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一个人要学会进退。曾国藩在为人处世中的进退有度，使他能够安全渡过各种险恶之途，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做大事，要看清形势
曾国藩凭着自己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对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看得最清楚，深知人一入仕途则毫无“自由”可言，即使是一只猛虎，也只能变成犬鼠可欺的可怜虫了。《韩非子》“寓言”中就有“伏虎于匣”一节，意思是说老虎在深山，在野兽中称王称霸，一入牢笼就会摇尾巴乞求同情，不论“虎性”是否改变，都不能不屈服于现实。为虎设笼不是为了防备老虎，而是要让虎入牢笼，使那些害怕老虎的人能够制伏老虎。但是，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谁能改变得了？更何况，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借助权力可以说是毫无作为的。因此，出进官场之局，处居江湖之远，就十分难以决断了。
曾国藩自己对出处之际虽然感到难以决断，但凭他的老到经验还是能够掌握火候的。这里说的是对其九弟曾国荃出处之疑的安排，可见曾国藩的韬晦。
曾家兄弟为大清朝把老命搭上了好几条，尤其是曾国荃攻下天京城，用曾国藩的话说是千古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攻坚战。攻占南京后，曾家成为大功臣，按曾国荃的设想，清廷应功高厚赏，自己该做个总督巡抚，享享清福了。可是，曾国荃虽读过几年书，但学识浅薄，急功好利，老饕之名满天下，尤其在处死李秀成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同时，清政府对他也最不放心，欲其速离军营而不令其赴任浙江巡抚。
曾国藩无奈，只好以病情严重为由，奏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清政府的这块心病。不出曾国藩所料，这一奏请正合那拉氏的心意。曾国藩1864年9月27日出奏，10月5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来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曾国荃在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当着满堂宾客而大发怨言，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为了开其心窍，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除派赵烈文专门劝慰外，还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传，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11月2日曾国荃带着满腹委屈和怨愤返回湖南，由于怨气仍未平消，终致大病一场。
是年11月初，曾国荃迫于清廷的压力开缺回籍养病，从南京启程归湘。多年征战在外，此时退隐乡间，本是休养身心的最好时机，但曾国荃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尤其是对于清廷有意牵制曾氏兄弟的举措表示不满，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曾国藩老谋深算，一再嘱咐曾国荃不要轻易出山，时局严重，不必惹火烧身，最好在家静养一年。如他在1865年4月的家书中指出：“有见识的人士和相爱的朋友大多奉劝弟弟暂缓出山。我的意思也是让弟弟多调养一段有病的身体，在家闭门三年，再挺身而出，担当天下的艰巨大任。”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能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辈读书做人。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待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是坚辞不受。于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军务。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作势也。”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日新又新，百倍其功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人生中的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他不断调适自己，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了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的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在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至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1857年2月奔丧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这一年半，是曾国藩一生思想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在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了君王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是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用道家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到了光明世界，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他“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满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1858年6月7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却有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这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便纷纷表示愿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一番拜访、联络，曾国藩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了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1000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先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
厚积薄发方可一鸣惊人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或在不足以制胜的情况下出兵，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时，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注意。
他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在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见死不救，可以说把事做得够绝情了。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廷和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第一次是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善战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
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绝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廷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绝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那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葸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放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只是由于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才不得不勉强同意。后来一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便乘机取消了王鑫赴鄂之行。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曾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当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源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这对曾国藩是个沉重的打击。江忠源在曾国藩的诸门生中，办团练最早，最有实战经验，同时也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的信任。曾国藩曾打算练勇万人概交江忠源指挥，完成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而自己只在后方办理练兵筹饷等事。不料未待出征而江忠源毙命，这无异于砍去了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使他明知自己不善带兵而又不得不亲自出征。吴文镕的死对曾国藩打击更甚。吴文镕身任湖广总督，既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是他强有力的后台。若吴文镕仍在，可在各处帮曾国藩说话，或许曾国藩不致陷入后来的政治困境。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以懦弱示敌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必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木秀于林”不可取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深谙藏锋的道理，何尝不是这样呢？
梁启超说曾国藩“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又说：“吾乎生短于才，爱者或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
曾国藩一生大智若愚、才智超群，实是百年难遇的将帅之才，何以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说法。曾国藩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乍看好像这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白这一点，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
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下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在初入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乙未岁暮杂感诗道：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
万事拼同骄拇视，浮生无奈茧丝多！
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
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
在诗里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志向来，一个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即有气吞云梦，铲平君山，何日斫蛟屠鲸的豪情，可见，曾国藩其人不仅才高八斗，更重要的是他能将才气内敛，这才是他的真正高明之处。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在与君及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而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一般人们谈曾国藩的思想往往只谈到他所受到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作为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研究过的人，曾国藩对道家文化也情有所钟，尤其是在他晚年。他终身都喜读《老子》，且对受道家文化影响很深的苏轼钦佩不已，而且周敦颐和朱熹也是儒道兼通的人物。在政治上、为人上，曾国藩信奉儒家；在军事上、养生上，曾国藩又信奉道家。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
