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敏歆 《中国美术报》编辑、记者
一、当下书法学科归属复杂多样的现状
相对客观统计，国内设有书法专业的大学，分为综合类大学、艺术类专门院校和师范类院校三大类别，可分类概括为理论和实践两大方向、文化与艺术两个范畴，细化有创作、理论研究、鉴定鉴藏、鉴赏批评、美育等诸多方向。书法学科大类设置在文学院、人文学院、哲学院、历史学院，还有的设置在艺术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等；而在倾向艺术方向的高校多设在美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学院、中国画与书法学院；少数高校设有专门的书法院，如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等。其中重历史方向的学科，还设有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古典文献、汉字文字学等课程。
二、产生书法学科归属复杂多样的原因
（一）民国时期书法学科归属的探索历程
民国是教育从古典模式到现代阐述的转折点。这一时期的中国被世界裹挟着被动转型，新式教育也就依托共和体制迅速发展。最典型的特征是与国际接轨进入学科制。
1. 在寻求与西方学科制度匹配的过程中反复找对应
这一时期，音乐、美术、文学、历史等，相对容易找到学科对应，但书法由于跟中国传统学问、日常书写等联系紧密，一时间不容易找到与之匹配的坐标点和参照系，因此无法将其明确纳入现代教育学科体系。既要保留书法独特的民族精神气质和艺术价值，又要找到国际视域中的有效匹配位置，成为书法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西人论中国艺术而不举书法者，渠固不解也。画学有史而书学无史，画科盛行而书科不盛行，此亦止知步趋西人，而忘其家宝之一端也。”[1]其中轻视或忽略书法的情况，从学者刘咸炘的异议中也可见一斑。
当然，这一时期文化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学者、美学家、书法理论家，也给予书法相对重视的观察。具体来说，分作三类：一是延续乾嘉传统、注重文史哲传承的旧文人思维系统。二是保留传统基础，但站在开放眼界对书法重新认知，观念相对辩证通达的学人群体。典型的如梁启超《书法指导》、朱光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和《中西画法所变现的空间意识》、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中国书法》专题[2]等，都带有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观念。第三种类型如继承康德的观念，最早援引西方理论解释书法的王国维，站在西方艺术立场审视批判中国书法。
2. 书法“属于美术”“不属于美术”“是更高级别的美术”之论争
梁启超对当时学界不把书法看作美术的观点表示异议，他说：“美术，世界所公认的为图画、雕刻、建筑三种，中国于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写字。外国人写字，亦有好坏的区别，但是以写字作为美术看待，可以说绝对没有。”[3]在他看来，书法具备“线的美、光的美、力的美和个性的表现”四个方面，因此“书法是一门特别的美术，而且为中国独特的美术”[4]。书法理论家张之屏也很是推重书法在现代学科分类中的地位和特殊性，他强调“书法者，美术之一端也”[5]，“美术之最高尚者，莫如书画”[6]。书法不但是美术，且属于更高级的美术。可以说，这一时期很大一部分学人，在为书法能与世界美术接轨寻找最大共性而努力。当然也有相反的观念，如王国维虽然也认为“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但他却表示：“以笔墨见赏于吾人者，属于第二形式。”[7]而在美术门类的等级中，书法又是低度的美术。
可见，对于当下的高等书法教育，目前与美术学科的血缘关系表象相对接近，但仅仅书法是不是美术、属不属于美术、是怎样的美术，这些看似非常细节的问题，在现在视域中也没有定论，且常议常新。
3. 全球视野和语境下出现书、画的排序调整
在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化语境下书法列在绘画前，属于古典文化序列的常态观念。民国时期对书法与绘画定位的探讨则众说纷纭。赞成书法高于绘画者有邓以蛰和张之屏。邓以蛰言，“书法如扬雄所谓‘书为心画’，毫无凭借而为性灵之独创”[8]，而“绘画需要得助于自然景物抒发性灵，书法则不用”[9]。所以他认为古人视书法高于画有其道理。然而，全球性受众扩大的视野下绘画逐渐排在了书法前面。
这种排序的调整直接的影响是：书法被归类到艺术学一级学科领域，以及近几年才开设的美术学一级学科，并没有独立的书法学和书法创作为一级学科。此外，根据现象分析，现代文博机构的设置，如各类美术馆、画院，书画传播媒介中的美术类报刊等，除去专门的书法文化机构和传播媒介，书法似乎更多的是美术领域不可缺少但相对边缘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20世纪80年代是书法学科进入现代阐述的奠基节点
