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基金会保值增值实操
劳伦斯·E.科卡德等所著的《基金会和捐赠基金会投资》一书介绍，美国重要基金会由一些资深的投资者运用先进的投资工具进行资金管理。由于基金会具备长期的战略眼光，使得它们拥有足够的空间来应对投资，比其他投资者更有动力去吸纳新的资产类别。
然而在1969年之前，大多数基金会投资组合较为保守，业绩相比其他投资者差。美国基金会行业过度限制性的管理政策限制了资产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在1830年著名的哈佛学院诉莫利案（Harvard College v.Amory）中确立的“谨慎人”规则也限制了基金会的投资模式。很多基金会的规定是本金不能损失，只能使用利息和红利进行开支，大都投资低风险的债券。从长期来看，投资债券的收益扣除通货膨胀，并不具备为基金会保值增值的能力。而能够使得基金会资产持续保值增值的投资，是当时基金会无法接受的更高风险资产——股票。
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投资委员会成员罗伯特·R.巴克撰写的一份报告《教育捐赠基金会的管理》（Managing Education Endowments）指出，过去僵化的投资策略阻碍了投资业绩的提升和基金会的发展。报告将1959－1968年期间的15个基金会业绩与共同基金和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专业投资机构进行了对比，基金会的投资收益率为年均8.7%，而平衡性共同基金和成长型共同基金的收益率分别为9.2%和14.6%，诺切斯特大学专业投资机构的业绩也达到14.4%，远超过基金会投资收益率。
福特基金会的总裁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后来的投入，使得基金会投资保值增值取得新的发展。著名投资人查理·芒格在他对于慈善资产投资的一个演讲中描述，福特基金会的总裁麦克乔治·邦迪虽然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表的文章丰富了基金会的投资手段，他给旗下的投资经理们布置任务，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是过于大胆了，而是显得勇气不够。麦克乔治·邦迪身为美国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和越南战争缔造者之一，立刻投入了投资实践，基金会调用大笔收入来投资股市，希望赚回更多的资金。麦克乔治·邦迪曾对《财富》杂志说，“我也许会犯错，但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
在后来的1970年，由于股市大跌，麦克乔治·邦迪的投资组合也受到很大冲击。但从历史角度回顾，麦克乔治·邦迪的推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慈善资产的投资从过于保守的风格走向收益率更为可观的投资模式。许多历史学家认为，1969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元年”。巴克尔的投资思想、卡利和布莱特的法律思想、美国国税局（IRS）的政策思想开始在这一年发展，并在基金会投资方面产生了恒久和持续的变化，也导致如今基金会投资业绩的卓越。美国慈善资产管理者也从风险厌恶、低收入的志愿投资者，逐步转变到拥有了受人尊敬的投资能力。
福特基金会于1936年由福特汽车公司的亨利·福特及其子埃德塞尔·福特拿出2.5万美元和部分股票建立。1950年基金会与福特汽车分开，在一个独立理事会的管理下运作，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于原有基金在股票、国债、房地产等各方面的投资所得。通过投资，福特基金会至今资产已达到125亿美元。(8)
基金会立足为机构使命和运营做出贡献，与其他投资者相比，基金会以长期投资著称。基金会投资成功的要素包括强有力的公司治理、认真推敲的投资理念和结构化的流程。投资政策声明确立了机构的投资原则、目标、资产配置流程。投资成功的充分条件在于投资理念，以及投资人员和投资委员会对投资理念的实践。我们以《基金会和捐赠基金会投资》为蓝本，总结以下重要原则和操作流程。
1．信托原则
管理者应履行基金会信托职能，在进行管理和提出建议时，坚持责任至上原则。《机构基金统一管理法》和《统一谨慎投资者法》指导着基金会投资管理的谨慎流程。在“谨慎人规则”下，给予基金会更大的空间，并基于全部投资收益来制订开支计划。
