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号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了约瑟夫·洛克拍摄的贡嘎专题，“The Glories of the Minya Konka”。在此之前，关于此地的资料几近一片空白，有的地图在疑似贡嘎主峰的地方写了一个30 000英尺（约合9144米）的标高，并打上一个问号。据说洛克起初拍电报回美国，也表示这座山很可能是“世界最高”；虽然最后，洛克在文章中的粗略测算为25 600英尺（约合7802米）。
也许是因为影像的力量过于强大，这篇图文并茂的纪行，再次搅动许多西方探险家的雄心。其中就包括瑞士地质学家阿诺德·海姆。1929年至1931年，海姆远赴中国，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其间，他带领联合考察队来到川藏的甘孜地区进行地质学考察，目的是“研究打箭炉南北世人罕知的大山地形及地质”。海姆一行人在贡嘎寺停留了两周，测量贡嘎主峰的高度为7600米，并且一路上拍摄了大量照片，留下珍贵的资料。
约瑟夫·洛克镜头下的贡嘎山，1930年10月，来源：《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小伊深深为之着迷的，正是海姆拍摄的一张老贡嘎寺的照片：1930年的夏季某日，一位僧人站在二楼的长廊，正在吹奏白海螺。
我们抵达贡嘎寺的时候，每个人都站在吹海螺者的角度，拍了一张照片。除了亘古的雪山，一切都改变了：照片正前方那座有着七百年历史的寺庙佛堂已被无情拆除，一块砖都没有留下。地震、山洪、冰川，一再涂抹并改造这片地貌，唯有永恒的贡嘎主峰，不为四季所动，从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开始，就摄人心魄。
就在吹奏海螺者身后的那间昏暗阁楼里，我们坐着吃干粮，烤火，喝茶，避雨。房间里暗得看不清包装袋的撕口在哪里，唯有正对着正前方的木门，才能借到日光。即使是雨天，外面也明亮极了，栏杆上放着一只饭盆，里面撒着谷物，几只健壮的山雀不停飞下来啄食。它们的羽毛已经被连绵细雨彻底打湿。
几天来，细雨伴随了我们一路：两次翻越子梅垭口，徒步冷噶措，都是大雾，连十米开外的人影都看不清。小伊说：“与雪山交朋友是需要耐心的，就像三顾茅庐。总是要拜访好几次，才能有幸相遇。”
我们此行是为了攀登一座贡嘎的卫峰——那玛峰，海拔5588米，入门级，难度不大。但自从有了党岭的教训，每当听到难度不大这种词，我会在内心补上一句，“看对谁而言”。
贡嘎寺，约1930年，摄影：阿诺德·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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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的起点从子梅村开始。峡谷幽深，点缀着白色高山杜鹃。河流清澈，闪闪发光，如一条流动的钻石矿脉。雨雾中的森林，枝梢迷离，垂帘般挂满了松萝。
松萝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地衣生物之一，喜欢潮湿多雾、阳光充足的环境，只在极佳的空气环境中才会生长。食物缺乏的季节，松萝就是金丝猴的充饥之物。有朋友因为好奇而尝过它：没有任何味道。
德语中有一个单词是Waldeinsamkeit,意思是“独自在林中漫步的感受”，但没有相应的英文单词可以直译[1]。Wald是“森林”，Einsamkeit是“孤独”。我倾向于把这个词翻译为“独自在林中漫步的感受”，而不是“林中漫步的孤独”，因为它比汉语中“孤独”一词的所指更加丰富。
独自在林中漫步的感受，是哲学家与文学家的精神乡愁。这串名字包括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彼得·汉德克……
《我在森林，也许迟到》这部纪录片，正是描述作家彼得·汉德克的晚年生活。他喃喃自语着：“人们常说，作家靠写作逃离生活。这简直荒谬。恰好是作家——或像我这样的人——才能体验生活：那种不受保护、残酷无比、最强烈形式的生活，因为没有体制能保护他，没有居家良药能免他一死，免于恐惧，免于东躲西藏，免于爱恨……”
对于有钝感和野心的人而言，人生可能确如汉德克所说，“是等待收割的田地”；但对于另一部分人而言，人生是一座森林，无法收割，只能观瞻，穿行。