这一时期，书法学科奠基者学人群体分作三类。因这一时期的文献研究相对丰富，此处简要概括如下。
1. 高等教育书法学科建设奠基人，注重书法的文化积淀
如两度主持浙江美院的潘天寿先生具备国画审美传统，并于国画学科中开设篆刻课程。在潘天寿主持美院工作期间，中文背景出身的陆维钊先生负责书法学科的建设，可见潘天寿意识到书法不仅是技艺层面的问题。之后的沙孟海先生、南京师范大学尉天池先生陆续主持书法的硕士教学工作，其中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所后发展成为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从硕士到博士的培养，也是早期书法发展的重要力量。
2. 美育方向的提出与倡导，为书法开启了另一个重要门径
教育家蔡元培提出书法是重要的美育门类，成为民国到当下的书法美育教育的理论先导。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家的关注，也为书法美育成长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进行了长达60年之多的探索。
3. 展事和社会组织参与者的推动，扩大书法受众的群众基础
追溯到第一代大学生书法比赛中崭露头角的书者学人，他们多为历史、文献、古典文学、文字学、中文等学术背景。之后建设的人才梯队，成为现代书法学科领域早期的奠基群体和组成部分，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现在。
（三）进入新时期的书法学科分类依然延续多样性
新时期书法学科总体特征是历史学问和艺术创造并举又各有侧重。形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总结如下。
1. 基于书法理论和实践的渊源，各自发挥侧重点
书法理论和实践的渊源分为：为学的范畴、为艺的方向和精神的领域。为学的范畴中包括传统经学中“小学”里的文字学、规范书写、文献学、训诂学等研究领域。张怀瓘言“臣以小学说君，道岂止乎书”[10]即是将书写纳入经学与道学传统的论点。为艺的归类包括：创作衍生出的艺术形式学层面及美学美育方向。再就是二者整合呈现出的个体与整体精神风气。
2. 结合高校培养方向和背景资源特色，发挥所在院校传统优势
如早先设有书写方向博士点的传媒大学书法学科设置在新闻传播方向；语言大学设有书法国际传播研究；吉林大学以文献见长；美术院校又以艺术创作为优势。
3. 突出学科建设特色，避免同类同质化
以美术类与综合类院校为代表，按照自己专业的性质设置相关的课程，从课程设计到培养目标可以看出，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异和所长，当然也因为占有资源的不同而形成竞争态势。另外，高校教师队伍要克服近亲繁殖，促进人才交流，让归属多样的优势得到有效发挥。
可以说，从民国开始萌芽的书法学科背景及归属讨论和实践，为此后书法成为专业进行了预热。再经过80年代的转折和推动，高校专业培养与群众文化氛围之间互为营养，都为书法学科的不断成长壮大起到重要作用。先学筚路蓝缕的探索，需做进步客观看待。
三、客观看待学科制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一）书法本体在整体文化等级中降低的趋势
马端临《文献通考》按《太学》载：“（西汉武帝时）司马迁、相如、东方朔等辈，亦俱以俳优畜之，固未尝任以要职。”[11]再有，东汉灵帝时设有“鸿都门学”，被认为是艺术类大学的开端，它第一次把书家身份单列出来，给予善书者较高的地位，有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但当时以善书的蔡邕为代表的经学儒士却反对鸿都门学人任以要职。他认为，“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康国理政，未有其能”[12]，甚至出现“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的情形。当然“贵德贱艺，重道轻器”会阻碍科学发展，但书法若完全脱离“文与道”的传统，朝向“术”的领域，书人定位的边缘化和技艺的附属性则成为值得思忖的现象。
（二）“现代知识人”“读书人”“大文的人”“学人”“书人”的偏差和错位
客观上若以学历作为具备该专业能力的判断标准，符合该标准者可称为“现代知识人”。“现代知识人”以学科分类，金融、理科、工科、法律、文学、艺术……还有“隔行如隔山”的俗语。传统概念的“读书人”中，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仰观吐曜，俯察含章”[13]的胸襟志向，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开太平”的理想期待，有“进则为循吏，退则为乡贤”的人世规划；有“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14]的文脉相承，还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人文关照——这样的人统称为“大文的人”。所以，理想型“现代知识人”和理想型“传统读书人”是偏差很大的群体概念。