谨慎投资者需要做到：知晓法律、标准和信托条款；对受益人或客户的资产多样化，承担规定的风险/收益；备有投资政策声明；在尽职调查上聘任“谨慎专家”（投资经理）；管理和说明投资支出；监督“谨慎专家”的行为；避免利益冲突和被禁止的交易。
但要区分“谨慎人”规则和“保守人”规则，投资选择的过程一定要以谨慎的方式进行，但不意味受托人一定要选择保守的投资。如果有必要，投资分析和决策过程复核将确定谨慎原则是否得到贯彻。进取型的和非传统的投资可以被认为是谨慎的；而如果没有复核机制，一项无法达成机构目标的保守投资，也可能被认为是非谨慎的。
2．任务宗旨
仅获得投资收益不足以满足基金会的需要，管理者需要明白投资组合的目的以及基金会机构的目标。为了达成基金会的目标，管理者需要设计一套投资计划，平衡不同资产风险与收益以及投资经理组合的计划。
与投资流程相关的基金会宗旨包括：基金作为一种资源的近期和长期预期；捐赠者、监督者和受益人心中的基金会形象；法律的规定（比如基金会运营的税负）；基金会项目的特点；捐赠者提出的特定限制等。
3．决策机制
确立投资政策，并且以文件的形式将其表述出来，是一个重要步骤。投资政策包括投资目的、公司治理以及执行投资的成员所遵循的流程。投资政策文件为投资提供一个范围框架，定义投资机构的重要功能、投资总监和投资委员会的责任，并描述所做出的决策以及政策的各个方面。具体如下：投资目标；开支政策；资产配置的标的和流程，即资产类别的定义和目标、投资风险、再平衡；投资政策的实行；基准；公司治理。
4．投资目标
了解基金会的具体收入和投资目标。具体包括：基金会的类型；总收益目标；预期所得，即捐赠、遗产等；所需的流动性；董事会、投资委员会、投资团队对于风险的承受力。
5．开支决策
影响投资政策的一个关键目标或重要因素是基金会的开支政策。美国基金会必须遵守每年分配其5%资产的规则。
耶鲁的开支政策旨在满足两个相互竞争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为经营预算提供大量的当前收入，因为收益的巨大波动很难与大学开展的活动和项目的调整相匹配。第二个目标是抵御通货膨胀，保护捐赠资产的价值，以便在将来对学校项目的支持不低于当前的水准。
6．资产配置
资产配置：根据基金会的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投资于各类资产的证券组合比率——是由基金会和捐赠基金投资总监以及投资委员会做出的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
资产配置的流程可以根据两个明确的途径来确定。首先，通过严格的再平衡方式，基金会锁定目标资产配置，因此一项战略资产配置具有一定的恒定性。其次，可供选择的操作模型更多是战术性的，基金会凭此在不同的资产种类间转换，期望抓住变动的市场机会。实践中，多数基金会在某种程度上介于两者之间，既进行长期战略资产配置，也允许通过短期的战术层面的操作来增加资产的价值。
查理·芒格对慈善资产投资的看法
彼得·考夫曼在《穷查理宝典》中记录了芒格的一些演讲，芒格在1998年和2000年分别谈到对慈善资金投资的看法。他提出，很多慈善机构多年在不借债的情况下把大部分资金投资在可流通的美国证券上，主要为股票，这些股票是由一家或者很有限的几家投资顾问公司帮助挑选。在2000年附近，这些慈善资金的投资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倾向，有些基金会聘请了大量的顾问，先请一批顾问然后由顾问挑选更多的投资顾问。这些顾问帮忙把慈善资金配置到各个不同的领域，以兼顾国内证券和国外证券、复核投资顾问业绩、保证投资风格、进一步提升本就已经很分散的投资多元化程度。
而这种方式带来了非常高的成本。每年要支付给各级投资顾问的投资管理成本，再加上频繁买卖产生的摩擦成本，能够轻而易举地占到慈善资金净值的3%。芒格提出了慈善资金可以有的三种现代选择：
（1）指数化投资。减少投资顾问，减少投资次数，降低投资成本，投资指数基金。
（2）长期持有少数几家备受敬仰的国内上市公司的价值投资。不过多进行交易，采取必要的外部建议，把年平均管理成本降低到资本总额的0.1%。
（3）投资各式私募基金。这些基金开展对创办初期的企业投资，利用财务杠杆进行并购、杠杆式股票投资以及各种债券和衍生品的交易策略。
芒格认为前面两种投资方式更适合慈善资金的投资实践。包括指数投资和长期持有少数几家优质上市公司。本杰明·富兰克林就要求依照他的遗嘱而创办的慈善组织采取持有少数优质上市公司的价值投资方式。再比如，到20世纪末，伍德拉夫基金会90%的资产仍保留其创办人当初提供的可口可乐股票，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很明智的。