也许我们与哲学家之间的距离，只差一条林中小径。
在林中的独享时刻是宏伟的，自成宇宙的——穿过光栅般的松林，回到童年。每一口呼吸，都是属于1991年的墙纸绿：你五岁了，无所事事，不想练钢琴。神经质地咬着指甲，在一直下雨的星期天，独自在家偷偷看电视，模仿动画片里的土拨鼠，在茶几旁边原地打转，撞到小腿发青。
时间那么漫长，如一场绵绵不绝的雨，人生仍然折叠着，是一张待读的信纸。未来某些经历，或将如子弹嵌入肌肉，只是那一刻命运还没有瞄准你，没有开枪。你还是一只天真无邪的、行走的人形靶子，迈着欢快的步伐，毫不自知地，走进命运的射程。
脚下的小路坡度陡峭，不过一臂之宽，竟然是一条摩托车道。想象村民们乘着摩托车，在这羊肠小道上越野赛一般风驰电掣，往返运送物资的情景，该是相当刺激。这条小路的尽头是干涸的河床，下午的爬升还得从那里继续。
那天是同行中一位朋友的三十岁生日。他一直严重高反，一路咬牙坚持，走到大本营的时候，感觉简直走丢了半条命。夜里我们为他庆祝：蛋糕坯子是从四百公里之外带来的，现挤上奶油，点缀了水果，插上蜡烛，端过去的时候，非常担心被大风吹灭；在帐篷撩开的瞬间，我们大声唱起生日歌。
朋友强忍头疼，勉强地笑着，接受大家的调侃：“祝贺你，已经把前半生所有的苦都吃完了。”
向导在那个夜里为我们播放了纪录片《登山家》，讲的是加拿大攀登家马克·安德烈·莱克莱尔的故事。这个低调的小伙子身怀绝技，兼容solo攀岩、攀冰、登山，技术全面，是阿尔卑斯式攀登的极致者。他没什么钱，住在走廊里、楼梯间、帐篷里，或者直接躺在野外。他一生只爱攀登，崇尚临场独攀（onsight solo），这种方式意味着人类攀登能力的极限：一个人，一只小背包，一套冰爪冰镐；独自走向一座此前从未去过的高山，临场判断路线，独自进行攀登，搞定所有的岩石峭壁、冰瀑、冰雪混合岩壁。
这些术语或许稍显抽象。但如果你搜索一下照片，看看剑鞘般笔直的巴塔哥尼亚埃格峰（Torre Egger），以及罗布森峰（Mount Robson）的酋长岩，你就能震惊于马克所做的，是何等壮举——这居然是人类能上去的地方吗？
一个并不意外的结局是：一座阿拉斯加的雪山收留了他的生命，为一生传奇画下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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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本营去往一号营地的路，只剩下纯粹的攀升。泥泞，陡峭，大雾浓如一锅奶汤。人走在其中，不知今夕何夕，也不知身在何处；与海拔争夺呼吸，每一口都很费力，像是漫步在海底，周身承着巨大水压，阻力重重。
更糟的是，朋友的高反依然没有减轻。他头疼欲裂，难受到数次呕吐，看上去连站都站不稳了，每走几步，就要把自己绊倒。几年前我也曾亲身体验过一次剧烈的高反：胸口有一头大象在跳踢踏舞，颅骨里有一辆卡车来回碾轧。夜里三点钟，背疼，胸闷，无法呼吸，爬出帐篷上吐下泻。
但是除了独自忍耐，没有办法——就跟生活里大部分事情一样。
朋友的新婚妻子始终耐心陪伴左右，牵着他的手，扶助他，陪他坚持；小伊也放慢脚步，陪伴他们俩。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似乎怎么也慢不下来，无论停下来等候多久，也不知不觉就走去了最前面。
痛苦如果能具体到只有15公斤、60升就好了：把痛苦的重量分担下去，痛苦的绳索、衣物、冰爪……我们一起分担。领队看那位朋友头疼难忍，主动提出帮他背包。朋友回答：“不用。你帮我背了，我头还是疼。又不会因为你帮我背包就不疼了。”
四下是一片大雾，我坐在石头上等伙伴们。心事在等待的缝隙里如细菌般滋生，疯狂繁殖，我被感染为病人。远处的三个身影，紧紧凝聚，彼此爱护，那场景如此团结、强悍，带来一种孤立感，令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当其他的女性都能如此耐心、温柔地陪伴他人的时候，我在这儿傻坐着干什么？为什么我没能和她们一样？
我莫名其妙开始反思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议题：“被社会眼光所期待的女性气质”，“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对也不对，对二元性别话语的终极反抗，应是“人性主义”，如柯勒律治、伍尔夫所言，伟大的头脑是双性同体的。温柔、耐心、韧性、共情力，本身是几种普世的性格优点，只是说，女性无论从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而言，都更有优势形成这些品质。
