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走向成功，封闭导致落后。面对变化万千的局势，一个创业者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和精神，顺势而为，与时俱变，方可立下足下，建立自己的功业。胡雪岩在做生意过程始终不封闭自己，不抱残守缺，而是根据时局的变化调整自己，敢于开风气之先，并且始终对自己和自己的事业拥有大自信，理性面对一切，从而让自己成为时代领头羊。
敢于开时代风气之先
胡雪岩：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到全国的生意。
胡雪岩曾自述，“作生意靠的是眼光、手腕、精神力气，三者缺一不可。”单就眼光而言，他最高明的眼光莫过于开风气之先，去与洋人做生意。这也是胡氏发迹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雪岩本人曾说过：“我胡某人之有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凑成的”。
胡雪岩这里说的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一个是指海禁大开，可以与洋人做生意，另一个则是指左宗棠西征。洋场生意同左宗棠西征一样，成就了他的事业。
海禁初开之时，懂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没有几个。胡雪岩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古应春等人的帮助，与外国人周旋斗智，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丝、茶、以及军火交易中大发其财。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得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胡雪岩的洋场势力、官场势力、合在一起，促进了他的商场势力。
结交洋场势力是胡雪岩“公关”的第二个内容。胡雪岩生活在一个海禁大开的时代，出于中外互市的需要，他在咸丰、同治年间就与洋人打交道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就与他有“交情”。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拉起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军。后来，这两人还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并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
胡雪岩虽在杭州发迹，但兴盛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它外贸工业等一系列适应近代久贸商业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不失时机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怡和洋行等机构进行商务上的合作，上述洋行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本营，其中丽如洋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前身是英国设于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大，它们通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 “惟利是图”的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宠儿，做生意又出手豪阔、讲求信誉，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信其千金一诺，遇借款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
与那个时代许多办洋务的人不同，胡雪岩在洋场上始终抱着一种正确的态度。他一向认为，同洋入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而他自己，始终抱着在商言商的态度，平和地对待洋人，不卑不亢，保持了民族的自尊心。
中国封闭多年而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在文化上，崇孔崇古，排斥打击外来文化。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明，无论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字便色变。形成清末的奇特社会现象，一部份人对洋人的玩艺顶礼膜拜；部份人则大力排斥，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用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
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极有远见的人，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
胡雪岩曾说道“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一省乃到全国的生意，”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
