。白石。”
[71]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99页。
[72]按创作时间先后分别是：图114《米山图》（60岁作）、图112《白石老屋旧日图》（61岁作）、图116《洞庭日出图》（62岁作）、图117《群帆烟雾图》（63岁作）、图118《石岩双影》（63岁作）、图111《雨后山村图》（约64岁作）、图110《雪山图》（66岁作）、图113《柳岸鸬鹚图》（70岁作）、图115《石墨居闲步归来图》（78岁作）。见胡佩衡、胡橐：《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图版”。
[73]按创作时间先后分别是：图七《山水》（1922年作[该书误标为1921年作]）、图九《乘风破浪》（1924年作）、图一二《山水》（1924年作）、图一五《荷塘》（1926年作）、图一九《秋水鸬鹚》（1920年作）、图二一《山水（青山红树）》（1920年作）、图五六《山水》（1930年作，《齐白石绘画精萃》图26标为《碧波千里》，1922年作）、图一二六《蛙声》（1951年作）、图一三二《晨耕》（1952年作）。见严欣强、金岩编：《齐白石画集》，外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5、28、31、35、37、72、142、148页。
[74]分别为：图8《山水》（1921年作）、图11《山水屏》（1922年作）、图12《山水屏》（1922年作）、图13《山水屏》（1922年作）、图14《山水屏》（1922年作）、图17《红杏开花》（1922年作）、图18《山水》（1922年作）、图23《山水》（1922年作）、图24《山水》（无年款）、图25《山水》（1934年作）、图26《碧波千里》（1922年作）、图33《雨后山光》（1925年作）、图36《寄斯厂制竹图》（1927年作）、图37《山水扇面》（约1937年作）、图39《柳塘游鸭》（1929年作）、图40《清波扬帆》（约1927年作）、图49《山水》（约1932年作）、图57《山水》（约1932年作）、图61《中流砥柱》（1934年作）、图62《山水》（1934年作）、图63《扁舟与人同患难》（约1934年作）、图65《林间茅屋》（1935年作）、图66《春风归帆》（1936年作）、图80《冰庵刻印图》（约1940年作）、图100《洞庭君山图》（1938年作）、图118《岱庙图》（无年款）、图132《扁舟隔浪》（约1945年作）、图174《桔木归鸦》（约1955年作）、图200《山水》（1949年作）。见秦公、少楷主编：《齐白石绘画精萃》，吉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75]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二至第七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
[76]胡佩衡与胡橐合编：《齐白石画法与欣赏》，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版。该书对齐白石山水画多有介绍，而三十年后胡橐再撰齐白石《画法与欣赏》（见严欣强、金岩编：《齐白石画集》，外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178页）时，只介绍了齐白石画虾、蟹、鸡、虫、麻雀、牛、牡丹、紫藤、荷花等9种花卉虫鱼类题材的画法，并没有对其山水画和人物画予以介绍。对齐白石有专门研究的郎绍君先生，虽然对齐氏山水画有专文、专章或专门段落予以详述，但与对其他题材作品尤其是花鸟画的关注相较，仍可看出齐氏山水画的次要地位。郎绍君关于齐白石的研究可参见论文，如《齐白石绘画的形式与风格》，《文艺研究》1993年第4期，第117—129页；《齐白石早期的绘画》《齐白石的衰年变法》《齐白石盛期的绘画》，郎绍君、郭天民主编：《齐白石全集》第一、第二、第三卷，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自有心胸甲天下：齐白石山水册》（十二开）赏析，《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9月12日；郎绍君《删尽雷同，扫除凡格：齐白石的山水画与人物画》，《齐白石画集》上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萍翁不断是乡思：齐白石山水册》（八开），《收藏界》2003年第11期，第31-32页；《白石经典〈龙山七子图〉》，《中国商报》2004年5月13日；《齐白石与〈庚午山水册〉》，《艺术市场》2005年第6期，第64—66页；《齐白石的艺术》，《时代华章：北京画院·上海中国画院50年》，2007年，第153—161页。专著如《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齐白石》，天津杨柳青出版社1997年版；《齐白石的世界》，台湾羲之堂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齐白石的艺术世界》，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齐白石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等等。
[77]《对齐白石的评价问题》，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文艺情况简报》第20期之四，1977年10月21日。转引自李松：《风雨晦明：齐白石身后半个世纪的升沉遭际》，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三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从该文落款时间可知，该评价形成于197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