“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厉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于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躬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克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就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关于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减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曾国藩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己处开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屈伸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为人显露在外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才干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这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能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主动权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患难之际当然可以寻求别人的帮助。但是，切记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人在危难之际全仰仗别人，后果将是十分危险的。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荃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当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深知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因此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更生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作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此时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他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然所求之人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至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感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已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终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还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者。”
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那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平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详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即便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觉得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
心力交瘁的曾国藩看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很快，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就发来了消息，将天京内讧的情况告诉了他。
求救、自救再加上天机终于使曾国藩渡过了这次灾难。
这一事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两个启示：一是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而且徒然的抱怨是无用的；二是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还是要积极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方可做成的，都要思虑周全，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
为了在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于部队训练。他誓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凡事以大局为重
任何事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局部的事业，都是处在一定的大局之内。因此要想把事业做好，必须先察大局，认清所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特别是要看清大局的发展趋势，然后借势生风。不然的话，纵有千条妙策，亦难有所作为；纵使有所作为，因为局部毕竟决定不了全局，也做不成什么。
曾国藩从办团练那一天开始，因为没有实权，又没有军饷，兵力发展不快，真是惨淡经营，屡战屡败。而他想要实权以便办事的想法，更是屡遭挫折。
至咸丰十年止，曾国藩以客寄的身份办团练，建湘军，剿杀太平天国已有七八个年头。其间，咸丰三年曾国藩攻克武汉，却致使巡抚一职与他擦肩而过。后来，他费尽心机，甚至剥下理学家的面具，在守父丧期间伸手公开向清政府要督抚的位置，但遭到拒绝；再往后，听到石达开要进入四川，胡林翼等人闻风而动，鼓动官文上疏请清廷将四川总督大印交给湘军第一统帅曾国藩。然而事情却还是没有成功。
咸丰十年四月，江南大营的溃败给曾国藩带来了绝好的机会，胡林翼等湘系高级首脑立即聚于曾国藩的大营宿松，开始了紧张的密谋。
江南大营拥有重兵七万余人，集中了清廷正规军中最精锐部分。闰三月十五日，经过与太平军九昼夜之战，江南提督张国根溺毙河中，总兵阵亡。至四月初六日，清廷深为倚重的和春败走常州后在浒壁关惊悸而死。
至此，屏蔽江南财赋重地的江南大营将死卒亡。
正是在这突如其来而又事关湘军集团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时刻，湘军首领开始陆续赶赴曾国藩所驻防的宿松。曾氏兄弟、左、胡、李元度等，在此前后在曾国藩的驻地宿松进行了长达二十三日夜的畅谈，终于达成了“共赴”艰难的共识，对各自的发展影响甚大。
宿松会议是湘系势力发展乃至扭转全局的重要会议。第一，左宗棠被控案已结，这对稳定湖南大有裨益。尤其是咸丰帝旨令最后一节，询及左宗棠多年“拂郁之隐”，左宗棠对此感激涕零，表示“此后再不意气用事，听候曾国藩的消息，如有可出之理，未敢固执”；第二，壮大了湘系力量，湘系重要人物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三，对江南大营溃败后，清廷可能进行的重大人事调整进行了预测，认为两江总督一缺，曾国藩与胡林冀两人中必将有一人担此大任，这对鼓舞“士气”有重要意义；第四，左宗棠的才能更为全国上下所知。曾国藩的幕僚黎庶昌在编订《曾国藩年谱》时就曾明确指出：“左宗棠留营中两旬，朝夕纵谈东南大局，谋所以补救之法。”江南大营的溃败，在政治、军事上为湘军势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但当时湘系中有许多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转机，只有左宗棠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天意其有转机乎？”有人不解其中妙处，他又解释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资以讨贼，得此一浩**，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众人始悟。
果然不出湘军将领所料，宿松会议结束当日，清廷即下旨令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从此才可以放开手脚地真正大干一场了。
但是在大刀阔斧之前，曾国藩自然不会忘记把他的行动和时代脉搏联系起来考虑一番。而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大势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朝廷内的变故。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立下大功之后，曾国藩在面临新的进退抉择关头之时，便对清朝的情况倍加关注。其实曾国藩以及像胡林翼等高明之士虽然身在疆场，但对朝廷大事却一贯非常关注，并且从来都反应非常敏锐，因为朝廷上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是在八月初，也就是湘军攻占安庆后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才得知咸丰皇帝驾崩消息的，这一消息来源于友人之间的私人通信。
胡林翼在获知此情之后，当即写信向曾国藩表示：“朝廷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由于肃顺等人久久隐丧不报，胡林翼和曾国藩只得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因长时间未接到奉国丧明诏，越发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
胡林翼竟至半夜惊起，仰望上苍，哀声长叹：“京师必有大事发生，不知是祸是福。”
专制统治本就易于保守政治机密，再加上通信和交通条件的落后，使得信息的传递也就非常慢。
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居安庆的曾国藩等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直到12月15日，曾国藩才首次得知此消息。这一天，他一共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又有军机处转抄的不知上奏人姓名的奏折一件。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赞襄政务八大臣的名字都在上面，便立刻即感到事关重大。曾国藩仔细读来，只见奏折中写道：“载垣、肃顺、端华明正刑典，人心欣悦。”但奏折并未说明赞襄政务大臣们是哪一天被逮或被杀的，也并未说他们犯了何罪。曾国藩看后，当真吓了一大跳。
他赶紧拿起谕旨想要看个究竟，因为他以为谕旨会对此事作出解释。
然而更让他惊异的是，谕旨却一字未提赞襄政务八大臣的事，而只是公布了有关他自己的新的职务任命，其中写道：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通过曾国藩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这既是对自己的重用又是在警告、鞭策自己，即朝廷认为自己权太重、位太高、虚名太隆，因此自己必须辞谢大权。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不仅使曾进一步摸清了清政府的意图，为自己的下一步决策提供了参考，而且也使清政府心甘情愿地、更为放心地将大权交给他。清廷让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的决定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和统帅，曾长期受清廷的猜忌与压抑，自从1860年摆脱这种状况以来，其权势日渐增大，在清朝政治军事权力格局中的地位稳步上升。现在，清廷不但对他已完全表示信任，而且还为了让他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竟然不惜打破祖制旧规加以重用。清廷此时也并不是不知道地方督抚权力过大，会有尾大不掉的危险，也许最终结果就有如慢性自杀伤及清廷，但为了打败最大的敌人，他们却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曾国藩在掌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根据他自己的推断，找出了需思考的重点以及行动的方向。他认为，以现在的形势推断，他最应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因为对于清廷中央来说，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仍然还是太平天国，为了打败这个与清廷你死我活的对手，是可以暂时将权力下放给湘军将领的，即使做出一些超越体制和常规的事情，也是能够接受的。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虽然有敲打湘军将领的意思，但并不希望他们就此裹足不前，更主要的还是要鼓励他们更好地为朝廷办事，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打垮。