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终将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远离中国的呢?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经济上获得实惠，所以洋人如果生意上受到损失，他们总是叫嚷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那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这种睿智的眼光，在当时是极难得的。也正是这种正确认识使胡雪岩得以正确对待与洋人的生意，从中获利为自己累积了更强的经济实力。
与洋人打交道，他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商人稍有赢利，他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他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
洋人的政府，帮了洋人做生意。你没钱他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他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他还处处袒护。
正因如此，他曾抱怨道：“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的通，突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好了，叫‘无商不奸’。”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里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会重新处处受阻。因此，他对封建官僚体制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
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了，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它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
胡雪岩成为中国洋务第一人，有着深远的意义。于整个国家，他借来了左宗棠平定西北的军款，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培养了大批海事人才。于他自己，洋场生意巩固了他的商场地位，为他积聚了大批财富。胡雪岩的这种眼光，令我们不得不佩服。
做生意不可抱残守缺
胡雪岩语录：世界上很多事，本来就用不着有才干的人去做，平常人也能做，只看你是不是肯做，是不是一本正经地去做。能够这样，就是个了不起的人。
胡雪岩借助身边的专业人才为自己开拓财源,不死守自己熟悉的行当，说到底，也就是不断为自己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不断扩大自己的投资经营范围。一个生意人如果只看到自己正在经营的熟悉的行当，最终只会是抱残守缺，连正在经营的行当都不一定经营得好,更不用说为自己广开财源了。
由弱而强者必须先干成一、两件事，才能干成无数件事。有人曾对胡雪岩由衷赞叹：“小爷叔的眼光，才真叫眼光!看到大乱以后了。”这位眼界极高的人如此赞佩胡雪岩，是因为胡雪岩在做成第一桩销洋庄的生丝生意之后，立即就想到要开始投资两桩在乱世之中和乱世之后，都必须给他带来滚滚财源的事业。这两桩事业，一桩是开药店，另一桩是典当业。
胡雪岩想到投资典当业，自然与他对于他那个时代五行八作的生意行当的了解有关。战乱频繁、饥荒不断的年代，居于城市之中的人，不要说那些日人日食的穷家小户，即使稍稍殷实一些的人家，也会不时陷于困窘之中，急难之时，常要借典当以渡急难，以致典当业遍布所有市镇商埠。据《旧京琐记》，清同治、光绪年间仅京城就有“质铺(当铺)凡百余家”。以胡雪岩眼界的开阔，他不会看不到这是一个可为的行当。事实上，胡雪岩早就动过开当铺的念头。不过，真正促使胡雪岩要把典当业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并付诸实施的直接原因，是他与朱福年的几番交谈。
朱福年在庞二上海丝行中做“档手”，胡雪岩在联合庞二销洋庄过程中收服了他。这朱福年原籍徽州。中国历史上，典当业的管家，即旧时被称作“朝奉”的，几乎都是徽州人，朱福年的一个叔叔就是朝奉，他自然熟悉典当业。胡雪岩从朱福年那里知道了许多有关典当业的运作方式、行规等知识，还知道了典当业其实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行当，比如朱福年就叹息不知道自己当年没有人了典当业而吃了丝行的饭，是不是一种失策，因为“吃典当饭”的确与众不同，是三百六十行中最舒服的一行。
与朱福年的交谈坚定了胡雪岩投资典当业的想法，他让朱福年替自己留心典当业方面的人才，而自己一回杭州，就在杭州城里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当铺“公济典”。其后不几年，他的当铺发展到23家，开设范围涉及杭州、江苏、湖北、湖南等华中、华东大部分省份。
胡雪岩开办典当业，当然绝不是因为“吃典当饭”舒服。以胡雪岩说出来的理由，是“钱庄是有钱人的当铺，当铺是穷人的钱庄”，他开当铺是为了方便穷人的急难。事实上，说是这样说，天下又哪有不赚钱的典当?算算账就可以知道，胡雪岩的当铺，即使真的并不全为赚钱，也绝对有不小的进项。
