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一、一位美术爱好者的藏书
20世纪60年代前后，我国各大出版社相继出版过一系列美术类图书。本文拟以河北省石家庄市孟金生先生[1]在1959—1962年期间购藏的美术图书为例，探讨此一时段我国美术出版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对社会普通民众的影响等问题。
孟先生当时所购图书以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物为主，兼及其他出版社的相关产品。图书内容集中在国画、漫画、版画、雕塑等几个艺术门类，既有美术作品的品鉴，也有美术理论的探究，但大多数是关于具体技法的介绍，书目信息详见下表。
孟金生先生所购部分书籍列表（1959—1962）
以上图书的作者大多为美术界的知名人物，由他们编写的这批图书内容丰富、插图精美，普及程度极高，对普通民众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怀都曾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为了更为深入细致地揭示这批图书的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对以上图书的作者做些简单梳理。
文金扬（1915—1983）：江苏淮安县人，1934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师从徐悲鸿等先生。1943年起至多所学校任教，1951年受邀至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技法理论课程。著有《艺用人体解剖学》（1956年）、《绘画应用透视学》（1956）、《怎样画透视图》（1958）、《绘画色彩学》（1982）等书籍，其中《艺用人体解剖学》和《绘画应用透视学》被定为全国美术院校推荐教材。
李平凡（1922—2011）：原名李文琨，别名里肯，天津人，曾在天津美术馆西画科学习，1937年开始木刻创作，受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的感召，积极投身至木刻创作中。1943年赴日本向日本版画家川西英学习水印木刻技法，同年在日本创立神户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任会长；1946年又创办了中日双语的《版画文化》报，并举办“中国初期版画展”和“抗战八年木刻展”等，1950年回国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编审和《版画世界》主编等职。其作品《我们爱和平》在1959年的莱比锡国际版画竞赛中获银质奖章。因其在版画及日中美术交流等方面的杰出贡献，曾获“日中美术交流特别贡献金奖”和“版画交流特别贡献金奖”。
白浪（1926— ）：原名廖纲文，笔名乃人，四川内江人，1945年进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曾编导一系列动画影片，水彩画《伐木》入选第一届中国水彩速写展，并有连环画《文化教员祁建华》和《怎样画动物》等作品。
于非闇（1889—1959）：原名于魁照，字仰枢，别署非闇，祖籍山东蓬莱，生于北京，从小学习绘画、书法等，1912年入师范学校学习，后在多所学校任教。1949年起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副会长、北京画院副院长等职，是20世纪北方“京派”工笔花鸟的杰出代表。
左辉（1912—1992）：原名杨凝，曾用名杨佳福，辽宁旅顺人，1920年入旅顺师范学堂，1934年赴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系求学，1939年受聘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后先后于华北联大、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央艺术研究院等单位任职。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负责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出版了《怎样画素描和速写》《怎样画肖像画》等著作。
傅天仇（1920—1990）：别名傅健朝、傅路、文佐等，广东南海人，1942年毕业于桂林美专，后入国立中央大学（重庆）艺术系及国立艺专雕塑系学习，曾任教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和中央美术学院，1958年参与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武昌起义》浮雕的创作。
柯明（1922—2014）：原名吴樾人，曾用笔名吕西安，早年就读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科，后任《新华日报》美术编辑，以及江苏人民出版社高级美术编审，长期从事报纸美术编辑与书籍设计工作，亦参与过多部动画片的艺术设计，作品多次在各类活动中获奖。
刘纲纪（1933—2019）：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和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
何乐之：具体情况不详，据欧清煜、龚继武、韩青著的《潮涨潮落》记载，何乐之（即“何聋子”），是一位专事中国美术研究的专业画家，出版过《明代山水版画集》以及中国古代画家传记一类的小册子，1960年时住在南京赤壁路附近一幢比较漂亮的公寓里，为人豁达，在生活极为困难时还曾亲自下厨制作蛋糕招待客人，“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邵洛羊（1917—2016）：名珏刚，字青溪，浙江宁波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国画系，后入光华大学攻读文史专业，1956年至上海。