而随着湘军实力的扩展、地位的提高，真正需要曾国藩担忧的却是集团内部稳定的维系问题。曾国藩此时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天下大势”之后，即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如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之虑，将有深厚交情、被他称为“三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故意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的时间，终于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以及让李鸿章创办淮军援攻上海等理性及有远见的安排，为后来湘军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这些，都是在曾国藩把握天下大势的情况下才具有的远见和胆识。
要有“急流勇退”之识
自古封建社会为人臣子者若立下不世之功，无不为君主所忌。据说在湘军光复武汉时，咸丰帝一面高兴而一面忧虑，说：“想不到曾国藩以一儒生，竟能做一番大事。”当时咸丰身边的一位大臣当即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开缺，与一乡绅无异，自古英雄起于草莽间里之间，岂不令人担忧吗？”听了这话，咸丰帝皱紧眉头，沉吟良久，慨然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刚刚开始走下坡路，而曾国藩的声威，也没有像攻破天京以后那样如日中天。看来如果不急流勇退，“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曾国藩是很难避免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至此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了，因而清廷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政策，让曾国藩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曾的积极性，事权归一，以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之后，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到此使曾国荃所属军队由两万余人增至五万人，而曾国藩指挥的部队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滘洲，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危机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逐渐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曾国藩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将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其军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而因此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一名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而因此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相互之间的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清政府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的政策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并未去杭州赴任，这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朝廷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为由，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或言辞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因此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本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而且清廷谕书用词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辞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辞无关，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后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未就此了结，而却是步步紧逼，揪住曾国荃不放。
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并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可谓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且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一段时间，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
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危险的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由于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清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其实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曾国藩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相关考虑。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其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蓝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既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须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已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给曾国藩料理。由此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作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境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祟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其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虽成功在望，却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所以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均已非常想返乡置产，既然斗志已懈，锐气全消，这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让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同时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实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又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帮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而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随胜保最久，所以他首先提起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原因。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提起弹劾曾国藩外，又设法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账目。这一招等于是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凑，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账，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然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曾国藩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因为裁兵费曾国藩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攻下南京，取得胜利，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裁去多少？曾国藩自然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1/2，约三万人左右，剩下未裁的还有三万人。这三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率；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由于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完全可以应对，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原因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即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由于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的，都视他为精神上的领导者。然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致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会不接受他的要求。
但如果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身份，忽然为一群图谋不轨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恰表示他的确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权，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绝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感觉绝对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一逢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曾国藩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
这确是帝王专制时代的残酷现实。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地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良方。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虽还只是刚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已招致如此隐忧。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