当铺的资本称为“架本”，按惯例不用银数而以钱数的计算。1000文准银一两，1万千文即相当1万两银子。一般的典当业，架本少则5万千文，大则可至20万千文。胡雪岩开在各地的当铺，规模当然有大有小，平均以10万千文计算，23家当铺仅架本就达23万两银子，而如果以“架货”折价，架本至少要加一倍。这样，胡雪岩的23家当铺，架本至少也是45万。45万架本以一月周转一次，生息一分计算，一个月就可以净赚45000两银子，一年就有54万。而当铺架本周转一次，绝对不止于一分息的利润，《旧京琐记》就谈到，“当铺取息率至少在二分以上，巨值者亦得议减”。就连古应春在算了这笔账之后也对胡雪岩说：“小爷叔叫我别样生意都不必做，光是经营这23家典当好了。”而胡雪岩自己也清楚地知道，他能将典当业经营好了，就可以让自己的生意立于不败之地。
典当业其实是胡雪岩为自己找到的一条新的。能够赚钱的投资渠道。不必多说，像胡雪岩一样生意做得灵活，不抱守残缺，始终向前看，不断寻找新的投资方向，不错过任何一个投资机会，并能根据具体情况当机立断做出决策，确实是真正有大作为生意人的“真眼光”。
要大成功须有大自信
胡雪岩语录：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仅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
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就他个人的心理素质来说，自信总是必不可少的。其实，一个商人具有的所谓自立门户的意识，开疆拓土的气魄，乃至敢于刀头舔血的胆量，都源自他的自信，坚信自己能够凭着自己的能力自立起自己的门户，开拓出一片自己的疆土的自信。西方有一种说法，叫做一个认为自己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人。他一定会选择一条失败的路走下去。这说法真的是很有些道理的。
一个希望获得成功的人，必须建立起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获得成功的自信。
一个希望获得大成功的人，必须有大自信。
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般的理解，也就是一事的成败虽在人的谋划，但最终还是取决于成事的条件，甚至是人力难及的命定之数。这句成语，多少透露出中国人对于事功成败不无悲观色彩的宿命理解。胡雪岩把这句成语彻底改过，变成了“立志在我，成事在人。应该说，也正是这一改，让我们看到胡雪岩身上具有的作为一个“一等一”的成功商人的一个可贵的基本素质，即自信。
胡雪岩确实有一种超平寻常的大自信。
比如他创办阜康钱庄，从外部环境来说，当时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国家正处于战乱之中，而且太平天国活动的主要区域，也正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东南一带。而当时国内的金融业主要还是山西“票号”的天下，在东南地区后起的宁绍帮、镇江帮经营的钱庄业，无论业务经营范围，还是在商界的影响，都远逊于山西票号。
从自身条件看，胡雪岩此时除了在钱庄学徒的经验外，实际上是一无所有。但他踏入商界之初第一件为自己考虑的事情就是创办自己的钱庄——即使此时还是两手空空，也要热热闹闹先把招牌打出去。此时的胡雪岩所凭据的也就是他的那份大自信。他相信就凭自己钱庄学徒的经验，凭自己对于世事人情的了解，凭自己精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手腕，当然也凭借已人官场可做靠山的王有龄的帮助，他足以支撑起一个第一流的、可以与山西票号分庭抗礼的钱庄。就凭着这股子自信，他的阜康钱庄说办就办起来了。
再比如在他的生意面临全面倒闭的最危急的时刻，他也决不肯做坑害客户隐匿私产“拆烂污”的事情。他相信自己虽败不倒。用他的话说，是要输得起，“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仅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这更是一种能成大事者的大自信!
要想成为一个有大成就的人必须有这样的大自信。
当然，我们并不能以为只要有了自信就一定能够成功，有大自信就必定有大成功。能不能真正获得成功，确实还需要许多方面的条件，比如主体是否真正具备能成就大功的能力，比如是否具备某种必不可少的成就一番事业的客观情势，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地利、天时或时势、机遇。但是，不可否认，有没有相信自己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自信，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人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古往今来，凡是想成大事、能成大事者，都有大自信，所谓“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所谓“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所谓“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这些名言展示的都是有大成就者的豪迈胸怀。
常言道，自信方能自强。能自信，才能有知难而进的斗士勇气，才能有临渊不惊、临危不惧的英雄本色。说到底，一个人的自信心，实际上是他能为某个高远的人生目标发愤忘食、奋力拼搏的内在支撑。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胡雪岩当初没有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份自信，他也许根本就不会想到自己也能开钱庄，那他哪里还会有后来的巨大的成功呢?