漫长的书写文化，是以笔墨浸润的“读书人”“大文的人”为底盘，以“学人”“书人”为主流的自足的“大文”价值系统。书法以及书法本体延伸出的批评欣赏，需要全方位的文化综合定位，涉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全部内容。著有《水经注》的地理学家杨守敬，是集舆地、金石、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的学人和书家，是正常的情况。近代林语堂论书，也用动力学原理来解释书法中的“运动感”“动感”。
（三）书法人才梯队建设走向逐渐成为显性问题
汉唐作为书法史上的两座高峰，有相对完备的选拔系统。《说文解字·序》载：“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15]再有唐朝，其吏部考核六品以下官员有“身、言、书、判”四项标准，原则上需要具备“体貌丰伟；言辞辩证；楷法优美；文理优长”[16]等能力。“唐百官志有书学，故唐人无不善书，远至边裔书吏、里儒，莫不书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见也”[17]，从朱翌记录中也可见一二。科举进身，加之中低层官吏的晋升与考核，无一例外对书法要求甚高，新近出土吐鲁番文书、敦煌写经等的发现，也带有铨选激励的烙印。
当下书法选材，排除热爱情怀，在长期积累的观念下无形中形成了新的人才等级：金融—理科—文科—亚艺术—音乐—美术—书法……而在研究生以上的人才选拔中，在技法过关的前提下，也存在具备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的书者更有优势的隐性偏爱。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书法教育基盘的大小与可选择性范围会影响专业精英的转化率。分科后被动选择的习书者，有多大的可能转化为精英，这成为需要警惕的书法学科选材下降的显性问题。当然，是否需要如此多的书法精英也值得思考。
四、对当下书法发展走向中的几点思考
书人、作品、书论是中国书法史的三个重要研究领域。因此研究书法学科本体的发展走向，从以下三方面探讨。
（一）书人
1. 珍重“书人”使命，处理好士之担当与社会从属之间的关系
书人的境界影响其书作的高度并无争议。《孟子·万章》中也有与“人”相关的诘问：“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书法学习过程中，存在这样的现象：明朝以上无书写者归属的作品，会成为书家排除取法的范畴，元朝赵孟頫学钟繇的隶书，实际他学的是曹魏时候无名氏的碑。可以说，书法史上名家附会现象的原因，多在于书家对自身和超越时空的“人”本位的重视程度。再如，书法收藏即使仅从近代逐渐被关注的民国名人手札文稿说起，在百年生命与历史节点时空，以及与个人灵魂交融的过程中，在追逐人类终极真善美的过程中，有故事、有性情、有品性的“人”的书写痕迹的吸引力，可贵性越来越被重视。
相比于近几年一再重提的“文人书法”，小文更倾向于将“书人”定位为“大文的人”。“大文的人”比文人范畴大许多。历史时空中从事书写的人或从商，或为官，或为农，或为士，“大文的人”无职业界限，却有着文之内核。吴昌硕、黄宾虹都曾以卖文酬画为生，因具备恪守的价值尺度，也并不妨碍他们是“大文的人”。与之相比，书人之所以留下的痕迹具备蔬笋气、村气、屠夫气而没了“士气”和“文气”，缺失的则是“大文的人”的胸襟与学养。关于此类恶札，张之屏还总结过它们的气质，所谓庸腐、寒酸、凶戾、尘土、欺世、媚俗等味道。
余英时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提到：“知识人”的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为什么不能用“分子”呢？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要恢复人的尊严。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是“知识人”“读书人”“大文的人”“书人”“学人”，首先要是“人”。
2. 平衡学历与学养、外求与自足的矛盾
据《四友斋从说》中记载，文徵明屡试不第，通过“岁贡”的方式进入翰林院，其官职为相对低级的九品，还是待招。他因为没有文凭遭到过讥讽：“我衙门中乃画匠处此耶？”[18]但后世对文徵明绘画的评价，并无过多关于文凭的苛责。再看编撰《淳化阁帖》的王著，进士出身，官至翰林学士，还曾两度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但“黄庭坚以为王著、周越的书法‘形式’‘力度’都没有问题，欠缺的是文化修养”[19]，说明文凭与学养不相等的情况，在古典文化序列等级中也大量存在。
学科制之后，书法从本科到博士的期待目标，属于培养精英文化的范畴。如何看待学养与学历之间的辩证关系，则需要在“高学历”与“高学养”之间寻求妥帖的自我安顿。另外，媒介与宣传的引导，展事与风气的影响，则需进一步审视和平衡外求与自足的矛盾。