作为一个人，无论是什么性别，甚至无论有无性别：在坚强、勇敢的同时，保持温柔、耐心，这是我希望成为的“人”的样子——我定义自己为“人性主义者”。当然，理想有多高，现实离它就有多远。
这一层焦虑还未散去之时，第二层又涌了上来：我忽然意识到，作为群居动物，刻在基因深处的，对于伙伴和集体的依恋，是一种多么深刻的本能。每个人都害怕被忽视，被抛下，被边缘化，被错误看待。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活在他人的目光里。目光也是氧气。
整个成长时代，自己的状态主流到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三好学生。但随着长大，尤其是选择了自由职业之后，内向性格开始显露本色，也并非简单的“格格不入”，而更像是活在价值观念的时差里。作家黎紫书曾形容这种孤立感——“像是一珠水银，其状如水，实质金属，易于流动难以融入。”
想到此，心事如一把螺丝刀，正一寸一寸往心里拧。
回忆起2007年在土耳其，一个晴朗的下午，一对当地的情侣带我上山看古迹。那里有一片古罗马时代的废墟，华丽又荒凉。那天阳光灿烂，草原干燥，他们走在前面，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低声在笑。我跟在他们后面，为他们拍下一张照片：当时那两人不过二十几岁，勾肩搭背，两枚逆光的金色背影。仅看那对晃动的双肩，就知道他们一定在笑。也不知道十多年过去，照片里的这两人，还是不是在一起。
又想起那个春天的柬埔寨海边，一次绝望的争吵。
或者某个初冬，雪夜高山，月色踌躇，在那个因为没有勇气亲吻，而终生遗憾的垭口。
又比如在俄罗斯，蹭了一对夫妇的车去海边。沙滩被深深白雪彻底覆盖，晚霞如一口倾倒的熔炉。在回程路上，夫妇两人无缘无故吵了起来，却又顾忌当着我的面，拼命压抑着。俄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他们分明在争吵。心底有一瞬间的恐慌：希望那场争吵不是因为我而起。
2007年，土耳其，一对情侣，摄影：七堇年
同伴们的身影终于在雾中出现了，那么小，那么远，肩并肩。他们的出现打断了我心事的螺旋，冥冥之中也把我从某种无缘无故的低落中救了出来。那对新婚的朋友，肩并肩手拉手，几乎结为连体儿。这一幕被小伊拍了下来，作为纪念。如果为照片取名字，大概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蜜月》了吧。
我把擦过眼泪的纸巾揉成一团，偷偷塞进口袋，起身和他们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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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顶前夜，下了一场大雪。七点钟吃完晚饭就躺下了，但谁也睡不着，在帐篷里辗转反侧。睡袋大概太厚了，小伊热得反复起身，甚至去帐篷外面看雪。我背疼难忍，睁开眼，听见雪花亲吻帐篷，发出沙沙声响。
夜里，领队数次冒着大雪走到我们帐篷这边，小心地确认我们的气窗是否打开。在高原，很多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帐篷拉链拉得太紧，或者半夜大雪把通气口堵住了，人睡在里面严重缺氧，透不过气，一觉再也没有醒来。
冲顶计划凌晨两点开始，但我们在闹钟响起之前就起床了。穿戴衣物，收拾装备，确认冰镐、冰爪、头灯。早餐时刻，大家挤在炊事帐篷里，臃肿地围坐，硬往嘴里塞食物。一盏小小的营灯在折叠桌上投下几块晃动的阴影。毫无胃口，但强迫自己吞下一碗鸡蛋面。
凌晨两点半，拔营出发。四下一片白茫茫的深雪，浓稠的黑暗。细雪仍然沙沙落在肩上。
“还有比这更坏的天气吗？”我问。
领队耸耸肩：“有啊，刮大风。”
另一支庞大的队伍比我们走在前面。凌晨三点，山脊上闪烁着他们的头灯，像行走的星光，一粒粒颤抖着，一步一升，接着又停滞很久，原地不动。他们看起来那么远，那么高，让人绝望，感觉我们是永远也走不到那儿似的。但绝望归绝望，每迈一步，就近了0.5米。漫长的碎石坡上，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迈步、迈步、迈步，呼吸、呼吸、呼吸。攀登几乎才刚刚开始，我就有点恨不得放弃了：肠胃绞痛，恶心，作呕，最糟糕的是，特别想拉肚子。