吕凤子（1886—1959）：原名浚，字凤痴，号凤子，别署凤先生，江苏丹阳人，著名国画家、教育家，新金陵画派的先驱及缔造者之一，1910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的现代美术学校之一——神州美术院，后在多地学校任教，曾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培养了大批的美术人才。
傅抱石（1904—1965）：原名长生、瑞麟，号抱石斋主人，祖籍江西新余，生于南昌，早年留学日本，后于中央大学执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和江苏国画院院长等职，是著名“新山水画”代表人物，著有《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和《中国古代绘画之研究》等著作。
华君武（1915—2010）：原名华潮，祖籍江苏无锡，生于杭州，中国著名漫画家，早年在杭州和上海读中学时便开始发表漫画作品，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延安，曾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人民日报》和中国美协工作，绘有大量漫画作品。
张安治（1911—1990）：江苏扬州人，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师从徐悲鸿、吕凤子、潘玉良等先生，毕业后在多所高校担任教职，1944年赴重庆任中国美术学院副研究员，1946年被派往英国伦敦大学研修。1950年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校，20世纪80年代任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1982年被纽约市立大学艺术系聘为客座教授，并于多地举办书画展，出版理论书籍多部。
沈叔羊（1909—1986）：籍贯嘉兴，沈钧儒之子，1930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1935年东渡日本学习，后回国参加抗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出版总署和贸易部等单位任职，后调至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任教，除进行中国画的创作之外，还对国画理论有深入研究，开设过画论课程。
沈影泉、沈自强：具体情况不详。沈影泉名列“解放初期上海连环画工作者联谊会成员”名单，并出版过《动物画典》（1939）。沈自强曾参加广东“国画研究会”（1928）。民盟张澜先生的秘书与之同名，不知是否为同一人。以上二人合作出版过3册美术书籍，分别为《虫类画参考》《飞禽画参考》《动物画参考》，对绘画基础知识的普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黄苗子（1913—2012）：原名黄祖耀，广东中山人。早年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曾向报刊投稿漫画作品，后成为《小说》封面的主要绘制者。历任《新民报》副总经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展览部副主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等职，出版过多部美术论著。
刘铁华（1917—1997）：笔名王军、铁军、刘流等，蓟县人。1933年入北平美术学院西画系，曾为北平左联木刻运动成员。1938年至延安，主编《抗敌画报》。1942年在北平开办惠中女中任校长，1952年调河南新乡师范学院任中文系副主任，后相继至郑州师专、开封师院和河南大学任教。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孟金生先生所购图书的作者除了何乐之、沈影泉、沈自强三人的情况不甚明朗之外，其他人均为美术领域的知名人士，其中不乏艺术大家。由他们编写的这批书籍，具有很高的学术性。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画家和理论家能够在同一时期集中精力参与这批图书的编写工作呢？换句话说，当时出版社选择以上作者编写这些图书的目的和背景如何？下面，本文将对这一时段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美术出版社所出版的美术图书情况做检视，以揭示该问题所在。
二、20世纪60年代前后两大美术出版社的出版情况
在新中国图书出版史上，有三个重要转折点，分别是1956年、1978年和1992年。孟金生先生所购图书时段恰好处于三个转折点中的第一个——1956年这一转折点之后。与1978年和1992年两个时间节点相比，1956年时的出版界仍属于计划经济时代，但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美术出版业在保留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的一些特点之外，还呈现出较多的新气象。
翻译类图书情况：
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译著是由该社和其下属的朝花出版社共同完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朝花出版社承担了大量翻译图书的出版工作。继1955年出版的温涅尔《怎样使用水彩颜料》之后，朝花美术出版社又相继出版：《怎样使用油画颜料》（1956）；［苏］阿尔巴托夫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研究室译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1957）；［苏］科尔尼洛夫著、赵琦译的《俄罗斯铜版画》（1957）；［苏］格·叶·瓦别捷夫著、肖群译的《十九世纪俄国书籍插图史》（1957）；［苏］列昂节夫等著，冯湘一、吕叔东译的《苏维埃俄罗斯美术》（1958）；等等[2]。