要有立志在我、谋事在我、事在人为因而成事也在我的自信。有大自信才会有大志向，才可能有大成功。这是一个方面。与此相联系的，除立志自信之外，还要有认准方向就不避艰难、锲而不舍地干下去的决心和毅力。换句话说，也就是做事要有恒心，要有韧性。任何事要么不做，看准了，决定做而且开始做了，就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这也是一个渴望有大成功的人必备的素质之一．
胡雪岩就特别看重这一点。
太平军攻占杭州，杭州城里什么都变过了，唯有更夫老周没变，无论杭州被太平军攻占之前，还是被太平军占领期间，抑或是最后被朝廷收复，更夫老周都是每夜按时打更，从没有间断过一天。更夫老周让胡雪岩在战乱刚过重返故里的第一夜，就听到了“笃，笃，镗!笃，笃，镗”的梆锣之声，久历战乱，刚刚平复，还都是兵荒马乱的样子，这“笃，笃，镗!笃，笃，镗”的太平时世的声音，带给人的无疑是一种安定、恬适、振奋，使胡雪岩也为之肃然动容。当他了解了老周的情况之后，不禁连声赞叹：“难得!真难得!”且当即决定把老周收到自己的门下，并委以重任，用他的话说，是要“借重”老周，请他来帮自己的忙。在胡雪岩看来，如老周这样，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一本正经做自己的事情的人，就是一个不同于一般的“了不起”的人。他认为，“世界上很多事，本来就用不着有才干的人去做，平常人也能做，只看你是不是肯做，是不是一本正经地去做。能够这样，就是个了不起的人。”
当然，做生意的确是要有才干的，但是比较而言，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锲而不舍地去做，实际上更加重要。道理很简单，立志在人谋事在人成事在人最终还是事在人为。在于自己能充满自信地一步一步努力去做。成天在那里做黄金梦、做老板梦，成天只是躺在**谋划如何去赚大钱，却不愿意去品尝创业的艰难和辛酸，或者浅尝辄止遇难即退，尽做些半途而废的事情，要想赚钱也只能是白日做梦。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证之古今，没有一个成功的商人不是在艰难困苦中凭着一股锲而不舍的韧性，从一点一滴的小事一步一步干出来的，例如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爱国商人李嘉诚就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穿行于大街小巷推销商品的推销员，“金利来”的老板曾宪梓创业之初也曾不辞辛劳出入于大小商店，为推销自己生产的领带向人陪尽笑脸也尝尽了别人的冷眼。
对于该干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坚持干下去的人，确实是了不起的人；而看准了的事，只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充满自信坚持不懈地干下去，就一定有可能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胡雪岩这里所说的只要肯一本正经去做事的人就是了不起的人，与他经常对自己的雇员说的“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象个样子”，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强调不仅要能立志、有自信，还要能真正去踏踏实实地做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这里实际上概括了一个成功者之所以能够取得了不起的成功的最重要的秘诀。
做事情须深谋远虑
胡雪岩语录：我们长线放远鹞，谋得深，虑得远，看到三、五年以后，大局一定，怎么样也能够飞黄腾达，一下子蹿了起来。
胡雪岩是谋略方面的顶尖高手，他曾说：“我们长线放远鹞，谋得深，虑得远，看到三、五年以后，大局一定，怎么样也能够飞黄腾达，一下子蹿了起来。” 胡雪岩在商场起步，一上手就选择了开钱庄。
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熟悉钱庄这一行当，更重要的是他看准开钱庄不仅是他能够安身立命的一桩生意，而且也是他可以大显身手不断开拓事业的一个稳定长久的财源，实在是大有可为。
不用说，从这“仍旧干回老本行”，我们就能看到胡雪岩非同一般的识见和眼光，他不仅看得准，而且还看得远。
钱庄生意自然是以钱生钱，因此，胡雪岩一开始就筹划了一桩长远的以钱生钱的生意，即接受失败逃亡的太平天国兵将的存款，然后放给两类人，一类是因调补升迁而需要盘缠的官员，另一类则是因战乱逃难到上海而在原籍有田产的乡绅。多年战乱，太平天国此时已成强弩之末，虽未完全平定，但胡雪岩料定他们已是必败无疑。向逃亡的太平军兵将融资，接受的存款可以不付利息，因为那些逃亡兵将只求保命保产，根本谈不到还要利息。而胡雪岩将这笔钱用来放债，则可以有大笔可观的进账，实在是无本万利的便宜买卖。