7．资产种类
可供选择的资产分类包括：美国上市公司股权、非美国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级固定收益、非投资级固定收益、现金、实物资产、绝对收益和私募股权。
资产配置分析与工具：
（1）历史记录和预期收益。资产配置流程要求设定资产种类的预期收益、标准差和相关度。
（2）资产配置评估的频率。根据资产配置风格来决定是否经常评估资产配置并进行资产调整。
（3）同类分析。将资产配置与具有相同目标的基金会进行比较是有价值的。
瑞·达利欧对慈善资产抗通胀的建议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在《原则》一书中描述，他曾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戴维·怀特一起交流，戴维问达利欧怎么管理基金会的投资组合从而创造比美国通胀率高5%的回报。达利欧给出答案：杠杆化的外国通胀挂钩债券，加上与美元对冲的该国货币。当时必须是外国债券，因为那时美国没有通胀挂钩债券，而且它需要与美元对冲以便消除汇率风险。
8．风险
没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测评，就不可能对基金会资产的未来或已实现收益是否具备吸引力或是否成功做出评价。对承担风险大小的决策，甚至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
对风险的统计工具包括针对波动率、跟踪误差、流动性风险、复杂性风险（比如，不知道一项投资的“真实”下行风险的风险）、无法达到一项特定收益临界值的风险等方面。对基金会而言，一项资产配置的完整分析一定要兼顾资产负债表，以便对各种另类证券组合结构整体风险这一关键指标的潜在影响做出评估。运用资产/负债模型可以完成这一工作。通过基金会提供的预算比率或机构信用评级等关键指标，资产/负债模型显示的结果描述了每项另类资产收益的分配情况。
虽然这些工具在管控资产组合风险方面非常有用，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科学的工具来评估和管控基金会风险。
9．再平衡
投资政策需阐明实现再平衡的方法。当一项资产配置超出了确定范围，或根据投资委员会或投资总监的分析，风险（波动率或跟踪误差）超过了预设的风险值时，便会触发再平衡。时间推移的方法要求投资总监在预先设定的时间周期后，机械地对目标资产配置进行再平衡，比较典型的时间周期有月度、季度和年度。
再平衡的另一个问题是，机构的再平衡是否支持长期目标资产的调整，或者是否部分支持这一目标的调整。还有如何处理那些诸如获得合伙人地位并锁定3～5年周期的承诺资本等缺乏流动性的另类资产。
再平衡包括投资的出售，或者是混合基金的赎回。机构可以通过互换、远期期货来维持基金经理的敞口，完成诸如叠加的操作，要求机构实现积极现金管理。
10．投资政策的贯彻
投资政策确定、投资责任明确后，投资流程进入了投资分析、投资品种的选择和证券组合的管理。包括涉及被动与积极、内部与外部的管理等机构政策方面。
很多基金会并未明确表示实行积极管理，而是采取积极管理兼顾价值投资、低成本指数化投资或被动投资策略，这与芒格建议的方式类似。
大部分基金会雇用外部的投资经理来挑选具体的证券品种，投资办公室、投资总监通过资产配置、主题选择和挑选经理人来增加投资的价值。内部管理的优势包括：与外部管理相比，在雇用内部员工方面有着较低的成本；具备更大的透明度；而且采用这一方法，风险管理更为容易。内部管理的消极面在于，吸纳和保持员工较为困难，有天赋的投资经理更有可能选择为那些不受非营利条件约束的投资者服务。一些较为大型的机构通过与雇用的外部经理共同投资的方式，来引入一些积极管理策略，还有益于帮助投资人员接近并因此更好地、不间断地监督外部经理，对其进行尽职调查。
其他内部管理的方式包括被动策略或增强型的被动策略、战术或套期保值叠加，以及固定收益管理。
11．外部基金经理的选择
杰伊?约德（Jay Yoder）在其所著的《投资基金管理：实用指南》（Endowment Management: A Practical Guide）一书中，提出了挑选适合投资经理的一套系统的、成熟的方案。可以归纳如下：
（1）雇用基金经理完成特定的投资目标（当你需要一名价值型的基金经理时，不用雇用“热门”的成长型基金经理）。
（2）在寻找基金经理时，设定清晰和理性的目标。要明白机构想要完成何种使命。要雇用一名好的基金经理，没有必要雇用“最佳的”经理人。
（3）当缺乏专业知识或时间来完成上述寻找任务时，可以将尽职调查的责任委托给诸如顾问或管理人的管理人等投资专家。
