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将“哲学家”一词与某一个特殊概念联系起来，徒劳无功之后——由此也发现了种种矛盾的特性——终于认识到，此后的立法者原来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家：
1.一种是要建立一类不同以往的估价（逻辑上与道德上）体系；
2.一种是此类估价的立法者。
第一种哲学家尝试着利用当今或过去的世界，将各类事物用文字符号加以概括与压缩。以实现让我们学会观察、回顾、洞悉与利用发生的所有事件的目的——其为人类服务的宗旨是：让过去服务于未来。
而第二种哲学家则作为发号施令者存在。他们说道：“事情本应该如此。”只有他们才能确定“目标”与“方向”，规定什么有益于人，什么无益于人；他们享有科学者的试验成就，在他们眼中，所有知识只不过是用于创造的手段而已。而这种哲学家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实际上，他们处于极其危险的环境里，处处危机。他们经常闭上眼睛自我欺骗，不愿去看那一丝将他们同深渊（即彻底毁灭）隔开的缝隙。比如柏拉图，他就坚信自己想象的“善”并不是柏拉图之善，而是“自在之善”，如同一个名叫柏拉图的人偶然捡到的永恒的珍宝！宗教创办者的思维，就是这样被一种盲目意志用更为笨拙的方式控制着。在他们的耳朵里，千万不要他们口中的“你应”听作“我要”——仅仅因为那是上帝的命令，他们才能勇敢地完成使命；只有他们把对上帝的观念当作“灵感”时，才不至于变成一项压垮自己良心的重荷。
如果柏拉图与穆罕默德这两颗宽心药失效，“上帝”或者“永恒价值”这一类的玩意儿也就不会再被哪个思想家拿来安慰内心了；而价值立法者则会重新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可怕要求。现如今，那些上帝的选民们——他们面前已经现出这种朦胧的责任——试图看看自己能否采用“及时”躲避的方式逃脱责任，就像自己逃过劫数那样。比如他们会假装自己已经完成了使命；会直接说完不成；会说任务实在太艰巨了；会说自己接受了其他更合适的任务；会说这种新形式的没有尽头的责任就等于诱骗。这种逃避所有责任的行为是脑子混乱的、病态的。实际上，很多人已经达到了逃脱责任的目的。这些逃兵的姓名与他们丑恶良心的斑斑劣迹，留在了历史的各个角落。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得以解脱，即十分熟悉的地步。到了那一刻，他们原本“不想做”的事，也不得不做了；先前他们还望而生畏的事物立刻变得如同苹果落地般地唾手可得，就像老天的赏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