将这笔钱主要放给调补升迁的官员和逃难到上海的乡绅，胡雪岩也有自己周密的考虑和长远的打算。放款给调补升迁的官员，是学山西票号“放京债”的做法。所谓“放京债”，就是放款给那些外放州府的京官。这些人在外放过程中京里打点、上任盘缠，到任以后买公馆轿马、置仪仗，都要花钱。于是这些人上任之前都要借上一笔钱，到任后再还上。据说“放京债”比放“印子钱”还狠，一万两的借据只实付七千，而且还不怕借债的人不还，因为一来有京官作保，二来有借据，如果赖账，借据递到都察院，御史一参，赖账的人就要丢官。事实上这些人到任之后搜刮地方，一般也有能力还回借款。“放京债”当然是指放给那些由京里补缺放出来的官员，但这些年战乱不断，南北道路艰难，官员调补升迁，大多已不按常规到京“送部引见”，而是直接到任了事，比如江苏的知县调升湖北的知府，就可以直接由江苏赴湖北上任。这些人如果没有一笔钱做安家银子，自然也是“行不得也么哥”。而这些人多一天到差，就多一天好处，再高的利息也会借。胡雪岩要依照山西票号放京债的方法，“帮帮”他们的忙。
放款给由内地逃难到上海的乡绅，也决不会吃倒账。这些人家在原籍，依赖祖宗留下的田产，靠收租过活，过的是“伸手大将军”的日子，初到上海，凭着逃难时带出来的一些现款细软，在十里洋场上花天酒地，日子一长，坐吃山空，也就要靠借债度日子。这些人借债，表面来看现在无力偿还，但放开眼光来看，这些人的田产还在。如今太平军已成败局，等到江、浙一带被官军收复，这些人回到原籍还是大少爷。现在可以让他们以田产做抵押，到时不怕他们不连本带利归还借款。
胡雪岩的“算盘”真是精到家了。在官军开始收复杭州时，他就预感到太平军败局已定，并且准确料定太平军官兵一定会想办法隐匿私产，由此大胆决定吸收他们的存款达到融资、放债，以钱“生”钱的目的。事实上，这一大胆决策，对于胡雪岩战乱之后生意的全面复苏确实起到极大的作用。从眼前时局的变化看到绝好的机会，又把这机会经营成三五年之后的绝大的财源，同行之中他自然又是技高一筹了。
根据时势作出相应调整
天变了，人应变。----胡雪岩
胡雪岩曾有名言：“天变了，人应变。”意思是指时势时局变了，人也应做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以顺应时局。
胡雪岩做事总是随时而变，见机行事，急缓相宜。生意场上，充满了搏杀，也充满凶险，往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而且生意越大越难以照应，也就越容易出现疏忽。因此，驰骋于生意场上，不能恃强斗狠，也不能大意粗心。一事当前要谋定后动，未雨绸缪，是生意人一定要记取的。生意场上何尝不是如此!做生意许多时候也必须冒险，要赚大钱常常还要冒大风险。比如大着胆子投资一桩生意，这笔钱投下去，究竟是带来大笔的进账，还是血本无归，总是很难预先清清楚楚地知道的，常常也必须是等到最后才能见分晓。有时即使你做了周密的论证，似乎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实际运作起来，结果却完全不是想象的那么回事。人们常常用战场比喻商场，把冒险投资比喻为“押一宝”，就在于它们之间确实是十分相似，战场、赌场、商场，它们都是瞬息万变、险象环生且吉凶难卜，偶一疏忽往往就因一着不慎而满盘皆输，而且一桩生意的疏忽常常还不仅仅是一桩生意的失败，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全面崩溃。比如胡雪岩对自己钱庄和典当生意的失察疏忽，导致的后果就是一动而全动，一倒而全倒，终至无救。
所以，一个在商战中纵横搏杀的人，必须时刻注意既要胆大还要心细，必须时刻注意提醒自己，要谋而后动，“想停当了再动手”。
如果这些问题“想停当”了，自然也就不妨大胆动手了。
对于搏战于生意场上的人，要学会等待。等待，也就是等待成就一件事成功的机会，等待能助人成功的可乘之势。也就是说，做事情一不可急躁，条件具备时要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去做，条件不具备时．则要当缓则缓，当停则停，待条件成熟之后再做。
胡雪岩第一桩生丝生意的运作成功，就可以说是事缓则圆，在等待中寻找战机，得以成功的范例。胡雪岩在湖州收到新丝运到上海．就并没有急于脱手。就他当时的状况而言，他是应该尽快脱货求现的，因为他的钱庄刚刚开张不久，并没有多少可以周转的资金。但他仍然将这批生丝囤积起来。他没有将这批生丝马上脱手的原因,除了洋商开价不够理想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要联合同业控制洋庄市场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他运到上海的生丝数量很少，实力还不足以与洋商讨价还价，他必须联合同业才能与洋商抗衡。因此，即使自己暂时压下一笔资金，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筹划落空。他要等待，用他的话说,就是“事缓则圆，不必急在一时”。