爬高了一段，总算抵达了之前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垭口。此刻自己也变成了星星一般，头灯微弱的光，闪烁在高山雪野。垭口的风势强劲，吹得满脸结冰。从这里开始便是山脊线，我们将沿着它直至登顶。
也没有想到，从营地眺望的缓坡，到了眼前竟变得如此陡峭，铺上厚雪之后，几乎直贴胸口。更糟的是，大雾残忍地不肯散去，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有眼前的雪、石。一步一滑，呼吸混乱。
清晨五点，爬了两三个小时之后，阵阵困意让我几乎无法站稳，在汹涌的睡意中，梦游般苦撑着。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追求享受与舒适的境界里，人类当然做到了极致——洁白温柔的床，48℃的牛奶澡，加热的马桶圈，恒温空调……但在追求自我折磨的境界里，人类居然也达到了极致——是什么样的生物，才会故意跑到生命禁区，去自作自受？
只有一个解释：痛苦也是有快感的。正是由于身体上的痛苦，我们感受到自己正活着。
西奥多·罗斯福曾试图第三次连任总统，但竞选失败，陷入低谷。为了对抗那种失落，他前往南美洲，沿着亚马逊森林中的“困惑河”漂流。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一条从来没有人迹的河流。原始丛林的残酷让他们一行人吃尽苦头，顶着疟疾发作的痛苦，筋疲力竭地在激流险滩中折腾筏子。高烧寒战交替，全身都有溃烂的伤口，无处不在的毒虫像胶水一样日夜纠缠，白蚁把帆布包、物资，甚至**都吃了。水路行不通时，还要扛着巨重无比的筏子和物资在丛林中跋涉。
不仅是罗斯福，在《人间游乐场》这部纪录片里，很多普通人甚至在追求更极致的折磨。著名的沙漠马拉松：在超过50℃的酷热沙漠里，六天六夜，跑250公里；完赛就是胜利，淘汰标准是“不能慢于后勤部队的骆驼”。冰泳：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寒地冻中，凿开一块冰面，像北极熊那样把自己浸泡在刺骨的水中。
这些参与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试图通过肉体上的挑战和折磨，来净化和砥砺内心，对抗创伤或痛苦，比如片中那位冰泳的女性，有过被性侵的过往经历。用身体上的痛苦治愈精神痛苦，这简直是一剂古老的人类学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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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冰盖下方的一个休息点时，我终于不堪忍受，一阵剧烈的反胃袭来，呕吐不止，几乎尝到了胆汁的苦。朋友们都吓了一跳，递上热水，轻拍我肩。我漱了口，颇为难为情地用雪将污渍掩埋，下意识地连说“对不起”。
刚刚缓过来，向上一望，又一串星星般的头灯闪动在更高的地方——老天，尽头几乎是在月亮上，山脊线开始了。坡度渐陡，前面的足迹是一串深及膝盖的脚印洞，每一步都要夸张地抬起腿，踏进雪里，再抽出来，额外费力。开路者想必筋疲力竭。
这一段原本是大冰盖，要铺路绳，用上升器攀登，但现在雪太厚，只须结组前进即可。结组意味着每个人“变成一根绳子上的蚱蜢”，必须尽量保持相同的速度，让彼此之间的绳子维持一个不松不紧的程度，共同前行。如此，结组保护才是有效的。
但我们已经疲惫得顾不上任何节奏了，彼此间的绳子时松时紧：没有一丝多余的力气说话、思考。用尽全力呼吸、迈步。只有这两件事。除此之外，全是忍受。
恶心，腹痛，头疼，困倦。所有的痛苦叠加成一团混沌的大雾，在一层层活剥我。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罢工，肠胃在起义，心脏也跑路了，皮囊之下只剩一双肺还在苦苦坚持。
这哪里是受罪，这分明是受死。那种筋疲力竭，在很久之后仍然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出发前，领队曾经在技术讲解的环节里说，人们之所以热爱登山，是因为在徒步过程中，只剩下“和自己的对话”。但到了某个极限，我发现，根本没有这种对话。大脑是一片彻底的空白，即使偶尔冒出零星的字眼，也不过是破碎的疑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你这是在干吗。