3. 有意识地探索不脱离时代和追求永恒真善之间的有效途径
宏观来看，书风的变迁必然受历史时代风气的影响。当下，美术学及书法学科进一步受重视，制度与文化导向的宏观指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书法学科的发展走向。关于书法风气，刘熙载有过总结，他指出：“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不屑乎一代之人与文者。”[20]张之屏也认为各个时期的书风形成与政教之间关系密切，其认为秦朝小篆之严整，汉代隶书之宽博，大唐统一、归于整齐等，莫不有政教的深刻影响。
历史有启迪智慧的作用，也存在引以为戒的警醒。引导合理的时代风气，对书法获得良性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唐玄宗崇古尚丰，庙堂书家兴起宽博雄壮之风，顾戒奢、韩泽木、蔡有邻因妍美功用而被张怀瓘讥讽了无风骨。再看宋朝，有投机取巧的士子为博得主文者之欢心，出现过刻意模仿他们字体的“趋时贵书”。后世对“趋时贵书”及台阁体、馆阁体书法的评价多有贬义，都成为当下书法发展的反思教材。
那么，关于处理不脱离时代和追求永恒真善之间关系的有效途径，避免产生往传统方向佣工不甘心、往创新发展无根基，两头眩晕的学书路径。孙过庭有“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才，书亦如是”[21]的相告，有“古不乖时、今不同弊”[22]的药方。张之屏在论书中也谈到了在时代浪潮中“具迈往不屑之气，不甘俯同群辟的豪杰之士”可超越时代环境的限制，各逞特色而有所成就的可能。颜平原、王觉斯般“人已潜灵，而书方曜迹”[23]者，成为永恒的坐标，令人神往思齐，前仆后继。
（二）作品
1. 空前丰富的图示文献资料更考验辨别运用能力
唐朝“选五品以上子孙书者”为抄书手，由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秘阁提供法书用以观摩，宋代黄庭坚被钱穆父指出书俗是未见怀素真迹的原因，米元章还有为索要魏晋法帖以跳湖相威胁的轶事，都可想见法帖的珍贵性和有限性。
随着时代发展，敦煌文书、河西简牍、甲骨文、刑徒砖、墓志铭等的不断出世，为书学研究与学习带来鲜活例证。现代文博事业不断发展，展览展事四处开花，其中不乏真迹的展出和复制品的传播。再加之信息传播的通畅，科技推动印刷水平的提高，可以说，当代人掌握真迹和书帖的丰富性远远大于以往的任何时代。2021年上半年试图提出的新概念“合体”，其本质是在掌握了如此多文物、文献与资料的基础上，回看历史轴线从后往前总结的意味。前所未有的字帖纹样的整合呈现与获得，则需要进一步思考哪些是承其祖泽，哪些是审美误区，哪些是为新奇而新奇，哪些是审美导向宽泛的无节制，有待考察与思索。
2. 运用好“师法自然”的新视角
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书肇始于自然”，“天下至奇之山，须以至灵之笔写之”，师法自然一直都是书法创作的灵感源泉和生命基因。林语堂也说：“中国艺术家是这么一种典型的人……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沉浸于山水物象之间。”[24]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多样化，飞机、飞船、游艇、潜水、攀岩、登高望远……可触、可感、可达到的时空维度愈发广泛。与时代发展对应书人观察自然的视野与角度也会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变，还会出现想象空间被科学证实与拆穿的矛盾，师法自然的方式如何更新的问题，以及儒释道不再是显性精神架构之后，如何融入共情氛围中去实现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理论研究
1. 预防极端“格物致知”产生的研究瘀滞
《四库提要叙讲疏》开篇《经部总序》对每个时代的学风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汉学笃实谨严，弊端在拘；魏晋之学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弊端在杂；宋元洛闽摆落汉唐，读研义理，但弊在悍；宋末明初学派旁分，攀援日众，其弊在党；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又自造心说、各抒心得，其弊在肆；清初诸儒考据成风，不免烦琐。”[25]可见，历史学风存在难以用现代思维苛责的历史局限。
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书学研究的专门化领域。西方学术思维的引入和艺术理论方法，前人的系统进入现代阐释，清代朴学学风和治学方法也有所延续，以考证为津梁，从时代背景、职官制度、地理沿革、习惯用语、称谓变化等研究越来越深入。那么，现在的书法理论研究，又怎样把握“语言之末而非实学”的界限，以避免陷入重复瘀滞的沉疴？
2. 关于跨学科以及“专”与“通”的思考