商事运作中，经营者的主动性自然是很重要的，优秀的商人要懂得从不同的角度来利用已有的条件，甚至要善于在各种因素不利于自己的时候，设法改变不利因素，使之对自己有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创造条件。
不过，商事运作中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有些是可以创造的，比如胡雪岩要控制洋庄市场必须有的联络同行的条件，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创造，但有些却往往是人力无法创造的，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局的变化、市场的整体格局，就并不是一个或几个生意人所能决定的。这时候所能做的，往往也只能是等待。这正如古人所说的天时、地利。许多时候，地利我们可以主动选择并加以改造，但天时便往往无法主动选择更无从改造。“草船借箭”中诸葛亮当着孙权与周瑜立军令状时，仍然要了三天的暂缓期限，就是因为他所设计的“借”箭必须有一个江雾弥漫的天气。这既是能不能“借”到箭的关键性条件，又是一个凭人力无法创造的条件。诸葛亮知道三天之后才有一个这样的天气，此时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两个字：等待。
有时，我们为一桩生意的成功作出了极为周密的计划，我们也明知道按照计划运作下去一定会得到预期的成果，甚至在初步运作中我们已经收到了初步的效益。但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情况突然出现某种变化,原本可以依凭乘借的大势消失了，而且任凭我们如何努力，也终究是人力无法挽回，这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等待一一在耐心的等待中静观形势的变化，在静观形势变化中等待新的机会的到来。这个时候如果不计后果，仅凭意气一心求快，最后结果，一定是如两千多年前孔子说的那句话：“欲速而不达。”
商事运作，应该学会等待，甚至退让。该等则等，许多时候，冷静的等待其实正是最明智的选择；当退则退，许多时候，退让本身就是求进所必须经过的过程。会等待，知避让，才是真懂进取。从这一角度看，“事缓则圆，不必急在一时”，实在包含了一种深刻的商事乃至人事的辨证,优秀的生意人不能不懂得这其中的辩证。
做事没有轻重缓急，就好比“驼子跌跟头，两头落空”，自然是智者不办。
胡雪岩确实特别注意不做“驼子跌跟头”的事，直到他面临彻底破产倒闭的最后关头,这一点也是他处理事情的一条重要原则。比如在官府将要查封他的家产的时候，螺蛳太太想要为他匿下一些财产，以做东山再起的资本，他就坚决不同意。之所以如此，当然有他“杭铁头”的性情在起作用。但不能“驼子跌跟头”实际上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胡雪岩看来，采取这种手段为自己留下资本，就如赌场赖账，赌本是留住了，名声却也臭了，从此连赌场的门都进不了，哪里还有东山再起?既无法东山再起，又坏了名声，如此“驼子跌跟头”，还不如留下一段好名声。
总的来说，胡雪岩避免“驼子跌跟头”的考虑，其实关键也就是两点：首先，当处于两难甚至多难境遇的时候，要先分出孰轻孰重，孰急孰缓。在做选择的时候，较轻的事情，可以缓缓的事情当然是先丢开再说。其次，要行事果决，不能优柔寡断。特别是在两件事情一时难以分出轻重缓急又难以两全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个时候最容易犹豫不决。其实，想一想我们就会明白，反正两件事情都重要，那么，你不管做哪件事都是必要的，既然不能两全，那就不如索性放弃一件，全力做好另一件，至少做成一件总比在犹豫不决中两件事情都耽误,或者两件都做而一件都做不好要划算得多。
“时易人亦变”。胡雪岩一步步走向成功和辉煌的一个重要捷径。
时变人亦变，与时俱进，方为智者；如果天变了，人还不变，因循守旧，僵守不化，就会被历史和时代无情的所抛弃。
确保理性面对输赢
胡雪岩语录：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