登顶前的最后二十米，我望着前面那个惊悚的陡坡，顿时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再也不想走了：去你的吧。去你的什么登顶，反正都是大雾，什么也看不见。谁他妈在乎什么顶不顶。一切都看起来没完没了：大雾没完没了，痛苦没完没了。
小伊回头看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加油啊，最后二十米了。最后！”
她的声音混合着鼓励与命令。原来结组的另一个目的正在于此：总有谁，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一念之差，再也坚持不了了。但当你想到队友，你就意识到，不能拖后腿，起来，你可以的，你必须走。
必须。
如同宿醉断片后的回家：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还是上去了。
所谓的登顶，也只是意味着再也、再也不需要再往上了。想象中的喜极而泣并没有发生。我们虚脱地坐下来，眺望雾中看不见的远处，云海迷蒙。天什么时候亮起来的，没人知道。眼前就是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里面写到的那种“奶白色一片的盲”。
如果是晴天的话，眼前应是天色深蓝，如倒悬的大海；贡嘎主峰从云中探出，状如一只大理石雕刻的白鹰，正面对我们，展开双翼。这么切近，就在正前方。“你会感觉它近得就好像在拥抱你。”领队说。但接连几日的大雾，让那个画面显得无比遥远，只存在于想象里了。
紧接着而来的下撤，竟比攀登还要辛苦。许多山难都在下撤途中发生——放松警惕，失去登顶的激励目标，太疲惫，或者纯粹是因为下坡的陡峭，失控。
雪太厚了……走两步便摔倒在雪坑里。持续低头看路，颈椎疼到仿佛要折断。纠缠不去的恶心、头疼、困倦，天哪……看一眼来路漫漫，滑梯般的碎石坡，这么高——老天，自己到底是怎么爬上来的？！
小伊焦虑地说：“这个碎石坡真太吓人了，摔下去怎么办？！”
领队有点不耐烦：“怎么会摔嘛？！”
我心想：“……怎么不会？！”
另一位朋友叹了口气：“干脆让我滚下去吧。”
没完没了的碎石坡，刑具一般狰狞。滑坠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个个神经高度紧张，足足花了四个小时，才下撤到一号营地。稍作休息，还要继续徒步到大本营。本以为那已经够呛了，没想到领队连哄带骗，要大家别在大本营过夜，而是一鼓作气走到子梅村：“你们速度不错！绝对可以的！加油！”
迫于这种鼓励，我们仅仅稍作休息，便又继续徒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全都变成了走路机器——最终抵达子梅村时，时间已是傍晚八点半，距离前一夜凌晨开始的攀登，我们已经整整走了十八个小时。
而从进山开始的连续五天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电，没有洗头洗澡。一切都变得具体、纯粹、简单，一切只为了一个单纯的目的：登山。其余的世界消失了，也不再重要。
到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那种不可思议的纯粹和直接，正是登山的魅力。生活消失不见了，种种世俗杂念随着手机信号一并消失。你抽离到某种真空中，只有山在那里。
几天后，当我回到城市，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瘫倒在沙发上，拧开一瓶冰可乐的那一刻，忽然为这奇迹般的舒适感激得想哭。
每一个登山者都熟悉那些痛苦——裹在潮湿冰凉的睡袋里瑟瑟发抖，头痛呕吐，喘得好像肠子缠住了脖子……但正是这种折磨，创造了我称之为“钟摆效应”的体验：只有这样，才知道家里那张床、那双拖鞋和十五分钟的热水澡，有多么珍贵和奢侈。
没有对比，就没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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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会记得自己爬过的第一座山，第一次远游，第一个爱过的人。这种感觉——