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出版了［苏］卡里季娜著，杨成寅、姚岳山译的《杜米埃评传》（1958）；苏联美术学院美术理论与美术史研究所及苏联科学院艺术史研究所编，孙越生等译的《苏联艺术理论四十年》（1959）；［苏］维·托尔斯泰著，高阳、李南译的《战后时期的苏联绘画》（1959）；［苏］西特尼克著，平野译的《尼·阿·卡萨特金》（1958）、［苏］阿尔巴托夫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研究室译的《十六与十七世纪欧洲的美术》（1958）；［苏］阿尔巴托夫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研究室译的《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美术》（1958）；［苏］卡利季娜著，尤新叔译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政治漫画》（1959）；〔美〕约翰·雷华德著，平野、殷鉴、甲丰译的《印象画派史》（1959）；［苏］蒂霍米罗夫著，张荣生、吕圣尧译的《罗马尼亚美术》（1958）；［苏］尼古拉·马罗金诺夫著，张荣生、吕圣尧译的《保加利亚美术》（1958）；［伊拉克］哈立德·迦底尔著，纳忠译的《伊拉克美术简介》（1962）；［苏］齐芙娃著，平野译的《阿尔希波夫》（1962）；等等。
相较于人民美术出版社而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译著更为丰富，这与上海美术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积极介入油画艺术创作和展览活动有关。1949年9月1日至15日，“全国美术作品展”在上海展出，共有600余件作品参展。当时，除了油画因人数过少无法召开座谈会之外，其他画种均得到充分的研讨。同年10月18日，上海美协召开会议欢迎苏联画家费诺格洛夫，并请其为与会者作题为“关于苏联艺术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的报告。随后，上海举办“苏联绘画艺术展”，展出油画作品60余件[3]。1950年1月1日上海油画工作者联谊会成立。同年4月13日—30日，由华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美展华东作品观摩会”展出了油画等各类美术作品600余件，俞云阶的油画《女机修工》获一等奖。6月，上海油画家还集体创作了大型油画《美丽的愿景》。1954年4月21日，华东美术家协会和上海中苏友好协会主办了“苏联美术图片展”，后又举办“罗马尼亚美术作品展”，以苏联为主的油画艺术得到大力传播。1955年2月，苏联著名油画家马克西莫夫来华，在中央美术学院开办马训班，负责指导我国高校和相关艺术团体的油画教学与创作。当时，“华东地区美术作品展”在上海文化广场展览馆举办，展出油画等各类作品481件。随着各种展览的竞相举办，油画技法和相关理论的需求也应运而生。
1955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翻译了《苏联著名画家格拉西莫夫和约干松》《苏里科夫的创作方法》《论提香、戈雅、达维特、陀米埃的创作道路》《造型艺术理论丛书》等著作，之后又陆续出版了列宾所著，陈逎东、范继淹翻译的《我的老师克拉姆斯柯依》（1957），约干松著、冯湘一译的《油画入门》（1957），［苏］科尔尼·楚可夫斯基著、杨廉坤译的《回忆列宾》（1959）等等。1958年还出版了林风眠编著的《印象派的绘画》，翻译内容也由苏联逐渐扩大到欧洲，出版了吴达志编著的《德拉克洛亚》（1958）、朱龙华编著的《乔托》（1958）、朱龙华编著的《提香》（1959）、朱龙华编著的《拉斐尔》（1959）、孙越生译的《回忆列维坦》（1960）、吴达志编著的《康斯特布尔》（1961）、朱龙华编著的《委拉斯开兹》（1962）、许幸之编著的《达·芬奇》（1962）、王琦编著的《米叶》（1962），以及李春编著的《戈雅》（1963）、朱龙华编著的《荷尔拜因》（1964）等。
从以上两家出版社的译作看，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主要是苏联艺术家的作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推介苏联艺术家相关作品的同时，还加大了对欧洲艺术家的介绍力度，视野更为宽阔。
国内艺术推介：
在翻译外国艺术家著述的同时，两家出版社也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如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59—1964年期间相继出版了15本中国古代画史、画论类书籍，以及两部美术史著作，分别是李浴编著的《中国美术史纲》（1957）和阎丽川编写的《中国美术史略》（1958）。20世纪50年代末，该出版社还陆续出版了有关齐白石的系列著作：吴祖光的《画家齐白石》（1956），钟灵编辑的《纪念齐白石》（1958），龙龚的《齐白石传略》（1959），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的《白石老人传》（1962）；还有其他一些关涉古代艺术家的论著，如郑拙庐的《石涛研究》（1961）、俞剑华等编纂的《顾恺之研究资料》（1962）；等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中国美术著作更为丰富，除了介绍艺术家及其经典作品之外，还出版了技法和画史、画论等方面的书籍，如丰子恺编的《雪舟的生涯与艺术》（1956），颜文梁的《美术用透视学》（1957），王伯敏的《展子虔》（1958），王伯敏的《吴道子》（1958），邓白的《徐熙与黄筌》（1958），邓白的《赵佶》（1958），邓白、吴茀之的《马远与夏珪》（1958），潘天寿、王伯敏的《黄公望与王蒙》（1958），潘天寿编的《顾恺之》（1958），马采的《顾恺之研究》（1958），郑秉珊编著的《吴镇》（1958），黄涌泉的《陈洪绶》（1958），傅抱石的《中国的人物画和山水画》（1958）和《中国古代山水画史的研究》（1960），王朝闻等撰文、力群编辑的《齐白石研究》（1959），于安澜编写的5卷本《画史丛书》（1960），郑拙庐的《倪瓒》（1961），俞剑华的《王绂》（1961），周芜的《李公麟》（1961），沈迈士的《王诜》（1961），邵洛羊的《李思训》（1962），于凤编著的《文同 苏轼》（1962），刘纲纪的《龚贤》（1962），孙祖白的《米芾 米友仁》（1962），洪端的《王冕》（1962），徐崙的《徐文长》（1962），顾麟文编写的《扬州八家史料》（1962），黄涌泉的《费丹旭》（1962），范曾的《徐悲鸿》（1962），李既匋的《高凤翰》（1963），吴东迈的《吴昌硕》（1963），宗典的《柯九思史料》（1963），温肇桐编的《黄公望史料》（1963）等。