战场上没有永远不打败仗的将军，同样商场也不会有常胜不败的“不倒翁”。生意场上，没有人能够向世人宣称自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做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般来讲，做生意，成功的机会总是相对的，而失败的可能却是绝对的。没有生意人会愿意自己的生意发生意外，但没有一个生意人会遇不到出事。
因此，任何一个征战商界的人，都要有输的心理准备，都要有赢得起也输得起的心理素质。也就是说，在输赢面前既要拿得起，更要放得下。因为只是赢得起并不能够算是真正的好汉，只有输得起，而且输得洒脱，输得大气，才是真正的好汉。胡雪岩就是商界中这样一位“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汉。
上海阜康钱庄的挤兑风潮波及杭州。正当胡雪岩全力调动、苦撑场面，要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地保住杭州阜康钱庄的信誉，试图重振雄风的时候，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又传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同时关门的消息。
通裕、通泉两家钱庄，是阜康钱庄在宁波的两家联号。上海阜康钱庄总号发生挤兑风潮，档手宓本常暗自来到宁波。本来他是要向这两家阜康联号筹集现银以解决资金困难，但由于宁波市面也受时局影响，颇为萧条，这两家钱庄不仅没有能力接济阜康总号，甚至已经自身难保。宓本常到宁波不久，通泉档手就迫于局面无法应对，不知避匿何处，通裕档手则自请封闭。因此，宁波海关监督候补道瑞庆即命宁波知县派官兵查封通裕，同时给现任浙江藩台德馨发来电报，告知宁波通裕、通泉两家钱庄已经关门，并请转告这两家钱庄在杭州的东主，急速到宁波协助清理后事。
通裕、通泉的东主就是胡雪岩。德馨接到电报心情沉重，因为他与胡雪岩有很深厚的交情，不能坐视不救，马上让自己的姨太太莲珠向胡雪岩转达通裕、通泉的情况，并承诺假如这两家钱庄有二十万可以维持住的话，他可以出面大力帮助，请宁波海关代垫，由浙江藩库归还。但当莲珠如此转告胡雪岩的时候，胡雪岩却不肯接受朋友的热情帮助。他请莲珠告诉德馨，他好心肯为自己垫付二十万维持那两家钱庄，他十分感动，但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能挽回败局，最终结果还会导致连累德馨，因此，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在目前危机重重的情况下，维持通裕、通泉钱庄的运营，不过是在弥补已经裂开了的面子，怕就怕这里补了那里又裂开了。胡雪岩决定放弃维持通裕、通泉这些已经无法维持的商号，而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保证目前还可以正常营运的杭州阜康钱庄，也就是竭尽全力“保住还没有裂开的地方”。
用现代经营理念进行分析，先保住还没有裂开而可能保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种处变不惊，收缩战线，保存再生力量，以求再战的策略。生意场上，在面临全面崩溃并且败局已定的情况下，考虑及时收缩战线，集中全部的力量保住有可能保住的部分，对于应付危机和减小损失是极其重要的，也是十分有效的。首先，它可以避免力量过于分散。危机关头，最忌讳的就是力量分散，因为这样会极大削弱有限的财力物力的效能。在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情况下，要保住所有的生意，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者，发生险情，最基本的目的应该是图存而不是发展，应该是尽可能保存有生力量，保存一个败而不倒的基础，以图再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大胆地丢弃那些已经的确无救或救之极难而又于全局补益不大的部分，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核心力量，达到以图再战的目的。
韩愈在《听颖师弹琴》中说过：“攀高到一定程度，一分一寸也上不去，一旦失去势力，一落地则不止千丈。”胡雪岩终因左宗棠在官场中势力的衰退，无力相保而最终导致在官场的倾轧中回天无术，一败涂地。胡雪岩几十年所有的卓越辉煌，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在一夜之间化为过眼烟云，随风飘散。想想真如南柯一梦。