像诗行
像一条有车辙印的路陷入回忆
回忆一首云雀未听过的歌，回忆一笔辛辣[2]
挑了一个夜晚时分，我们驶上盘山公路，抵达一处山顶平台。
下了一晚的细雨，刚好在此时暂停，完全是天意。就是这里了，我决定，就在这里，给那对新婚的朋友补上一次小小的婚礼——在那玛峰时，因为严重高反，新郎没法与大家一起冲顶，成为此程的小小遗憾。原本，我们是想要在登顶的时刻完成这个惊喜的。
小伊为新娘别上了一朵白色头纱，我为新郎戴上了领结。没错：羽绒服、冲锋裤、头灯，配头纱、领结——匆促得像一幕战火中的罗曼蒂克史。
这对璧人走下车，站在夜色下的路中央。“这就是你们的人生之路了，”我指着茫茫黑暗中的眼前路，一道车辙印绵延至远方，一个绝妙的隐喻，“就在这里吧，来，选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我对新娘说。
她想了想，点了《不再让你孤单》。
大概因为潮湿、缺氧，烟花很难点燃。一丝尴尬与忙乱过后，音乐终于响起，一切就润滑了起来。烟花点燃了，被交到了新娘手中。她举起一束花火，脸庞瞬间因为光焰而变得灿烂，金色的未来般，闪动着。
我闻见烟花燃烧的气味，还有雾与泥土的清香，这是英文里最美的一个单词：petrichor，意思是“雨后的气息”，词根来自希腊语，π?τρα，意为石头；?χ?ρ，古希腊神话中，神的血液。
被问到有什么话想对彼此说的时候，新郎有一点紧张，是新娘先开了口。她的声音温柔，深情，隐约有泪意，说最近在读《白夜》，开篇引用了屠格涅夫的诗，是这样的：
要知道
上帝创造此君
是为了给你的心
做伴于短短的一瞬
他们在烟花下拥抱，亲吻。风有点野，掀起头纱，逆光中，新娘看起来恍如一片深海中的荧光藻。他们始终双手紧扣。新郎的表白被突然升空的焰火打断了。我们每个人都惊讶地抬起头，默默无言，望着光点斑斓，奔向夜空，如一群童年的星星突然快闪到此，在玩蹦床。
若干年后，他们一定还会记得这夜色深情，河流般蜿蜒的山路。玩蹦床的星星，火花晶莹剔透，升上天空。
下山路上，偶遇许多只夜里出来散步的小狐狸，果子狸。它们的眼睛反射车灯的光，像荧光石。动物的眼底都有色素层，视色素在视觉细胞中呈螺旋状排列，在分子上属于一种液晶结构。当外界有光线进入时，眼底就会选择性地反射出与其螺距匹配的单色光：绿色、红色，等等。这也就是夜观森林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现动物的原因——它们的眼睛会反射闪光。
新郎敏捷探出车窗外，随手捏了两张拍立得。没有对焦，成片跳出来之后发现是一片漆黑，要很仔细很仔细地分辨，才能看见两颗亮点：那是小狐狸的眼睛。
我们对着照片哈哈大笑：这简直就像一本空白的小说。或者约翰·凯奇那首空白的《4分33秒》。
回程路上，小伊要每人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我们开始认真地琢磨起来，到底哪首歌才配得上此时此刻。
新郎点了刘家昌《在雨中》：你说人生艳丽，我没有异议。
我点了《今生不再》，而小伊放了超载乐队的《依靠》，现场版。高旗唱到“祈求内心，风平浪静”那一句的时候，我突然为刚才在山顶没有留影而懊悔不已。
“拍立得底片用完了吗？”我问后座的新郎。
“没呢，还剩很多。”
“那麻烦你为我们此刻捏一张吧。”
“就现在吗？你们俩在前座？”
“对。谢谢。”
新郎体贴地捏了两次，拍下两张相似但并不完全一致的照片，就像一对记忆的双胞胎。我留下其中一张，用磁铁贴在了冰箱上，把它变成了日常中最亲切的印记，每天早晨打开冰箱拿牛奶的时候，都看见那一幕：挡风玻璃一片漆黑，前座的一对椅背占据了大部分画面。两颗后脑勺，像两名宇航员的背影，正操作飞船驶入黑洞。巨大引力的边缘，前路未卜，黑亮的头发在闪光灯下散发光泽。
拍下照片的那个瞬间，我原本试图说些什么：“谢谢这三年……所有的……”
然而有什么东西在舌尖，像雪花融化，令我欲言又止。用小伊的话来表达这种感动，或许就是：“活着的大多数时间，我们的记忆都是被动产生的，但每次上路，都是自己为自己制造记忆。”
[1]一部分客观原因是，德语的构词法很丰富，尤其是复合词的形式，可以传达更丰富的含义。在这个功能上，汉语的成语也不相上下。
[2]节选自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诗作《伦敦的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