除以上两家出版社之外，其他出版社也出版过一些与美术有关的图书，如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了童书业著的《唐宋绘画谈丛》、滕固的《唐宋绘画史》、刘凌沧的《唐代人物画》、俞剑华编著的《中国壁画》、段栻的《汉画》等；商务印书馆也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了一些与新中国美术相关的书籍，如《新中国的新美术》（1950）、《新美术运动及其他》（1950）、《新美术运动诸问题》（1950）、《新中国的木刻》（1951）、《中国绘画史》（1954）、《秦汉美术史》（1957）、《色彩学研究》（1958）等。但相对而言，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美术图书的出版上，一直起到领头羊的作用，对普通美术爱好者的影响尤为深远。对此，孟金生先生的购藏颇具代表性，在上文所列23本图书中，共有19本出自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仅有4本出自其他出版社。
但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即便是以上两家出版社，在此时期发行的图书也是五花八门，品种多样，孟金生先生何以会在如此众多的出版物中选择以上23本图书？另一个更需关注的问题是，1959—1962年适值“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大多数人都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是什么原因使得孟金生先生在这一特殊时期即使节衣缩食也要购买这些美术图书？
三、孟金生购藏图书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
通过上文对人民美术出版社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初所刊美术图书的梳理可知，孟金生先生在1959—1962年购入的图书仅是当时两家出版社发行的众多美术类图书中的极少部分。从其购买的图书种类看，他很少关注油画类书籍。另外，对于两家出版社所译大量外国艺术图书，他也未给予足够重视。从其所购图书分析，种类最多的是国画、版画、漫画等出版物，还有一些是专门用来介绍绘制材料和绘制技法的书籍，颇有据此进行实践的意图。考察孟金生先生的履历，在其中小学就读期间以及早期参与法院工作期间，并无明显的美术爱好表现。所以，他在1959—1962年期间频繁购买美术类书籍，很难说是完全出自个人的兴趣，很可能与其到新岗位后的履职经历有关。
1958年4月孟金生先生在石家庄桥西区人民法院工作期间被错划为“右派”，5月调离原单位前往石家庄市农业机械厂任工会干事。此时正值“大跃进”初期。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首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上正式通过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该次会议还纠正了一些地方重要领导干部被划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的错误，认为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党内的突出表现。
中央的这一决定投射到孟金生先生个人身上，便是他在会议之前被划定为“右派分子”一事未继续恶化，既未被彻底打倒，也未下放到农村或农场劳动改造。他只是被调离原单位，到本市一家工厂继续工作。这一决定对于一个充满革命**的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算不上致命打击。从孟金生先生1959年开始频繁购进美术类图书看，他似乎正为适应工会干事的新工作而积极筹备。因为在工会的日常工作中，组织群体性活动和进行必要的政治宣传是其两项核心业务。而对于宣传工作而言，除需要时刻了解国内外时事状况之外，还需要具备一定技能，比如能写会画的能力。可能正是为了应对这项全新的任务，孟金生先生才会在那个特殊时期，从每月工资中拿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术类图书，以提升自己的美术技能和美术鉴赏能力。
如果说最初孟金生先生购买美术类图书只是出于工作所需，但随后不久，美术便已成为他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其在“文革”期间留存的日记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作的诗中略窥一斑。即便在其调离工会工作以后，该爱好也一直与之形影相随，并时常发挥作用。
如，在1966年10月7日的日记中，他留下了购买绘画颜料和木刻图书的记录，称：
厂里的汽车昨天上午去保定拉钢材，为了不花路费，我也随车一块于昨天到保定来买红颜色。
汽车路过藁城、无极、深泽、安国一直到保定。同车去的有郑士方和司机吕喜之、何秋德。当夜宿保定第一旅馆。
今天，我到河北戏剧学校看了看王明喜，他给打电话联系了一下，我找了两个地方各买了20斤集成红朱，顺利地完成了既定任务。