面对危机，胡雪岩也的确称得上是一条能够输得起的好汉。他在仔细考虑了全局后，认为人生做事，必然就会有输有赢，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心理上不能输，也就是说“既要赢得起，更要输得起”。胡雪岩当时十分沉静，他说：“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你看我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正是因为有如此心胸和气魂，胡雪岩虽然输了，但输得很洒脱，很漂亮，很令人佩服。
胡雪岩即使濒临破产也没有为自己匿产私藏，不仅输得大气，而且输得光明磊落。事实上，在当时胡雪岩完全有条件为自己私匿一些钱财的。想想胡雪岩驰骋商场几十年，创下偌大一个家业，富可敌国。仅胡雪岩的二十三家典当的资产就值二百多万，“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用说现银，就是家中收藏的首饰细软，收集一部分，也可以让他在生意倒闭之后维持一个相当阔绰的生活。在钱庄、丝行全面倒闭之后，由于有左宗棠在官场中的转圜斡旋，胡雪岩只是被革去二品顶戴，责成清理，并没有最后查抄家产，胡雪岩完全有条件转移财产，但他都没做，而是认为这“一切都是命”。他输得大气，这不能不让人钦佩。
另外，在危机关头，胡雪岩自身难保的状况下，他仍然怀有宽以待人的胸襟。宓本常在阜康钱庄倒闭后自杀身亡，胡雪岩却认为实在“犯不着”——因为胡雪岩实际上已经原谅了他的过失和不义。胡雪岩特别嘱咐古应春料理好宓本常的后事。虽然宓本常商业道德不好，但朋友一场，他的后事也应照料。
另外，胡雪岩即使身处绝境，依然为别人着想。夜访周少棠，他回来时身觉寒冷，想到今年的施棉衣施粥需要安排下去；他并不怕官府查抄，因为公款有典当行可以作抵，可以慢慢还。只是清理资产之前，私人的存款不知怎样才能偿还，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想到这一层，肩膀上就像有千斤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由此看来，胡雪岩常说的那句“不能不为别人着想”的话，确实并不是说说而已的冠冕之辞。其实，胡雪岩当时经常做一些救济的慈善事业，夏天施茶、施药，冬天施棉衣、施粥，另外还施棺材，办育婴堂，并非是因为所谓“为善最乐”，他只是认为发了财就应该做好事，就好比每天吃饭，例行公事，是应该做的事，也就无所谓乐不乐了。
胡雪岩作为一个旧时的商人，一个自称只知道“铜钱眼儿里翻跟斗”的主儿，能够在自己的一生心血彻底输光的时候，如此洒脱地“认”了，实在是难能可贵。
一个生意人要输得起，最重要的是应该对于“钱财身外物”这句老话，有一种深刻地理解和认识。“钱财身外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几句话人人会说，人人都十分地理解。然而，当人真正地面对钱财利益得失时，能够做到真正洒脱地将钱财看成是身外之物，又谈何容易!即使胡雪岩，如此洒脱的一个人，也坦然承认自己的所谓看得开也是一个自己骗自己的话。这很容易理解，常人切于己身的苦与乐，多数时候都与这身外之物有关，哪能就那么容易“忍痛割爱”，放弃有可能得到的钱财利益，而轻飘飘地将它视之如粪土!譬如所有的人们都知道人是一定要死的，但我们却也总在渴望长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说是一回事，明白道理是一回事，但真正面对现实时怎样去做，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们对“钱财”这身外之物，确实又需要有一个合于人情事理的正确态度。说白了，也就是人以驭物而不可为物所驭。钱财毕竟还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身外之物，就人生来说，也毕竟还有许许多多的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人的健康和生命，世界上没有人会甘心情愿地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金钱。因此假如一个人为钱财之得失耿耿于怀而不能自拔，甚至“倾宵独坐，邀月言愁，良夜难眠，呼蛩语恨”，那就实在是有些犯不上了。
生意人与钱财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所以生意人更应该懂得，做生意的乐趣，应该是超脱于钱财之上，在利益得失、成功失败面前，应有一颗平常心，确保理性面对输赢既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惟有如此，才可以摆脱利益的困惑积极应对商界中的各种情况和现象，成就一番大事业。