关于“通人”的判断，张舜徽持有这样的观点：杰出的人物学问方面很宽，不限于专经研究或一才一艺之长，凡列在《儒林传》或《文苑传》中的人物，差不多是二三流的角色。至于头等第一流的大学者或大文豪，多为通学，他们在正史中另有专传，这是历代史列传的一个通例。苏轼即属于以为“书”属于正经学问之余事，却把余事做到了“宋四家”之首的例子。从“有限之偶涉”到蔚为大观的专精性学科，因此将“有书之才情的读书人”到被列为书家的序列，属于自降归属的情况，启功先生不以“书法家”为立身之道应有多视野思考的缘由。
“从东方美学上看，中国诗词歌赋、哲学、历史学、书法、国画、古琴等所谓的学科都是一种‘整体观’，它们虽然在具体治学方法、研究样式上有各自的特点和方法，但往往有同一思想的追求。”[26]关于“通学”的定位，祁小春认为书法很难不与其他学科发生关系。因此书法理论研究，才有书法与文学、书法与绘画、书法与音乐、书法与建筑、书法与政治制度、书法与经济、书法与学校教育、书法与印刷文化、书法的收藏与鉴定、书法与社交、书法与设计、书法与文具，书法与裱装等围绕书写与书法的研究范围。
学问不通达常常瘀滞，学问过于达则易泛化。余英时在谈到辩证看待“专与通”的问题时表示：“真正求通，是在专中求通，通中求专，两者分不开。没有具体研究，通什么呢？一到具体研究就进入专的领域。这专不是就事论事，要看看前面，看看后面，看看左右，把有关的都联系起来，那就是专中有通，通中有专，不能空谈专与通。”现当代书法展览展事，常常营造跨学科视觉效果，称之为创新思维模式。那么研究与发展书法，就需要具备由专到通的、适可而止的、有效防止以文化为挡箭牌的无界格滥情。
3. 认识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论对中国书法研究效用的有限性
书法与书写，完整地参与甚至主导着整个华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与传承。书法图形所暗含的文化密码，也一直承载着中国传统审美的理想诉求。将书法归类为美术，本身存在为匹配西方学科设置的而找定位的参照行为。
民国引入西方研究史论的归纳方法，并延续下来一个为书法修史的传统，如今，为一门学问做通史现象从流行变得成熟，典型的有孙洵《民国书法史》、孙以悌《书法小史》，以及现在的《中国书法史》《历代书法论文选》《中国书法理论史》《中国书法批评史》……祁小春在《文献考据、东方视野与文化拓展——书法史的多元认知》一文中指出运用西方艺术理论研究书法的途径是有限的：“西方学科优秀的归纳方法是研究书法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高级方法，连有效方法都不见得是，甚至不必要掌握这类方法，而轻视和否定中国古典文献考证过程中的传统功力。”他说：“一旦涉及书法家身份、作品真伪、相关史料的辨析等问题，便需要具备史家精神，进行朴素、脚踏实地的考据工作。传统的方法要重视，书法史研究真正的立身之本还是传统的文献考证。”
由上，综合当下书法的学科点，其课程设置及培养目标，多半兼顾到民国时期的讨论成果。总体是对书法历史学问和艺术创造能力的全面回应，而具体到某个学科点又有先后、有借鉴、有侧重，本质上殊途同归。所以，当下学科建设中书法归属有如此多样的现状就相对容易理解。多样化利于人才培养的丰富性，有统一化不具备的优点，当然其中也有人才能力可能偏颇的弱点。
不可否认的是，学科制是进步的，时代是发展的。每个时代的意识文化体系都有它发展的优势，也有进一步优化的可能。即使是汉代、唐代依然如此。余英时指出：“没有任何一种万灵药可以通治所有的病症，只能对症下药。”小文若能有隐存的启示性，幸甚至哉。鄙陋之处，贻笑大方。
[1]刘咸炘：《推十书》。
[2]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史》。
[3]梁启超：《书法指导》。
[4]《中国书法批评史》。
[5]张之屏：《书法真诠》。
[6]张之屏：《书法真诠》。
[7]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
[8]邓以蛰：《书法之欣赏》。
[9]邓以蛰：《艺术家的难关》。
[10]（唐）张怀瓘：《评书药石论》。
[11]四库全书《卷四十·学校考一》。
[12]（汉）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
[13]（唐）张怀瓘：《评书药石论》。
[14]（宋）黄庭坚：《书嵇叔夜诗与侄榎》。
[15]《说文解字·序》。
[16]《新唐书·选举制下》。
[17]《猗觉寮杂记》卷上。
[18]《四友斋从说》。
[19]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史》。
[20]（清）刘熙载：《书概》。
[21]（唐）张怀瓘：《评书药石论》。
[22]（唐）孙过庭：《书谱》。
[23]（唐）张怀瓘：《评书药石论》。
[24]林语堂：《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中《生活的乐趣七·艺术家生活》。
[25]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
[26]杨简菇：《文献考据、东方视野与文化拓展：书法史的多元认知——专访祁小春》，《美术观察》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