省府机关从天津迁来保定，街上也不太热闹。在‘**’中，街道上的大字报不少。
沿途，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劳动气氛热烈，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立在地中，红旗各处皆飘。回来时，我们到深泽县烈士纪念馆看了看。路过藁城，我们停留了一会，我在藁城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木刻选集》以志纪念。
在1966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虽然离开了工会，写写画画的机会可能不多了。但是，我一定利用一切机会加倍锻炼，一定使我的笔很好地为宣传毛泽东思想服务，一定使我的笔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1966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红卫战地》创刊号今天正式出版了。这一张八开的两面印刷的小报，经过多天的紧张刻写，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和同志们见面了。今后，我一定在广大革命同志的帮助下，利用这个阵地，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紧跟党的政策，使小报成为‘**’中的掌握斗争大方向的武器，和同志们在一起把小报办好。”
1966年12月29日，他又写道：“早晨六点三十分，我打开收音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首都报纸摘要’里，广播了我国昨天又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我为这个消息所鼓舞，连脸也没顾得洗，便跑到厂里利用《红卫战地》号外的形式，以‘特好喜讯’为题，刻写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并在七点多钟印好了二百来张。在同志们正上班的时候，我把这些号外送到同志们的手里，让同志们为这一特好喜讯，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的丰硕成果而感到自豪，而受到鼓舞。”
孟金生先生对美术的爱好还表现在对其儿子的培养上，按其1985年8月20日所作的一首诗可知，他的两个儿子都曾学习绘画。该诗称：
重游龙兴寺
曾携妻儿游常山， 日月如流又十年。 当初双子乳臭湿， 如今两儿筋骨健。 尚记阶前觅蜗牛， 欣看阁后写佛殿。 望子成龙父母心， 丹青国里勇登攀。
一九八五年八月廿日正定大佛寺
另外，在孟金生先生1959年至1962年所购这批美术图书中，还可发现他与众不同的艺术感受力与艺术情怀。当时他没有购买市面上流通的一些专门为美术教师或工人、农民等业余美术爱好者及中小学美术教育服务的图书，而是选择了这些具有很高学术水准的书籍作为入门书，这就使他得以从一个较高的起点介入美术工作。他所购置的图书，大都留有明确的购买时间，很多图书都是甫一面世，便立即购得，时间不超半年，充分展示了其美术热忱。除了从新华书店购买新出版的图书之外，他还常常光顾古旧书店，如在一本民国期间刊行的图书中，他记录称：“1961年7月1日购于石家庄古旧书店。”在另一本于非闇先生所著的《我怎样画工笔花鸟画》扉页上，他写道：“据《北京晚报》载，于非闇先生因癌症经治无效，于今晨在京病逝，享年七十一岁。购此书表达对国画家于先生志念。1959.7.3于石家庄市。”所以，从这些图书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那个时代一个普通美术爱好者的美术追求，还可以看到当时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
最后，还需提及的一点是，孟金生先生的这批藏书也为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当代美术史的书写提供了借鉴。按其所购图书，虽然大部分图书的作者生平皆有据可查，但也有个别作者因种种原因未留下足够的信息，成为隐没的美术史学者。如何乐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不仅出版了《韩幹 戴嵩》（1961），还出版了《明刊名山图版画集》（1958）、《徐渭》（1959）、《王维》（1959）、《阎立德与阎立本》（1960）、《西湖史话》（1962）等一系列著述，是当代美术图书出版史上的重要人物，但现在很难检索到其个人信息。作为一个离我们当下尚不久远的历史人物，我们有责任也有可能将其渐已模糊的形象重新勾勒得更为清晰一些，以备后人的进一步探讨。就此而言，孟金生先生的藏书，无疑为我们当代美术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1]孟金生（1936—1996），字祥镇，生于北京。1943年9月至1950年7月分别在北京青龙桥中心小学和燕京大学附中就读，1950年随家人迁至石家庄，并就读于石家庄第二中学。1953年毕业后入职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任书记员，1956年5月调至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任书记员。在法院工作期间曾在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8年4月被错划为“右派”，调离法院到石家庄市农业机械厂任工会干事，1970年5月调至国营华北机械厂学校总务处负责后勤工作。1979年桥西区人民法院对其“右派”的划定予以纠正。
[2]温肇桐编：《美术理论书目（1949—197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2页。
[3]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编：《上海现代美术史大系（油画卷）（1949—200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