（4）确立聘任的标准，以及提出这些标准的依据。
（5）选择你知道的或者你的同事知晓的机构。首先，在你的一项投资中考察经理人或机构，或者对其进行较长时间的追踪。其次，请值得尊敬的同事、投资委员会的成员或者资产专家进行推荐。
（6）实现全面的尽职调查。可以根据下述条件对投资管理机构进行评估：人员、投资理念、流程、业绩、职业水准、谨慎的本能反应。
（7）遵守谨慎人的规则。你要明白规则也许不能帮助你就特定的战略找到最佳的投资经理，但有助于投资者在寻找的过程中按照谨慎的流程来发现适合其投资目标的基金经理。
12．投资组合管理
投资组合管理既可使投资经理凭借证券组合提供多元化的收益，又可以综合使用定量因素和定性因素。建立投资组合时应根据机构资源情况，确定恰当的投资数目。
13．基准和业绩评价
业绩评价最为普通的办法是将整个证券组合的业绩与政策界定的业绩基准相比较，包括针对美国上市公司股票的罗素3000、针对非美国上市公司股票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全球指数、针对投资级固定收益债券等。对于另类投资，一个办法是，以上市公司收益的一定范围为基准，加上一个额外的反映较高风险（波动率和流动性）的差额；第二种方法是所有基金经理的平均收益。
机构还经常通过其他若干基准来补充政策参考基准。这包括通货膨胀率加上机构支出率，或者被动地加上按照美国上市公司股票以及固定收益的70/30或60/40的比例确定基准，或者加上同行的业绩基准。
大多数机构同时正式或非正式地追踪同行的业绩。诸如耶鲁、哈佛、斯坦福等行业领先机构的业绩被广泛传播，其杰出的业绩导致其他机构越来越有兴趣复制其投资策略和投资流程。
14．公司治理
大型的基金会能够吸引到极具天赋的专业投资人员进入其投资委员会。不同规模的基金责任各不相同，但投资委员会的成员一般关注战略、监管、避免利益冲突，以及研究和批准投资。较小规模的基金会倾向于倚重投资委员会提供战术性的投资建议和决策。
关于由谁来担当决策责任，有两个基本的决策模型：一是投资委员会做出所有的投资决策，另一个是投资总监做出大部分决策。在实践中，在上述两个极端方式间存在各种变通的方式，这涉及授权程度，以及投资委员会与其成员的沟通。
斯坦福大学的公司治理机制
威廉·梅西（William Massy）在其《捐赠基金：观点、政策和管理》（Endowment: Perspectives, Policies and Management）一书中讨论了斯坦福大学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会的投资委员会应当讨论愿景及其基本设想……它理当服从于董事会批准的需要遵循的总方针……在政策许可的框架内，投资委员会拥有对信托捐赠的宏观监督权力。关键术语是“总方针”和“宏观监督”。投资委员会和董事会应该指明方向，进行监管；但它们不应当干涉日常的投资组合管理。投资委员会应该过问一些有关政策和建议的问题……但其自身不应该在投资方面亲自操刀。
15．投资委员会指南
在由高盛市场学会（Goldman Sachs Market Institute）发起的大学捐赠基金峰会的小组讨论会上，列示了理想的投资委员会应该具备的要素：委员会的成员愿意贡献他们的时间；投资的多元化和具备专业治理知识；投资团队的连续性；委员会的成员是具有开放视野的思想者，不在细枝末节上干预投资人员的决策；由受托人和代理人组成的董事会全体成员支持投资委员会。
大多数专家同意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规模应当较小——最多5～6名成员，并且一年中应当有4～5次碰头会。投资政策声明中，应当对委员会成员的资格和限制条件做出规定。管理基金会的投资总监需要对董事会的集体思维保持警觉，并尽力构建与投资委员会成员的强有力关系。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报告》（the Yale University Endowment Report）提供了一个有关投资委员会定义的优秀范本：
耶鲁大学投资委员会描述
1975年以来，耶鲁公司投资委员会（the Yale Corporation Investment Committee）始终承担监管捐赠基金的责任，在投资组合规划中吸收了较高水平的投资经验。投资委员会由至少3名耶鲁公司的董事会和具备特定投资经验的人员组成。委员会每个季度召开会议。在会议上，委员会成员将会评估资产配置政策、捐赠基金业绩以及投资办公室成员提出的策略。委员会核准捐赠基金组合投资指南，明确提出投资目标、开支计划、每一资产种类投资的方法。投资委员会由11名成员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